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科举：中国儒家社会全面散构的多米诺骨牌——废科举百年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儒家论文,中国论文,社会论文,多米诺骨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5年清王朝采纳了以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等南北封疆大吏联名会奏的《请废科举折》，决定“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在中国传统儒家社会道统、王统、族统三维共构中起着制度性联结关键枢纽作用，沿袭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由此戛然而止。清王朝及其重臣们始料不及的是科举之兴废不仅仅是一个教育体制的问题，而且是儒家社会制度化的关键所在。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废科举引发了中国儒家社会全面散构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六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二千年帝制王权覆灭；十年后，新文化运动发生，儒家道统遭全面批判，权威扫地；十二年后，儒家宗族社会与其领导层——“土豪劣绅”为国民革命之狂飙埋葬。严复称废科举“此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东方杂志》第2卷第三期。）。“废科举，兴学堂”与“废封建，开阡陌”均为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转换的标志性事件。后者史家已有共识，而前者之重大历史意义似尚未得以认识，值此重大史事百年祭日在即，特草文以思之。
一、科举为儒家社会制度化联结之关键
“任何一个文明所发射的影响都包括三种成份——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中国儒家文明同样有此三种成份，其中国的话语就是道统、王统与族统。而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有机联结，这个联结的枢纽就是科举制。科举是儒家社会制度化的关键。
文化价值规范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内在联结纽带。作为“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体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5页。）的国家——王统，同样需要一个为社会普遍尊崇的文化价值规范——道统来为之维系与整合社会，同时，也以此论证与体现王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周王朝在灭殷后以敬天，崇德，爱民，慎罚作为周人统治合法性的文化总结。孔子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成为关东六国广泛尊崇的“显学”。孔子西行不到秦，秦国受儒学影响甚微，法家思想为主导地位，秦始皇以此为凭借，扫六合，一天下。用“焚书坑儒”的方法摧抑关东六国旧有的儒家思想，力图“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以法家文化作为全社会的联结纽带。但以“严刑酷法”为表征的法家文化，有违关东六国数百年积淀的周、孔文化基因，也有违人类和平的本性。故“坑灰未冷天下乱”，秦为民众起义所推翻。
继秦而起的汉王朝，有惩秦二世而亡的教训，立国之初在继承秦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的同时，就极为注重在文化价值规范上与“暴秦”划清界限。汉高祖以楚人得天下，楚地的道家文化对其影响甚大，故在汉前期，其治国的文化指导思想是以“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为标的，从而有了“萧规曹随”、“文景之治”的史实。但道家文化“小国寡民”的治国思想无法适应大一统帝国的实际需要，同时，道家文化作为楚地文化也没有以周文化为基础的儒家文化那么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广泛的民间尊崇。而且，汉王朝的整套政治制度礼仪，也是叔孙通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制定的。是故，在汉武帝消除诸侯王威胁，重建大一统的帝国之后，顺理成章地接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从此，儒家文化成为王统尊崇、并以政权之力向民间诱导、整合、推行的主导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化初露端倪。
儒家文化从汉武帝始取得“独尊”的文化主导地位。但直到隋唐，在长达六百多年的历史中，它与整个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未能形成制度性联结。所以经常因王统皇帝个人原因或时势之影响，为玄学、佛学所冲击。“道术而为天下裂”，文化价值规范与政治、社会缺乏制度性联结，也使政治与社会长期处在分裂与动荡的状态之中。科举制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结束了中国社会因文化、政治、社会三个系统缺乏制度性联结，而经常发生的长期分裂与动荡的历史。
科举制首先是使儒家思想制度化地与中国王统、族统联为一体，三维共构，互动平衡。汉武帝虽然祭起了“独尊儒术”的大旗，但两汉经学各从师说，没有统一的标准，不但能为王权所用，也能为王权的觊觎者所藉，王莽以古文经而篡汉；司马氏以“孝”而代魏。有鉴于此，唐在沿袭隋创科举取士制度的同时，开创了以统一的教材——《五经正义》为科举考试的试卷范围与标准答案的制度，以此“儒学正义”来统一士人与官僚的思想，在防范异端邪说孱入文化道统与王权王统的同时，由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统一的思想，将大一统意识、王朝天命意识贯注于士子与官僚之心。这一借统一教材与答案的办法来统一思想，使儒家思想与王统政权内在合一的办法，为历代王朝所奉行，从宋代的《三经新义》到明清的以朱子《四书》为科考内容，无一不是借此来牢笼思想，使士人与官僚在思想上与大一统专制王权产生内在的契合。王统以统一的科考内容，使儒学道统与之同构；而儒学道统亦借科举之制度，与王统产生刚性的联结。不通儒学者，无法通过科考而进入仕途，同时，王统若越出儒家道统之范围，即为“逆天背道”的“无道昏君”，将会被以儒学联结的士人、官僚、宗族社会所遗弃、推翻……。
儒家文化价值规范通过科举成为王统的内在指导，达成了政教合一。如康熙所言：“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注：《十二朝东华录》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而且，王统为整合社会之需要，给予科举入仕者种种特权以奖诱社会、使入第士子入仕为官，致仕为绅，成为宗族社会的领袖、精英，并通过他们将儒家伦理贯注到宗族社会生活之中。同时，王权还通过表彰“义门”、“节妇”、“孝子”、“忠烈”，设置“木铎老人”定期宣讲“圣谕”等方法，强化儒家伦理对宗族社会的整合作用，“一方面把家族政治化，另一方面又使政治家族化，把国与家打成一片，这是伦理的神髓”（注：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制度》，[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页。）。政、教、家三者完成了内在的联结，三维共构形成制度性构建。其伦理的神髓正是以科举为凭藉而得以成功的。
科举制以科考内容为导向，将王权之王统、社会之族统均纳入儒家道统价值规范之中。同时，它也从组织上，制度化地保证了王权官僚体制的后继有人。而且，由于其考试制度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公平性，所以它在保证王权能从中选拔人才的同时，还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有效地扩大了王权的统治基础，缓和了社会矛盾，为中国儒家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起到了内在的支撑作用。
在科举之前，汉代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都缺乏一种客观、公正性，容易为个人的主观所左右，最终造成了“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社会因缺乏必要的流动而腐滞，王统因之而频繁更迭。科举制彻底结束了这种状态，他通过士人的流动带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并通过士人的流动带动了道统、王统、族统三维共构中的循环互动，社会与王权因之有了生机。
在科举入仕的导向下，士人都是苦读儒家经典的儒生，是口含天宪，笔注经典的道统文化的传承者与解说者，道统文化仰其光大发扬，传启后世；科举又使“士仕相通”，士人又是王统官僚体制的候补者与退休者，是王统生生不息的组织保证；道统与王统的显要地位，更使士人成为宗族社会的精神领袖与行政领袖，“士为四民之首”，“绅通官民之情”，他们是社会与王权衔接的桥梁与纽带。士人这种一身而三任、集多种社会角色与功能于一身的特殊性质，使之成为中国儒家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居中联结的关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使士阶层处于一个代有因革，常新不滞，川流不息的运动中。贫寒小民通过勤耕苦读，能科举入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出将入相，进入王统官僚体制之中；由之，也取得儒学之权杖，进入道统之殿堂；当然也堂而皇之地进入宗族社会之领导层。反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正是有赖于士阶层内部这种常新不滞的运动，儒家社会三维共构才能不断地得到新鲜血液的补充，新陈代谢。
二、“废科举”，儒家价值规范之倾覆
科举制以儒家价值规范为鹄的。废科举，首当其冲地是使整合社会，维护王权的儒家价值规范倾覆。这种倾覆首先是传统士人因接受新式教育后，而在价值理念上与儒家价值发生了离异。
废科举使传统士人失去了科举入仕的制度性约束与诱导，他们不得不因应时势，接受新式学堂教育。“朝廷罢科举，重学堂，凡学堂毕业者均与出身，谓之奖励，于是秀才、进士等名称一仍其旧，其中留学归国者最贵，归国后经廷试及格者，谓之洋翰林，以别于旧时玉堂金马中人物也”（注：屠光禄：《梅君疏稿》卷四，1910年。）。“朝官此后无科举进身之阶，又无京官资俸之积，不入宪政编审馆，则入京师大学堂”（注：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109页。）。“废科举之后，士绅群体中约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也就是30万人通过各种途径，受到程度不等的近代教育。”（注：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新式教育内涵的新的价值理念使他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注：《论立宪当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东方杂志》第二年12期。），“国家为人人共有之国家，而非君主一人之国家”、“宪政、国会为国家根本解决问题，而自治则解决根本之根本问题也，我国人勉乎哉”（注：《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杂志-叙言》，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1908年版。）。士人们就这样由受新式教育而从忠君走向立宪，由自治走向民权。儒家社会中居中联结、一身三任的重心——士人，其思想发生了如此的离异，轴心一烂，土崩瓦解的辛亥革命就在所难免了。
废科举使传统士人与儒家理念相离异，而投向标榜民族、民权的辛亥革命。而在废科举，兴学堂中成长起来的数千百万学生则完全扬弃了儒家价值规范，不但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与主力，更成为儒家道统的掘墓盖棺之人。
科举与学堂不仅是一个教育方法问题，二者在服务方向、教育目标、价值理念上均有着根本的区别。“科举与学校有一最异之点，科举之责望子弟也，在人人使尽为人材，作秀才时便以宰辅相期许，故总而角者，格致之字义未明，而治国平天下固以卒读矣，学校之责望子弟也，在人人尽具人格，自幼稚园以至强迫学龄，有荒而嬉者，国家之科条有必及，在其父兄或保护人且加罪矣。一言蔽之……科举之义狭，学校之义广；科举之道私，学校之道公。”（注：《江苏教育总会文牍》第三编，江苏教育总会1912年印，第1页。）“学堂性质与书院全然不同，书院则人人意中皆功名利禄之思想，学校则人人意中有生存竞争之思想；书院则人人意中有苟且依赖之思想，学校则人人意中有奋起独立之思想。”（注：《大众报》1906年5月8-9日。）科举之服务方向是王统政权，是以儒学之三纲五常培养王权之“宰辅”、臣民，而学堂服务对象是社会，培养的是“人人尽具人格”的、具有人权意识、民主意识、有“生存竞争”、“奋起独立”思想的现代国民。二者文化价值规范有着内在的根本不同。受新式学堂教育的学生理所当然地“无不醉心欧美，薄弃中学”（注：《各省教育汇志-湖北》，《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九期。）。在这样的文化价值观导引之下，学堂的学生不仅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与主力，而且更激切地投入到“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对儒学之道统狂飙疾扫，鞭尸扬灰。
废科举使相当数量的传统士人接受新式教育，在价值理念上背弃了儒家规范。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釜底抽薪地断了儒家道统之香火。没有了科举取仕的诱导，旧的书院教育无法维持，新式学堂教育在培养目标与价值规范上都与书院教育背道而驰。由是，失去了科举制度组织性保障，失去了王统政权的强力扶持，失去了宗族社会新鲜血液补充后的儒学道统，在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疾扫之中，很快就溃不成军，彻底倾覆。“传统伦理原则与教条被彻底打碎。偶象与权威遭到了冲击，从此旧传统的声誉再也没恢复”（注：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504页。）。而儒学旧传统经此打击再也无法恢复的根本原因是：“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以依托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注：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儒学纲纪所依托的“有形制度”——科举制被废除，由之联结的帝制被推翻，儒家道统之倾覆即为当然之义了。
三、废科举，王统之崩溃与族统之解构
科举制以儒家文化价值规范制度性地向专制王权官僚体制定期输送新鲜血液，使专制王权不断得到能员干吏的补充而正常运行。而废科举则切断了这一至关重要的组织联结，尤其是价值规范的内在联结。故而，尽管废科举之后，清王朝“重学堂，凡学堂毕业者均与出身”，一如科举旧例，笼络于官僚体制之中，殊不知，新学堂所受之教育决定了他们在价值理念上与科举出身者有着根本的不同。所以，他们即使进入了专制王权官僚体制，在思想上与此体制依然是格格不入，同床异梦，而且，不少人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积极地作着推翻专制王权的准备。是故，辛亥革命甫发，上至清王朝之各部，下至各省、府、县，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大小官吏，纷纷倒戈相向，如首义之府的湖北，郧阳县令滕松、咸丰县令徐培方、宜都县令徐秉书、黄州府经历高孝炜、光化县令黄仁、南漳知县夏绍范、均州知州陈文琪、谷城知县张肇芳、宜城县令吴文炳、枣阳县令瞿长龄等都是积极响应与顺应革命。由于这些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官员大量倒戈，整个湖北除了荆州等少数地区之外，基本上是传檄而定。科举制使专制王权官僚体制产生了内在的离异与叛逆，这是清王朝始料不及的。
废科举使王权专制官僚体制产生了根本的离异，从此，任何图谋专制的帝制与复辟再也无法得到政府官僚体制的支持，从而陷于孤立而失败。如袁世凯也“注意选拔称职的文官。各种考试，特别是县长候选人考试开始出现。新的考试所测验的，不是对儒家经典的掌握情况，而是各种行政能力和一般知识。在1914年到1915年间，数千人在北京参加了考试，他们的成绩虽不是唯一的，但也是重要的任职标准”（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章建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形式上颇似科举，但没有“儒家经典”这一与专制王权内在同构的价值理念导引，袁世凯精心选拔的官僚，也走上了与袁帝制自为的离异之路。上自其心腹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下至县令、府尹俱叛之而去，新华一梦遂成空。而且，自新文化运动儒家道统被彻底批判之后，中国虽有各种专制的形式出现，但失去了三纲五常文化之支持，失去了培养忠君观念的科举制度维护，“帝制”一词终成历史。
废科举也使中国宗族社会发生了全面的散构而急剧转型。
科举制度性地为专制王权提供后备力量，同时也制度性地为宗族社会提供精英、领袖。科举入仕的士人，进则为官，退则为绅，“政府之治地方，责成于州县，州县之治地方，假手于绅董，绅董介于官与民之间，所以沟通地方之群情，巩固地方团体，不失为地方政治上一机关也”（注：《改良地方董事论》，《东方杂志》第一年第六期。）。专制王权正是依靠在文化上与之同构的士绅所领导的宗族社会的自治，才能以较低的统治成本维持大一统帝国的稳定的。
废科举使绅士阶层断了香火，后继无人。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的动乱，使大量末代绅士离开了宗族聚住的乡村，进入城市，“一般有知识的人，能作领袖的人，都厌恶农村生活，都抛弃农村生活到城市里去”（注：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如武昌“县巨绅多半寄居汉口，地方有要事，多由县长亲自造访，平时对地方事不甚过问”，“蒲圻士绅侨居省垣者甚多”（注：《湖北省县政概况》1934年。），此种现象遍布国中。乡绅进城，使宗族社会失去了领袖与重心而散构。这种自然的散构因国民革命“打倒土豪劣绅”的狂飙疾扫而加剧。国民革命中，残留在乡村宗族中的绅士几乎全数被冲击、镇压，幸存性命者，大部逃入城市。如湖北黄安农民协会处决了吴姓乡绅、宗族族长吴惠存后，士绅地主“在乡村跑得精光”，麻城“自民十六年以后，被共匪之压迫，四乡士绅，多逃避武汉”（注：《湖北省县政概况》1934年，麻城。）。少数留在乡村的乡绅则如惊弓之鸟，拱手交出乡村领导之权。湖南宁远“现各土豪劣绅俱已敛迹，不复出头捣乱”（注：湖南省政府秘书处编印：《民国十九年度湖南县政报告》，宁远，1931年8月印行。），湖北浠水县“以前土劣，自民十六年以后，所受打击甚深，现尚各自敛迹不敢与闻地方事件”，麻城的乡绅“多抱消极主义，对于地方事务不愿负责”，圻州“乡区绅耆，尤多隐居自好之士，日趋于消极”（注：《湖北省县政概况》1934年。）。儒家社会的基础——乡村宗族社会之领导层——绅士，就这样既因科举废除而后继无人，又遭国民革命沉重打击而奄奄一息，宗族社会失去了领袖与重心，其解体也就指日可待了。
乡村宗族社会因废科举而无法再产生以儒家伦理为规范的绅士阶层，同时，废科举后各类新学堂也在乡村中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人情莫不以科名为宗族光宠，今者科举已废，学堂为荣进之阶，此日不入学堂，则他日必无出身之路。兹以祠产余款举办学堂，将来卒业递进升得官职，其荣显与科名无异”（注：《江西官报》第31号，第2页。）。以族产办学蔚然成风。而且这些新学堂大都为受新文化运动熏陶的激进青年举办，其宣扬的价值理念多为近代西方文化的民主与科学，对于维系宗族社会的儒家伦理，皆不屑一顾。据1927年《学灯》编辑部调查：赞成“维持而加笃”祖先祭祀的仅有14.5％，赞成“绝对废除”祖先祭祀的却为72.6％（注：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38-47页。）。更有不少共产党人，将乡村学校作为革命机关，培养干部，组织乡村革命。以至守旧乡绅惊呼：“学校为共党制造成所”，“共党首领多是青年学生，以致父兄咸视学校为畏途”（注：《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下册，文化类。）。由是青年学生取代了绅士在乡村的领导地位，成为乡村的实际领导者。赣西“乡村的政权极大多移于新学生之手”（注：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29年9月6日。）。这些新学生按其革命的理念，“打破地方观念及家族观念，对于祠堂的财产田土一概归公”（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六大以前》。），“对于一切迷信如神象佛龛，菩萨祖先牌子神龛，土地公祠对联匾额一概焚毁无余，庙宇宗祠充作农协等机关”（注：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第11页。）。乡村宗族社会经此急风暴雨的洗刷，摇摇欲坠，散构殆尽。
大革命失败后，乡村宗族散构的趋势没有停缓。其由族学而兴办的学校继续对以儒家伦理建构的宗族社会进行消解。南京政府以政权之力劝令各地宗族抽提族产兴办学校，湖北省政府要求各宗族“应按章多拨族学课租”，“各族如有未拨族产兴办族学者，应随时令其遵章成立”。同时，对这些以族产办的学校之教员与教材各省县都作了具体的要求：“凡教师教法不良，头脑冬烘并以四书五经作教本”的“应即予封闭”（注：《教育委员视察注意事项》，湖北省档案馆LSI-I-158号卷。）。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儒家道统在宗族社会复辟的可能。而且，这些新式学校在族产与学校的运作管理上，完全采用西方的运作管理模式建立校董会、校产制度，采用西方的教育制度与方法，使学校成为独立法人团体，从而将宗族的经济基础——族产转为校产，使宗族祠堂的财权枯竭，宗族祭祀活动无法举行，“至今日各族祀会多提充办学，盛大祭典，旷不举行，时移世异，固难为胶柱刻舟者道也”（注：民国《醴陵县志》卷五，礼俗志。）。
结语
废科举使儒家社会制度性联结的纽带中断，而引发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三维共构的中国社会政治之王统、文化之道统、社会之族统先后随之而崩溃、倾覆、散构。中国社会开始了新的构建与转型。但百年以来，由于文化重建未能完成，社会的制度化构建亦尚在探索之中。返观废科举引发的社会巨变，或许能使我们对于教育制度广泛的社会功能，以及教育改革的重要性与审慎性有更深切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