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3.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社会论文,中国论文,如何看待论文,中国崛起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在承认中国发展、与中国利益交融不断加强的同时，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戒备也有所加深。主要大国与中国的关系呈现良性互动，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与中国的对立和分歧同步上升。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国际社会对所谓的“中国崛起”存在不同解读与期待。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1989年，美国将中国作为其推行全球战略、特别是亚洲战略的重要盟友，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传统友谊充实了新内容。美、苏、中之间的“大三角”战略态势错综复杂，此时西方并未从正常国家关系的角度看待对华关系，中美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对付苏联扩张是主要的战略合作基础。这一重要步骤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几乎同步，但西方错误解读了中国改革开放战略，以为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正和平地向着西式民主方向发展。在此期间，美几乎无条件地支持“权威主义”政体进行自由经济改革，对华政策也比较宽容，美一直积极诱导并支持中国借鉴学习“四小龙”模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以出口加工带动发展的模式，中美关系发展顺利。受西方对华关系大幅改善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带动和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也更趋务实和成熟，更加重视同中国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以及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二)20世纪90年代，西方对华关系先后经历了制裁、施压、接触与缓和；发展中国家则与中国相互支持，共同维护正当权益。冷战结束前后，西方对中国实施“以压促变”战略，与中国关系一度遭遇严重危机。民主化浪潮席卷苏东地区，中国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受国际形势影响，中国被西方认作“少数几个集权主义强权国家之一”，人权问题在中国与西方关系中日益突出，中国成为其人权外交重点，美、英、日等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与中国纠缠所谓人权问题。中美关系波折不断，1995年、1996年和1999年分别出现李登辉访美、台海危机和“炸馆”事件。至20世纪90年代末情况始有改观，欧盟决定不再就人权问题与中国对抗，并发布《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中美在首脑互访后恢复人权对话。关于中国经济前景，西方先后炮制并散布“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两者均折射出主要西方大国的对华政策仍带有很深的冷战思维。在此时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继续顺利发展，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涉及中国国家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多次挫败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
(三)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实力、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国际体系的利益性与观念性认同均不断提升，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和善意回应。2001年至今，中国“入世”后从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向“建设者”发展，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两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中均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不仅导致中国自身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也使其他成员受益。由于世界范围内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深入发展，“金砖四国”(BRICs)概念应势而出，八国集团开始重视与发展中大国的磋商和合作，中国成为最受瞩目的“新兴力量”。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战略、和谐世界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世界主要大国逐渐接受中国为“利益攸关者”，普遍加大对中国借重；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希望搭上中国发展快车，并对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给予高度评价。
国际社会的对华认知仍存在几方面问题
(一)西方认为中国经济已高度融入世界，但在“人权、法治、民主”方面并未出现其所希望看到的发展变化。西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成见和戒心一直很重，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存在深刻分歧。这一方面因为西方长期以来存在反共意识积淀，另一方面也是西方政客迎合国内政治现实的需要。西方大国认识到中国和平发展与崛起进程无法阻挡，因而在借重中国并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同时，频频利用“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等问题对中国进行施压和渗透，指责中国民主状况和政治制度，一些西方首脑还多次发表涉华、反共言论。预计西方大国的未来对华政策仍将采取两手战略：一方面继续与中国接触、交往，促中国进一步推动发展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同时继续以人权等问题为借口，对中国轻则羞辱、重则制裁、不断制造麻烦，力图使中国在此方面丧失自信、不断软化立场，在西方面前失去谈判筹码，从而实现其控制中国改革和发展方向、抢占中国市场资源的目的。
(二)西方对中国发展战略的疑虑加深，视中国为“主要的潜在竞争对手”，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出现新的摩擦点。近年来，为拓展和维护中国发展、安全与政治利益，中国日益深入中亚、中东、非洲及拉美等西方大国利益汇集、矛盾交织的地区，从而牵动了大国的战略“神经”，被认为侵入了其传统势力范围，中国海外利益延伸和拓展不断遭到一些西方政客的公开指责和媒体的大肆鼓噪。在国际能源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国际油价持续高企的背景下，西方对中国谋求保障能源资源供应安全的合理合法需求大加戒备。在欧盟急于发挥领导作用的气候变化、环保等问题上，中国也成为西方施压的重点对象。中国与美欧经贸关系深入发展带来的利益摩擦也快速增多，并为其政府层面和民间组织所诟病。西方大国还就应对中国崛起问题加强协调，在国际关系中突出意识形态因素，推行“民主自由战略”和“价值观外交”，拼凑“民主国家联盟”，干扰并牵制中国周边外交和安全环境。
(三)中国快速发展也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感增强，其对华政策日益向实用主义方向调整，对中国的期待和要求也不断增加。由于发展层次和产业结构趋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能源、资源、市场、资金等方面与中国竞争的一面上升，对华心态趋于复杂。这些国家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的意识日益强烈，对华反倾销的力度甚至比发达国家更大，其表现形式也由过去的传统领域向环保、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食品安全、技术壁垒等方面扩展。西方煽动的“新殖民主义”论影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一些发展中大国认为与中国存在深层次的战略矛盾和利益分歧，对中国疑虑增多；部分国家与中国在边界划分、海洋权益、水资源等方面存在争议，对中国戒心很重。同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重视程度日益上升，有的甚至希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与西方抗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扩大对其援助，还有的希望中国在双边经贸合作中给予更多优惠和让步。
国际社会看待“中国崛起”的心态存在两面性
(一)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发展方向与发展模式，重视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演变和国际体系调整的看法和影响。在此方面主要存在四种看法。第一，中国很有可能挑战美的军事优势地位，成为其军事对手，并为了自身利益去争夺世界主导权。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未来国际关系注定处于无政府状态，影响国际关系的中心变量是大国关系。第二，中国愿意遵守国际秩序，主要追求经济利益，主要目标是成为全球经济大国，希望加强与外界的经济技术合作。持该观点的人认为多边合作的国际组织和各种非国家主体将在“全球规则”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三，中国是正在进行艰难改革的贫穷新兴市场国家，变革前所未有，中国领导人必须把握好改革步伐，争取少犯错误、避免“中国国内问题外部化”，否则中国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将给周边国家甚至世界带来危机。第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为各国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条件，对“中国模式”的成功充满期待。
(二)主要大国既担心中国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又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其对华战略将在一定程度上寻求新的定位和平衡。近几年来，西方出现了“中国即将崛起成为超级大国”等言过其实的推测，随后表露出病态心理般的“中国综合症”，出现嫉妒、羡慕、焦虑乃至怨恨等种种情绪，“围堵中国”言论和“妖魔化中国”现象日益突出。一些大国认为中国国力、国情和国策尚处在变化过程中，对所谓“中国战略走向不确定”表示担忧，对中国国力投放的方向和方式没有把握，中国和平发展与军力发展意愿屡受质疑。为此，美首创“中国责任论”并已得到其他大国响应，其本质是要求中国扩大与西方的全球事务合作，最终将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按其规则行事；同时要求中国在解决地区热点、全球经济失衡等问题上采取更多行动、承担更多超出自身能力的政治经济责任，以对中国进行牵制和约束，迟滞中国发展步伐。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两面下注”是西方大国对华政策的共同选择，但对华借重与合作仍是其主流意识。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在重大国际和区域问题上更加注重与中国的协调与合作。
(三)世界各国在“涉藏”和“涉奥”问题上的表现，具体折射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不同心态。西方把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作为促使中国演变的重要机遇，将人权、环保甚至地区热点等问题与之挂钩，多方对中国施压。美对华渗透手段和渠道更加隐蔽多样，明里暗里加大支持“五毒”势力，利用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对中国实施“软遏制”。欧洲对华关系中旧的问题和矛盾在发展，新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英法德等大国在西藏问题上挑衅中国政策立场，放任、纵容“藏独”分子冲击火炬传递，一些领导人突然“变脸”，当地媒体报道也充满偏见和歪曲，反映出欧洲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仍与中国存在根本分歧。但中欧关系的基础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双方的利益交融使欧洲各国难以一意孤行。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大多数周边国家视中国为重要战略依托，认为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反对将其与奥运会挂钩；虽然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心态复杂，但仍配合中国顺利完成奥运火炬传递。世界上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涉华问题上理解中国处境并施以援手，反对西方借此类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反映出其对中国的尊重及其对与中国发展关系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