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消费文化与空间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冲突论文,时代论文,数据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4)12-0108-07 一、消费的演变与当代文化 2013年11月11日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成为一个具有轰动性的日子：阿里巴巴旗下淘宝、天猫继上一年“光棍节”令人惊讶的一天百亿销售额之后，2013年又以350亿制造了更加惊人的纪录。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次不是阿里巴巴一家的胜利，而是整个电子商务行业的总体爆发；就连汽车销售这样复杂的商务都在这一天产生了巨大的网上订购数额。无论在“光棍节”过后人们发现了多少存在的问题，对这次网购狂欢有多少质疑和批评，都无法抹去这个事件的巨大影响。无论如何，这一天传奇性的电商销售爆棚使得关于网络和商业的研究游戏都不得不重新洗牌。 但实际上这场商务狂欢的意义远不止于销售形态发展问题。这是社会消费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从淘宝、天猫到其他电商，销售额在一天内出现的火山式喷发，使这个所谓的“光棍节”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节日——日常的个体消费在这个氛围里变成了社会性的集体狂欢。这种狂欢化了的消费行为不仅凸显出当代消费的社会性，更重要的是这种特殊的消费形态显示出社会文化的转型趋势。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念，一定社会形态得以形成的基础和内在动力是特定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理论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财富分配方式。但对于具体发生的社会行为而言，这个过程并不这么简单抽象。事实上在生产和财富分配之间存在着使生产活动到产品最终到社会财富实现的一个重要环节——市场。现代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征恰恰在于它的市场经济性质，即以消费为中心的价值实现方式。从工业革命开始形成的资本主义大生产不仅造就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形态，而且把整个社会活动都吸纳到市场经济活动的轨道上来。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行为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而且是整个社会文化活动的内在驱力，是整个社会文化中各种价值观念的主要表现形态。从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到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都在说明消费在当代社会关系、文化活动和人的需要各方面中所具有的突出重要性。因此，对消费形态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当鲍德里亚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提出消费社会的符号消费性质时，揭示了一个传统经济学的消费理论所未及的一个层面：消费需要的符号性或非物质性。但如果把符号消费当做当代文化的特质则可能带来的一种视野上的片面性，就是忽略传统意义上的日常物质消费在当代文化形态的生成发展和演变中的作用和意义。炫耀、攀比、形象、时尚、品位、身份等等符号化的消费需要能否概括当代消费文化的性质?如果注意到这次“光棍节”的电商狂欢，就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与百年来流行的消费时尚相比，网购的公众性恰恰不是表现在消费品本身的符号意义上面。因为在这种消费活动中，作为符号表达主体的个体消费者实际上是隐形的——从商业的策划到营销活动过程的发展，直到爆发式地显现为公共事件，所有意图、观念、符号和形象都是体现着消费的形式和体量特征而不是具体消费内容，消费者是作为数量集合而不是个体或身份化的群体出现的。面对这样的消费活动，对消费文化的研究需要有更开阔的视野。 二、消费与社会空间 探讨消费行为的社会意义，无论从物质需要的交换还是符号需要的消费角度，都还是主要关注于消费行为本身。如果要把消费行为放在整个社会关系中考察，就需要一种整体的社会空间意识。关于人类活动与生存空间关系的认识，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重要价值。在列斐伏尔看来，一定的生产关系不仅是特定上层建筑的基础，而且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空间感知基础；换句话说，空间不是人类活动的客观参照物，而是一定社会“生产”出来的围绕人的具体生活实践与认知的地理与社会关系结构。 消费行为从最原始的形态开始，就是把人的具体需要通过相互交换而转变成具体场景中社会关系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活动就是生产社会空间的活动。经典经济学观念中，商品经济的特征是抽象的交换：一把斧子与一头羊的交换被抽象为一般社会劳动时间数值的等值交换。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商品交换并不是抽象的关系。抽象地看，等价交换是为了满足买卖双方的需要；但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易不同于偶然的私下交换，并不是简单的买卖双方关系，而是以可选择为基础的交换，即市场关系。市场就是消费行为所构建出的社会空间。 市场古称“市”。《说文》说“市，买卖之所也。”市是商品交易的场所。《管子·乘马》云：“市者，货之准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就是说市是通过许多商品的比较而形成合理价格的环境，可以由此而了解社会状况和商品盈缺。显然，早在上古，市场就是消费活动的空间。《周礼》中说“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可知市场不是简单的地理空间，而是与贸易活动状态联系的活动空间。《管子》中说“市者可以知之乱，可以知多寡”，就说明这个场所其实不是简单的商品交换地点，而是具有社会交往功能的空间。这种古代贸易空间典型形态的就是集市。从《清明上河图》和《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消费活动为中心的集市所汇聚的形形色色人群和丰富多彩的社会交往活动。就拿《水浒传》来说，故事的中心空间是一个小小的水泊，但故事中发生的事件是从四面八方辐辏过来的。从第二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开始，故事中内容就和市民消费活动的空间——货郎、集市、商铺、酒楼、商旅等等密切纠缠在一起，几乎所有的矛盾冲突、人际交流、故事情节的发生都和消费空间联系着。在故事涉及的空间中，有汴梁这样的大都市，有江州、青州等中等城市，还有小城镇和乡村。形形色色的商业贸易枢纽和物流运输通道将这些空间维系在一起，也将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们联系起来，形成了这个时代市民生活的空间特色。当现代学者们研究《水浒传》时会对故事中人们的身份和环境产生理解的歧义：有人说是“农民起义”，有人说是市民生活。这种歧义的产生就是因为这种空间的复杂性。其实在一卷《清明上河图》中就可以看出，当时市民生活的空间是怎样通过各种休闲娱乐消费活动把城市和郊外乡村联系在一起的。 宋代城市发展的特点是商业型城市发展繁荣，极致就是南宋发展起来的都城杭州。周密《武林旧事》中这样描写：都人凡缔姻、赛社、会亲、送葬、经会、献神、仕宦、恩赏之经营，禁省台府之嘱托，贵珰要地，大贾豪民，卖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 “销金锅儿”这个称号表明这是个典型的消费型都市。南宋虽然偏安一隅，经济却非常发达。随着朝廷在此地建都，富商大贾、乡绅名流、文人墨客乃至三教九流的人都汇聚于此，形成消费文化高度繁荣的空间。这个空间影响到当时各个阶层的生活方式，包括文人士大夫。即使潇洒清高如闲云野鹤的江湖诗人清空词人，他们的生活轨迹和兴趣仍然脱离不了这个消费文化空间。他们笔下展现的生活背景——酒楼、歌舫、画桥、笙管、红袖等等，都表明这个“销金锅儿”的消费文化空间延伸到杭州之外更大的空间。 明清时代的南京也是中古时期的一个消费文化中心。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着力刻画的儒林众生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论高尚者抑或鄙俗者，都脱离了传统士人生活空间，汇聚在南京的消费型市民文化中，成为这个都市消费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这在书中所描绘的莫愁湖梨园大会和祭泰伯祠这样的大型公众活动中表现得特别鲜明。 从临安时期的杭州到明清时期的南京，中国中古时期江南经济社会的繁荣造就了消费型都市空间，容纳和改造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使得这种都市空间具有了复杂的文化结构和内涵，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从中古走向近代的精英文化特质。 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突出特征就是大生产制造出的大规模市场和消费活动，因此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典型空间形态——大都市。现代社会的都市化发展进程就是现代消费空间的形成过程。工业化大生产和大规模消费市场的形成构建起了现代社会特有的空间形态。在工业化大都市的早期，空间形态的主要特征是大工业造成了高度密集的人口和高度分化的社会分工，使个人淹没在消费社会的繁华之中。19世纪美国作家德莱赛的《嘉莉妹妹》就曾描述了工业化都市中个人身份的重构：一个从小城镇来到大都市芝加哥冒险的女孩，看到的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世界——大工业把传统生活环境中的各个成分拆解、重组成为像机器一样运转的大都市，再也找不到自己可以理解和进入的传统生活方式。女孩逐渐溺入都市生活的漩涡，出卖自己贞操、美貌来换取财富和地位，而后走向堕落。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于现代都市社会的写作，现代都市空间在这里被描绘为由财富构造起来的大染缸。 自德莱赛之后，如《嘉莉妹妹》这样把现代大都市描绘为大染缸，闯进大都市冒险的人受渍染而蜕变乃至堕落也是常见的故事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都市叙事中有一个基本的主题，就是警惕都市消费文化对心灵的腐蚀性。这个主题的观念背景就是把现代大都市视为财富欲望的大染缸，如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等都是以如何抵御这种大染缸的腐蚀为主题的意识形态教育故事。 这个大染缸的隐喻实际上就是对现代消费文化的恐惧——大工业造成的大规模市场刺激着都市人的物质消费欲望膨胀，从而推动都市消费文化的高速扩张，形成了比“销金锅儿”更繁华的消费空间，也因此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与中古商业都市不同的是，现代都市不仅仅是具有大规模产业和市场，而且更重要的是大众传播的出现和迅猛发展推动着都市从物质形态上的大规模扩张走向信息、符号传播和消费爆炸性扩张。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消费的性质从物质需要转向符号需要。消费越来越成为在大众传播引导下的公众性活动，因此而造成现代都市文化的符号性层面，即市民对流行时尚的消费需要。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一书中对现代消费的分析中说：“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而系列便是在呈现它……今天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和物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1](p224) 鲍德里亚在这里强调了消费行为的符号性对整个现代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构成作用。现代都市空间实际上就是消费行为组织起来的符号体系。这意味着“大染缸”的隐喻失去了意义：整个都市空间本质上是由消费活动构建起来的，那么消费就不再是外在于人的染色颜料，而成为都市人的生活内涵。最卑琐的欲望和最高尚的理想都被吸收到这个符号体系中，成为消费活动的不同意义、方式和价值。 三、商品消费与空间消费 迄今为止，许多当代文化研究者关于都市消费文化研究的知识背景和理论模式还停留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资本主义文化批评的阶段，如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等著作关于当代文化的批判。这些批判的知识背景是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文明，相对应的社会环境就是所谓“福特式城市”的空间形态。这种工业化大都市的消费文化是以高效率、高边际收益的大生产为基础的大规模低成本产品消费市场，消费文化的内容也是由这种大工业文明形成的标准化大规模复制的“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操控消费行为进而操控社会文化的批判至今仍然有其价值，但前提是必须对相关的知识背景的演变形态和内涵有不断发展的认识。 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到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观念，关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消费行为认识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基础：消费是以等价交换为中心的自愿买卖行为，也就是说消费者是市场行为的主体具有自己的意愿，尽管这种意愿往往是被种种或隐或现的影响力所操控的。大都市无非是大规模的市场和大量的消费行为。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都市发展的进程已经使得传统意义上消费行为产生了重大变化。“福特式城市”形态逐渐被智能化、复杂化、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体系代替，构造城市生活空间的商业力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消费关系，而是形成了更复杂的社会功能系统运作。美国都市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注意到这种空间形成的特殊消费形态，他称之为“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 城市被视为是一个组织起来提供每日生活所需各种服务的系统，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家的指导/控制。住宅、交通运输、学校、健康照顾、社会服务、文化设施以及舒适的城市环境，这些都是每日生活和经济领域中不可或缺的成分，而且不可能不通过一些国家干预进行生产或交付(好比欧洲的公共住宅以及公共交通，美国的联邦储备住宅抵押以及受到资助的公路系统)。集体消费(也就是国家中介的消费过程)既成为都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根本，同时也成为人民与国家的主要关系。[2] 卡斯特在这里提到的“集体消费”显然不是如字面意义可能产生的那类理解，如单位福利或团购之类。他指的是由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系统所产生的消费。上面提到的住宅、交通运输、学校、健康照顾、社会服务、文化设施以及舒适的城市环境等等，除了住宅是个人消费外，其他各项中的大部分我们通常把它们算作是或至少应当是公益性的事业，也就是非消费性的生活内容。但卡斯特把它们都算作消费内容，不过是以一类特殊的消费方式进行的消费活动，以政府提供或指导的公共服务方式产生的消费。 公共服务事业被算成是消费，看起来似乎不好理解。因为按照我们习惯的思路，消费是商业活动，而公共服务是公益事业，事业和商业是两码事。其实这恰恰是卡斯特对当代都市消费的一种独到的认识：“通过社会服务和生活福利设施的控制等手段，国家广泛地干预人民生活，也成为日常生活及都市过程组织中的重要元素。每件事都在剧烈地争夺、论辩、相互斗争，并且在不同的社会团体间就互相冲突的利益和选择性计划(alter-native projects)进行协商，彻底扬弃了在一个共享的文化底下得到整合的概念。”[2] 集体消费的基础是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发生的动机是什么呢?其中有资本的驱力，包括商业资本和官僚资本；同时也有现代政治理性，即政府关于好政治的想象和追求。在公共服务中由于公益性特征的突出，资本似乎主要是作为政治行为的工具和附庸，因而不那么令人感到被操控的威胁。在评价公共服务时，人们主要关注的是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如果给公众带来方便和快乐，又不需要增加太多负担，当然就是好的服务了。但人们往往不注意的是，公共服务其实仍然隐含着需要自己支付的消费内容——高速公路、高铁、地铁、宽带、超市、绿化、学区、娱乐设施等等，诸如此类的公共服务所花费的成本最终表现为住宅地、房价构成中的基建成本加价以及由此产生的边际溢价；公共服务设施创造的新的消费内容如艺术、体育、娱乐展演消费，以及个人消费内容的增加或更新比如高清电视、宽带和WiFi网络为电视机、电脑和手机提供的不断换代升级的应用等等。也就是说，公益性的服务最终还是转化为消费行为，不过经常是在个体没有自觉意识的情况下，成为集体消费行为的服从者。 更重要的是，这种集体消费在当代消费文化生态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使得经典的消费文化研究面临新的形态、问题和挑战。如果我们沿用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观念来研究集体消费现象，会发现一种重要的变化，就是个人消费行为中符号操作的失灵：集体消费中消费动机或意图的公共化意味着用个人的“炫耀”或对拟像、幻觉的需要来解释消费动机都出现了问题——许多集体消费对于个人而言可能是完全不自觉地进入的。以电脑消费为例，20多年前人们开始使用“286”个人电脑进行文字处理，后来出现了“386”、“486”、奔腾等等越来越先进的电脑，操作系统也随之越来越复杂。当时有的人选择了拒绝更新，理由是“我只是用来打字，286足够用了”。20年过去了，如今如果还有人保留着收藏级的286电脑，相信还是可以用来打字；但实际上我们几乎找不到这样的“286”遗老了。个人电脑的消费中有许多人还是作为个人消费者理性选择或是从众选择了更新换代的消费方式，但重要的是后来的消费者基本上没有逆选择的可能——个人电脑不是独立的商品，它的更新和整个社会的信息服务系统相关。互联网的应用发展和接入系统服务的不断更新升级——从拨号到宽带、光纤、无线、WiFi等等，使得今天的个人电脑无论是台机、笔记本还是PAD乃至智能手机，都逐渐地直到全部地进入了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以至于今天的消费者即使他真的就需要一台打字用的电脑，他也无可选择地只能购买那些附加了公共服务的产品。在这种商品消费的选择中虽然还可以在品牌、技术等方面表现出个人意图，但这种意图只能是在集体消费基础上的第二层次选择了。 可以说绝大部分集体消费都和例举的电脑消费类似，是在个人每一次具体消费行为背后隐藏着的底层消费结构。这种消费的真正对象不是某个具体商品，而是由公共服务构建成的生活空间。在一个城市举办大型运动会或大型展演，表面上看来消费者只是那些购票入场的观众，实际上每个市民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种公共活动的消费者——为举办这种大型公共活动而进行的大规模建设投资通过税收、地价和相关商品溢价由市民埋单，同时这种大型公共活动营造起了具有特殊精神——情感交流、娱乐和共享价值的文化空间则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增值内容，即所购买的使用价值。在这种情形中，空间不仅仅是消费行为的环境，而且本身也变成了消费的对象。 从具体商品的消费到对空间的消费，集体消费生产着作为消费内容的空间，也重构着都市社会的生活方式。消费的空间性和集体性构造出当代都市市民建立在这种发达的集体消费基础上的认同感。地铁、绿道、城市公园、社区服务、免费WiFi等等都在构造着市民与城市空间的融合，构造着市民一体化的认同。但另一方面，这种一体化的市民认同也隐含着当代城市社会关系深层的身份冲突，就是进入集体消费空间的市民与遗落在消费空间之外的“隐形人”群体之间的冲突。具有普惠性质的公益服务营造出集体消费的空间时，预设了这种服务对所有人是公平的。消费内容的空间性也造成了所有进入这个空间环境的人都有权也有条件享受这种服务的公平假象。但由于这种服务本质上仍然是消费，就决定了事实上不可能完全是普惠的。实际上有许多人尽管在地理意义上生活在这样的消费空间，但实质上并没有能够进入消费活动。这些被消费空间的普惠假象排斥和遮蔽的人便成为城市空间中的“隐形人”。 在公益服务基础上形成的集体消费为什么会遮蔽一些个人和群体?这是因为关于服务需要的认知和服务对象的预设往往基于社会传播形成的舆论表象。如关于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的惠民措施，就是只有私家车主群体享受的优惠服务。这个群体在当今中国城市社会中舆论影响最大，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他群体的声音，因而使得这种偏惠的服务得以“自然而然”地实施。进入集体消费空间的群体成为具有真正市民身份的群体，他们对服务的诉求也可能以忽略甚至损害“隐形人”群体利益的方式表现出来：网上抢票、手机软件打车等等网络服务会影响社会资源配置和供给的均等性，但却受到“市民”普遍的支持；都市中没有户籍或其他身份权益的“外来人口”在集体消费的公共服务中被忽视乃至排斥也是普遍的现象。这使得集体消费所构建的城市一体化认同潜藏着身份冲突的危机。当高架桥下、市民公园和枯井里出现了随处仰卧的流浪汉时，集体消费造成的有身份的消费者与都市“隐形人”之间的消费差异与身份冲突就显现了出来。 四、大数据与空间转化 集体消费在都市发展的进程中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与此同时，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从另一个维度扩展出新的消费空间，就是由云计算和大数据系统构建起来的“云”空间。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网店营销体系似乎走了一条与集体消费相反的商业路线：把消费者从公共空间拉回到个人电脑甚至手机前，变成了商家和消费者一对一的消费活动。在淘宝、京东等网上商城购物似乎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私密活动——如果不用副卡，就连老公也不会知道老婆在网上干什么。但网上购物其实是更大规模的集体消费：2013年“光棍节”那天，仅淘宝一家就创下了350亿元的销售纪录。这样巨大的销售额当然不是个人化消费活动所能够产生的。事实是，在每个网上购物的消费者背后是把所有消费者联系在一起的巨大网络——无数网络服务器以分布式处理构建起来的云计算、云储存系统产生的大数据库汇集了无数消费者的信息资源，通过对这些巨量资源的分析和使用而建立起网罗了无数消费者的虚拟空间，可以称之为“云空间”。这是数字化的虚拟空间，但对于每个人的现实生活来说却又是实实在在的消费空间。 “云空间”是信息技术大规模发展的产物。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就预见到数字化将引导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他称之为“内爆”(implosion)，即与物质财富增长的“外爆”(explosion)式发展相对，以智能财富或信息增长为主的发展趋势。但这个概念到了鲍德里亚那里表示的是一种意义消解的灾难性状况：信息的爆炸式增长破坏、抵消了意义内容和表达现实的可能，使得符号所构造的“拟像”替代了真实。的确，每天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相互矛盾或互不相干的混乱信息碎片充塞人们的感知器官，剥夺了人们的思维。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量的爆发性增长似乎制造着越来越加剧的混乱状态，因此“内爆”成为混乱的另一种说法。 但这只是信息爆炸的一种表象。云计算和大数据处理技术使得看起来好像失控了的信息爆炸状态通过大量分布的数据处理网络形成了新的信息秩序和空间关系——借用美国城市学家索亚描述“后大都市”形态的概念，是一种“分形”(fractal)关系，即在貌似混乱的分散状态中发现各个层次的自相似(self-similar)特征，通过进行递归处理而形成多元复杂维度的分形秩序。对于普通人而言，大量信息的“内爆”造成的是无序的碎片化体验，但通过云计算技术把巨量信息经过处理、整合和递归分析，就变成了有内在秩序并且可以理解和分析利用的资源。这就是所谓大数据处理技术。 一部普及大数据知识的著作《大数据时代》中，作者提出大数据的三个重要特征：首先，要分析与某事物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是依靠分析少量的数据样本。其次，我们乐于接受数据的纷繁复杂，而不再追求精确性。最后，我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不再探求难以捉摸的因果关系，转而关注事物的相关关系。[3](p30) 这三个特征显示出大数据应对信息爆炸困境的特殊路径优势。一天之内一家网购集团售出350亿元商品，所需要的信息处理量当然不是每家网店老板的经营策划能够做到；但大数据处理却可以把几亿分散的消费者无数次偶发的消费和其他网上行为通过递归分析，整理成有意义的数据关系，从而得以利用这种关系构造出“光棍节”这样巨大的消费狂欢活动。 这是在集体消费的空间维度之外叠加的另外一个特殊的消费空间维度：依靠大数据营造的消费空间在每个消费者那里只是表现为每个消费者电脑或手机中的APP(应用程序)图标，消费者似乎沉浸在个人空间里。然而在这些图标背后却是由云计算组织起来的大数据系统，整个大数据系统构成了消费行为和消费形态规模之大、之复杂都难以界定的“云”空间，或者说是“云”时代的消费空间。 云空间的特征可以简单归纳为超距、巨量与分形：所谓超距是说互联网构建的数据空间抹去了地理空间的时空尺度，巨量是指由云计算处理的超乎传统想象和运算极限的数量级数据，分形意味着云空间在貌似混沌的复杂散乱中存在微观的秩序，因而使得巨量数据具有了可把握的结构性。当大数据应用于商业营销时，人们普遍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个人隐私的泄露。的确，在大数据运算中，个人的身份背景、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等信息几乎一览无余。不过按照《大数据时代》提出的三个特征来看，真正属于个体的私密信息基本上没有意义(除非是FBI之类的机构想要特别关注的个别对象如斯诺登所披露的那种情况)，大数据处理的是无数消费行为之间的各种关系。在这种递归处理中，互不联系的个体被纳入了共同的行为模式，个体行为被组织到规模巨大的云空间消费行为当中。 我们由此看到当代消费空间与传统不同的两种大规模消费形态：一种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构造的都市空间集体消费，另一种则是由大数据处理产生的云空间消费。这两种消费形态的并存和发展是当代空间的特殊形态，并且具有不同的文化意义：在集体消费发达的都市空间中，个人的社会身份具有重要的消费价值——居住、交通、教育、医疗、娱乐等等福利的获得往往依赖于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如户籍等。在这种消费中，个人的意愿远远比不上身份的重要性。而在大数据构造的云空间消费活动中，社会身份基本上是隐匿的；显现于消费活动中的只是行为模态——消费者的趣味倾向、需要趋势、消费能力等等的分布形态。 当今的实际情况是，几乎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上述两类大规模消费活动，因而可以说每个人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空间活动着——一方面是本地空间，另一方面是基于网络的流动空间。卡斯特在研究当代人生存环境的这种复杂性时用了一个概念“空间转化”(spatial transformation)。他认为“先进的电子通讯设备(如互联网)，以及快速、电脑化的传输系统使得空间集聚与分散可以同时进行，导致一个由网络和都市节点组成的新地理学的诞生，这个新地理学遍布世界，遍布国家，位于都市区之间，也处于都市区内部……社会关系同时具有个体化(individuation)与社区共同化(communalism)的特征，这个过程同时采用了空间模式和在线通讯(on-line communication)模式。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ies)与实质存在社区(physical communities)因密切互动而发展……总之，新都市世界看来似乎被双重运动所支配：既被纳入跨界网络，又被地方(places)的空间分隔所排除。”[2] 空间转化的后果是当代人生存环境变得模糊起来。集体消费的都市地理空间与大数据构建的云空间混合造成了都市空间的混杂化——社区共同化与网络流动化的混合，等级化的地理空间与数据化的虚拟空间的混合。这种混合造成每个人生存环境的双重空间并置与互渗，并进而导致个人的身份分裂：在集体消费空间中，个人的身份是在物质空间中固化和等级化的；而在大数据构造的云空间消费活动中，个体身份因为个人信息数据的分形化和递归处理而散落入混沌的状态。 这种身份分裂是当代社会矛盾冲突的重要内因。在现代社会中，消费活动是社会财富、利益占有和分配的主要显现形态，因而也是社会身份的标示和产生社会矛盾冲突的重要诱因。凡勃伦所说的“炫耀性消费”，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乃至布迪厄关于文化消费“区隔”理论都是对现代消费行为符号意义的解读——资本、阶级、身份、地位以及使各种符号意义获得关联性和统一性的空间结构就是现代消费行为背后的社会内涵。在这种消费文化研究中，每个消费者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心理需要是解读消费意义的根据。 然而随着集体消费和云空间消费等当代特有的消费文化形态出现，那种从影响消费者心理需要和意图的操控力量角度研究消费文化的视角遇到了挑战。当代社会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带来财富和商品的迅速增长对社会消费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的后果是复杂的：一方面，从总体上看社会消费总量是在大规模增长，个人的消费能力也有了普遍的提高。但与消费行为相关的符号意义却变得复杂和模糊起来。地方与流动这双重空间并置和矛盾的消费形态混淆了消费文化的意义关系和区隔秩序，造成了非符号化的消费狂欢现象。另一方面，在身份的矛盾和空间的并置挤压中膨胀起来的消费行为产生出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问题。等级化的集体消费与身份混沌的大数据消费之间的矛盾不仅撕裂了社会各个群体文化等级关系的惯习，也造成了社会中个体身份与空间意识的内在矛盾。 过去的文化研究者想象每个消费者背后都有某种隐形的权力在制约、引导和操纵着消费行为，而如今我们不得不想象在每个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就同时处在不同的消费空间，成为不同身份的消费主体，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分裂为不同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