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竞争情报学科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竞争情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崛起于80年代的竞争情报，以1986年美国竞争情报从业者协会(Society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s,SCIP)的成立为标志，是军事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情报学(Intelligence Studies)等学科相互交融的结果，是情报工作的重大发展[1]。本文在总结竞争情报的引入对我国情报工作发展的重要贡献和回顾我国竞争情报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构建了竞争情报学科的体系，论述了竞争情报与中国情报学的关系，期望促进我国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进一步向Intelligence方向演进。
1 竞争情报引入的历史贡献
2011年1月28日是中国竞争情报专业组织成立17周年。竞争情报引入我国近20年来，成绩卓著，贡献良多。
它对我国情报界重大贡献之一在于还中国情报一词的本来面目，从理论上结束了把情报和信息混为一谈的混乱局面，让中国科技情报工作向Intelligence方向回归。而耳目、尖兵和参谋则是我国对Intelligence功能的恰当描述。
竞争情报的引入对中国情报界的重大贡献之二是让我们领略了美国军事情报和商业情报(Business Intelligence)的风采。例如，它以美国军事情报G2s/S2s体制以及5环为特征的情报流程为基础，自成体系的竞争情报分析技术，独树一帜的人际情报网络建设，别开生面的反竞争情报技术和形象生动的军事模拟手段，拓宽了我国情报机构的全球化视野，丰富了我国情报研究(Intelligence Analysis & Synthesis,Intelligence Analysis)工作的实践经验，促进了我国科技和经济情报工作的现代化发展，并从根本上动摇了在我国情报界居主导地位的泛信息化思潮。
竞争情报的引入对我国情报界的重大贡献之三是暴露出了我国情报学研究忽视Intelligence这一核心领域的致命性错误。50多年来，我国情报学者与开创我国情报事业先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报思想相背离，使我国情报学研究长期游击于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智能科学等相邻学科之间，随风飘零，无以为家。因此，竞争情报的引入对我国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的发展，可谓功莫大焉！
2 我国竞争情报的发展纪实
我国是竞争情报的故乡。早在2560多年前春秋末期，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孙武的《孙子兵法》就被誉为军事情报理论的经典，“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名句被千古传颂，奉为军事家的金科玉律。
创建于1956年10月的中国科技情报工作，曾被国家赋予中国科技事业的“耳目、尖兵和参谋”的历史重任，并将情报研究作为中国科技情报机构的主要任务。鉴于情报研究和竞争情报的异曲同工之处，笔者曾将情报研究作为我国竞争情报发展的重要阶段[1-2]。
竞争情报在我国兴起的重大事件有：
1987年二季度，刘怀宝发表了我国第一篇竞争情报论文[3]。
1993年12月，由上海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资助，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完平、缪其浩等人完成了“建立上海轿车工业竞争环境监视系统的研究”，开启了由政府资助的专题竞争情报项目研究的先河。
1993年7月28日—8月1日，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情报研究专业委员会在张家界召开了全国情报研究学术研讨会，推介了“情报研究的国内外比较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并把竞争情报作为我国情报研究工作的发展方向之一[4-5]。
1993年8—9月，应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中国兵器工业情报研究所和北京科技情报学会的邀请，日本工商竞争情报专门家协会会长中川十郎教授来华讲学是中外竞争情报学术交流的开端，引起了我国情报界人士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1994年1月28日，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经中国科协批准，成立了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情报研究暨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宣告了中国竞争情报专业组织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情报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94年9月21—23日，在情报研究暨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发起和组织下，在北京香山召开了“全国竞争情报与企业发展研讨会”，成为我国竞争情报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95年3月，陈翔宇等编辑了我国第一本竞争情报著作《企业竞争情报研究》；同年6月，由北京竞争情报研究会倡议和组织，缪其浩主编，包昌火等总审，出版了《市场竞争和竞争情报》专著。
1995年5月，赖茂生培养了我国第一位以“竞争情报研究与企业生存和发展”为论文题目的硕士生周键，开创了我国竞争情报学历教育的先例，高等院校渐成我国竞争情报研究的主力。
1955—1998年，由北京竞争情报研究会发起，北京市科委实施了北京市竞争情报示范工程是我国官产学办竞争情报的重要范例。
1998年11月，包昌火首次提出了建立人机结合的、具有三大网络、三个系统、一个中心和六大功能的竞争情报系统(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System,CIS)的基本框架[6]，以此为指导开展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代表了当时国际上关于CIS研究的重要进展[7-8]。
2000年8月，邱均平发表了题为《论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的学术论文[9]，是我国最早论述两者关系的学者，推动了我国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整合的研究。
2001年6月，武秋和的梦龙CIS软件问世，促进了我国自主开发的以竞争情报运作自动化和智能化为目标的CIS软件的不断涌现。
2002年5月，陈峰在我国首次系统论述了政府竞争情报(Government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GCI)及其与企业竞争情报互动的建议[10]。
2003年6月，包昌火等首次在我国情报学杂志上发表了《人际网络分析》专论，推动了人际网络理论在我国情报界中的应用[11]。
2004年6月，赵刚发表了建立国家竞争情报体系的倡议[12]；2005年3月，缪其浩、陶翔等人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竞争情报研究”，促进了竞争情报向国家层级发展。
2004年7月，朱东华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智能化知识采掘的高新技术监测分析技术研究”，首开了我国技术竞争情报(Competitive Technical Intelligence，CTI)的研究，而李艳于2006年4月首次发表了CTI现状分析的论文[13]，推动了我国情报界对CTI的研究。
2006年6月，王知津等在翻译《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的基础上，首次在我国开展了竞争情报战争游戏法的研究，推动了竞争情报模拟技术在我国情报界的应用[14]。
2009年，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为代表的对产业竞争情报(Industry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ICI)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表明，我国科技情报机构工作重心正悄然向竞争情报方向转变，而陈峰则是我国情报界最早从事产业竞争情报研究的一批学者之一[15]。
3 竞争情报学科的基本架构
以SCIP成立为标志，国际竞争情报的发展已历经了1/4个世纪。在众多的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竞争情报理论体系、实践领域和工作方法，一个新兴的竞争情报学科(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Studies)正在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3.1 竞争情报学科的定位问题
竞争情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在市场竞争中一个组织为获取竞争优势而从事的一项信息采集和信息分析工作，为组织的竞争决策提供情报保障和智力支撑。因此，竞争情报学科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情报活动的规律及其方法的科学。竞争情报学科与军事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情报学等密切相关，是这些学科相互交融的结果，因而是一门相对独立的横断学科。正如杨伯翰大学P.Dishman认为的那样，竞争情报学科与包括管理学、市场研究、战略管理、信息科学、图书馆学、心理学、新闻学、法律、财务、各种技术和科学学科以及公共政策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竞争情报研究正从描述转向理论和实证，现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16]。
3.2 竞争情报学科的研究内容
25年来，国内外竞争情报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据统计，1987—2008年，我国共计发表竞争情报学术论文2 888篇，2008年的发文量为412篇[17]。笔者将竞争情报学科的研究内容归结为以下5大部分。
3.2.1 竞争情报的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先导，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而竞争情报的理论体系正处于相对完善之中。竞争情报的理论研究包括竞争情报的基础理论和基本问题两大领域。
1)竞争情报的基础理论。竞争情报的基础理论应包括：
·竞争理论。从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竞争理论到20世纪的现代竞争理论，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历史，逐渐放弃了把完全竞争作为理想竞争模式的教条，重点转向对现实市场竞争动态过程的研究。国际著名的管理学家、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M.E.Porter)于20世纪80年代始相继发表了《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等著作，把现代竞争理论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Porter竞争理论对竞争情报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于：其一，确定了竞争情报工作的基本目标是为创造与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服务，并将价值链理论作为获取竞争优势的基本策略。其二，为竞争情报研究及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如3大基本战略、5种力量模型、竞争对手分析模型等都已经成为竞争情报研究的分析框架。第三，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赋予国家的作用以新的生命力，提出了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观点，为国家竞争情报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情报理论。情报是一个古老的行当，也是一个引领时代风尚的议题。情报是冲突和竞争的产物，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情报活动的本质。在全球化浪潮和“9·11”事件以后，更是众多国家和企业寻求自身安全的重要战略。多少年来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情报学理论。美国著名的情报学家谢尔曼·肯特(S.Kent)于1949年出版的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一书中曾将情报定义为知识、组织和行动[18]；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则将情报功能界定为耳目、尖兵和参谋。1955年Studies in Intelligence季刊创刊和2007年L.K.Johnson主编的Handbook of Intelligence Studies一书的面世[19]，则是现代情报理论(Intelligence Theory)走向成熟的重要事件。张晓军主编的《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一、二辑揭示了西方情报学研究的冰山一角和别一洞天。建立在美国军事情报基础上的现代竞争情报充分表明情报理论对竞争情报学科发展的重大支撑作用。
·博弈理论。博弈论(Game Theory)是一种以数学为基础，研究对抗冲突中最优解决问题的理论，博弈分析的关键是找出在别人选择既定的情况下自己的最优反应战略。1944年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von Neumann)与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O.Morgenstern)合作完成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标志着博弈论应用进入了经济学的广阔领域。1950—1953年间，约翰·纳什(J.F.Nash)发表了4篇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把博弈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鉴于竞争情报是市场竞争的产物，竞争对手分析是竞争情报的核心，因此，竞争情报研究本质上也是一个市场竞争中的博弈问题，博弈分析贯穿于竞争对手分析链——识别竞争对手、确定竞争目标、识别对手策略、评估对手强弱、估计对手反应、选择攻击(或回避)策略的全过程，因此博弈论是竞争情报活动和竞争情报学科的重要理论支撑。
·人际网络理论。人际网络(Social Network)和信息网络是当今社会的两类主要网络，是社会交流的两大基本渠道。人际网络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学领域，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际网络的定位和分析成为可能，由此逐渐扩展到经济学、传播学、市场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等学科领域和商业应用，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人际网络的理论体系，相继出现了关系强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网络闭合理论、结构空洞理论等学术流派，呈现出一幅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景象[11,20]。
竞争情报是植根于人际网络中的一项社会活动，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人际情报网络(Human Intelligence Network)已经成为竞争情报和竞争情报系统的重要组成，不仅是竞争情报活动的重要平台，也是知识管理的重要平台。因此几十年来社会学提出的各种人际网络理论，对于人际情报网络的建设和竞争情报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构成了竞争情报学科的重要基础理论。
·信息转化理论。从根本上说，知识是由人的科学思维和技术工具创造的，并成为改造人类自身和客观世界的强大力量，而信息分析方法，或曰知识激活手段则是知识创造的重要工具。包昌火等编辑的《信息分析和竞争情报案例》一书则将经济学方法、系统学方法、计量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和统计学方法归结为将信息转化为知识、情报、谋略和能力的方法论体系。
早在1983年7月2日，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就提出了“知识激活”的重要思想，并进一步论述了知识激活的方法论问题[21-22]。1996年，美国竞争情报学家鲍威尔(T.W.Powell)构建了由数据、信息、知识、情报、决策和应用构成的情报价值链(Intelligence Value Chain)[23-24]。1996年11月，包昌火提出，我国的科技情报工作是一项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研究活动，亦即将信息转化为情报和谋略的活动[25]。2003年12月，包昌火又提出了信息序化和信息转化应是中国情报学两大核心领域的主张[1]。2004年4月，钟义信认为，信息—知识—智能转换规律是引领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灵魂，系统地论述了信息转化理论[26-27]。2005年，美国学者海伦·罗丝伯格(H.N.Rothberg)和斯科特·艾里克森(G.S.Erickson)合著的《从知识到情报——在下一波经济中建立竞争优势》一书则在系统地论述了知识管理和竞争情报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将知识转化为组织需要的、可指导行动的情报的途径和方法[28]，代表了国外在信息转化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最新进展和未来发展。因此，以信息转化理论(In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Theory)为指导，以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为两翼，深入研究系统辨识、综合集成、数据挖掘、商业智能等相关学科和技术，建构信息转化过程的动力学，是推动竞争情报学科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2)竞争情报的基本问题。竞争情报基本问题涉及竞争情报的含义、特性、功能、形态、战略等内容。
·竞争情报含义。竞争情报的概念界定是学科研究的起点。美国SCIP的定义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1994年9月，在北京香山召开的“全国竞争情报与企业发展研究会”开幕词中，包昌火将竞争情报归结为关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信息和研究。并认为它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产品，过程是指竞争情报的搜集和分析；产品是指由此形成的情报或策略[6]。
·竞争情报特性。对竞争情报特性的描述，在于揭示竞争情报学科的本质属性。通常认为，战略性、对抗性、谋略性、可行性、合法性是竞争情报的主要特性。把情报与战略相结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种国际化潮流，识别和满足管理层的战略决策问题是竞争情报的首要任务，因此竞争情报的研究内容具有强烈的战略性；竞争情报产生于剧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并以竞争对手的信息搜集和分析为中心，具有强烈的对抗性；策略是竞争情报研究的重点内容，也是竞争情报产品的重要结果，是研究人员和竞争情报组织智慧的结晶；竞争情报活动与组织管理活动相结合，它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不是一般的学术论文，而是可付诸行动的情报产品，可行性是竞争情报区别于一般软科学研究的重要特性；竞争情报是对军事情报和早期商业情报的扬弃，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并遵循一定的职业道德，因此合法性是竞争情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竞争情报功能。竞争情报是组织感知环境变化并作出响应的能力，以应对环境对组织造成的威胁和机遇。竞争情报功能实质上也就是竞争情报的使命：耳目、尖兵和参谋，因而也是竞争情报存在的理由。根据包昌火的观点，可以将竞争情报的功能具体化为环境监视、市场预警、对手分析、策略研究、技术跟踪、反竞争情报六大功能[6]。但对于一个具体组织的竞争情报机构而言，这些功能的配置是各有侧重的。
·竞争情报形态。根据20多年来的实践发展，以企业竞争情报为主体发展起来的竞争情报已具备不同的形态。可以按组织划分为企业竞争情报、产业竞争情报、政府竞争情报和国家竞争情报；可以按内容划分为商业竞争情报(Competitive Business Intelligence,CBI)和技术竞争情报。商业竞争情报是指能给组织的竞争地位带来重大影响的外部竞争环境、竞争对手、供应商、客户、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获取、监控、分析、前瞻和预警过程。技术竞争情报是指能给组织的竞争优势带来重大影响的外部技术的威胁、机会和发展信息的获取、监控、分析、前瞻和预警过程。新的竞争情报形态还将随竞争情报实践的发展而出现。
·竞争情报战略。竞争情报战略的制定是竞争情报机构自身发展并融入组织决策的需要，是竞争情报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2000年7月，焦玉英在《论企业核心竞争力与竞争情报战略》一文中提出了竞争情报发展战略问题[29]；美国匹茨堡大学普赖斯科特(J.E.Prescott)在2001年12月“2001现代职业经理清华峰会”上提出了建立以情报为驱动的企业战略，并刻画了他的基本构想[30]。2003年，包昌火等曾总结了美国企业的竞争情报战略的基本思路：以提升企业决策能力为目标，以CIS建设为手段，实现竞争情报活动的目标、组织、流程、技术和文化的一体化，从而促进企业盈利水平的提高[30]。
3.2.2 竞争情报的管理研究 管理是竞争情报活动的杠杆，对竞争情报管理的研究一直是竞争情报学科发展的中心议题。竞争情报管理研究包括CIS建设、人际情报网络建设、反竞争情报机制建设、竞争情报团队建设、关键竞争情报课题(KITs)管理、竞争情报效益评估、竞争情报文化建设、实践社区建设、学习型组织建设、道德与法律问题、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整合、竞争情报管理思想流派等方面。
竞争情报管理研究的重点领域是CIS的建设。因为分析型的、能为组织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信息和思想的CIS，是领导集团在制定经营战略和竞争策略过程中的“中央情报局”，是竞争情报管理的支点，而实施竞争情报工作的目标、组织、流程、技术和文化一体化的竞争情报战略，则是竞争情报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30-31]。
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的融合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竞争情报活动的重大发展。在1998年SCIP年会上，美国前科学技术情报官简·赫林(J.P.Herring)和J.E.Prescott等联袂构建了由焦点、工具、制度、转变和磨合构成的FIICH模型，对竞争情报的知识管理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既是竞争情报知识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也为竞争情报知识管理指明了方向[32-33]。2000年，壳牌国际服务公司构建了商业竞争情报知识库，是国际上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整合的重要范例[34]。
2003年，美国情报学家爱德华·沃尔茨(E.Waltz)在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Intelligence Enterprise专著中详尽论述了如何将知识管理的原则和实践应用于情报企业以满足情报用户需要的模式和方法。他认为，在网络化时代，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关键在于情报机构对原始数据的选择并将其快速地转化为决策所需知识的能力。因此，通过自动化系统在网络中进行情报的分析、综合和发送至关重要。他认为，这些原则和实践既适用于国家和军事情报，也适用于商业和竞争情报[35]。2005年，美国H.N.Rothberg和G.S.Erickson认为，只有将知识管理和竞争情报这两个相互隔离的学科及其实践活动实行无缝集成和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知识管理和竞争情报各自的长处，从而真正将知识转化为情报，为组织赢得竞争优势。为此，具体探讨了国家、行业和组织层面将知识转换为情报的策略；分析了企业中从知识到情报的转化活动；提出了将知识转化为情报的这一行动过程的蓝图[28]。
如前所述，2000年8月，邱均平在我国开启了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关系的研究[9]，2003年12月和2004年6月，包昌火等将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整合视为竞争情报的发展方向之一，分析了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的异同点，提出了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的整合方略，推进了我国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的融合研究[1,32]。
3.2.3 竞争情报的方法研究 竞争情报的方法研究是竞争情报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力。竞争情报的研究方法是以竞争情报循环(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Cycle)为主线，竞争情报生产为核心展开的，因此，也可以将竞争情报循环视为竞争情报的方法论。美国情报分析专家布鲁斯·D·伯尔考威茨(B.D.Berkowitz)和阿兰·E·古德曼(A.E.Goodrman)在1989年出版的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一书中，详尽地揭示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40多年实施的在总结G2s/S2s情报体系基础上形成的情报循环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存在问题及其解决方案[35]，由于竞争情报循环是在情报循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全书主要观点对竞争情报方法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根据1988年J.P.Herring提出的竞争情报循环5环形式[36]，并于1999年载文阐明的相关问题[37]，将竞争情报方法研究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1)情报需求的识别。识别和研究情报需求是规划定向阶段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比较成熟的识别方法是J.P.Herring在国家情报课题基础上提出的关键情报课题(Key Intelligence Topics,KITs)。他认为，确定关键情报课题就是识别管理者需求的过程，而KITs识别的核心就是与企业关键决策者的互动对话，通常采用响应模式、主动模式和混合模式。而黄英则将KITs方法进一步深化，提出从内容、流程、文化3个层次构建KITs内涵结构图并描绘了由确定与接近情报用户、访谈与明确决策需求、挖掘生成KIT、推进KIT可操作化、评价与修正5步组成的KITs工作流程[38]。
2)竞争情报的搜集。竞争情报搜集是竞争情报生产的基础，是竞争情报产品质量的保障。竞争情报搜集方法包括人际网络法、观察法、四分卫法、访谈法等一手信息(Primary Source)搜集和信息检索、广播电视收视、文献杂志定购等二手信息(Secondary Source)搜集。前者已处于理论化、体系化，后者则是图书信息学领域的专长。
将人际情报的搜集作为一个独立环节引入竞争情报循环表明J.P.Herring对人际网络的高度关注；而将信息处理和存储自成环节也表示他对创造情报生产的知识基础建设的格外重视。遵守竞争情报获取过程中的法律和道德界限，慎重涉及灰色地带，保持竞争情报的合法性特征是竞争情报活动和商业间谍的根本分野。
3)竞争情报的生产。情报生产是竞争情报工作的灵魂，是竞争情报循环的核心步骤。它是通过系统化的方法将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组织自身的信息转化为能为组织带来竞争优势的情报和谋略的过程。情报生产采用的竞争情报分析方法既包括来自管理学领域的竞争分析(Competitive Analysis)，又包括来自政治军事领域的情报分析(Intelligence Analysis)。前者以商业和战略分析方法为主，侧重对事件、组织和人的分析；后者以模式和系统分析方法为主，侧重于对数据、信号和事实的分析，两者的融合，构成了完整的竞争情报分析方法的知识体系。
几十年来，国际竞争情报界殚精竭虑、浓墨重彩，开发了上百种的分析方法，产生了如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管理学院本·吉拉德(B.Gilad)和资深竞争情报专家J.P.Herring于1996年主编的《商业情报分析的艺术和科学》一书[30]，加拿大温莎大学克雷格·弗莱舍(C.Fleisher)和澳大利亚Mindshifts咨询集团的芭贝特·本苏桑(B.Bensoussan)合著的《战略与竞争分析》[40]和《商业与竞争分析》[41]两书，包昌火与李艳等人的由市场维、能力维和时间维组成的竞争对手分析论纲[42]和由专家、信息、电脑三方面，物理(W)、事理(S)、人理(R)、专家、电脑、模拟6大模块组成的WSR竞争情报方法论[43]等力作，精彩纷呈。
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美国军事情报界的战争游戏法移植到企业管理中来，形成了商战游戏法(Business War Gaming)。在我国，由王知津开启的竞争情报模拟研究[14]增强了竞争情报研究的直观形象和可操作性，可成为企业竞争战略制定、战略决策评估的重要工具，拓宽我国竞争情报分析的研究领域。
4)竞争情报的发布。竞争情报发布是将竞争情报产品转化为实际效益的主要环节，包括产品形式的设定和发布方法的设计两大问题。Herring总结了几种主要的情报产品和内容特征[44]：①新闻简报(Newsletters)。与公司业务相关的新闻事项的信息简报。②情报报告(Intelligence Report)。有独特来源的、对公司有着直接影响的和启发的外部发展情报的报告。③分析性预警(Analytical Alert)。对具有直接影响和启发的当前发展趋势的分析报告。④情报评估(Intelligence Assessment)。就某一情报专题的深度分析，如竞争对手分析、用户分析、行业分析、技术分析、政府行为分析等。⑤情报预测(Intelligence Estimate)。包括对重要趋势和未来影响的长期预测，常常能为管理层指明方向。
按照情报用户的层级，如根据企业高管到一线职能经理的不同需要，来设定情报产品形式的金字塔模型是国内外竞争情报部门通常采用的发布方式。
5)最佳实践企业调查。最佳实践企业调查(Best Practices for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是美国竞争情报界的重要创举。因为企业的竞争情报活动大多是按照竞争情报流程展开，是流程的实施和发展，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竞争情报流程充实了竞争情报方法的研究，推动了竞争情报方法论的建设。
3.2.4 竞争情报的教育研究 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是竞争情报学科起飞的两翼。1972年，瑞典隆德大学的斯蒂文·德迪约(S.Dedijer)开始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和瑞典隆德大学教授关于政府、公司和城市的情报与安全课程，这是竞争情报第一次进入大学的授课体系中。1996年SCIP年会就竞争情报教育问题专门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竞争情报课程体系。
SCIP确立的课程体系包括基本内容、管理科学、需求分析、信息收集、信息分析与综合以及竞争情报交流6大模块。它把竞争情报基本内容和管理科学列为商学院的两个基础课程模块。竞争情报课程模块的确立大大推动了竞争情报教育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进程。
1994年1月28日中国竞争情报专业组织的诞生，拉开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竞争情报教育的序幕。迄今为止，在学历教育方面，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培养硕士为主，本科和博士兼具的多层次的竞争情报的教育体系；在继续教育方面也形成了大学、学会和社会机构开办竞争情报研修班的格局。2006年5月和2011年4月我国还完成了两例竞争情报博士后的培养[45-46]。据统计，截至2009年10月，我国已拥有竞争情报硕士点28个、博士点6个，分别占情报学类专业硕士研究方向总数的10.98％和博士研究方向的11.54％，开展竞争情报教育的高校达25所[47]。
美国西蒙斯学院(Simmons College)竞争情报中心是2001年成立的西半球第一个从事竞争情报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机构，它提供了竞争情报硕士学位计划、硕士课程论证计划和个人职业发展计划三类培训项目。1996年2月由B.Gilad和J.Herring创始成立，1999年又与Fuld公司联手的美国竞争情报学院(The Academy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是一家专门从事竞争情报培训的公司，它设立了竞争情报职业认证项目、公开课、企业内训、远程教育4种培训方案。
借鉴国外经验，确立竞争情报教育的重要地位，加强对竞争情报教育的学术研究，完善我国的竞争情报教育体系，鼓励更多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增设竞争情报课程，积极开展模块式教学，并把竞争情报分析作为模块教学的重点，强化反竞争情报和保护商业秘密的内容，把我国的竞争情报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3.2.5 竞争情报的应用研究 竞争情报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竞争情报的应用就是竞争情报的实践活动，多年来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竞争情报形态，形成了企业竞争情报、产业竞争情报、政府竞争情报和国家竞争情报等重要活动方式。企业竞争情报是社会竞争情报活动的基础和主体，它的核心内容是对竞争对手信息的搜集和分析。政府竞争情报是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为了提升自身的影响力而开展的对外部环境和竞争对手信息的搜集和分析。日本于1958年建立的日本贸易振兴会和韩国于1962年建立的韩国贸易振兴社是政府竞争情报的范例。我国于1996年相继建立的国务院各部委科技情报研究所从事的情报研究工作，从实质上说，也属政府竞争情报的范围，尤其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条件下更是如此。
产业竞争情报是以提升一个国家和地区某一特定产业竞争优势而开展的竞争情报活动。一般而言，产业竞争情报是处于政府竞争情报和企业竞争情报之间的一个层级。面对着我国众多产业频遭侵害和产业竞争情报服务缺位的严酷现实，2009年起，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机构和以陈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展的产业竞争情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把我国竞争情报事业推向纵深，并形成了一批可喜的成果[48-51]。
国家竞争情报(National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NCI)是最高层级的竞争情报活动，它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构建国家竞争情报体系。陶翔等认为，国家竞争情报是一个国家为了在全球化日益发展，传统的敌人和朋友已经转变为暂时而非永久的战略伙伴和竞争对手，贸易争端成为国家之间争议的焦点以及经济和技术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利益最核心部分的情况下，需要建立的一种新型的国家内部的情报组织结构体系[52]。缪其浩、陶翔最早开启了国家竞争情报研究并已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53]，为提升我国竞争情报的战略地位和构建国家竞争情报体系发出了强烈的呐喊和呼唤。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代表的美国情报机构是国家情报的典范，在为美国国家利益和总统的战略决策服务中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但迄今为止，在国际上尚未见到国家竞争情报的典型案例。
3.3 竞争情报学科的金字塔模型
至此，我们已初步构建了竞争情报学科体系，这个体系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管理研究为杠杆，方法研究为手段，教育研究为侧翼，应用研究为基础，构筑了以竞争情报循环为主线，竞争情报生产为核心，由理论、管理、方法、教育、应用5大模块构成的金字塔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竞争情报学的研究内容
3.4 竞争情报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竞争情报学吸取了管理学、经济学、军事学和图书信息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多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一门横断学科。它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如下。
3.4.1 竞争情报与管理学 竞争情报的作用在于为决策者提供战略和战术层面的决策支持，而决策活动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由于竞争情报决策支持职能在战略决策中意义重大，因此，竞争情报也就顺乎自然地与战略管理形成了最紧密的关系。比竞争情报出现晚10年左右的知识管理成为管理学的热门话题。由于两者都把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基本的研究内容，因此正在朝着整合的方向发展，把以外部竞争环境监视和竞争对手分析为重点的竞争情报，即企业的“中央情报局”和以内部知识组织和共享为重点的知识管理，也就是将企业的“知识交流局”结合起来，作为企业战略的基础和核心。从而使竞争情报学和管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或成为管理学的下位类学科。
3.4.2 竞争情报与经济学 经济学是一门增强人们洞察能力和保障选择效率的学问，让人们在确定目标、选择手段和保证效率之间获得一种均衡。竞争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议题，Porter教授的竞争理论确定了竞争情报工作的基本目标，其竞争战略和分析工具为竞争情报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分析框架。如果Porter的竞争理论没有出现，竞争情报工作可能还处于非正式阶段。作为经济学重要内容的博弈论是研究有利害冲突的双方如何战胜对方的最佳策略的学问。由于竞争情报核心问题是如何应对竞争对手的问题，因而也就成为竞争情报的重要支撑。而信息经济学则包含了研究非对称性信息的存在对决策各方行为相互影响的微观信息经济学，以及研究信息经济的测度等宏观信息经济学。竞争情报领域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竞争情报产品作为一种信息商品的投入、产出如何计量以及定价，都需要信息经济学的介入。因此竞争情报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学理论的支撑。
3.4.3 竞争情报与军事 学众所周知，《孙子兵法》是军事学和军事情报学的开山之作。军事情报学是研究军事情报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军事学的重要分支。可以认为，竞争情报是军事情报向民用领域转移的产物，因此，竞争情报与军事情报有着天然的联系，竞争情报在商战中的作用同军事情报在战争中的作用同出一辙。竞争情报不仅在过去复制了军事情报循环等重要技术，而且在现在，竞争情报也在不断汲取军事情报的营养，战争模拟技术的应用便是一例。因此，军事学和军事情报学的发展将会对竞争情报学产生直接的影响。
3.4.4 竞争情报与图书信息学 图书信息学是图书馆学的现代化发展，主要研究信息的序化问题。信息检索和数据库建设是该学科的核心议题。因为它代表了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因而获得了国内外图书馆界的热情讴歌。与图书信息学相对应，竞争情报主要研究信息的转化问题，为组织的科学决策服务。南于竞争情报的研究内核是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因此图书信息学的信息检索、数据库技术也是竞争情报学的重要基础之一。可以说竞争情报学与图书信息学是一对姐妹学科。
4 竞争情报与中国情报学
中国情报学是我国情报从业者的重大创举，它包含了信息序化和信息转化两大主要议题，为中外情报学所罕见。
但遗憾的是，现在回眸一瞥，细味起来，我国情报界从一开始就把中文情报与英文Information相对应，造成了半个多世纪的困惑；并把信息学(Information Science)或者说图书信息学(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作为情报学来研究，与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争地盘，为他人作嫁衣裳，偏离了我国情报工作的社会实践，偏离了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活动，偏离了情报生产(Intelligence Production)这一核心领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情报业的发展，削弱了我国情报机构在国家和企业决策中的地位，这是我国情报学界的历史悲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国许多情报学杂志和情报学论文中，字里行间，除了情报学一词还有情报两字以外，再也难觅情报一词的芳踪。我国情报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视Intelligence为忌讳，90年代以来，又视信息、知识为时尚，自觉或不自觉地养成了鄙弃情报的怪癖，在我国情报学界形成的回避情报的离奇现象在国际上也不失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重视Information，忽视Intelligence；重视文献资源，忽视人际资源；重视文献研究，忽视实证研究；重视信息技术路线，忽视社会经济路线；重视引进，忽视创新，是当前我国情报学研究的重大弊端。
实际上，情报学并非起源于文献学和图书馆学，而应是起源于军事学和谋略学，起源于人类的情报活动和咨询活动，与人类的竞争和决策相伴相生，它们形影相随，而又若即若离。追本溯源，我们的老祖宗应是孙子，而非布什(V.Bush)，也非申农(C.E.Shannon)。
该到还情报学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归去来兮，回归情报，回归Intelligence，弘扬情报工作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重视对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研究，推荐以情报研究工作为主导，信息资源建设为基础，信息技术为手段的情报工作模式，转变我国情报工作的发展走向。
鉴于我国情报工作的基本内容是信息的搜集和分析、我国情报机构集思想库和信息库于一体的基本现实，包昌火等曾多次提出过中国情报学应当建立在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两大基石上，并把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作为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的核心任务，而非信息或知识的组织和传播，后者是图书馆学的世袭领地[24,54-55]。因此重构情报学是摆在新世纪我国情报机构和情报从业者面前的光荣使命，而竞争情报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技和经济情报工作，而非仅仅是企业情报工作而已，技术竞争情报、产业竞争情报和国家竞争情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如若如此，这将是我国情报界的大幸，也应是我国决策系统的大幸。强大的思想库和情报力量是美国无与伦比的软实力，也是我国产业振兴和安全的重要支撑。因而社会情报机构的式微，不符合国家和企业的根本利益。这一状况的改变，有赖于国家的决断，也有赖于我国情报界的自强，情报学建设方向的把握和情报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以情报为业，以情报为荣，做好Intelligence Studies这篇情报学研究的大文章。我国情报机构和情报从业者应当有屈原的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收稿日期：2011－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