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需求、思想产品与传播能力：智库影响力的一个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框架论文,影响力论文,需求论文,能力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15)09-0050-06 一、问题的提出 智库作为一类政策主体，与政府、企业、媒体、利益团体等一起构成了政策共同体，并且由于其专业、客观、公益等特质而成为政策共同体中一个具有显著重要性的组成部分。智库的重要性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实在的体现在其影响力上。可以说，智库的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影响力，智库追求的目标是“影响力的最大化”[1]。 智库影响力是指引起政策过程发生变化的能力，具体表现为因智库的介入和参与而引起的政策过程的优化以及政策效能的提升(意味着政策能够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政策过程包括议程设置、政策形成、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一系列环节，智库对政策过程的影响力也就体现在对不同政策环节的影响之上。值得强调的是，在政策过程的一系列环节中，智库对议程设置和政策形成两个环节的影响最为重要。 也有学者在借鉴加尔东(Johan Galtung)社会结构分层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政策主体的不同，将智库影响力划分为对决策层的影响力、对精英的影响力(包括对研究机构与媒体等的影响力)、对公众的影响力，其中对决策层的影响力是最为核心的影响力[2]。这种观点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智库报告》就采纳了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智库对精英的影响力以及对公众的影响力最终要传导到对决策层的影响力，即“影响有影响力的人”[3]，而对决策层的影响力关键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促使决策层对有关问题引起重视(设置议题)，二是为决策层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设计方案)，这两方面其实就是智库对议程设置与政策形成的影响。因此，以上关于智库影响力的类型划分与本文对智库影响力的界定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我国智库在数量上已有较大规模，包括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与民间智库在内的各类智库已超过2000家，但是，我国智库的影响力总体还比较薄弱，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明显存在着跟不上需求、与实际不相适应的问题。2013年4月，习近平在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研究报告的批示中，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并将智库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之后新型智库建设在官方话语中得到不断强调，民间也兴起了一个智库建设的热潮，智库建设正在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期。新型智库建设与智库影响力的提升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过程也将是一个智库影响力得到不断提升的过程。那么，如何来提升智库的影响力？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明确哪些因素在制约着智库的影响力，即智库影响力的制约因素。在本文接下来的内容中，笔者首先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明确制约智库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由此构建出一个智库影响力的分析框架；之后通过对智库影响力分析框架的运用，具体探讨提升智库影响力的路径选择。 二、分析框架的构建：智库影响力的制约因素 (一)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总结 梳理学术界关于智库影响力制约因素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种主要理论观点： (1)强调决策咨询制度作为一种制约因素。这里的决策咨询制度主要指保障智库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相关制度安排，这一观点认为决策咨询制度的不健全是制约智库和专家作用发挥的关键因素。王锡锌指出，各种制度性的挤压使专家在决策体制结构中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地位，专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不能得到制度的保障，专家咨询存在着“符号化”和“空洞化”倾向[4]；朱瑞博和刘芸也认为，制约我国智库发挥作用的一个主要障碍在于没有真正确立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全过程的制度安排[5]。 (2)强调决策者和决策机构作为一种制约因素。有学者运用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指出决策者的学历、职称、经验等个人特质显著影响着他们使用专家知识的倾向性。此外，决策机构的专业化程度等也是影响专家知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6]。 (3)强调政策类型作为一种制约因素。朱旭峰运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探讨了政策变迁类型与专家政策参与模式之间的机理关系，认为政策变迁类型可由“损失嵌入性”和“知识复杂性”两个属性来界定，前者衡量利益受损者干预决策的能力，后者衡量决策者对专家知识的依赖程度，这两个变量对专家的政策参与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7]。 (4)强调智库专家与智库机构作为一种制约因素。就智库专家来讲，智库专家的知识水平、科研能力、社会声誉、关系网络等都会影响到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作用的发挥[8]。就智库机构来讲，智库机构的以下特征都可能影响到它们的政策参与作用：一是智库的专业化水平和职业化水平。有不少学者认识到，智库在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定位的不清以及专业化、特色化的不鲜明，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必须苦练专业“内功”[9]。二是智库的治理结构。薛澜等人强调了现代的法人治理结构对于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10]。三是智库的管理方式。有不少学者呼吁智库进行管理方式的创新，比如许共城指出适宜的管理方式有助于智库专业性功能的充分发挥[11]。四是智库的运行机制。运行机制包括资金筹集机制、人才激励机制、成果营销机制等，学者们对于智库运行机制的重视和强调代表了一种普遍的观点，如陈卓武指出健全的运行机制是智库发挥出重大影响作用的关键原因[12]。 (5)强调智库产品作为一种制约因素。品牌产品、品牌成果、拳头产品等是众多学者所极力强调的，一些学者通过对国外智库的研究，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智库产品在质量上以及说服力上存在的差距，能够像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EI)那样做到“报告一出惊天下”的国内智库还少之又少[13]。 (6)强调传播渠道作为一种制约因素。传播的渠道也是指传播的途径、传播的方法、营销的策略等。不少学者指出，当前我国智库的传播方法仍比较落后，智库研究成果向政策转化的渠道不够畅通，智库影响力的形成和获得不仅要靠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且要靠对研究成果的推广和传播[14]。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直接将营销能力视作智库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5]。 (二)智库影响力分析框架的构建 以上理论观点强调了智库影响力的六种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对人们解释现实中智库影响力的大小与强弱提供了有益启示，但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待于得到进一步揭示，以形成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分析框架。 构建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的一个前提性步骤是识别关键变量[16]，关键变量包括作为被解释对象的因变量以及用于解释因变量的一系列自变量。关键变量的识别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田野调查、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来进行提炼，二是通过借鉴现有理论和梳理相关文献来进行归纳、总结。本文所要构建的是智库影响力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中的因变量已经是明确的，即智库影响力；框架中的自变量亦即制约智库影响力的一系列相关因素，前文通过对现有理论的借鉴和相关文献的梳理，已归纳出制约智库影响力的六种因素(自变量)。 (1)对六种制约因素的进一步分析。为减少这六种自变量的交叉与重合，接下来还需要对它们予以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对前三种自变量进行分析：一是决策咨询制度作为一种制约因素，能够为智库参与和介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提供保障，但这一因素的真正作用对象却是决策者，决策咨询制度通过对决策者提出相关要求来促使咨询需求的释放，由此为智库作用的发挥提供条件和空间。因此，决策咨询制度的影响实质上反映了决策者的咨询需求对于智库政策参与作用的影响。二是决策者和决策机构的种种特质之所以会影响到智库作用的发挥，是因为这些特质对决策者的咨询需求有着影响。比如经验越丰富的决策者对专家知识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其咨询需求相应也越弱；再如专业化的决策机构由于其业务职责而对专家知识的依赖性较强，其咨询需求相应也较强。三是政策类型反映着制定一项政策对专家知识的依赖程度，也反映着制定一项政策当中所遇到的利益相关方的阻挠程度，而不论是对专家知识的依赖程度还是利益相关方的阻挠程度，最终都要表现在对决策者咨询需求的影响，前者与咨询需求呈正向关系，后者则与咨询需求呈反向关系。通过对以上三种自变量的分析可知，这三种自变量的约束最终可归结为决策者咨询需求的约束，这样，三种自变量就整合为咨询需求这样一个自变量。 其次，对第四种自变量进行分析：一是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作为智库专家的重要特质，也是智库专家知识资本的重要体现，而知识资本的拥有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通过知识资本的运用来实现思想产品的产出。因此，智库专家的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是通过对思想产品的影响来发挥作用的。二是智库专家的重要特质还包括其他的方面，比如社会声誉和关系网络等，这些特质并不会对思想产品的质量产生明显影响，但它们会影响到专家和智库的传播能力，社会声誉良好与关系网络资源丰富的专家更容易将其思想产品传播出去，得到决策者的认可和采纳。三是智库机构特质包括的内容有很多，有些特质(智库的专业化水平和职业化水平)对智库思想产品的质量具有明显影响，还有些特质(运行机制中的成果营销机制)则对智库的传播能力具有显著影响，正是通过这两方面的影响，智库机构的种种特质与智库的影响力之间产生了内在的联系。通过对第四种自变量的分析可知，智库专家和智库机构对智库影响力的制约作用最终体现为智库思想产品与智库传播能力这两个因素的制约作用，于是，第四种自变量就分解为思想产品与传播能力这样两个自变量。 再次，对最后两种自变量进行分析：一是智库产品即智库的思想产品，思想产品对智库影响力的制约作用已在上面的分析中得到确认，该变量可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二是智库的传播渠道与传播能力是密切相关的，传播渠道的制约作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传播能力的制约作用，而传播能力这一自变量的作用也已经在上面的分析中得到确认，该变量同样可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 这样，在对所有六种自变量进行分析之后，最终可得出三种关键的自变量或制约因素，即咨询需求、思想产品与传播能力。 (2)各种关键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咨询需求、思想产品与传播能力这三种自变量与作为因变量的智库影响力之间的关系业已明确，前者属于关键的自变量，对后者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而这三种自变量之间又是一个怎样的关系？这是在形成分析框架之前必须探讨的问题。 如果将智库视为一个子系统，那么决策者的咨询需求是处于这个子系统的边界之外的，思想产品与传播能力则处于这个子系统之内。因此，对于智库而言，咨询需求可看作一种环境性的因素，思想产品与传播能力则更多涉及智库自身的建设。这样，三种自变量就可区分为两组：一组是外部的决策咨询需求，另一组是智库的思想产品与传播能力。 然而，两组自变量并非毫不相关。一方面，在政策分析市场或智库思想市场之中，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仍体现出了一般性的规律，需求可以引导供给，也可以创造供给，需求的旺盛会带来市场的繁荣，需求的不足难免会造成供给的萎缩以及市场的不景气。智库思想市场中的需求表现为决策者的咨询需求，供给则表现为智库思想产品的生产、推介与传播，咨询需求的释放将带动思想产品的生产，也将为智库的政策参与开放更大的空间、提供更多的渠道。另一方面，智库的思想产品与传播能力也可以引导决策者的咨询需求，如在智库思想市场上，智库不仅要按照需求来进行思想产品的生产，而且要引导市场需求。事实上，智库在议程设置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对决策咨询需求的引导。因此，两组自变量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 此外，思想产品与传播能力也是密切相关的，强大的传播能力要以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作为基础，如果一个智库只注重思想产品的推介而不注重思想产品质量的提升，那么长此以往，智库的传播能力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致使智库陷入空壳化的境地。而传播能力对思想产品同样具有影响，因为强大的传播能力有助于给智库带来更充足、更高水平的市场需求，这种需求又将促使智库生产出更多更高质量的思想产品。 由此可见，三种自变量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呈现出一个彼此支撑、相互加强的关系。在分析了各种关键变量(包括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后，接下来可以构建出一个智库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