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有效性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经历的经济大萧条证明“看不见的手”并不能保证经济自行达到均衡，而凯恩斯的革命性经济理论为摆脱经济萧条提供了一只“看得见的手”。此后，有关政府调控与经济自由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中形成了许多经济学流派。在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国家通过宏观调控走出了经济大萧条的泥沼，并成功维持了2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开始，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等新的经济学说对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质疑，它们认为宏观调控不仅无效，反而对经济有害。然而，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对经济进行调控，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已成为趋势。因此，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系统持续平稳运转，仍是各国政府的一个中心职能。 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宏观调控四大目标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由于国际经济交往通常只占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小部分，因此我们主要考虑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三个内部目标。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两大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内部矛盾主要产生于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过高的经济增长通常会带来高通货膨胀率。因此，我们假定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稳定物价和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目标在于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从而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稳定物价目标在于实现国民经济在低通货膨胀率水平下稳定高速增长。央行通常会设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值，在此通货膨胀值下达到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不会有通货膨胀压力的目的。因此，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即降低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偏离程度；第二，将通货膨胀率稳定在目标范围之内，即缩小实际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货膨胀率两者之间的偏离程度。 如果经济能够以较高速度平稳增长，同时又不引起通货膨胀压力，社会就业状况得到改善，就表明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越好；反之，经济在“短期内”大起大落，通货膨胀持续恶化，则表明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越差。客观评价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有助于政府反思调控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不恰当行为，不断改进宏观调控水平，更好地实现调控目标，这对于国民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究竟如何呢？大部分文献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上，若宏观经济政策能系统地影响产出、就业等经济变量，则表明政策有效；反之，则政策无效。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IS-LM模型或泰勒规则为理论基础，建立以经济增长或就业等宏观变量为被解释变量、财政政策指标或货币政策指标为解释变量的单方程或多方程计量模型.考察政策变量是否会对经济增长、就业等宏观经济指标产生影响，据此判定政策的有效性(王立勇和张良贵，2011；王立勇，2010；张屹山和张代强，2008；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胡琨，2004；刘斌，2001等)。然而，宏观调控并不是一种政策作用的结果，而是一揽子政策工具相互作用的过程，并且一种政策是否有效不但取决于该政策自身，还受到其他政策的影响。在各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中，通常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使用，因此，通过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来评价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显然不恰当。还有部分文献不区分宏观调控内部政策工具的构成，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调控目标实现的角度，构造宏观调控的损失函数，对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进行评价(陈杰，2008；陈建斌和郁方，2007等)。然而，已有的文献中大多忽略了“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中强调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两大目标之间的替代关系，或是忽略了两者之间替代关系的动态变化，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宏观调控有效性评价的准确性。因此，本文从宏观调控目标实现的角度，基于宏观调控损失函数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并使用可变参数模型对“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中强调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两大目标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行动态估计，从而定量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二、分析框架及理论模型 假定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并将通货膨胀率稳定在目标范围之内。“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很好地描述了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经济周期波动)的关联关系：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产出缺口下降，通货膨胀率亦随之下降；当经济处于上行阶段，产出缺口上升，通货膨胀率亦随之上升，即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具有同向变动关系，这就是正常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关系。 “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的数学表达式为：
方程(1)中
分别为实际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
分别为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
反映了实际产出水平与潜在产出水平之间的偏离程度，即产出缺口；α为常数项；k、γ为解释变量系数。γ表示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替代程度，即为了熨平产出缺口1个百分点，政府愿意牺牲的通货膨胀水平；k代表理性系数，当k=1时，公众具有完全理性预期(Lucas理性预期)；当0≤k＜1时，意味着公众具有近似理性预期(Akerlof理性预期)。 令
得到简化的方程为：
方程(2)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预期通货膨胀率。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是个未知变量，必须限定它的形成机制。经济学家提出的预期形成机制大致有静态预期、外推型预期、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四种。本文借鉴Friedman(1968)的模型，选择适应性预期形成机制来确定预期通货膨胀率。 适应性预期的数学表达式为：
通过对方程(7)的估计，可以得到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γ。 政府为熨平产出缺口付出(或得到)的边际成本(或收益)为γ｜g，为平抑通胀缺口付出(或得到)的边际成本(或收益)为
，其中系数λ和θ分别代表政府对产出缺口波动和通胀缺口波动的识别成本，
表示中央银行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当经济处于萧条(即g＜0)时期，政府为了熨平产出缺口，采取扩张性宏观调控措施将产出缺口增加m个单位，此时政府为熨平产出缺口而获得的收益就是λ｜g｜m，由“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可知，增加产出，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上升，根据方程(7)可知，若产出缺口变化m，则通货膨胀变化γ*m，因此政府为应对通货膨胀上升而付出的成本为γθ｜π-
|m；反之，当经济处于繁荣(即g＞0)时期，为了熨平产出缺口，采取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将产出缺口减少m个单位，此时政府为熨平产出缺口而付出的成本就是λ｜g｜m，由于减少产出而导致通货膨胀下降，政府因通货膨胀下降而获得的收益为γθ｜π-
｜m。政府执行宏观调控的原则就是要使宏观调控的边际成本与其边际收益相等。我们以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即g＜0)为例，可得到以下方程组：
宏观调控就是要采取有效的政策工具尽可能消除短期内的波动，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又不引起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宏观调控本质上是一种短期行为，政府总是根据最近经济的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工具尽量使经济按照预定的轨道发展。由方程(9)可知，如果产出缺口较小，即实际产出水平与潜在产出水平之间的偏离程度较小，而通胀缺口较大，即实际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偏离程度较大，那么通胀缺口波动识别成本θ降低，产出缺口波动识别成本λ上升，这使得政府更加关注实际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偏离；反之，如果产出缺口较大，而通胀缺口较小，那么产出缺口波动识别成本λ降低，通胀缺口波动识别成本θ上升，这使得政府更加关注实际产出水平与潜在产出水平之间的偏离；若λ和θ的值相近，则政府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予以同等的关注。因此，λ亦可看作是政府置于通胀缺口上的权重，θ亦可看作是政府置于产出缺口上的权重，这里我们假定λ+θ=1。结合(9)式，可以得到方程组(10)。
通过对方程组(10)的求解，可以得到λ和θ的值。假定政府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主体，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理性的政府总是追求自身效用函数的最大化或损失函数的最小化，当效用最大或是损失最小时，调控的效果最好。实际效用或损失偏离最大效用或最小损失越大，调控的效果就越差。于是我们可以建立我国宏观调控的损失函数：
方程(11)是标准的宏观调控损失函数，由经济的实际运行对调控目标的偏离构成。
分别为第t年的通货膨胀率和目标通货膨胀率。目标通货膨胀率通常被当作是能够实现物价稳定的通货膨胀率。格林斯潘认为，达到物价稳定水平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一种使居民和工商业日常决策时可以对其忽略不计的低水平的通胀率，Mishkin(2000)认为满足格林斯潘所定义的物价稳定通胀率应该在0—3%之间；Akerlof、Dickens和Perry(2000)对美国和加拿大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美加两国的最优通货膨胀率是2%—3.5%。由于我国需要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以保证增量式改革顺利进行，所以目标通货膨胀率不宜定得太低，因此我国的通货膨胀目标值选在3%—5%是比较合理的。鉴于此，本文将通货膨胀目标值确定为3%。
分别表示第t年宏观调控后的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通胀缺口反映的是稳定物价目标，产出缺口反映的是经济增长目标，为了保证损失的可加性和可比性，取其平方值。政府在每年年末根据当年的产出缺口
、通胀缺口
以及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
，确定当年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上的权重(
)。如果当期产出缺口权重较大，表明产出缺口较大，而通胀缺口较小，那么，在下一期政府的主要目标是缩小产出缺口；反之，如果当期通胀缺口权重较大，表明产出缺口较小，而通胀缺口较大，那么，在下一期政府的主要目标是缩小通胀缺口。因此，在计算第t年的宏观调控损失函数时，采用上一年政府置于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上的权重(
)进行计算。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将1978-2013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时间序列数据，将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两个时间序列数据作为实证分析的变量。产出缺口由经过滤波的国内生产总值得出，通货膨胀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示，由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年才公布，1985年前数据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来代替，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4)》。研究波动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去除变量中的趋势项，分离经济时间序列中的长期趋势与波动成分的方法有很多，H-P滤波法就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方法，其通过构造最小化损失函数，进而可以分离出长期趋势与波动成分。用公式可将H-P滤波法表示为：
(12)式中，
是时间序列
中的趋势成分，λ是对趋势成分
波动的惩罚因子。λ=0时，满足最小化问题的
等于
；λ增加时，估计趋势中的变化总数相对于序列中的变化减少，即λ越大，估计趋势越光滑，λ趋于正无穷时，估计趋势接近线性函数。因此，H-P滤波法会存在权衡问题，即在趋势成分对实际序列的跟踪程度和趋势光滑度之间需要做一个选择。根据一般经验，年度数据λ=100，季度数据λ=1600，月度数据λ=14400。 Harvey和Jaeger(1993)的研究表明，对于含有单位根的差分平稳过程，H-P滤波可能产生伪周期，所以根据消除趋势后的数据而观测到的周期波动可能只反映了滤波的性质，却没有反映出数据本身的特征。因此，要确保趋势分离的合理性，就要首先对产出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的最新统计年度数据，利用GDP平减指数对名义GDP进行处理得到实际GDP，进而对实际GDP进行对数变换，以消除原数据中的异方差，把取对数后的实际GDP记为LogGDP。ADF检验结果(表1)显示LogGDP为趋势平稳变量，可以对其进行H-P滤波。H-P滤波中λ取值100，使用Eviews5.0对LogGDP进行H-P滤波后，得到的波动项即为产出缺口①。
图1 1978-2013年我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的变动趋势 图1给出了1978-2013年我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变动趋势大体一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4年是第一阶段，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变动幅度都比较小；1985-1996年是第二阶段，无论是产出缺口还是通货膨胀变动都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特点，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甚至高至24%；1997-2013年是第三阶段，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变动都趋于平缓，物价水平也持续下降，甚至出现轻度通货紧缩，2002年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周期，通货膨胀率从此也逐渐转为正数，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整体来看，我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变动趋势大体一致，但产出缺口的变动幅度明显小于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幅度。 (二)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反应系数
的动态估计 根据理论模型，以1978-2013年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为样本，将通货膨胀率π作为因变量，产出缺口g作为解释变量，利用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基于状态—空间模型，我们构建以下可变参数模型：
模型中
是可变参数，服从AR(1)过程。利用卡尔曼滤波方法可以对每个时点的γ作出估计。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需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由表1可知，
均为平稳时间序列，于是利用Eviews5.0对方程(13)、(14)估计可以得到：
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第一，当期通货膨胀率受到前两期通货膨胀的影响，符合前文通货膨胀预期形成机制的假定：在适应性预期机制下，当期通货膨胀率受到过去通货膨胀的影响。滞后一期对当期通货膨胀的影响为正，而滞后二期对当期通货膨胀的影响为负，但滞后一期的系数大于滞后二期的系数，这意味着过去通货膨胀对当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总体上是正向的，表明通货膨胀具有惯性趋势；第二，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
符合一阶自回归过程。一阶自回归的系数为-0.73，是负值且小于1，这表明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
会在其滞后一期的作用下，振荡衰减并逐渐达到均衡。
图2 1980-2013年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反应系数
的变动趋势 图2是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
的变动趋势曲线。从图2可以看出，1980-1985年的系数
波动不大，究其原因可能与这期间是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阶段，中央计划仍主导经济运行有关。此后，以1996年为界可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1996年，此阶段的系数
波动位势高、幅度大。1992年系数
达到峰值1.117，说明1992年产出缺口每变动1个百分点，将导致通货膨胀率同向变动约1.117个百分点。第二阶段是1997-2013年，此阶段的系数
波动较为平稳，基本维持在0.4—0.6左右。系数
的稳定可以降低政府调整置于通胀缺口与产出缺口权重的成本，对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两大目标也有利。实际经济运行情况也如上述分析一样，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经济增长率在高位不断平滑，同时，通货膨胀率一直很低而且波动幅度也很小，整体来看，我国经济在这段时间“高增长”、“低通胀”，呈现出一片繁荣稳定的景象。从系数
的值来看，
的系数值均为正数，这表明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呈同向变动关系，符合“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的一般规律。 (三)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定量评价 通过对损失函数的估计，我们可以定量评价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估计损失函数，首先通过可变参数模型对方程(13)、(14)进行估计，得到各年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
；接着，可依据方程组(10)求解得到政府置于通胀缺口与产出缺口上的权重；在求得权重系数以后，将权重代入方程(11)计算各期宏观调控的损失。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1995年作为基年，把当年的损失计为100，得到了一个宏观调控损失指数序列。为了显示完整的计算过程，最终损失指数的估算结果连同产出缺口、通胀缺口以及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一起列于表2。
图3 1981-2013年我国宏观调控损失指数的变动趋势 图3是1981-2013年我国宏观调控损失指数曲线。损失指数的变动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1-1985年，这一阶段损失指数虽然较低，但由于这期间是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渡阶段，中央计划仍是经济运行的主导者，宏观调控并未真正实行，因此，这一阶段的损失指数仅体现了中央计划主导经济运行的效果，并不能体现宏观调控的效果。第二阶段是1986-1995年，这一阶段损失指数呈现大幅度、高位势的波动，大致经历了两次大幅波动，波峰分别位于1988年和1994年，这两年我国宏观经济正是大起大落的阶段。1988年由于货币供给、贷款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引起经济全面过热，中央以行政手段为主，“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紧缩财政和信贷，大幅度全面紧缩投资和消费。1994年经济又出现全面过热，当年24%的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我国历史最高点，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通货膨胀。因此，1986-1995年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较为紊乱，说明这阶段宏观调控有效性较差。第三阶段是1996-2013年，1996年我国成功实现“软着陆”后，损失指数由1995年的高位迅速跌落，并一直在较低的位势平稳波动。在这一阶段，我国宏观调控采取了“微调”模式，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进行小幅频繁的微调，无论是在调控力度的控制上、还是调控节奏的把握上，都做得非常到位，如损失指数在1998-1999年略有上升，这可能是由于我国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通货紧缩经验不足造成的，但得益于微调式的宏观调控，这种局面很快就得到了扭转。由此可以说明，1996年后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显著改善，达到较为理想的水平，基本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调控目标。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造宏观调控损失函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进行了定量研究，得到了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通过对可变参数模型的估计，我们发现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γ[，t]的值均为正值，这意味着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呈同向变动关系，符合“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的一般规律；1996年后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γ[，t]基本稳定在0.4—0.6左右，这种稳定性会降低政府调整置于通胀缺口与产出缺口权重的成本，有助于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两大目标。 第二，通过对宏观调控损失函数的估算，我们得到了1981-2010年间我国宏观调控的损失指数。损失指数表明宏观调控有效性在1996年前较差，在1996年后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并在2002年后得到了进一步优化，损失指数逐渐向零收敛，基本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调控目标。 1996年后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得到了较大的改进和优化，探究宏观调控有效性改进和优化的原因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于进一步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不断改进宏观调控效果，从而保障国民经济高速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反应系数的稳定性，降低政府调整置于通胀缺口与产出缺口权重的成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未完全建立前，由于我国供给能力有限，当经济系统中出现来自总需求的冲击时，价格水平对经济系统中总需求的改变反应非常迅速且剧烈，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反应系数波动较大；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逐步完善，供给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当经济系统中出现来自总需求的冲击时，经济主体最先作出的反应是相应地增加供给，而不是提高产品的价格，从而使得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反应系数较为稳定。由此可见，若要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反应系数的稳定性，需要进一步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增强供给能力。 第二，进一步转变宏观调控方式，增强宏观调控的精确性。传统宏观经济学强调总量调控调控经济，主要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达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然而总量调控只是表面上总量均衡的一种调控方式，并没有针对宏观经济中的具体问题对症下药，加以解决，因此总量调控是一种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粗放式调控方法。局部调控是指将调控的层面从宏观深入到中观，乃至微观，从整体深入到局部，找出宏观经济中的问题所在，并提出具体的方案，加以解决，因此局部调控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帮助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调控方式。由此可见，局部调控比总量调控更加科学、精确，宏观调控的方式应该从总量调控转为局部调控，从粗放式调控转为精确式调控。 第三，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宏观调控作用发挥的体制和微观基础。宏观调控是政府基于对经济运行状况的判断后实施政策措施，通过传导机制作用于市场，引导经济行为主体按照宏观调控所希望的轨道行进，从而实现最终的宏观调控目标。因此，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是有利于宏观调控作用发挥的体制和微观基础。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明确了体制目标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加速，国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加快了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产生了有利于宏观调控的体制和微观基础。由此可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有利于宏观调控作用发挥的体制和微观基础将日臻完善，我国宏观调控必将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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