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史学的正统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元论文,史学论文,正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统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传统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围绕正统的界说、区别以及内涵等问题，传统史家出现了长期争鸣。宋元时期正统之辨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这既是当时民族矛盾激化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也是史学内在发展的逻辑的体现。将“正统论”纳入宋元史学发展趋势加以整体性考察，显然是有其认识价值的。
一
宋代正统之论肇端于尹洙。“历数”是尹洙“正统论”的基本出发点。按照司马光的观点，五德与正闰之论兴于汉①。根据“五德”学说尹洙提出“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他认为历史的变化发展是遵循“常数”，而构成了有“主”有“奉”的社会等级秩序。进而尹洙认为皇帝的权威是天经地义，无可改移的。他说：“位配于天地，数协于运历，主其社稷，庇其民人，示天下无如之尊也。”②毕仲游《正统议》继承尹洙的思想而又有所变化，他认为“历数存于天，治乱在于人。”强调人对治乱的重要性，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从“历数”这一层面来理解社会发展的治乱兴衰是强解硬通，显得玄妙、迂阔，因而毕仲游说道：“盖以得历数者，有道于其始，而为治乱者，不系于其终也。”③著《新唐书》、修《五代史记》的欧阳修，作为宋朝的一代史家，他在正统论方面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在北宋正统辨争中，欧阳修的主张是较典型的。首先，欧阳修对尹洙诸人倡导的以“历数”“运历”解释社会治乱、分合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说“五行之运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家之事，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谬妄之说也。”④其次，欧阳修提出了自己关于正统的理论主张。他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也”⑤；“正统曰统天下而得其正，故系正焉，统而不得其正者，犹弗统乎尔。”⑥欧阳修从自己的史学撰述实践中提出了正统的理论，其依据则一本《春秋》。“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作也。”⑦从“正名定分，求情责实”的立场出发，欧阳修在写作历史时任情褒贬，动辄抑扬。“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⑧所谓别善恶、明是非，目的是彰现“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的圣学思想。欧阳修对正统的理论化是史学自我意识的具体表现，其中暗含了对德运终始学说的否定，有一种向经典儒学复归的思想倾向。欧阳修关于正统的界说有集大成的特点，但也受到当时学术界的诘难与反驳。“欧阳修论魏、梁正统，望之以为非，著《明统》三篇。”章望之不同意欧阳修正统理论的反批评，将正统具体划分为二种类型正统与霸统。章望之给出的具体定义是，“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统也；得天下而无功德者，强而已矣，其得者，霸统也。”⑨由正统中厘析出霸统的概念，显而易见是儒家学说所谓的王道、霸道的直接延伸。可以说也是欧阳修“统而不得其正者，犹弗统乎尔”的抽象化、概念化。因为立论的角度相异，章望之对欧阳修引证《春秋》加以驳难：“永叔以正统之论肇于春秋之季，故引公羊大居正、大一统之文为据。既曰大居正，而又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远也。”⑩正与不正之相去未能远，这就表明正统与霸统只有一墙之隔，两者之间性质虽多所不同，但可相互转化。章望之诘驳欧阳修而提出正统、霸统，也并非是一锤定音。随后，苏轼撰著《正统论》回答章望之的辨难。苏轼将正统之争归结为名实之辨。他认为“正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云耳。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实也，夫何议？天下固有，有其实而得其名者，圣人于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实伤名，而名卒不能伤实，故名轻而实重；不以实伤名，故天下不争；名轻实重，故天下趋于实。”苏轼将“有天下”作为正统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他看来，如果“名”“实”相等，便可以说是正统，而名乖实违，则与正统的本义相分离。苏轼从“名”“实”角度阐述正统的得失，实际上是在“有天下”这个前提下进行的。“有天下”之名，便是所谓的“名正言顺”，即正统所归；而“有天下”之实便是以“实”求“名”。自居正统的结果往往是名轻实重。他说：“正统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后实重，故欲重天下之实，于是乎名轻。”依据正统名实相权的观点，苏轼将欧、章正统之辨作了属于自己逻辑范畴的理论总结：“欧阳子曰皆正统，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统，又曰霸统，是以实言者也。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章子以实言而不尽乎实。章子之意以霸统重其实，不知实之轻自霸统始。”(11)这就显而易见地将正统从名实层面作了归纳。“以名言而纯乎名”与“以实言而不尽乎实”，可以说是从理论思辨的角度提出的一个涵盖面较宽的观点。
朱熹是南宋著名学者，在他那个时代，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女真金构成了对南宋政权的直接威胁，因而朱子正统意识十分强烈。朱熹虽然没有专文讨论正统，但他针对司马光“帝曹魏而寇蜀汉、帝朱梁而寇河东”而编纂的《通鉴纲目》，却充满了强烈的正统思想。这一思想与“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主张向史学领域渗透是密切相关的，用朱熹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格物致知”，亦即“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12)穷理究物，注重天道人道，是朱熹正统观的基点。朱熹门人李方子称《通鉴纲目》是春秋史：“本天道以正人事，本王道以正伯图，严君臣，辨内外，惩恶而劝善，其要归于拨乱世反诸正。”而实际上，朱熹的正统论是以春秋笔法形式导致理学史学化的结果。“纲仿春秋而参取群史之良，目仿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至于大经大法，则一本于圣人之述作。”(13)
史学正统论的理学化，是宋代后期理学发展的结果，也是南宋社会政治危机在思想领域的表现形式之一。抽象概念之辨往往归结于具体历史事实的价值判断，各家正统史论都按自己对正统的理论抽象而辨别正朔之所在。以五行、历运为理论依据的正统论者，注重朝代之间的所谓的禅代，朝代更迭被认为是“运绝”。尹洙就认为“宋祖有代德而受外禅，复六十年而禅齐，齐二十六年而禅梁……。周二十五年而禅隋，隋三十八年而禅于唐，推而言之，则东南承袭之运。”(14)他详细叙述了晋至五代的历史，根据历数的神秘理论，区别并辨证了各代正统的名分。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了许多前后相继的统治政权。如何认识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历史现象，封建史家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尹洙主张三国吴、北魏、北周、北齐均为正统，他特别强调拓跋魏列为正统的理由：“况魏氏孝文已来，文物太盛，三分天下有其二，至于末世，竟平江表。“但统而言之，平定南土，方为正统。……魏传其玺，齐为其虏，梁为其臣，隋承其运，非帝而何？！”尹洙以正统史观来理解北魏是正朔所在，他对北魏历史地位的认识显然具有积极意义。南北朝时的历史在唐修史书时，“执笔史官多齐陈之人，或其勋列之后，是以各夸本国，并列正史，失之一时，误及千古，并使乱臣贼子谓方面可据，位号可窃。”(15)这是尹洙阐扬正统论的立足点。注重“历数”与“治乱”的毕仲游是从弘扬礼赞上三代的“历数明著而不惑”来认识正统的。逆与非道是毕仲游区分正统的主要原则，曹魏、司马晋、萧梁在他看来虽非得之于道，“较于当日无其他长久之主以相拟，故亦可独推其统而言正矣。”欧阳修以自己对正统的界说为前提，提出了划分正统的三条原则。（一）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二）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三）天下大乱，正统无属，有功者强，有德者王，以强兼弱，遂合天下于一。很显然，欧阳修是以一统天下作为正统归属是根本标准的，因之他认为正统：“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有续，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16)帝魏寇蜀与帝蜀寇魏，以及如何认识梁、唐、晋、汉、周五代历史，是宋代正统论者争辨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实际上是为宋朝正统谁归这个特大政治目的服务的。欧队修以曹魏朱梁为正统，章望之以为非，司马光以曹魏为正，朱熹以为伪，这种争论的出发点，正是宋朝政治现实的反映。在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争正统是“收人心”的一个重要政治手法。
二
元代正统思想是两宋正统之辨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南宋大儒朱熹伦理化的理学思想在元代儒士中的影响极其深广。《通鉴纲目》浓厚的“一君臣，定名分”的正统观念，以及它一贯高举的所谓春秋笔法的旗帜，在元代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儒士对《通鉴纲目》这本政治伦理教科书做了大量的释义、考注、阐发工作。《通鉴纲目集览》、《通鉴纲目书法》、《通鉴纲目考异凡例》、《通鉴纲目考证》等著作，是元代正统思想，正统观念受理学影响的部分反映。在蒙古贵族、官僚集团的统治下，汉族儒士以研治《通鉴纲目》来确定正统，分划名份，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非汉族统治的不满。“朱子因司马氏《通鉴》作《纲目》以正百王之统，此天地之经，君臣之义，而圣贤之心。”(17)“天地之经，君臣之义”实际上是“凡天下混一为正统。”而达到正统的方法，即是“褒贬去取，一准春秋，书法别统，系以明大一统之义。表岁年以仿首时之体，辨名号以正名，纪即位改元以正始，书尊立崩以叙始终，书篡弑废徒以讨乱贼，书祭祀以著吉礼之得失，书行幸田狩以著巡游之荒怠，书恩泽制诏以著命令之美恶，书朝会聘间以著宾礼之是非，书封拜黜罢以见赏罚之当否，书征伐战攻以志用兵之正伪，书人事以寓予夺，书灾祥以垂劝戒。”(18)很显然，这是给封建帝王政权的合法合理性提供理论的依据。而褒贬随情的君臣名义实质正是败者为寇，胜者为王的一种说明。对朱熹《纲目》的系统阐发是元代正统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这一正统理论基础之上，梁寅评论《通鉴纲目》，提出了“天下有道统有治统，至圣之育群英，道统之所以传也……。道统传者，其功在万世；治统复者，其效在一时。”(19)道统治统之说，是元代正统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反映。欧阳修主张正统有续有绝，而梁寅的道统治统说从理论意义使欧阳修的正统续绝论明确化，这显然是元朝正统论的新的特点。
金宋并峙时的学术活动是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相对发展的，但也有范围不一、程度不同的学术交往。例如，金末元初号称“关西夫子”的杨奂读《资治通鉴》，有感于司马光以曹魏为正统，“遂修《汉书》驳正其事”，并赋诗“风烟惨淡驻三巴，汉烬将燃蜀妇发，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20)后来，杨奂购得《通鉴纲目》，自己所修之书也就废弃了。这说明朱熹正统思想对关中名儒扬奂产生了很大影响。扬奂还著有《正统论》六十卷。本春秋，书褒贬，推正统，是朱熹《通鉴纲目》的宗旨。扬奂《正统论》也是遵循这一思想而作的：“通古今考之，既不以逆取为嫌，而又不以世系、土地为之重，其在乎后之逆取而不惮者，陆贾之说唱之，莽、操视而诲之也。”(21)杨奂《正统论》提出了较完备的正统理论，极尽阐发了历朝正统的底蕴。“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是扬奂正统论的基本思想，也是他的“正统八例”即得、传、衰、复、与、陷、绝、归的基点。“正统八例”是帝位传承中的八种形式，实际上也是一种名份的集合体。“正统八例”与《通鉴纲目凡例》有相似之处，皆是运用汉语语汇的情感特征表达某种政治意图，但它远较《纲目凡例》精博，超出了史事编目排比的范围，而建构了一种系统化的理论。其目的是“矫诸儒之曲说，惩历代之行事”，从而使“卓然愿治之君，苟察斯言而不以人废日思，所以敦道义之本，塞功利之源，则国家安宁长久之福，可坐而致。”(22)杨奂正统论是元代正统思想集中而系统的反映，也是汲取宋代正统论的思想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元朝是在亡金灭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空前一统的王朝，从“有天下”或“名”“实”角度都不可能有正统与非正统的辨争。但在元代意识形态领域，争正统则显得十分激烈，这主要表现在辽、金、宋三史的编撰活动中的“义例”之争。早在中统二年（1261年），元政府设置翰林国史院，文臣王鹗请修辽、金二史，以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至元十三年（1276年）一月，董文炳对南宋名士李槃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23)六月，元世祖下诏作《平金、平宋录》，及诸国臣服记，仍命平章军国重事耶律铸监修国史。很显然，辽、金、宋三史之修在元初就开始进行了。世祖皇帝“尝敕词臣撰次三史”(24)也说明了这一点。元仁宗时，李孟“又尝请修《宋史》，久未有成书。”(25)文宗时也有请修之议，远在阿鲁图《进金史表》中说得很明白：“延祐举而未遑，天历推行而弗克”；袁梅也说“先朝圣训，屡命史臣纂修辽金宋史。”(26)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政府再次议修辽金宋三史，任命欧阳玄、揭傒斯等人为总裁官开局修撰。次年春，三史修成。辽金宋三史以一年时间完成，速度之快是惊人的。当然，其是在以往的基础上进行的。“六十余年，岁月因循，造物有待”(27)，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断断续续的撰次、嘱稿，至少为至正初年的修史工作提出了底本。
辽金宋三史的编撰，之所以迁延六十余年，用元人杨维桢的话来说，是“皆因正统之议而不决，迄未成书”(28)。而编撰体例能取得一致，大多认为是取决于都总裁官脱脱的“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29)这句话。应该看到，脱脱作为一名蒙古大臣，他的历史修养是欠缺的；任命他总监修三史，也只是挂名而已。事实上，在辽金宋三史修撰过程中，不少文臣词匠就提出了有关正统问题的主张，虞集就是其中一个。虞集是元朝中期的文章大家，先后供职国子学、翰林院、集贤院、奎章阁，历仕八朝，曾领修《经世大典》。文宗天历至顺之间屡诏修三史，虞集因“别领书局，未奏，故未及承命。”虽然如此，他还是非常重视和关注三史的正统问题，并与同列包括马祖常、揭傒斯、欧阳玄诸人议论三史正统，主张“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30)这一关于三史各与正统的主张显然出自虞集，顺帝时修史，脱脱只不过假手而已。
有元一代，辽金宋三史谁与正统，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聚讼难断的问题，元世祖时，针对辽金宋正统归属问题，在名儒王恽周围就出现了一场辨争。有人说，“金于《宋史》中，亦犹刘、石、符、姚一载记尔。”因为“金有中原虽百余年，宋自建隆于今几三百年，……，固可兼金。”“辽之有国，僻居燕云，法度不一，似难以元魏、北齐为比。”(31)很显然，这是以宋为正统，辽金为篡逆。王恽则认为这一主张与历史事实不符：“金太祖平辽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孙帝王，坐受四方朝贡，百有余年。今以刘、石等比之，予故不可不辨”(32)；而以金为载记则是“不审辽史。”“辽太祖神册之际，宋太祖未生，辽祖比宋前期五十余年已即帝位，固难降就五十年之后包于《宋史》为载记，其世数相悬，名分颠倒，断无此法。”(33)进而王恽提出了《北史》、《南史》、《南宋史》的概念；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前宋相次而终，言《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川，白沟迤南悉属大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有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34)。界说《南史》、《北史》、《宋史》、《南宋史》，给撰写辽金宋三朝错综复杂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很显然，王恽并没有在谁属正统的问题上胶柱鼓瑟，而体现了各与正统的思想主张。元末人王祎以欧阳修的正统理论为根据阐述了辽金宋三史的正统归属。他认为五代不能承正统，“及宋有天下，居其正，合于一，而其统了复续。故自建隆元年复得正其统。至于靖康之乱，南北分裂，金虽据有中原，不谓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是非难明，而正统于是又绝矣。自辽并于金，而金又并于元，及元又并南宋，然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复正其统，故元之绍正统，当自至元十三年始也”(35)王祎对辽金宋三史关系的这一认识，是对欧阳修正统续绝论的具体运用。虽然他承认“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复正其统”是居正统的根本所在，不过王祎突出强调元绍正统始于至元十三年，即亡宋的一二七六年，实际正是以宋为正统。
元仁宗、文宗时期诏修三史，正统之争又达到了一个高潮，顺帝至正时代以脱脱主修辽金宋史，正统之争更趋剧烈。名儒卢挚，徐世隆，王约、张枢等人各有主张。“主宋者曰宋正统也，主金者曰金正统也”。谢端与苏天爵同著《正统论》，“辨金、宋正统甚悉，世多传之。”而杨维桢撰《正统辨》，“一洗天下纷纷之论”。“惜三史以成其言，终不见用”(36)。辽金宋史成书后，扬维桢认为“三史虽云有作，而一统犹未有归，”于是又作《三史正统辨》。杨维桢极力主张以宋为正统，“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目的是正元代之统，“世祖以历数之正统归之于宋，而以今日接宋统之正者自属也。”(37)终元一世，学术界关于正统之争持续绵延达半个多世纪，是元代史学著述活动的重要特点。
三
宋元史学的正统之争，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直接反映。对于宋儒来说，如何认识唐末五代复杂的历史，关系到赵宋王朝合法性的核心问题。尹洙、毕仲游、欧阳修、苏轼、章望之等一批著名学者，均从历史经验中为北宋王朝的政治地位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所以元人王恽评论欧阳修《五代史》是“欲膺周禅而尊本朝，势使而然。”(38)从正统谁属的角度论证宋王朝的合法性，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了使正统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出现了具有思辨色彩的《正统论》。欧阳修对正统的经典阐述，以及北宋时期章望之、苏轼等学者的辨驳、诘难、推动了对正统理论的深入认识。南宋理学家朱熹以《通鉴纲目》为张本，促使正统理论的理学化，成为影响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一部重要的政治教科书。
元代正统理论对两宋正统思想具有明显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欧阳修正统理论的实际运用，一是对朱熹“纲目”的索隐探微。继承中也表现了元代正统理论自身发展的某些特点。杨奂《正统论》是《通鉴纲目》凡例的理论总结，梁寅的治统道统也可以看作是正统理论的深化。在辽金宋三史修撰中的“义例”之争，较充分地反映了元代正统理论在史学认识中的价值。“各系年号，各与正统”这一修撰辽金宋三史的原则，早在元初王恽就已经表达出来了，元中期文臣虞集又明确提出了“各与正统”的主张，最后以都总裁官脱脱之口提出“各有正统”的原则，说明蒙古统治集团对三史修撰的绝对权威性，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元朝史学的开放意识。
注释：
①《资治通鉴》卷9，“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
②(14)(15)《河南先生文集》卷3，《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
③《西台集》卷4《正统议》。
④⑤(16)《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6，《正统论三首》。
⑥《欧阳文忠公文集》卷59，《原正统论》。
⑦《居士集》卷18，《春秋论》。
⑧《宋史》卷319，《欧阳修传》。
⑨⑩(11)《经进东坡集事略》卷11，《正统辨论》。
(12)《朱文公文集》卷75，《资治通鉴纲目序》。
(13)《通鉴纲目后序》。
(17)(18)《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19)《石门集》卷7，《七十二贤二十八将》。
(20)《辍耕录》卷24，《汉魏正闰》。
(21)(22)《还山遗稿》卷上、《正统八例总序》。
(23)《元史》卷156，《董文炳传》。
(24)《辽史》附录《进辽史表》。
(25)《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7，《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干公神道碑》。
(26)《清容居士集》卷41，《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
(27)(28)(36)(37)《辍耕录》卷3，《正统辨》。
(29)《庚申外史》卷上。
(30)《道园学古录》卷32，《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
(31)(32)(33)(34)(38)《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100。
(35)《对王忠文集》卷4，《正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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