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在我国是一门无可替代的社会科学——亲历新中国人口学60年沧桑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学论文,再认论文,在我国论文,新中国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党全民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亲历了我国人口学60年发展的沧桑巨变。感慨万千。我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回国参加革命的第一批留美“海归”，在美国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时，就关心中国人口问题，在回国前就读过毛泽东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在这篇从哲学和政治的高度立论的宏文中，认识到我国人口问题的本质。回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任教时，也接触过人口统计学。1972年起我就专门从事人口学的教学和研究；可以说我同人口学有60年的渊源。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学发展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证明，人口学是一门不可或缺的社会科学。经过60年的教学与研究，进一步认识到像人口学这样一门社会科学的功能，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1 改革开放前“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人口学缺失，几代人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我国人口由不到6亿突增到近10亿，人口激增来势凶猛又未有得到有效的抑制，这是人口学的缺失，人口理论被扭曲和对人口学大批判的直接后果，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思想上的教条主义。
1.1 1952年取消人口学，宣告我国人口发展不需要人口理论、人口学方法和人口专业人才等的智力支持
人口学在世界上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有公认的科学学名，有全球的科学研究机IUSSP，还有很多人口学教学和研究机构，有专业人口学家，全球每年有很多人口学的专著、论文和文章发表。在联合国建立的，包括安全理事会和经济社会理事会在内的六个委员会中就有一个“人口委员会”，在联合国秘书处就有一个人口司，在联合国专门机构里就有一个人口基金。可见人口问题研究和人口学在人类活动中有一定的地位。在人类人口中，中国人口一直占1／5以上。按理，中国研究人口科学应有一席之地。
在旧中国科学文化落后，人口学不够发达也无可厚非。那时只有个别大学曾有归国留学生讲授过和出版过人口学著作，比较正规和系统的是清华大学，在抗战期间办的名为国情普查的人口调查机构和几位教授在社会学系讲的人口问题。当时中国的人口学在一些大学讲授，内容是很贫乏的。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按照苏联高等教育的模式进行调整，社会学、人口学和心理学等学科都被取消了。原来从事过人口学教学研究的许多教授都改行或重新分配。从那时起人口学和社会学都一道销声匿迹，人口学被取消就意味着人口问题在人们的视野里是无足轻重的问题，更谈不上是一门科学。
在我国取消人口学期间，全球都在热议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殖民地独立后人口激增的问题。当时的联合国概括世界有3p问题，即population,poverty,pollution（译为人口，贫困，污染），在3p中人口又是要优先解决的。那时联合国人口委员会和IUSSP会议频繁，人口学的会议也开始从纯学术研究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国外，人口培训和研究机构先后纷纷成立。当时中国对国外人口形势、学术活动和世界要研究控制第三世界人口增长知之甚少。
1.2 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扭曲了人口理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建国初期，在政治上“一边倒”的政策，在许多问题上是以苏联为师，特别是马列主义理论更是以苏联的理论解释为蓝本，对人口学上影响最大的就是苏联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苏联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是当时国家机关干部和知识界几乎必读的，是中国学者编写教材的范本，仅举书中有两处关于人口的论述，就可见书中的立论同中国人口实际的需要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
其一，该教科书中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人口规律已失去效力。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表现为：人口不断迅速增加”。
其二该教科书中认为：“人口不断迅速增加……这就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实质”（苏联社科院经济所，1955）。
把人口迅速增加视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在理论上缺乏依据，在人类实践上也证实人口不断迅速增加是不可能，其实它只是当时苏联人口政策上的要求，而把它作为普适规律是十分错误的。例如苏联当时还鼓励多生育的妇女称她们为“英雄母亲”。在一个短时期，我国有些地方也加以仿效过，苏联地广人稀，人口增长停滞，同我国人口过剩、迅速增长的情况迥然不同，可见当时苏联人口理论和实践对我国影响之深。在教条主义肆虐的年代，主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常常被扣上马尔萨斯主义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
1.3 “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人口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批判，使人口学成为学术禁区长达20年
1954年公布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总数超过6亿，大大超过当时中国人口是4.5亿的原有观点，这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热议。旧中国从事人口学教学和研究的大多数是当时国内外享有盛名的社会学系、经济学系的教授，他们很多是当时国内的社会活动家，此外，还有包括马寅初在内的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和各行各业的学者。在讨论中大多数赞同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人口问题的讨论持续了一个时期，但到1957年6月上旬反右斗争开始，学术讨论的气氛被政治斗争的硝烟取代。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对许多参加讨论人口问题学者的批判都上纲上线，几乎所有主张控制人口的社会学者都被划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甚至认为“谈的并不是什么人口问题、节制生育问题、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李普，1957）。许多当时的知名学者都被划成右派分子，马寅初当时幸免，但随后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更激烈，批判文章不下几百篇，时间持续到1959～1960年，这次大批判不但使人口研究鸦雀无声，也使当时人口学无人问津。
1.4 改革开放前，人口各种失误后果，集中到一点就是失去控制人口的最佳时机
上述取消人口学，扭曲人口理论和对人口问题大批判等后果，使我国失去控制人口最佳时机。谁都知道人口增长有连续性、周期性、积累性。我国由于人口生育率高，世代间隔短，寿命延长，由于不能及早控制，势必造成庞大人口。一旦人口基数大了，再来控制就会非常棘手，事倍功半。我国人口的大力控制是在中共中央发表公开信以后，那时第一、第二个人口高峰已经叠加，人口已近10亿才采取严格控制措施；而当时人口基数已经很大，第三个人口高峰已逼近，回旋余地不大。如果我国能在1957年前后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那我国的人口问题会比今天主动得多，因为那时我国的人口不过6.5亿，1956年后，全面开展计划生育是可能的。
首先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已自发有节育的要求，在第一次人口普查后，全国有识之士大多都同意中国要控制人口增长。
其次，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文件〈总号［55］045〉就提出：“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中国计划生育全书，1997）。党中央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有讲话和批示，倡导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如毛泽东在1957年2月就提出：“要提出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同年10月也提出；“抓人口问题恐怕也要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中国计划生育全书，1997）。
更为重要的是，1956年9月中共八大会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①。如果坚持这条政治路线，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顺理成章的。遗憾的是由于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反右派，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使人口成为重灾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扭转，但几代人都不得不承担这种后果。
2 改革开放后30年人口学发挥的社会功能与时俱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后，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提出废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恢复人口学，把扭曲的人口理论拨乱反正，对人口学的错误批判纠正过来，为人口学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人口学得到空前蓬勃发展。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功能逐步充分地发挥出来！
2.1 人口学在我国控制人口增长，推行计划生育过程中发挥了人口学的认识功能、描述功能、解释功能和批判功能
改革开放后人口面临最重要难题之一，就是要迅速控制人口增长，推行计划生育，但仍遇到当时控制人口增长是马尔萨斯的命题的困扰。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人口学首先要突破的。当时的人口学者不少来自马列主义和经济学说史的教师，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许多马克思有关的论述。诸如“人口压迫生产力”，“人口规律”和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关于共产主义，如果需要也会控制人口等论述。经过一个时期的热烈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论”即人类自身生产要同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逐步被认为论证我国控制人口增长，推行计划生育的理论依据，这一时期的研究是认真的，按“双百”方针讨论是热烈的，但未能完全摆脱长期以来教条主义的束缚。虽然，在理论上已经突破了斯大林批判恩格斯两种生产的说法，也超过了当时实践上论述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不过，还只局限于从诸如母婴健康、妇女解放和青年成才等论述。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实践提出的理论问题愈来愈多，人口学掌握人口的数据越来越丰富，人口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推进，许多理论如人口国情、人均GDP、适度人口、人口转变、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等的研究，由于人口学利用人口变量的数据说明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是最有说服力的。在论证的过程中人口学也要发挥学科的批判功能，对不利于人口发展的理论和命题进行批判，如对社会主义人口快速增长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论证它不是个普遍规律；又如论证知识分子寿命比一般人短，是舆论的误导；人口控制导致人口逆淘汰的命题是不能成立的等等。
2.2 发挥人口学普及功能和社会管理的功能，推进和完善我国人口实践活动和计划生育工作
我国在不到30年期间，总和生育率由5.8降到更替水平，欧洲国家由5降到2.5用了100年，被国外称为人间奇迹。这是全党全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人口学也功不可没。我国是个十几亿人口大国，育龄人群6亿多，开展计划生育必须得到广大干部和育龄人群的支持和理解，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人口教育文化（程度）很低，就是干部队伍当时的教育文化素质也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推行计划生育必须把人口学知识普及到干部和基层育龄人群。普及人口学知识，首先要说服和教育干部。不但要在理论知识上，还要普及人口各种调查的知识，特别是生育率调查的技术方法，还要普及宣传多种多样的计划生育措施和技术方法。通过广大基层干部再普及宣传到群众。这项人口教育规模庞大，经过20多年就教育出几代干部和亿万群众，几乎做到家喻户晓。如果没有人口普及教育，靠强迫命令是不可能取得这样效果的。我国人口学工作者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在早期到各地基层开展人口学讲座、编写人口学教材、出版普及读物，直到下基层参加工作的事例数不胜数。我国计划生育真正体现群众掌握了理论，就变成物质力量，我国人口教育的效果比办几百所人口学校成果大得多，这就是中国创造人口奇迹的亮点之一。
2.3 人口学在我国人口重大决策中，以确凿的数据和事实，发挥认识功能和预见功能，在决策咨询中起到见多识广，多谋善断的“智库”作用
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快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人口决策，涉及几代人的利害关系，因此作出决策越来越困难。人口学由于掌握人口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了解当今中外人类人口发展变化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权衡利害得失，常常通过调查研究、先期试点、反复比较，有助于政策的选择。如果单凭领导者少数人的智慧和很小范围的调查研究，难免有挂一漏万的失误，兼听则明，很多问题要防患于未然，多谋才能善断。改革开放后，人口很多重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确是与时俱进。例如改革开放后，人口最重大的决策就是如何控制住激增的人口，在当时体现在2000年中共中央发表的公开信上，那时人口学刚刚恢复，专门从事研究人口学的人数很少，坦率地说，水平也不很高，但学者们都对中国人口作了一定的调查研究，提出各自的研究结论和建议。中央在发出公开信前也开过多次会议，征求不同学者的意见。公开信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同时也提出，“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多于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这些认识充分体现人口学的认识功能和预见功能起到咨询决策的作用。
例如，在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就是一项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决策。一方面从我国发展的全局出发，要求千方百计稳定已经达到的低生育水平不能动摇；另一方面，强调低生育要稳定，不是越低越好，其实在客观上也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和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后果。这是人口学认识功能和预见功能对咨询决策作用的具体体现。因为，只有人口学才能深入认识人口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有意识的杜渐防微。在老龄化和性别比初露端倪时就提出过，在当时可能被认为是忠言逆耳，但事实总是胜于雄辩，后来慢慢能倾听，从善如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这是人口学预见功能所起的作用。
人口学在咨询决策作用中最突出的莫过于2005～2006年，编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时，中央和国务院的科学民主决策。参加这项研究的有300多位专家学者，其中有国家机关的领导、科学院的院士、教授、研究员等，其中人口学学者占很大的比重，也起到重大作用，因为战略的目标是人口变量的规模、速度和结构，这次战略研究，历时一年多，数十次各种形式的会议和座谈讨论，形成一些人口发展的新思路，诸如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口安全和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等。人口发展战略的现实意义是通过探索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思路、内涵和途径，体现在2006年12月17日中央作出的统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决定》中。人口学作为“智库”之一，无论在参加人数的规模，涉及面之广，探讨的深度和作出成果的丰硕，不仅前所未有，在世界上也无先例。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学确凿的数据为制定人口决策服务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2.4 改革开放30年来人口学与时俱进蓬勃发展
任何科学的都是与时俱进的，人口学也一样。一方面，对人口各个变量的认识不断深化，人口学的知识、理论和研究方法总是在不断发展、创新、提高；另一方面，我国人口现象也是不断发展变化，人口学必然不断发展。人口学的发展体现在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社会功能的认识上，体现在人口理论、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创新上，体现在研究成果水平的提高和认识的普及，以及人才培养的辈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口学由一门被取消的学科，在学科恢复后不久，就一度成为发展过快的社会科学之一，经过调整、巩固、提高以后，现在我国的专门人口研究机构就有70多个，中国自己培养的人口学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约3000人，此外，还有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和学者。从我国人口实际出发，我国人口学者进一步明确，人口学是一门研究人口学变量的社会科学，不仅研究总人口，也要研究亚人口，除了研究各个人口变量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外，也要研究人口变量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关系等问题。这就大大拓宽和深入人口学的认识和服务的领域，也提升了人口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由于我国人口情况的复杂性，我国人口学研究的生育率、出生性别比、人口老龄化、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等，无论广度、深度和现象的复杂性都大大超过国外同行的研究，国外不少人口学者把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作为研究方向和教学内容。我国人口学起步晚于国外，但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因此也不要妄自菲薄。
3 人口学今后将是一门更为蓬勃发展的朝阳科学
人口学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实践对人口学变量需要的程度。社会实践需要人口变量，在不同时空是有区别的。200多年前，由于实践需要，欧洲国家产生人口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人口激增，现代人口学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普遍关心世界生育率问题，推动现代人口学的发展。到上世纪70年代现代人口学发展达到顶峰。我国现代人口学可以说是从改革开放后恢复和发展的，比发展中国家起步晚了，但我国很快就跟上世界现代人口学的步伐，而且有很多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因为我国对人口学研究的需要，比国外更为迫切。在一个时期我国人口学的研究绝大多数是研究生育率，其他变量的研究很少。现在人口学的研究几乎遍及所有的变量，原来几乎无人问津人口变量，如出生性别比和人口迁移等，而今已成为重点，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质量的研究要求更深、更广，人口学的研究视野也大大拓宽；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口变量研究拓宽，更多的亚人口问题也受到关注，过去亚人口大多是研究育龄妇女，现在人口老龄化研究提出要研究各种老年人口，如老年妇女、空巢老人、五保老人、失能老人等。研究迁移涉及流动人口，如农民工、返乡农民、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的研究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人口学发展开辟最广阔的道路。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人口与人有联系，也有区别，人口是人的集合，但衡量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必须利用人口各种变量，如HDI（人类发展指数）、PQLI（人口质量指数）等来作为衡量指标，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预期寿命、婴幼儿死亡率、文盲率、不同年龄受教育状况等，都离不开人口变量。
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把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这种协调在人口变量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变量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我国人口发展战略提出，要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求发挥老年人才的作用；因此，第二次人口红利必须研究。在21世纪，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已接近更替水平，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衡已有苗头如越南等，现在全世界都在对人口学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人口的发展，也为我国在人口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人口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朝阳科学，不是无的放矢的。
注释：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5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