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市居民论文,意识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6月—11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组织实施了“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其中一部分内容涉及居民环境意识。本次调查覆盖全国城市，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选择调查地点。但由于技术原因，我们在广东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湖北省的部分样本城市没能进行居民环境意识调查。在全国其他抽样城市中，我们完成样本5078个，其中有效样本5073个。男性被访者2443人，占48.2％；女性被访者2630人，占51.8％；年龄在25岁以下、25—35岁、35—55岁以及55岁以上者分别有488人、1074人、2458人和1053人，所占比例分别为9.6％、21.2％、48.5％和20.8％；文化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和大学本科以上（注：这里，“小学以下”包含了没有受过正式教育、小学和私塾； “高中”包含了普通高中、职高、技校和中专；“大专”包含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类型；“大学本科以上”包含了全日制、非全日制本科以及研究生。）者分别有879人、1629人、1551人、636人和377人（另有1人缺失信息），所占比例分别为17.3％、32.1％、30.6％、12.5％和7.4％。本文侧重报告环境意识测量的结果，并对之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测量
不同学者对于公众环境意识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因此。 测量公众环境意识的角度和方法也有多种，可以采用单一指标，也可以采用复合指标；可以让被访者主观自评，也可以使用客观指标测评。在本次研究中，我们没有设定统一的环境意识定义，而是尝试从多个角度测量居民环境意识状况。其中，我们采用了两种主要的测量角度：一是让被访者主观自评，二是采用美国著名环境社会学家邓拉普（R.E.Dunlap）教授推荐给笔者的环境意识量表进行测量。
主观自评法比较简单。 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一道问题：“如果让您自己给自己的环境保护意识打分，最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100分，那么，整体上讲，您认为自己可以有多少分？”。调查结果表明，被访者最高自评100分，最低自评0分，平均自评分为70.82分（N＝5035；标准差为16.685）。
我们根据邓拉普（R.E.Dunlap）教授推荐的环境意识量表的内容，主要通过询问被访者对这些内容的态度，然后通过赋值加总，计算被访者的环境意识得分。这15项内容是：1.目前的人口总量正在接近地球能够承受的极限；2.人是最重要的，可以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改变自然环境；3.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常常导致灾难性后果；4.由于人类的智慧，地球环境状况的改善是完全可能的；5.目前人类正在滥用和破坏环境；6.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开发，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很充足的；7.动植物与人类有着一样的生存权；8.自然界的自我平衡能力足够强，完全可以应付现代工业社会的冲击；9.尽管人类有着特殊能力，但是仍然受自然规律的支配；10.所谓人类正在面临“环境危机”，是一种过分夸大的说法；11.地球就象宇宙飞船，只有很有限的空间和资源；12.人类生来就是主人，是要统治自然界的其他部分的；13.自然界的平衡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打乱；14.人类终将知道更多的自然规律，从而有能力控制自然；15.如果一切按照目前的样子继续， 我们很快将遭受严重的环境灾难。
我们要求被访者对上述内容选择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确定、 不太同意、很不同意。在调查结束后，我们根据问题的向度，分别将选项赋值。其中，1、3、5、7、9、11、13、15项是正向问题，被访者回答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确定、不太同意、很不同意，依次被赋分值为5、4、 3、2、1；而2、4、6、8、10、12、14项是负项问题，被访者回答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确定、不太同意、很不同意，依次被赋分值为1、2、3、4、5。这样， 在被访者逐项回答的前提下，这个量表的分值范围是15分—75分。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其转化为百分制计分，最低分0分，最高分100分。
使用上述量表的结果表明，被访者的整体环境意识水平在60分以上， 但比被访者的自我评分要低，平均得分为61.24分（N＝4994，标准差为12.07），最低得分为13.33分，最高得分为100分。具体分数段的情况是：50分以下者占19.8％，50—59分者占33.1％，60—69分者占25.7％，70—79分者占14.6％，80分以上者占6.8％。
二、城市居民环境意识影响因素的初步分析
影响公众环境意识水平的因素很复杂。笔者曾经将这些因素大致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个体层次的因素，一是结构层次的因素。当然，这两个层次的因素有时也对环境意识的产生共同起作用。
从个体层次看，一个人的环境意识水平有可能受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收入水平、职业类型、工作单位、家庭居住地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结构层次看，公众的环境意识还受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问题状况、环境科学发展水平、主导价值观念、政府管理体制、大众传媒的渗透程度、环境教育的普及程度以及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等因素影响。限于篇幅，笔者仅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的分析。
首先，数据分析发现，不同性别的人环境意识水平有所不同。男性被访者中， 环境意识水平在50分以下、50—59分、60—69分、70—79分以及80分以上者所占比例分别为16.3％、30.6％、28.1％、16.6％和8.3％；而女性被访者中的相应比例分别为：23.1％、35.4％、23.4％、12.7％和5.4％。大体上，女性被访者中处于环境意识低得分段的人所占比例要明显高于男性被访者中的相应比例，接近6成的女性被访者环境意识水平不及格。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的一些研究发现是不同的。也许可以解释为：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妇女的实际社会地位比较低，整体上受教育的水平也相对男性为低，所以在环境认知方面与男性相比有差距。
其次，环境意识与年龄的关系比较密切。笔者将25岁以下的被访者看成青年人， 把25—35岁的人看成壮年人，把35—55岁的人看成中年人，把55岁以上的人看成是接近老年的人。数据分析表明，大体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意识水平有着比较明显的降低趋势。这既反映了不同年代的人在观念上的差异，也反映了不同年代人在获取环境知识、信息的能力与机会上的差异（见表1）。
表1 不同年龄的人环境意识水平比较
环境意识得分 50分以下 50-59分 60-69分 70-79分 80分以上总计
25岁以下 12.1％ 26.5％
28.8％ 22.2％ 10.3％ 100％
25-35岁
16.8％ 26.8％
28.8％ 16.8％ 10.9％ 100％
35-55岁
21.6％ 35.3％
24.8％ 13.1％ 5.3％ 100％
55岁以上 22.4％ 37.7％
23.0％ 12.3％ 4.6％ 100％
再次，本次调查表明被访者的文化程度与其环境意识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 并再次验证了以前有关调查的发现。被访者的文化程度越高，他们当中就越有更多的人处在环境意识得分的高分段，即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者中，超过7 成的人环境意识是不及格水平，而在接受大学本科以上教育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达到70分以上（见表2）。
表2 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环境意识水平比较
文化程度 小学 大学本
环境意识得分 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 科以上
50分以下 34.4％
23.2％
15.4％9.8％ 7.2％
50-59分 39.8％
38.0％
32.4％23.5％15.8％
60-69分 18.3％
25.0％
28.6％30.6％24.9％
70-79分 5.9％9.8％17.7％20.6％32.4％
80分以上 1.6％4.0％5.9％ 15.5％19.8％
总计 100％100％100％ 100％ 100％
第四，一般而言，随着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改善，公众会越来越关心环境保护。本次调查数据大体上对此假设有所验证。我们采用个人月收入和家庭人均月收入两个指标来分析它们与环境意识水平之间的关系。数据显示，两个指标都与环境意识有着某种程度的正相关。在最低收入组（个人或家庭人均月收入200元以下）， 有近四分之一的人环境意识得分在50分以下，而在最高收入组（个人月收入1200元以上或家庭人均月收入1200元以上），只有八分之一的人得分是50分以下。相应地，在最低收入组，环境意识得分在80分以上者仅占4％左右；而在最高收入组， 这一比例在13％左右，相差约9个百分点。
第五，在失业问题被认为是首要问题的今天，我们有理由假设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在环境意识方面要逊色于有工作的人。数据分析表明，被访者工作状况确实与环境意识有一定关联。在有工作者中，环境意识得分在50分以下、50—59分、60—69分、70—79分以及80分以上者所占比例分别为17.5％、29.0％、27.6％、17.0％和8.9％；而在没有工作者中，相应比例分别为26.0％、39.4％、22.4％、9.3％和3.0％。但是，对于将要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在校学生而言，其环境意识水平是相对最高的。在他们当中，上述比例相应为：8.5％、22.7％、24.8％、25.5％和18.4％。换句话说，在校学生中，接近7成的人环境意识水平在及格水平以上。也许，他们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还没有体验。
第六，数据分析表明， 居民对于自己生活的满意度与其环境意识水平有一定关系。这一点在以前的研究中似未提及，但是合乎逻辑。大体上，越是感觉自己生活不幸福的人，其环境意识水平有越低的倾向。在感觉自己生活“非常不幸福”或“不幸福”的人中，环境意识得分在50分以下、50—59分、60—69分、70—79分以及80分以上者所占比例分别为25.5％、38.8％、21.3％、9.6％和4.8％。换句话说，有超过6成的人环境意识是不及格水平。 而在那些感觉自己生活“幸福”或“非常幸福”的人中，上述相应比例则分别为17.9％、30.0％、27.7％、16.5％和7.9％，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环境意识水平达到70分以上。
第七，考虑到城市规模越大，人口越多，环境压力也就越大， 我们有理由假设越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受其客观环境的刺激所产生的环境意识越强。如果我们把调查城市划分为三类：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其他城市，那么，数据分析表明以上假设大体上成立。在直辖市，被访者环境意识得分在50分以下、50—59分、60—69分、70—79分以及80分以上所占比例依次为15.9％、33.7％、26.8％、15.7％和8.0％；在省会城市，上述比例依次为17.7％、32.3％、26.6％、15.5％和7.9％； 在其他城市，上述比例则分别为22.5％、33.2％、24.7％、13.7％和5.8％。但是，关于居住地与环境意识的关系很复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维度
根据以往的有关研究，我们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来了解居民环境意识的基本特征。比如说是体现出更多的人类中心倾向，还是体现出更多的环境中心倾向？是体现出更多的物质主义价值，还是体现出更多的后物质主义价值？是较浅层次的环境关心，还是较深层次的环境关心？
（1）人类中心倾向与环境中心倾向 1978年，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卡顿和邓拉普在《美国社会学家》杂志第13卷上发表题为《环境社会学：一个新范式》的文章，区分了关于人类社会与环境关系的两种范式：“人类例外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简称HEP）和“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简称NEP）（注：Catton,W.R.Jr.and R.E.Dunlap,1978,“Environmental Sociology:A New Paradigm”,American Sociologist,13,PP.41—49.）。
所谓“人类例外范式”并不看重环境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大体上，它秉持以下几个基本预设：第一，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有文化；第二，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是无限的，文化的变迁相对于生物特征的变化更为迅速；第三，人群的差异是由有文化的社会引起的，并非从来就有，而且这种差异可以通过社会加以改变，甚至被消除；第四，文化的积累意味着进步可以无限制继续下去，并使所有的社会问题最终可以得到解决。基于以上预设，所谓环境问题也就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人类最终可以象解决其他社会问题一样，解决环境问题。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把这种类型的环境意识称为人类中心倾向的环境意识。
所谓“新环境范式”，非常强调环境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大体上，它坚持以下几个基本预设：第一，社会生活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的，人类只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第二，复杂的因果关系及自然之网中的复杂反馈，常常使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第三，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自然的和生物学上的潜在限制。基于以上预设，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人类不重新认识自己，调整自己以因应自然，前景将会非常危险。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把这种类型的环境意识称为环境中心倾向的环境意识。
根据前文提到的邓拉普推荐的环境意识量表进行测量， 我们可以发现被访者的环境意识基本上居于“人类中心倾向”与“环境中心倾向”之间，但似乎更倾向于人类中心，因为有超过半数的人环境意识得分在整体平均值以下。而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方面，大多数人体现出一定的“环境中心”倾向。前述量表中有四项内容测量被访者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也就是询问被访者对于以下说法的态度（见表3）。数据分析表明，被访者有着比较明显的赞成第二、第四项，而反对第一、第三项的倾向。其中，明确赞成二、四并且表示反对一、三的被访者有1027人，占有效样本的20.24％， 这些人可以看作是有坚定的环境中心倾向的人。与此相对，明确赞成一、三并且表示反对二、四的被访者只有11人。
表3 被访者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
非常比较说不清/
不太很不不回答
有关说法
同意同意不确定同意同意
1）人是最重要的，可以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改变自然环境 18.7％
28.5％
14.6％
24.8％ 13.2％
0.1％
2）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常常导致灾难性后果
50.4％
31.3％
10.9％
4.6％
2.7％0.2％
3）人类生来就是主人，是要统治自然界的其他部分的
15.1％
23.8％
23.0％
25.8％ 12.1％
0.2％
4）动植物与人类有着一样的生存权
51.1％
32.1％
11.5％
3.9％
1.2％0.2％
但是，在对地球资源以及人类自身能力的看法上， 被访者又表现出一定的自我矛盾，或者说体现出了一种中间选择倾向。一方面，有65.4％的被访者明确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地球就象宇宙飞船，只有很有限的空间和资源”这一说法；另一方面，又有51.8％的人明确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开发，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很充足的”这样一种说法。一方面，有61.4％的被访者明确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人类终将知道更多的自然规律，从而有能力控制自然”这样一种说法；另一方面，又有74.5％的被访者明确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尽管人类有着特殊能力，但仍然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这一说法。可见被访者的环境意识确实不是明显地偏向“人类中心倾向”或“环境中心倾向”，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混合倾向。
（2）物质主义倾向与后物质主义倾向 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是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在20世纪70年代分析西方社会中公众价值观的变化时建构的一对概念。他认为，出生并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代人，由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他们的生活非常舒适，因而在价值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定位这种变化，英格尔哈特将传统的强调经济增长和物质安全的价值观称作“物质主义”，而将新流行的强调自由、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的价值观称作“后物质主义”（注：参见Inglehart,Ronald,1971,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 Industrial Societie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5,Issue 4,PP.991—1107;Inglehart,Ronald,;Paul R.Abramson,1994,Economic Security and Value Chang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Issue 2,PP.336—354; Inglehart,Ronald,1995,Public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Objective Problems and Subjective Values in 43 Societie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Vol.28,No.1,PP.57—71.）。
在操作层面，英格尔哈特通常使用4个项目来测量公众的价值倾向，也就是要求被访者在下述四个项目中作出两个最优先的选择。1）确保社会秩序，2）在重要的政府决策中让人民有更多的发言权，3）抗议价格上涨，4）保护言论自由。如果被访者选择1、3项，则被认为是物质主义者；如果选择2、4项，就被看作后物质主义者，其他类型的选择组合被认为是混合主义者。
有时，英格尔哈特也使用12个项目来测量公众的价值倾向。这12 个项目就是在以上4个项目的基础上增加8个：确保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确保国家有强大的防卫能力；在工作单位和社区的有关决定中保障人们的发言权；努力使城市和乡村更加美丽；保证经济稳定；与犯罪作斗争；建设一个更加友好、更富人情味的社会；建设一个理念重于金钱的社会。这样，要求被访者从12个项目中选出5项。其中， 保护言论自由，在重要的政府决策中让人民有更多的发言权，一个更少人情冷漠、更多人情味的社会，在工作单位和社区的有关决定中保障人们的发言权，一个理念比金钱更受尊重的社会，这5项选择被认为是后物质主义者的选择。当然， 特定的被访者可能不选择这5项中的任何一项，也可能5项全部选择，因此，实际值的范围是0—5之间。5项都选者可以看作纯粹的后物质主义者，一项不选则是纯粹的物质主义者。
在本次调查中，笔者对后物质主义的测量工具进行了改造。我们设计了8个选项，要求被访者从中选出四项他所赞成的应予优先考虑的目标。这8个项目是：1）保持社会秩序和安全；2）政府作出重大决策时，应该更多地倾听人民的意见；3）控制失业，确保经济持续增长；4）保障言论自由；5）确保后代人能够拥有美好环境和充足资源；6）大力发展科学技术；7）提高当代人的生活水平；8 ）反思现代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我们的设计是，选择上述2、4、5、8项者可以被看作是后物质主义者。
但是，数据分析表明，以上各项中被访者选择赞成的百分比分别是：79.7％、56.9％、74.5％、20.3％、54.1％、46.8％、60.7％和7.7％。换句话说， 居于前四位的选择中，后物质主义者的价值观只有一项位列其中，即“政府作出重大决策时，应该更多地倾听人民的意见”。由此可见，被访者基本上还是倾向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根据被访者对上述2、4、5、8项的选择情况分析其价值倾向也大致相同。数据表明，在5073个有效样本中，被访者没有选择上述四项中任何一项的占9.2％；选择了一项的占49.6％；选择了两项的占35.3％；选择了三项的占4.6％；四项全选的占1.3％。平均起来，被访者只选择了其中的1.39项。由此可见， 被访者的价值观明显倾向于物质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价值观的差异是否与其环境意识差异相关？在此问题上， 英格尔哈特是持肯定态度的，实际上他更倾向于把环境意识看作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结果。在1995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运用调查数据指出，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比物质主义者具有更高的环境意识水平（注：Inglehart,Ronald,1995,Public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Objective Problems and Subjective Values in 43 Societie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Vol.28,No.1,PP.57—71.）。
我们的数据也表明， 被访者价值观的差异与其环境意识水平差异有比较密切的相关关系。大体上，在“纯粹的”的后物质主义者（上述2、4、5、8四项都选）中，环境意识得分在60分以下者只有38.7％，而在80分以上者有12.9％，分别比“纯粹的”物质主义者（以上四项都没选）低33.5个百分点和高9.2个百分点（见表4）。
表4 价值观差异与环境意识差异的交叉分析
后物质主义选项4项都没选％选择1项％选择两项％选择3项％4项全项％
环境意识得分
50分以下27.3 18.8 19.9 15.6 17.7
50-59分 34.9 36.0 30.1 25.5 21.0
60-69分 24.6 25.5 25.8 28.6 22.6
70-79分 9.5
14.1 16.3 14.7 25.8
80分以上3.7
5.6
7.9
15.6 12.9
总计100
100
100
100 100
由此可见，虽然被访者的环境意识水平整体不高， 持有后物质主义倾向价值观的人也不多，但那些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确实更有可能具有较强的环境意识。因此，我们可以说，整体上，被访者的环境意识水平受其物质主义倾向价值观的制约。
（3）浅层环境意识与深层环境意识 在环境保护领域，有一些学者区分所谓“深层生态运动”与“浅层生态运动”之说。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Naess）发表《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第一次对两个层次的生态观念作出了区分（注：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序”，［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12—13页。）。 他指出：浅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它主张在不削弱人类的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出发和归宿点，认为保护资源与环境本质上就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它把生态危机看成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认为生态危机只能表明人类发展的不充分，只要我们不断完善社会建制、改进分配体制、发展科学技术，生态危机最终是能够得到解决的。而深层生态学所持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环境思想，通常也被称为生态中心主义，这种观点把整个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个大的生态系统，认为该系统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只是该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与其他部分的存在状况密切相关，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决定着人类的生活质量，因此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是最重要的目标。它要求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批判性的考察，并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当然，另一些学者对生态环境观念的深与浅又有着略微不同的理解（注：参见诸大建：“总序”， 载［美］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王正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因此在操作层面上，我们主要依据居民的环境意识倾向、 对于环境问题认知的层面、获取环境信息的主动性、对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了解程度，以及实际的环境保护行为等指标，来分析居民的环境意识究竟是属于“深层”还是“浅层”。
前文分析表明，整体上， 被访者的环境意识居于人类中心倾向与环境中心倾向之间，但似乎更偏向于人类中心倾向，由此可见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还是具有浅层的特征。
就环境问题的认知层面而言，被访者主要关心的是身边的各种环境问题， 例如空气、水、噪声、工业垃圾、生活垃圾、食品等污染，对于稍微远离日常生活的一些环境问题，则有超过2、3成的人表示不知道，而对于一些突出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则有相当多的人知之甚浅。例如，有19.4％的被访者表示没有听说过“全球变暖”，33.3％的人表示“只是听说过”，39.3％的人表示“了解一些”，只有7.9％的人表示“很了解”。对于“臭氧层破坏”这一问题，以上相应比例分别是30.7％、33.2％、30.1％和5.9％。对于“酸雨”这个比较普遍的问题，竟有40.7％的人表示“没有听说过”，表示“只是听说过”和“了解一些”的人分别占30.5％、23.5％，仅有5.1％的人表示“很了解”。
就获取环境信息的主动性而言，多数被访者是不强的。因为，在多种信息渠道中，绝大多数（90.1％）被访者表示主要是通过电视来了解有关环境问题的，其次是报纸占67.5％，再次是自己亲身体验占44.8％。而主动通过读书、网上搜索、亲朋之间交流等渠道了解环境问题比较少。
就对环保法规的了解而言，大多数被访者的了解程度也不高。比如说，当我们询问被访者是否同意“我本人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很了解”这一说法时，仅有12.7％的人表示“同意”，52.0％的人表示“不同意”，35.0％的人表示“说不清／不确定”，另有极少数人不回答。
最后，从环境保护的实际行为层面看，被访者的水平也是比较低的。 在本次调查中，笔者列举了10种个人可能参与的环保活动或行为，询问被访者在调查之前的最近一年里是否参与过这些活动和行为。数据分析表明，被访者表示经常参与的活动或行为是层次比较低的，例如“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主动关注广播、电视和报刊中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等（见表5）。
表5 被访者参与环保活动或行为的情况
活动或行为 从不％
偶尔％ 经常％ 不回答％
1）垃圾分类投放 62.9 21.715.1 0.4
2）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 31.6 56.611.6 0.2
3）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49.6 27.522.6 0.3
4）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 29.0 24.646.1 0.3
5）为环境保护捐款69.1 27.33.2 0.4
6）主动关注广播、电视和报刊中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23.0 45.131.7 0.2
7）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 58.7 30.010.9 0.4
8）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76.1 18.55.0 0.4
9）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82.0 12.05.6 0.4
10）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 82.6 14.52.6 0.3
如果采取一种综合的方法进行分析，也就是假定上述每种行为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被访者选择“从不”，赋分为0；选择“偶而”，赋分为1；选择“经常”，赋分为2。如果不回答，则算作缺失值。这样进行加总，在每项都选择的情况下， 理论上的最高得分是20分；最低得分是0分。转化为百分制后，分值范围就是0 分到100分。统计分析表明，只有74人不回答。在4999名被访者中，平均得分只有29.37 分（标准差为17.29），其中，得0分的占3.7％，50分以下者累计有89.8％，50分到60分的占5.6％，超过60分的人仅占4.6％．
综上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被访者的环境意识在整体上还是属于比较浅层次的，尽管其中有少数人环境意识的层次较深，或者在极少方面有着深层环境意识的倾向，但总体上并不让人感到满意或还有待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