环境哲学的两个教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条论文,哲学论文,两个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环境的思考成为近来伦理哲学的重要部分，这些思考，在哲学上可以溯及两个孪生的深层教条，一个是人类灭亡，另一个是人类永续。任何环境哲学的思想都曲曲折折地与这两种旨趣相反的终极假定有关，它们几乎构成了一切环境哲学思考的基点。本文将它们拖到思想的前台，审理其性质与应用。
我们首先要明确本文的致思理路。
环境哲学成为20世纪后期以来哲学探讨的重要议题，这表明一种隐忧：在人类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之时，作为代价付出去的，会不会是人类自取灭亡？人们担心难以捉摸的命运的嘲笑，更担心似乎日益迫近的整体崩溃。
当环境问题与人类命运紧密相关的时候，哲学就要探讨它了。然而，哲学能够贡献什么呢？哲学已经在许多问题上贡献了特有的批评与梦想。在环境问题上，批评是容易的，梦想也是容易的。本文不增加批评也不增加梦想，而是追求一种可能更为要紧的东西——坦率。
二
人类的灭亡或永续，本文是在朴素意义上使用的，也就是说，它们与“身体”的存亡具有同一性。这样讲的含义是，例如宇宙坍缩了，大部分现有形式的物质将不复存在，生命也不存在，人也不存在了。相反，如果人类永续，那就是说在地球上或从地球移民去的任何地方（假使现实的话），今后总可以见到常识意义上的张三或李四。
关于人类灭亡的思考，自古即有，时断时续，其节奏一般随着人与自然的力量对比在反省中的状况而变化，并与其对立面相互消长。近代以来，西方人崛起了，总体上人的力量随着工业革命而激增，自弗兰西斯·培根以来人心中的世界图景是，人似乎就要完全彻底战胜自然了。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永续或者说人类社会无限发展的想法占着优势。相反的想法或忧虑只是作为潜流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心态开始变化，一些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重新凸显了古老的隐忧。对人类现状的批评和对人类未来的忧虑不安，自20世纪50年代后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时代性思潮。这一次关于人类有灭亡之虞的大规模关注，与从前似乎不同，它是在人类力量空前强大的情况下发生的。反对战争（伯特兰·罗素），忧虑滥用科学技术（阿道斯·赫胥黎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反对盲目增长（罗马俱乐部），倡导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海德格尔式的浪潮怀乡病等等，都饱含着深刻的对人类前途的关怀——如果不说是恐惧的话。
与此同时，乐观的念头并没有销声匿迹。
在人们的记忆中，有人移居海外了，有人移居新大陆了。于是，就有人想要移居地球之外。现有的航天技术已经做到了让很少的人在大气层外面离地球不远的地方（如月球）生活，尽管还不能脱离地球的补给，因而为期不长。人类为自己更好的生活所做的许多努力和业绩，已经并正在鼓舞着不少人。我们在这里取一个典型——贝尔纳。贝尔纳(Johan Desmond Bernal,1901～1971)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又是科学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科学学经典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曾写道：“人类面前仍然有巨大的任务——最终地征服空间、征服疾病、征服死亡，尤其是征服他们自己共同生活的方式。苏联征服北极的工作，就是人类未来的活动的先声。有了一个组织完善的世界性社会，这类工作还可以大大向前推进。今后的问题将不再是怎样使人类适应世界，而是怎样使世界适应人类。例如，现在的北极及其一望无际的冻土、冰河和冰海是冰河时代地质变化的遗迹。它到时候会自行消失，使世界成为令人舒适的地方，但是没有理由说为什么人类就不能加速这个过程。用巧妙的方法使大洋暖流转向，再采取某些办法对冰雪着色，使冰雪在日光下融解，就有可能使北极在某一个夏季消除积冰；这样的一个年头就可能打破原来的平衡，永远改变北半球的气候。类似的巨大任务是对海洋、沙漠及地下热加以利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任务。人类社会或由之产生的任何社会，如果想要逃脱不可避免的地质灾变或宇宙灾变带来的彻底毁灭，就必须找到逃离地球的方法。不论在目前看来宇宙航行是多么具有空想性质，它的发展却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即令人类可能在几百万年后才用得着它。在发展中的人类面前，必定还有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其他必要任务，科学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注：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68～569页。）这是贝尔纳所描绘的“人类的主要任务”。无疑，贝尔纳式乐观的展望在现在人的眼里过于雄心勃勃，甚至有点惊心动魄。20世纪后期以来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敢打这样的如意算盘了。
对某些时代状况的批评或者对某些时代状况的鼓励，都有各自隐蔽的最终关怀，前者在理智上无法否定人类灭亡的危机，情感的强烈程度则各不相同；后者在理智上也承认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十分棘手，但仍然保持着信心，而其情感的强烈程度也各不相同。
虽然灭亡和永续是对立的，但它们都是从同一个关注点出发的，那就是作为身体的人或人类。身体在个体、类和自然三者之间搭起了桥梁。灵魂也许不是自然的，但身体肯定是自然的。身体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必要条件，它通过个体也使人类成为一个现实的存在者，而个体和人类如果没有身体这个自然物的复杂组合，就都不可能存在。
每一个有身体的个体人都是要死的。“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就是必死个体的绝望与放荡的综合反映。不过，与必毁的身体相同一的个体人，也有一条差强人意的出路，那就是通过社会文化的方式使自身（这是一个非常别扭的用语）长期甚至永远“活”在其他人、后人或者说人类之中。黑格尔说：“个体生灭无常，而类则是其中持续存在的东西。”（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5页。）这种“活”法，多少有些巫术的味道，但似乎没有更好的可以使人释怀的选择了。
于是，问题就推移了一步，转到了类的身上。
可是人类是永存的吗？如果是，还好办，如果不是，那就仍然是糟糕的。萨特说得好：“作家是我无法成为基督徒之后的代用品，其惟一的使命即是获得拯救，他在今生今世的短暂逗留期间的惟一目的就是通过经受当之无愧的考验从而使自己毫无愧色地享受死后的真福。死归根到底是一种转变的仪式，尘世的不朽就好象是永恒生活的代替者。为了使我确信人类将永远怀念我，我心里已经同意：人类将永远不会灭绝。在人类的怀抱中死去，这在我就是诞生，就是转化为无限。但如果有人向我提出一个假设，说有朝一日一场大灾难将毁灭整个地球，哪怕这是在五万年以后的事，我也会惊恐不安的。即使今天我已从幻想中醒悟，但一想到太阳的冷却，我仍不能不感到害怕。哪怕就在我被埋葬的第二天，我的同胞们就把我遗忘，这对我也算不了什么，只要他们还活着，我就会继续纠缠他们，我将以他们难以察觉、难以言说的方式存在于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象我所不认识，但我又使他们免遭毁灭的无数死者现在正存在于我身上一样。然而，万一人类灭亡了，那么所有的死者将真正是万劫不复了。”（注：萨特：《词语》，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8～179页。）
我们能够在对比中发现萨特的忧虑的要害。试想，那些人类活动的比较恒久的成果，那些摩崖石刻，那些洞穴壁画，如果说它们表明或记载了人类的活动，是人类心灵的影子，那么，即使人类死绝了，它们作为物理世界的一部分，并不比一棵白果树抗拒自然变迁的能力差。再者，大自然本身的确是一个最好的记录者。离地球212光年远的地方，法国大革命场景就和当初一样鲜活，在更远些的地方，秦始皇焚书坑儒必定是一个刚刚发生的事件。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一切活动大自然都已经记录在案，不会消失。但是，尽管它们客观上是永存的，可是那些地方没有可以理解这样事情的观察者，在能够展望的技术发展水平下，我们现在的人也无法到达那里。在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类灭亡以后，这些客观记录的意义和价值也完全是个不确定的问题。萨特的忧虑与此无关。他是希望作为自然物的人类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就此而言，关于人类灭亡或永续的考虑，无论是萨特式的忧虑，还是贝尔纳式的展望在本质上都是唯物主义的。概言之，一切环境问题的思考都必定要归诸于唯物主义。就象老子所说的那样：“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注：《老子》第十三章。见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9页。）即使那些既不象贝尔纳那样乐观，却也不象萨特那样忧虑的人们，也是在唯物主义前提下思考的。他们居于中间，想采取一些手段试图干预自然进程，以便在谋利的同时又不葬送前程。司马温公解释老子那段话时说：“有身斯有患也，然则，既有身，则当贵之，爱之，循自然之理，以应事物，不纵情欲，俾之无患可也。”（注：转引自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0页。）这就是一种居间的趋利避害的姿态。现代的居间派，理论构架比司马光复杂得多，但宗旨是相同的。
三
人类终归灭亡，这是事实吗？不是，这一追问和回答本身就是证据。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只有人类能够回答问题的话，这个问题是不可答的。
人类永续是事实吗？当然也不是。人类现在存在着，这是事实，而以后还是不是存在，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有人根据现有的经验和生活业绩保证“永续”，这被保证的东西至多是一个许诺或期望，不是事实。
或者，人类终归灭亡或人类永续象“四边形有四条边”一样是分析真理吗？根本不是，因为无论哪一种“人类”的意思中都并不包含“灭亡”或“永续”的规定。
那么，这种既不是事实也不是分析真理的东西，是什么呢？人类终归灭亡是一个教条，它的反面，人类永续，也是一个教条。
在患有理性热病、非真理不论的人们看来，教条总是不好的东西。但查“教条”(dogma)一词并无甚贬义，它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词源是意见(opinion)或信念(belief)的意思，其更古老的形式是dokein，即看来是好的(to seem good)（注：参考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人类哪有许多的真理呢？如果什么东西都要等待成为真理而后人们才予以接受和使用，那人类早就活不到今天了。而在能够支持人类应付问题和筹划生活的许多东西中，教条是具有老资格的一类。就个体的人而言，“人皆有死”就是一个教条，它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注：有关讨论可参见拙著《真理的境遇》，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但它对于人的生存筹划简直是太重要了，我们的许多生活策略都是根据这一教条制定的。例如张三，他过马路时要小心车祸，别人侵害他时要及时地还以颜色，他做过的工作要及时索取报酬，等等。假若张三是不死的，差不多所有的生活规划都要调整。像“人皆有死”这样的教条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多的，没有它们，人们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真理是稀少的，我们不能过于指望真理的帮助，不可因为热爱真理而不肯生活。同时，我们不必把什么有用的东西都真理化了才觉得放心，更不必将非真理冒充为真理。教条，就承认它是教条好了。从教条中可以引申出很多颇有价值的生活策略和意义图景。
萨特认定人类是永续的，这使他这个具体个人的生活和写作获得意义。
爱因斯坦关注并热爱他所属的人类群体，因而很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极力倡导建立超国家的组织来防止毁灭。据他讲，他曾就此问题与他的一位客人讨论，后者“无动于衷”并且“冷言冷语”：“您为什么要那样强烈地反对人类的灭绝呢？”（注：赵中立等编：《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这位客人是一位绝望者，他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与爱因斯坦大不相同。
人类灭亡或永续，作为环境哲学思考的底层前提，都关乎未来的可能性。而人这种动物的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他能够设想可能性，可能性对人的影响也许比现实性更为强烈，就象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所指出的：“对心灵施加最强有力影响的魅力更多地来自关于将来是什么的知觉，而不是关于是什么的知识。”（注：转引自杰拉尔德·霍尔顿《科学与反科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波普尔从另一方面也指出：“事实本身没有意义，只有通过我们的决断，才能获得意义。”（注：引自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页。）
那么，如果人们做出了不同的决断，会衍生出何种生活策略呢？
首先，从“人类灭亡”可衍生出如下三种策略：
1.谨小慎微策略。想尽办法抗拒和延宕结局，最好是有幸或者说侥幸躲开这灭亡的结局。这策略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倡导改变基本生存价值观念（调整人和人的关系，重塑人和自然的关系）。
这种策略，目前为多数理论家所器重，已经提出的一些方案也颇为可观。但是，它有两个严重的弱点，一是缺少逻辑上的一致性或者说一贯性。二是实行上有巨大的难度，因为它与人类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相左。习惯当然是历史性的，但重塑它需要漫长的时间，大自然会不会给人类足够的时间？坦率的回答只能是不知道。
2.破罐子破摔策略。反正要灭亡，那么就一切一仍其旧，我们已经习惯了干什么就还继续干什么，该战争就战争，该吃熊猫就吃熊猫，管它灭不灭绝。而且，考虑到学习新生活的物质成本和观念成本，按老套子做事总是很经济的。
在理论上公然倡导这种策略的人很少，或者说没有，但在行动上出于各种现实利益和习惯的驱动而实行它的人却很多。“人活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或许可以当作这种策略的讽刺性座右铭。
3.不行动策略。人类归根到底是没有希望的，特别是人类愈是加大开发自然的力度，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就愈是快速，结果就是自取灭亡。而且，即使人类节制生活，到头来也必然要随着整个太阳系的衰竭或偶然的星际灾变而灭亡。从这里出发，产生了当代意义上的悲观主义，也产生了说不准是不是悲观的讽世或愤世情绪。任何积极解决问题的尝试和努力在他们面前都是可笑的。每一新变化，都是自取其祸的新见证。
持这类见解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可以是杰出的批评家，在水准低些的意义上可以是袖手旁观者和惯说风凉话的人。
这三种策略虽然承诺了同一个前提，但它们彼此之间并不相容。第一种策略肯定与第二种策略冲突，但它们必定同样瞧不起第三种策略。第三种策略会将前两者一概斥为执迷不悟。
其次，从“人类永续”可以衍生出如下两种主要策略：
1.宇宙策略。无论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还是在物理学意义上，人类都是宇宙的人类，地球只是人类的一个暂时的家园。随着人类力量的增长，或者往往还要加上地球在人类增长力量的同时已经环境恶化而不适合居住，人类需要到别的星球落“地”生根。
当然，这一方面是为了彰显人类的伟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躲避天灾或人祸。前者一般是最为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他们相信理性和科学技术，坚信一切问题都只不过是前进中的问题。1973年的《人道主义宣言》讲得最为清楚和豪迈：“在我们周围，科学技术方面的和不断加速的社会政治方面的激动人心的变革举目皆是。我们实际上已经征服了地球，勘查了月球，克服了交通和通讯的各种自然限制，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之中，准备更远地走向太空，并可能移居别的星球。”（注：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页。）后者常常是更为注意地球上发生的问题的严重性的人，例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贝尔纳。
宇宙策略虽然出自人类永续的终极假定，但他们在行为上经常和假定人类灭亡而取破罐子破摔策略的人们很相似。也就是说，这两类人都决不节制人类的力量，也不节制发展人类的力量。
2.地球策略。地球看来是我们人类惟一可居住的地方，而它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有限的。慎重地考虑这一点是人类“长视久听”的重要前提。
“在小小的星球上，生命的活动是有限度的，我们如何去了解这些限度并依此行事，对今天的亿万人民来说，已成为极为关注的核心道德问题。”（注：R·T·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页。）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战争隐患等等问题，都是我们在地球范围内面临并必须解决的。人类是有可能自杀的，哪只是人类在处理某些问题时不够正确，然而我们是能够做到正确的。
这种策略出自人类永续的终极假定，但它在行为上与假定人类灭亡而取谨小慎微策略的人们很相似。
显然，在宇宙策略看来，地球策略是过于小气了，未能高瞻远瞩。而在地球策略看来，宇宙策略是过于狂妄了，有些自不量力。
上述诸种生存策略，根本上都是焦虑的产物：人类灭亡？抑或人类永续？
诸种策略在具体的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优势和问题，然而，它们在总体上都不可能得到最后的评价。因为，受制于两个教条的品性，如果人类灭亡是真的，就没有最后发出判决性评价的主体了；如果人类永续是真的，那么这个过程的无完结性也不可能提供恰当的评价条件。
教条就是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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