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世纪之交论文,自我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历史经验和当前新情况，要搞好理想信念教育，真正坚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根本一条是抓学风，真正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人们的信仰和理想信念不坚定以至发生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论工作自身看，根本原因是学风不端正，没有真正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当作科学，所谓人们的信仰发生危机，其实是我们自身理论工作的危机。上一个世纪之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发生过严重的信仰危机。列宁从抓学风着手，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大旗，横扫各种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的学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发展，开拓了革命运动新局面。当前这个新的世纪之交，我们党同样号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就必须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直到今天的各个发展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我认为，世纪之交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作自我反思、重新认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现从三个方面谈谈“如何科学对待”。
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应当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胜利与失败
九十年代初苏东剧变以来，国际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高涨起来，一时间什么“马克思主义死亡论”，“社会主义彻底失败论”、“破产论”、“告别革命论”等论调甚嚣尘上。面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形势，一定要确立并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就是说，要纠正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态度，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而不是迷信来信仰。为此必须充分认识并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既有胜利也有失败这一必然规律。
首先我们要肯定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取得伟大胜利的世纪。因为马克思主义经过20世纪历史实践检验，在以下三个方面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与科学价值：一是一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当今社会主义的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已初见成效，顺利发展；二是战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崩溃，第三世界国家兴起与发展，从而极大改变了世界面貌：三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都作了大的自我调整，缓和了国内社会矛盾，促进了西方国家经济增长。20世纪这些历史巨变，表面看虽然都并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的预见，而是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直接成果，是20世纪世界现代化全球化历史潮流推动下造成的。但是20世纪世界巨变无论是理论发展创新的精神实质，还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都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基本原理，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历史验证。
在肯定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取得伟大胜利时，还要清醒地看到这些胜利成果的“暂时性”、局部性，远非完全胜利，决定性胜利。列宁指出，最终战胜旧制度的是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水平。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还处在优势地位，只要这种状况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就没有最终解决，类似苏东剧变的悲剧就有可能重演。邓小平一再告诫，社会主义的巩固、发展需要几代人、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即使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也不能妄言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
其次，我们也要如实肯定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中遭受了重大挫折与失败。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苏东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机会主义的破产，是教条主义、假社会主义的失败。我们认为，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教训，不能简单化、感情用事，而应当保持清醒头脑，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承认苏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前苏联东欧国家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前苏联东欧国家在两种思想体系、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中，马克思主义确实吃了败仗。毫无疑问，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前苏东国家的失败放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看，不过是局部的、一种实践模式的失败，也是暂时的、前进中的失败，资本主义在前苏东地区的胜利不过是暂时的。这不仅因为社会制度剧变已给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长时期的破坏与倒退，而且20世纪的历史事实也从根本上揭示了一条真理：在一个更加两极分化的当今世界，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尚且解决不了西方社会自身的根本弊病，也更不可能解决广大后发国家、特别是东方大国的现代化问题。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既要反对机会主义，也要打破长期以来的一种迷信、教条。即只讲胜利，不讲失败，只讲前途光明，不讲曲折反复，甚至夸大成绩，掩盖错误，似乎只要是科学理论，就应当“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只有“战无不胜”，绝无失败之虞。事实上，任何科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失误，两者并存，相互转化，是完全正常的，符合人类认识与实践发展的辩证法规律。承认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一时一地的失败，同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是两回事，也丝毫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相反，只讲成功一面，讳言错误失败，这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不仅理论上阻塞了真理发展的道路，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误导为一种新式宗教迷信，而且实践上必将误党误国，难以避免新的更大的失误。
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应当正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危机
科学理论发展过程中遭受挫折与失败，来自它自身存在的问题及由此形成的危机。同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有挫折、失败相联系，长期以来人们也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与危机，或者只承认具体工作有失误，不承认理论指导本身会出现问题与危机，似乎一旦承认理论上有问题、有危机，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理想信念，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又一种教条化态度。
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一直伴随着问题与危机。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是不断出现问题与危机，又不断解决问题、克服危机、取得胜利的历史。这些问题与危机有党内、国内的，也有党际、国际范围内的。危机出现正暴露了党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与实际工作都存在严重问题。20世纪以来，无论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都发生过激烈的党内思想政治斗争，给党的事业带来深刻危机与严重危害，以至几次将革命与建设事业推到毁灭的边缘。从党际、国际关系看，20世纪也大半充满了斗争冲突，给国际共运造成一次次重大危机。如战后初期的苏南冲突，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分歧、论战，进而两国关系破裂、对抗，影响到世界各国共产党大分化大改组。至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发生的国内政治动乱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更是国际共运史上空前深刻严重的危机。如今这场国际风云剧变虽已过去，但不能说危机就已消除，因为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理论与方针政策上所面临的各种新老问题与挑战依然存在。从我们自身看，一些干部群众中信仰、信念、信心、信任四个方面的问题还会长期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正是我们党面临的一种潜在的危机。
从哲学角度看，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与危机，是完全正常的。问题来自矛盾，危机就是矛盾激化的表现，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就承认问题与危机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同任何理论学说一样，也是在矛盾中向前发展的，这些矛盾分两类：一类是理论发展中的外部矛盾，一类是理论自身的内部矛盾，包括各党各派之间观点与政策的分歧与矛盾。这些矛盾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激化，发生危机。危机有局部的，也有全局性的。危机往往是挫折与失败的前兆。只有解决问题，克服危机，才能避免挫折失败，推进理论与实践向前发展。挑战与机遇，危机与发展总是并存，相辅相成的。
毫无疑问，要克服危机，走出失败，促进新发展，关键是能否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正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找到问题的根源。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导致危机与失败的根源仅仅归咎于理论外部，归咎于机会主义、教条主义，这显然极不深刻。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总是交织一起，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各种机会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能够滋长发展，形成市场，发挥影响，归根结底同科学理论自身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还有许多缺陷与不足使人有空可钻分不开。因此，正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危机，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仅要看到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更要透过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的发生发展看到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反思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危机与失败的思想理论根源，既有右的东西，又有“左”的东西，但主要的还是“左”。“左”的错误长期存在，其原因很多，但从理论认识看，都同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两大缺陷与倾向有关：一是对20世纪以来飞速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与时代脉搏缺乏深入具体研究和清醒认识，对资本主义的长期性、二重性和当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初始性都认识不足；二是对社会主义这一新生制度赖以存在发展的人类社会的三大文明基础，即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基础的历史继承性认识不足，总力图逾越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文明成果而重新构建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模式。20世纪传统理论中这两大问题的存在，又是同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某些理论观点的时代局限性和人们对这些理论观点的教条式理解分不开。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但这并不等于马恩在分析资本主义历史趋势时所提出的所有具体结论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都得到彻底贯彻，也不等于剩余价值理论已经完美无缺。例如，马恩根据生产力根本决定作用的原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作出了“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两个决不会”（资本主义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来，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的科学结论。然而《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恩根据当时欧美大国刚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命已走到尽头这种因时代条件局限而对资本主义生命力估计不足，后来马恩也有清醒认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再也没有简单地把周期性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表现，1887年恩格斯更进一步指出德国的经济危机证明了德国工业有生命力。可惜的是，20世纪以来人们仍长期固守着马恩本人都已意识并加以修正过的那些明显过时了的具体结论。
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关于价值分配问题有两种不同角度的论述：一是强调剩余价值应归劳动者所有，资本的剩余价值分配权是剥削，消灭资本才能消灭剥削；另一种论述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拉萨尔主张劳动成果不折不扣归工人所得的观点，指出即使共产主义条件下社会产品分配也要作3+3＝6种扣除， 这条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其特有方式而存在。显然，按后一种观点的逻辑，剩余价值本应在全社会进行分配，资本与劳动都有其分配权，马克思这两种论述的观点表面看前后矛盾，但实质上这正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指出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只能是资本公有制。不过由于马克思两种论述的角度与思路不同，却不能直接得出肯定资本分配权的结论，这说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尚需进一步深入发展、完善。对于前人观点的时代局限当然不应苛求，但仅仅根据资本主义按资分配是剥削的论述而全盘否定市场经济及其资本、剩余价值等范畴在当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历史地位，这则是20世纪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十足的教条式态度。
站在当今时代反思前人理论上的不足，当然不应导致对前人的贬低和全盘否定，而是为了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性，认清前人理论观点中的某些局限是怎样通过教条主义学风而导致种种失误的历史教训。一个党在思想理论上是固守前人，满足现状，看不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缺乏危机感，还是不断适应时代，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勇于进取，大胆突破创新，这是学风上区分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还是教条主义的一大标志。历史证明，理论上固步自封，思想僵化，缺乏危机感，丧失生机活力，往往是引发危机，走向失败的开始。对这一点资产阶级政党与政治家往往比较清醒，注意经常揭露自身的问题，包括理论上的问题，千方百计克服危机。无产阶级政党在这方面应当也完全能够比资产阶级做得更好。我们党是一个郑重、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贯正视自身理论上存在的问题与危机，特别强调反对脱离实际，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学风。当今世界发展变化日新月异，我们更要高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精神，随时准备依据新的历史事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克服危机，推进理论与实践新发展。
三、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运用与发展过程中几大矛盾关系
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也是在矛盾中向前发展的，就应当承认并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二重性，自觉处理好理论运用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矛盾关系。
第一，理论认识同客观实际的关系。这是任何理论自身固有的一对基本矛盾，其实质是主观同客观的矛盾。主观同客观的矛盾，使一切作为客观真理的科学理论都具有认识的二重性：绝对性与相对性、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而且绝对的、抽象的、一般的真理只能寓于相对的、具体的、特殊的真理之中，人们永远不可能脱离相对、具体、特殊的真理去穷尽真理，找到“完全”绝对、抽象、一般的所谓终极真理。理论认识的二重性告诉我们：由于任何科学的基本原理都有一个受具体时空条件局限，随具体时空条件转移而发展变化的问题，因而，任何科学的基本原理都不能绝对化、神圣化、教条化，而只能将基本原理同具体客观实际相结合。脱离具体客观实际，任何基本原理都毫无价值。所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是有条件的，即基本原理必须同具体实际相结合。脱离具体实际宣传所谓普遍真理，只会把基本原理当作教条照搬照抄。总之，在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屁股只能坐到实际上来，如果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原则出发，要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实际生活服从抽象的结论，最终碰壁吃亏、发生危机的还是理论自身。
第二，科学信仰同空想、迷信、教条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就热衷于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新式宗教，而在工人运动中也长期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同宗教精神混为一谈的种种错误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大搞“三忠于、四无限”，更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信仰变成封建迷信与宗教行为。历史证明，不能自觉划清科学信仰同种种空想、迷信与教条的界限，的确是造成理论失误从而信仰危机的一大原因。
所谓科学信仰，是指经得起实践检验并通过科学证明了的理想信念与追求。一切空想、迷信与宗教教条都是带有盲目、虚幻性质，自有一套超自然、超社会标准，无需或无法经受实践检验与科学证明的观念与行为，科学信仰同一切空想、迷信与宗教教条尽管都是人类的精神支柱，但在世界观、方法论上有着根本区别。历史经验表明，背离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由真理变为谬误，使科学信仰蜕变为空想、迷信与教条，往往只差一步之遥。例如，20世纪国际共运中各种“左”与右的错误长期存在，正是没有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而是将马列的本本、外国模式和领导人讲话加以神圣化、教条化的结果。又如，过去长期以来宣传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往往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不讲“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空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样宣传理想信念与优越性，不仅导致实践上搞“穷过渡”和平均主义，而且理论上误导群众，扭曲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事实告诉人们，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有着深厚的小生产者社会阶级基础的东方国家来说，坚持唯物史观，彻底摆脱唯心史观的支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彻底摆脱空想论因素的影响，决非一次建党与革命过程就能完成，而是一个要在革命与建设的长期进程中不断解决的历史课题。
第三，科学同“官学”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有的一对基本矛盾。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与“官学”（官方意识形态）之所以是一对矛盾，是指两者要求有差别：科学要讲求真、求实、求异、求新；“官学”则要讲求同、求稳、求实。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决不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官学”地位，而是要坚持科学与“官学”的统一，达到求同存异、求真务实的境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在认识上明确科学性与党性以及思想理论学术上贯彻“双百”方针同思想政治组织上集中统一、与中央保持一致两者的内在一致关系。科学性是党性的本质要求，是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工作的前提，讲科学性，就要讲学习，讲调查研究、民主决策、群众路线、尊重实践，不搞拍脑袋、一言堂。这些也都是党性的基本要求。“双百”方针意味着鼓励有不同意见、多种流派，包括非马克思主义流派，要尊重少数，允许保留个人意见。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都需要听见不同声音，借鉴和创造不同实践模式。如果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模式，看似纯粹统一，却只会使理论与实践走向僵化，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双百”方针不能导致无政府状态、分散主义，而是要形成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因此离不开思想政治组织上的民主集中制。
历史经验表明，要真正达到科学与“官学”两者矛盾统一，是一个要同各种错误学风作斗争的曲折复杂过程。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要以科学来统帅“官学”，保证“官学”的正确性。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要强调反对和防止那种不讲科学的“官学”，即防止把马克思主义蜕变为官僚主义学。所谓官僚主义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学风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形式主义、权势主义的管理模式。官僚主义学把马列本本当教条、招牌、敲门砖和照人不照己的“手电筒”，而不是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思想武器；官僚主义学把党的文件、领导指示当作圣旨，到处生搬硬套，搞瞎指挥；官僚主义学不尊重科学，思想僵化，搞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党八股，不懂也不屑于走群众路线和民主决策，只知投机钻营，迷信官本位，以权力代权威，不学无术，却垄断真理，以势压人，排斥异己。把马克思主义由科学蜕变为官僚主义学以至恶性膨胀，这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信仰危机、事业危机的一大原因。
新时期我们党的成功实践证明，坚持科学与“官学”相统一，必须从现阶段实际出发，意识形态领域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全民共同理想为基础，形成全社会精神支柱的主旋律，以此主导全社会各阶层多层次的群众个人的思想信仰、理想追求。在意识形态管理模式上解放思想，继承优良传统又锐意改革创新，彻底破除官僚主义和政治运动的方式，着眼于建设，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教育，一手抓法制。
第四，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关系以及科学人文精神同政治素质的关系。相信科学不等于迷信科学知识是万能的，以为有了一些科学知识就能解决人的信仰问题。确立科学信仰，战胜各种非科学信仰，当然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科学知识，但更关键的在于相信科学的力量与价值，依靠科学精神、包括科学的人文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即使科学知识并非渊博的人也会形成科学信仰，反之，知识很多却缺乏科学人文精神的引导，也难以确立科学信仰。
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社会意以，是人们形成健康积极的精神支柱，乃至现代科学信仰的理性基础与情感基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人的认识与实践活动中有其不同特点：人文精神要回答这个世界应当怎么样才合理、才符合人的需要的问题，所以又属于人生观、价值观范畴，科学精神则致力于回答这个世界本来是怎样，今后会怎样，人们能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人文精神强调一切以人的意志为最高准则，只讲求善、求美，反对恶与丑；科学精神则强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关心真与假、对与错。
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两者的差异其实本是人们思维方式与精神追求的不同侧面。由于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不同，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两者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也不同。站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的立场上，人们的科学态度往往走向盲目迷信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的极端，人文精神其实是唯心论的理性论，科学态度同人文精神总是尖锐对立，难以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人学，科学的理性论，使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达到矛盾统一，即追求真，善、美三者统一。然而在我们的思想实际中，由于唯心论与形而上学观点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两者往往被割裂对立起来，陷入科学主义或理性论的误区。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中各种急功近利、偏激浮躁、一手硬一手软现象随处可见、积习难改，近些年来许多党员干部对各种新的鬼神迷信现象熟视无睹，任其泛滥，甚至同流合污。这些都反映了我们一些人思想信仰中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缺失，正是这种科学信仰的缺失为各种非科学、伪科学、反科学的迷信与教条滋长蔓延提供了土壤。
法轮功事件的教训告诉我们，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决不能失去它应有的先进文化内涵，变成既没有科学精神又缺少人文关怀的肤浅短视的实用主义政治、庸俗政治。因为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难以抵御和战胜用各种伪科学、反科学的迷信支撑的反动政治观与腐朽人生观、价值观，不可能保证我们的经济工作与社会政治稳定。一定要明确，在科学人文素质同政治素质、科学信仰同政治觉悟的关系上，前者始终是后者的基础与源泉，后者不过是前者的集中表现。很难设想，一个人缺乏起码的科学人文精神、最朴素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却会形成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正确的政治立场与观点。因此，作为人的灵魂工程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文精神大旗，坚持以科学人文精神为本，以政治为用。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种先进文化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文精神，即我们共产党人的科学思维方式与社会意识。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始终代表这样的先进文化，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发展这样的先进文化，以这样的先进文化为本去引导全社会各阶层的多元文化，建设我们的政治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家庭文化，提升全民族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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