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困境_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逻辑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困境_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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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发展中面临着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战争威胁、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扭曲等问题。人们意识到,发展困境绝不是偶然出现的现象,也不是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问题,而是存在着深层的社会根源。

一、分析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资本视角

对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困境、悖论及危机的分析早在启蒙时期就产生。卢梭已经看到了科学、知识、艺术进步的二重性。19世纪后期的尼采则从文化批判的视角将矛头指向了启蒙理性主义传统。20世纪初,韦伯、齐美尔等一批社会学家用理性对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内在悖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将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结合了起来。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也从文化心理视角解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悖论。此后不论是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的“反思现代性”,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现代性”,都以对当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悖论、困境的解析为主题。这些分析批判不乏深刻与独到之见,但其所立足的脱离社会根基的文化分析范式难以对人类发展问题进行透彻地说明。

马克思立足于经验事实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严谨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为其社会发展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最核心的是对资本如何获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的内在机制的分析,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就在于实现价值增殖。这一本质决定了资本的行动逻辑: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地扩张以追求价值增殖。它一方面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而奔走于全球各地,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全部社会关系不断的变革,造成了向一切社会领域中的广泛渗透,因此,“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①。

立足于资本的逻辑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内在矛盾是马克思开创的一个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对于我们透视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内在困境与悖论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资本的力量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支配性力量。这里的资本主要是指垄断资本,是起支配作用的大资本。布罗代尔认为,只有这些垄断资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它代表的是高利润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垄断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劲,资本裹挟着全球化浪潮而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一股主要力量,这是资本支配作用的一个重要表征。但在当代,资本导致的市场危机没有消除,资本导致的劳动力沦为商品的奴隶的现象依然存在,资本借以存在的剥削、不平等更是没有消除,资本的本性没有变,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没有变。正因为此,在2005年7月英国广播公司关于最伟大思想家的评选中马克思高居榜首,英国《观察家》2005年7月也撰文指出,尽管“资产阶级学者一次次地想把马克思送进历史,但资本主义那些统治人的力量造成的不稳定、异化、剥削却一次次地出现,从而使人们认识到马克思在今天一如150多年前一样至关重要”②。20世纪的一些深受马克思影响的学者,如研究世界体系论、依附论、新经济理论等有关当代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学者,普遍将马克思的这一范式应用到对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去,做出了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这表明借助资本的分析范式更能深入认识当代人类发展问题的根源。

目前资本基本是以三种方式进行增殖活动:一是在空间上的不断扩张,即全球化进程;二是在社会领域上的广泛而深入的渗透;三是自身的适应性改变。在这三种方式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它们与当代发展困境之间的深层关联。

二、资本的地域扩张与生态危机、战争威胁和国际贫富差距扩大

资本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增殖必然在地域空间上不断拓展其增殖的范围,全球化就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资本的全球性扩张是全球性的生态问题、战争威胁、国际关系不平等问题加剧并难以消除的重要原因。

1.资本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引起的全球性经济竞争是造成全球生态问题的重要原因

资本从一开始就在空间上进行着扩张,二战以后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浪潮,资本更加广泛地渗透到世界各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巨型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又一次进行了世界性扩张,形成了新的全球化浪潮。美国学者德里克指出:“如果不考虑到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就无法理解全球化。”③ 全球化意味着当代资本的力量已经渗透到全世界,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

全球化使民族国家之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但并没有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没有使各国的利益趋同。因为除了巨型跨国垄断资本之外,普通民众的利益主要依赖于本国的实力和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对位置,而各国在权能上的差距在国际交往中越发凸显出来。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使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和获取自己利益的能力受到极大制约,国家安全也缺少有力保障,这种现象迫使他们将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强大的民族国家、庞大的正规军队和经济动机(对某些阶层很重要),是社会主义面对帝国主义的不断威胁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④ 而发达国家也在尽一切努力追求经济增长,以保持其强势或霸权地位,为此它必须维持有益于资本积累的环境,以避免削弱它的权力和税收。“垄断不能彻底消灭竞争,只能造成新的竞争形式,迫使为保持霸权而进行无休止的竞争。”⑤ 实力的较量彻底地将一切民族国家卷入到不可遏制的世界性竞争中,使追求经济增长和增强综合国力成为各国的基本生存之道,各国竞相走上发展主义的道路。在竞争的压力下为了留住或吸引资本,国家被迫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其对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成本外部化方面的限制减弱,这进一步加剧了生态、资源和环境问题。

当代发展在资源占有和消耗方面的不平等模式,也进一步加剧了世界性竞争,导致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进一步增长。发达国家占有、消耗了世界上的大部分资源,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却缺少必要的生活资源;一边是奢侈、浪费的资源消费,一边是在生存边缘的挣扎。只要发达国家引导的这种奢侈浪费型的消费模式不改变,世界性的平等就不能实现,过度竞争、生态破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就难以解决。

2.资本的扩张也是核威胁、军备竞赛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

资本的世界性扩张虽然使民族国家之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从而形成约瑟夫·奈所说的“粘性力”,但这并不能消除各国之间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收益差别,各国为争取利益、资源而发生的磨擦与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国家安全问题远没有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解决。“超地域的兴起绝不会自然而然地降低军事力量对人类安全的威胁。”⑥ 在以实力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权益的争得主要依靠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而拥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往往可以在制定国际机制和制度时发挥主导作用,以形成于己有利的制度环境。因此,巨型资本的扩张离不开母国凭借强大实力(包括军事实力)为其创造的有利政策背景。此外,武器生产本身也是巨型资本增殖的一个重要领域,先进武器的生产往往需要研发方面的巨额投入,这往往是一个大资本与政府才能进入的领域,而一些大资本会利用国家对安全问题的关心,推动本国政府进行军备竞赛和军事扩张,甚至是战争。

3.资本的全球扩张还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关系间的不平等,引起了世界性贫富分化的加剧

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受资国的经济增长,但他们或是通过技术垄断,或者是通过超强的资本实力、成熟的市场运作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总之,通过“不平等交换”,使受资国成为其资本积累的新领域。因此,发展中的穷国指望通过外来投资使本国变富是相当困难的,往往只有少数国家才能做到,而大多数国家一般难以缩小甚至会扩大与富国的差距。世界银行2005年公布的数据表明,2002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47人的资产之和超过10000亿美元,而其中7位最富有的人的资产之和超过了49个最不发达国家、6.5亿人口的国民生产总值。⑦ 联合国2005年8月25日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尽管许多地区,特别是亚洲正享有空前的经济增长,但80%的世界财富由20%的人口控制着,今天的世界要比十年前更加不平等。

三、资本的深度扩展与国家内部贫富分化、生活世界的“物化”

资本在社会层面上的深度扩展也是其实现增殖的重要方式。资本渗透进一切社会领域,将其都变为可以增殖的领域,从支配经济领域的力量成为支配一切社会领域的力量。这是引起民族国家内部不平等、生活世界扭曲的重要原因。

1.资本的力量进入政治领域,促使国家职能发生变化,使国家从社会国家变为竞争国家

布罗代尔指出,一切垄断皆具政治性。如果没有一种政治保证你就永远不能支配经济。以为在没有国家支持、甚至在反对国家的情况下也能成为一个垄断资本家,简直是个荒诞的想法。⑧ 资本政治化的重要表现是使国家职能服从于经济增长,使国家实现“从社会国家到竞争国家”的转化。垄断资本使国家发展经济的需求与资本扩张的要求相结合,为此,他们要求更大程度的市场自由,要求国家制定有利于他们的税收、劳动力等市场政策。⑨ 社会国家职能的重点本应是建立福利制度、提供社会保障等诸种社会功能,但现在已成为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要职能的竞争性国家。国家之所以屈从于垄断资本的要求,一是因为国家的霸权地位有赖于垄断资本的持续扩张;二是政权的稳定与合法性往往取决于民众对物质生活的满足程度。为了得到广泛的支持,政府往往都是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者。如此一来,资本的增殖意志与政府和民众的要求三者合而为一,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增长竞争性社会。

国家职能竞争化的直接结果是弱化了国家通过再分配控制贫富差别的职能。为了经济增长,国家制定出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政策环境如削减工资、减少社会福利等,其结果是贫富差距的加大。美国政治评论家菲利普斯在其所著《美国王朝》一书中指出,美国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体系,它假借自由企业经营和国家安全名义,而实际上对富有者和有权势者有利。据估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有增长的收入的70%流入了1%的最富有的人手中。《洛杉矶时报》也载文指出,通用汽车公司下属零件制造商宣布公司重组的条件是将工人时薪从目前的每小时30美元减至10美元。日本在近10年间贫困率增长了近一倍,低工资又无福利待遇的非正式员工人数已达就业者总数的三分之一。西欧作为比较典型的福利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吸引投资,也开始“削减国家开支、降低工资、取消社会福利,从瑞典、奥地利直至西班牙,这个纲领到处都成为各国政府政策的核心。而抗议活动到处都处在无可奈何之中。”⑩

2.资本的力量极力地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渗透,使一切商品化

这是造成生活世界意义扭曲、人的异化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将此表述为“商品拜物教”,华勒斯坦将其描述为“万物商品化”,哈贝马斯归结为“生活世界殖民化”。“在追求更多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家总是力图在经济生活中的所有领域把越来越多的社会过程加以商品化。”(11) 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那里主要是指社会秩序、人际关系、文化和感情生活等。对于资本对生活世界的作用,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生动的描述:“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12) 实际上,自从电力技术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就已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扩展,这一方面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扩展了消费空间,另一方面也大大扩展了资本增殖的空间。

资本对生活世界的渗透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塑造过程,通过万物商品化构造出一个消费主义社会。一是它通过现代的大众媒介制造了一种消费主义文化和以消费为核心的生活方式,通过花样不断翻新的消费品使人们陷入无止境的消费追逐中,从而使资本的意志转化为消费主义的社会追求。“流通,购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流。”(13) 人们在消费中通过参与商品的再生产,也就参与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最终保证了资本的增殖、运转和存续。二是资本在构造消费主义社会时利用了社会分层与人的消费心理,这在后现代主义者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与符号系统关系的分析中有精辟的说明。在消费主义社会中商品不仅已经系统化,而且是一个由不同等级物构成的符号与意义系统,每个消费品所承载的不仅是其使用价值,更承载着它在社会地位、威望等符号意义上的差别。消费主义的成功是以“社会区分系统”为基础的。资本的竞争导致社会的分工、分化与社会分层,而现代社会在阶层结构上的开放性,隐喻着将个人在社会区分系统上的差别看作是个体能力差别的表征。而资本巧妙地将人们在社会分化中的归属和自身能力的体现转化为对隐含在消费品中的意义符号的追求。因此,人对消费品的追求就不主要是对物的需求,而是对隐含在商品中的意义符号的追求,主要不是对“物质馅饼”的追求,而是对“精神馅饼”的追求。资本正是通过社会的不平等机制而将个体追求平等的心理“物化”,将人们整合到资本所支配的社会区分系统中。这样,资本就通过消费品的符号意义与社会区分系统实现了对人的控制,也将原本应该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扭曲为单一的物的追求,使生活世界丧失了多方面意义。

3.资本对生活世界的渗透还表现在精神领域之中,消解着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层意义

这首先是通过资本对现代媒体的控制来实现的。资本将精神产品通过工业手段生产出来,成批量地制造着快餐式的精神消费品,从而形成“文化工业”。美国文化理论家詹姆逊指出,在后现代主义社会中,由于广告、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领域无处不在,如电影工业、大批量生产的录音带、录像带等。在这一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甚至理论也成为商品。总之,文化工业已经从过去的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14)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也使这些国家同样存在着文化工业的现象。只不过是后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和前现代文化处于共存之中。文化产品工业化使人的精神生活扁平化、快餐化、感官化,消解着精神生活的独立价值与深层意义。

四、资本的适应性改变与技术风险、社会不平等

资本还依据经济变化通过自身的适应性改变而增加新的增殖手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上的发明和革新,二是发明新的增殖工具和手段,三是加重剥夺。“它随着基础交换和运作手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展而水涨船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我怀疑资本主义的性质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15) 这三个方面都与技术风险加剧、不平等扩大有着根本的联系。

1.技术进步既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繁荣了经济,又带来了巨大的技术与社会风险

在当代社会,由于技术创新需要越来越复杂的知识内容,使其前期投入和风险性都变大,只有大资本和政府才能成为技术研发的主要投资者和推动者,也是技术成果的主要控制者和收益的垄断者。布罗代尔指出,实际上每次技术大突破对于垄断都是一次新的推动。每当市场扩大,成本、价格和利润降低,垄断地盘被侵占之时,有人便酝酿搞一项技术飞跃,以此再建一个封闭的、在30年内可获高额利润的领域。(16) 新经济理论也指出:“不完全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最可能在某些以规模经济或以垄断为特征的高科技工业中发生。这些工业包括航天、先进材料、计算机、半导体和生物化学;这些工业使用的技术当然被各国政府看作信息经济的控制高地。大部分技术是两用的,对军事武器和经济竞争力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7) 风险社会学家贝克看到,“随着科学知识为我们提供新的机会,它也使得世界更加复杂和不可知。”(18) 在贝克看来,这种风险的持续存在意味着社会对风险控制的失败,“生态、核、化学与基因危险的核心潜在地在于管理的失败,在于技术-科学与法律理性与那些危险诉诸每一个人的政治安全保障的失败”。(19) 资本为了获得技术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不会完全自觉地服从于道德与政治约束的,却可能为了获得某一技术及其控制权力铤而走险。这是当代社会中技术风险难以消除的一个重要原因。

2.资本增殖越来越倚重金融市场,新生的金融衍生工具成为资本增殖的新手段

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导致了全球性的产能过剩,使生产领域的竞争空前激烈、利润率持续下降。而垄断资本所积累的大量资产必须找到新的增殖空间,世界金融市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我国学者李琮指出,二战以后衍生金融产品、有价证券、风险资本等新的金融工具不断出现,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迅猛扩大,除银行以外的多种金融机构纷纷崛起,快速发展并形成金融体系多元化,以及金融机构业务混业化的格局。(20)资本不断地流向这些领域表明,金融领域已经成为当代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主要领域。因此,法国学者德洛奈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称作“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他认为货币和金融市场形成了一个提取和集中世界储蓄的体系,“确切地说,金融市场是进行控制的地方,它能够保证资本所有者的绩效最大化”(21)。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衍生品市场的价值已达到200万亿美元,约6倍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价值。(22) 这一市场通过对货币的操纵进行着全球财富的再分配,将更多的财富聚敛到自己手中。这种活动具有很大程度的投机性,它没有创造任何物质性价值,却加速了财富向金融垄断资本手中的集中,使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进一步加剧了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

3.资本重又拾起原始的积累手段,即通过加重剥削、扩大剩余价值的方式来进行积累,这也加剧着贫富分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利润率的持续下降,使资本开始了生产过程的重组和结构调整,“随之而来的是对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攻击,力图扩大剩余价值的积累和克服对利润率的压力”。(23) 资本利用全球性的劳动力竞争来扩大剩余价值的占有率。目前,全球性产能过剩已经造就了一支全球性的失业队伍或劳动后备军,加剧了对劳动岗位的竞争。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而资本则利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达到了它压低工资、扩大占有剩余价值的目的。因此,世界上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加大。

五、结语

由垄断资本主导的当代发展的困境,源于它内在的不可克服的悖论。它使世界既充满着变动性、物质进步性,又充满着风险、不确定性、异化、剥削。为了实现增殖,资本可以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但也会为了利润而不顾风险滥用技术;为了获得更大的获利空间,它力图削弱民族国家的权力、管制与界限,但它又需要国家为他们的扩张创造政治军事条件;它可以通过全球性扩张给发展中国家带去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但也把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了这些国家;它们可以通过投资、借贷以解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之难,但又通过利润转移而将更多的资金收回到自己的手中;它在推进全球化的同时也加剧了各国之间经济、军事方面的竞争,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的紧张,以及核威胁的扩大;资本的财富在不断增加,但世界上的贫困却同时在扩大。

当代社会发展中的这种悖论是“发展主义的资本主义版本的危机”(24)。问题的关键正如华勒斯坦所说,“资本主义文明造成了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和一个继续分化的世界”(25)。当代资本主义是以过度剥削、收入和贫困差距的扩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福利减少等为其发展的前提的。一切问题的根本在于发展不仅没有消除不平等,反而使不平等继续扩大。消除不了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上的过度竞争、生态危机、战争威胁、技术风险就难以控制;消除不了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意义必然受到扭曲和挤压。因此,改变资本主义主导的不平等发展模式,是消除人类发展困境的基本条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②《资本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仍至关重要》,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

③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④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⑤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⑥简·阿特·斯图而特:《解析全球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

⑦参见张梅编:《第三世界债务问题与不平等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

⑧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5页。

⑨参见让·克洛德·德洛奈:《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上),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10期。

⑩汉斯·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11)伊曼纽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13)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14)参见费里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15)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6页。

(16)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6页。

(17)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18)乌尔利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

(19)乌尔利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生存问题、社会结构与生态启蒙》,梁展选编:《全球化话语》,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9页。

(20)参见李琮:《当代国际垄断》,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21)让·克洛德·德洛奈:《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10期。

(22)参见尼克·比姆斯:《美帝国主义的历史性衰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

(23)尼克·比姆斯:《美帝国主义的历史性衰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

(24)阿里基:《全球收入不平等与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25)伊曼纽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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