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辽代社会经济发展在文献、实物中的体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代论文,实物论文,文献论文,社会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24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SSN 1000 —5218（2000）02—0029—08
契丹立国后，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诸经济类型的发展，使畜牧业、农业、渔猎、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北方草原地区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景象。据《辽史》卷五九《食货志》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千野，驰兵于民。……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及其有国，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制度日增，经费日广，上下相师，服御浸盛，而食货之用斯为急矣。于是五京及长春、辽西、平州置盐铁、转运、度支、钱帛诸司，以掌出纳。……若农谷、租赋、盐铁、贸易、坑冶、泉币、群牧，逐类采摭，缉而为篇，以存一代食货之略”。这概括了辽代的经济类型和发展状况。辽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及根源，在历史上有其特殊的一面，由此引起的辽代社会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一系列变化在北方民族文化史上也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1、畜牧经济
畜牧业一直是契丹社会的经济命脉。建辽后，虽然形成南农北牧的经济格局，但就全境来说，畜牧业始终为主要的经济类型，“契丹旧俗，其富以马”，依靠畜牧业而富国强兵是辽政权的立国之本，也是辽政权存续200年间的主要产业。
辽太祖七年（公元913年）五月，“遣北宰相迪辇率骁骑先渡。 甲寅，奏擒剌葛、涅里衮阿钵于榆河，前北宰相萧实鲁、寅底石自刭不殊。遂以黑白羊祭天地。……丙寅，至库里，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以生口六百、马二千三百分赐大、小鹘军”。〔1 〕（卷一《太祖纪上》）辽太祖之妻述律皇后也曾说：“吾有西楼羊马之畜，其乐不可胜穷！”〔2〕（卷二七一）阿保机在征伐河东地区及女真族时， 曾夺取驼马牛羊10余万，马20余万，分散牧于水草丰盛之地，在漠南、漠北、西路、浑河（今辽宁小辽河）都有牧地。辽太宗天显二年（927年）， 耶律德光即皇帝位，“阅群牧于近郊”。可见辽代早期畜牧业发展的盛况。
辽代对宋或其他民族的战争中，都要抢掠各种牲畜及财物，迫使渤海、女真、阻卜、室韦、西夏等族每年贡马成千上万。《辽史》卷六○《食货志》下记载：“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在天祚帝时，“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1 〕（卷六○《食货志·下》）。马匹数达1000余万。到天祚帝末年，“累与金战，番汉战马损十六七，虽增价数倍，竟无所买，乃冒法买官马从军。诸群牧私卖日多，畋猎不足用，遂为金所败”〔1 〕（卷六○《食货志·下》）。说明辽代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对金战争中损失了大批牲畜，狩猎又供给不足，使得以畜牧为基础的辽王朝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导致亡国。
考古资料以大量的实物证实了畜牧业的繁荣状况。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驸马墓、耶律羽之墓、陈国公主墓、代钦塔拉墓等都大量出土马具，包括鞍饰、笼头饰、缰、衔、镳、盘胸饰、后鞧饰、蹬等。辽代早期墓葬多杀牲殉葬，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家族墓葬〔3 〕，发现有殉葬的车坑，内葬一辆大型轮木车，出土大型錾花鎏金铜铎一件和铎形鎏金铜铃20多件，虽无驾车的牲畜骨骸，但与《辽史》中的送终车相似。辽代中期后，政府多次下诏禁止杀牲祭祀，才有所收敛。在许多辽墓壁画中，都有马的形象和放牧场面。如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4〕在石棺右内壁绘“契丹族草原放牧图”，全画由马、牛、 羊群组成一牧群，走在前列的两匹鞍马、四匹散马作奔腾追逐状； 随后的9头牛一小牛犊则均作低首、垂尾、行走状；最后的15只山、绵羊昂首向前，牧群后为一契丹牧人，作驱赶牲畜状，以远景的山岗、近景的小道及柳树为衬托，再现了契丹人放牧的生动场面。
辽代畜牧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约束，雨雪、干旱、瘟疫的发生往往使经济实力大为削弱。如大康九年（1083年），“夏四月丙午朔，大雪，平地丈余，马死者十六七”〔1 〕（卷二四《道宗纪·四》）。辽乾统十年（1110年），“是岁，大饥”〔1 〕（卷二七《天祚皇帝纪·一》）。辽代晚期发生的几次自然灾害，使国力大衰，终致灭亡。
2、渔猎经济
契丹人的渔猎经济有着传统的历史，在其早期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直到建国后，仍是各主要经济门类中的重要补充。在《辽史》中有大量皇帝贵族渔猎活动的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代社会渔猎活动的盛行和统治者的推崇。
辽代皇帝的渔猎活动，形成了四时捺钵（捺钵：系契丹语的汉语译写，意为“行营”、“营盘”。《辽史》卷三一《营卫志》载：“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捺钵。”）的定制。即春捺钵捕鹅、钓鱼；夏捺钵避署障鹰，商议国事；秋捺钵（也叫秋山），入山打虎射鹿；冬捺钵避寒出猎，接待使节朝贡。史籍中大量对“四时捺钵”的描述，不仅是皇帝游乐活动的反映，也是契丹平民经济活动、民俗传统的镜子。 在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东陵壁画中〔5〕，描绘了春、夏、秋、冬四季山水风光，构图严谨，鸟兽形象生动，展现了辽代皇室四时捺钵所在地的景色。契丹人的狩猎活动，在其他墓葬壁画和传世绘画作品中也有不少反映。内蒙古库伦一号辽墓壁画“狩猎出行归来图”，〔6〕出行图分三组：第一组为主人的车骑和随从， 主人坐骑白马，车为轿顶式高轮长辕，车后有女主人和侍女，三契丹人在备车。第二组为出行仪仗，车骑前有五面大鼓绑缚在一处，由长竿支起，旁站五名汉人鼓手和髡发一人。第三组为车骑前导，一似汉人着契丹装，双手握竿挥舞向前。归来图也分三组：第一组为车骑仆从，两驼一车，归来的人物面容疲惫，神态懒散，两驼跪卧，高车架起。第二组为仪仗，六人横排并列，前置一供桌，上置方斗。第三组为前导，两人相对而立，两人相对跪坐，中间置一圆钵状物。生动形象地描摹了契丹人出行狩猎和猎后归来的场景。库伦六号墓壁画“出猎图”〔7〕中， 描绘了契丹人春捺钵捕鹅的情景。画面中一髡发契丹人，绿袍红带，足长靴，右手架一鹰，鹰足系金链环，左手指鹰，回首向左侧之人似语鹰之如何，这种鹰就是契丹人用来捕猎的海东青鹘。契丹人猎鹿时，用哨模仿鹿鸣，吸引鹿上钩而射之。内蒙古喀喇沁旗娄子店乡上烧锅辽墓〔8〕出土2件银号角，系薄银片打制，呈弧三角形，中空，内垫塞一鹿角，可能就是射猎时呼鹿的“鹿叫子”。至今在鄂伦春族中仍保留有这种“鹿叫子”。
作为契丹人传统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渔猎随着辽政权的巩固，定居生活和农、牧业的发展，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下降，逐渐退居经济活动的次要地位（尤其到晚期），而其娱乐、军事训练意义显得更为突出，甚至形成了四时捺钵的制度。天祚帝乾统三年（1036年），虽然一度下令严禁狩猎，但渔猎作为一种民族传统习俗还是被一直保留下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得到张扬，对契丹民族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3、农业经济
契丹立国前，农业尚处于粗放的原始水平；立国后，历代皇帝都重视农业的开发，使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辽史》卷五九《食货志》载：“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尝以户口滋繁，乣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同传还载：“太宗会同初（938年），将东猎，三克奏减辎重，疾趋北山取物，以备国用， 无害农务。寻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绩。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瓯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之善地为农田。三年（940年）， 诏以谐里河（今石勒喀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种。八年（945年）， 驻跸赤山（今赤峰乌尔吉木伦河源东北），宴从臣，问军国要务。左右对曰：‘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上深然之。是年，诏征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辽太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农业的管理，其对农业的重视，甚至可以推迟出猎，士兵有伤害农作物者处以军法。使农业初步得以发展，大片土地得以开发利用。
天显元年（926年），契丹灭渤海国， 第一次显著地扩大农业地区，但因那里地旷人稀，开发程度远不如中原地区。会同元年（938 年），从后晋割来燕、云十六州，占据了今天津市、北京市及河北北部，第二次显著地扩大了农业地区。这里地稠人密，物产丰富，又有着传统的农业生产，对契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会同八年（945年），耶律德光下令保护农业生产， 对辽代统治区农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辽世宗、穆宗、景宗时期，农业有较大的发展，燕、云十六州的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无论是供应军需、民食，还是消除战争的消极影响，都需必要的农产品。《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载：“应历间（951—969年），云州进嘉禾， 时谓重农所召。 保宁七年（975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斛助。非经费有余， 其能若是？”根据《金史》卷五○《食货志》五中“月支三斗为率”的记载来计算，20万斛（即200万斗）够1万人近7个月的食用， 说明这一时期辽代国库的殷实富足。
到辽圣宗、兴宗时期，辽代的农业生产已超越畜牧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基础。就五京来说，南京（今北京市）和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南部原本就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东京（今辽宁辽阳市）地区的各族人民有大批人致力于农业生产，把农业区扩大到畜牧、狩猎地。还迁徙居民到农业发达的地区从事农耕。统和六年（988年）， “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今北京市密云县）、顺（今北京市顺义县）、蓟（今天津市蓟县）三州，择沃壤，给牛、种谷”。〔1 〕（卷五九《食货志·上》）在辽代西北部和北部， 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也大力推广。 统和十五年（997年）二月，“诏品部旷地令民耕种”。〔1〕（卷三三《营卫志·下》）品部属于西北路招讨司，在此进行耕种，扩大了辽代的农业开发地区，并取得很大的成效。《辽史》卷九一《耶律唐古传》记载，统和年中，耶律隆绪（辽圣宗）“命唐古（耶律唐古）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田于胪朐河侧，是岁大熟。明年，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数十万斛，斗米数钱”。使镇州（治所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以西哈达桑）的农作物收获颇丰，斗米价仅有数钱。《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载：“统和中（983—1012年），耶律昭言，而北之众，每岁农时， 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乣官之役，当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即种植的粮食足以供军饷之用。同时，还推广农田水利建设。《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记载，统和十三年（995年）九月， “以南京太学生员浸多，特赐水硙庄一区”。水硙庄是利用水力推转石磨的庄园，既然可以用水推磨，必已开挖渠道进行灌溉了。在南京地区，“蔬苽、果实、稻梁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拓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9 〕（卷二二《四京始末》）这正是当地农田水利大为改善的结果。
道宗和天祚帝时期，农业继续发展。“道宗初年（1055年），西北雨谷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钱。时西蕃多叛，上欲为守御计，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以马人望前为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检括户口，用法平恕，乃迁中京度支使。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擢左敬骑常侍。辽之农谷至是为盛。而东京如咸、信、苏、复、辰、海、同、银、乌、遂、春、泰等五十余城内，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依祖宗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货，收息二分。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硕，虽累兵兴，未尝用之”〔1〕（卷五九《食货志·上》）。 “西北雨谷三十里”，是指龙卷风把农业收获物卷到天上，像雨一样洒在方圆30里的地方，使春州（今吉林前郭尔罗斯他虎城）的粟价一斗仅为六钱。马人望任中京度支使时，加速农业发展进度，半年就获粟15万斛。乌州（今吉林双辽西北）、春州、泰州（今吉林白城市东南）属上京地区，这里本来是牧区和猎区，除发展畜牧业、狩猎业外，又成为盛产粮食的农业区。沿边诸州，因为农业不断发展，才可能进行和籴，经济“出陈易新”。
辽代晚期，史书中多有记载粮食丰收和赈济灾民的情况。清宁十年（1064年），“是岁，南京、西京大熟”〔1 〕（卷二二《道宗纪·二》）大康三年（1077年），“是岁，南京大熟。”〔1 〕（卷二二《道宗纪·二》）咸雍七年（1071年），“是岁，春州斗粟六钱”〔1 〕（卷二三《道宗纪·三》）。咸雍二年（1066年）六月，“以岁旱，遣使振山后贫民”。〔1〕（卷二二《道宗纪·二》）咸雍四年（1068 年）正月、三月，“遣使振西京饥民”、“振应州饥民”、“振朔州饥民”。〔1〕（卷二二《道宗纪·二》）咸雍八年（1072年）二、四月， “振恩、蔚、顺、惠等州民”，“振义、饶二州民”〔23〕（卷二三《道宗纪·三》）。大康元年（1075年）七月、八月，“振南京贫民”、“以南京饥，免租税一年，仍出钱、粟振之”。〔1 〕（卷二三《道宗纪·三》）大安二年（1086年）七月，“出粟振辽州贫民”。（卷二四《道宗纪·四》）大安八年（1092年）十月、十一月，“振西北路饥”、“以通州潦水害稼，遣使振之”〔1〕（卷二五《道宗纪·五》）。 从不断的赈灾济民看，辽代国库的粮食充盈，农业发展出现空前的盛况。
在天祚帝天历年间（1111—1120年），由于金兵入侵，抢占辽的大量粮食，而盐泺等地的仓粟仍没被金兵夺取，契丹统治者下令群牧人户出力搬运仓粟，并可用牲畜换取粮食。“雅里（梁王）自定其值：粟一车一羊，三车一牛，五车一马，八车一驼。从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比直太轻’。雅里曰：‘民有则我有。若今尽偿，众何以堪？’”〔1〕（卷五九《食货志·上》）。可见，在辽代末期， 农业生产仍很发达。1993年，河北滦平县出土了7件辽金时期的铁梨铧， 从农具的改进我们也可一窥当时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10〕。辽代统治二百年间，农业逐渐在社会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契丹民用和军备的主要食物来源。
4、手工业经济
随着畜牧业、狩猎业、农业的发展，契丹人的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立国前，冶铁和纺织业就较为发达。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塔布敖包墓〔11〕，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墓中〔12〕，出土有大量的铁器、铜器及陶器，证实契丹立国前冶铁、铸铜、制陶已经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立国后，手工业飞速发展，促进了辽代社会经济的进步。
辽太祖、太宗时期的手工业，主要表现在食盐、矿冶、陶瓷、铸钱、纺织等方面。辽境内盛产池盐、海盐。《辽史》卷六○《食货志》下记载：“盐
之法，则自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即八部中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后魏滑盐县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蓟还，次于鹤剌泺，命取盐给军。自后泺中盐益多，上下足用。会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晋，晋献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于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辽代的产盐之地很多，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都处于近海靠湖地带。
铁、铜、金、银等矿藏的开采和冶炼，主要在东京道。《辽史》卷六○《食货志》下载：“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是曷术部者多铁；‘葛术’，国语铁也。部置三冶：曰柳
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应为天显初，即公元926年），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得州， 也亦多铁。东平县本汉襄平县故地，产铁矿，置采炼者三百户，随赋供纳。以诸坑冶多在国东，故东京置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矿，命置冶”。辽太宗年间，耶律羽之曾任太傅判盐铁，管理盐业和冶铁，其墓葬出土大量金、银、铁、铜器，种类繁多，制作精致，水平高超。
陶瓷烧制，在契丹族传统制陶工艺的基础上，吸收北方系统的瓷器技法而独创，在中国五代和北宋时期南北诸窑的产品中独树一帜。辽代早期的瓷器类型繁多，既有契丹族传统的特点，又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属于辽太宗时期的遗迹。墓中出土的陶器虽数量不多，但制作十分讲究，为灰陶，器外表施黑色陶衣，并采用磨光技术，陶质细腻，火候高。瓷器多为仿定窑白瓷，釉色晶莹，胎质细腻，胎体轻薄；绿釉瓷和仿青瓷也是辽瓷中少见的精品，还有褐釉、酱釉瓷等。器种有白瓷皮囊式鸡冠壶、白瓷盘口瓶、白瓷盖罐、白瓷钵、葵口白瓷大碗、白瓷粉盒、褐釉皮囊式鸡冠壶、浅褐釉喇叭口盖罐、酱釉瓷罐、青瓷双耳四系盖罐、绿釉瓷瓶、“盈”字款白瓷大碗、葵口青瓷碗等，皆为辽瓷中的上作之品。
铸币，在辽以前就开始铸造。到辽太祖、太宗时期，钱币铸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辽史》卷六○《食货志》下记载：“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石敬瑭又献沿边所积钱，以备军实”。这一时期钱币实物发现甚少，在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一枚“天赞通宝”，“天显通宝”有孤品存世。
另外，还有纺织、皮革加工等手工业部门。
辽世宗至景宗时期，陶瓷、丝织、酿酒、矿冶和金属制品等手工业继续发展。穆宗时，曾经“造大酒器，刻为鹿纹。名曰‘鹿
’，贮酒以祭天”。〔1 〕（卷七《穆宗纪·下》）这种酒器在辽怀州城北窖藏中有发现。为了烧制瓷器，一些地方建筑了新窑，或在原瓷窑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利用。北京市门头沟龙泉务窑址（资料源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品），出土大量的白瓷片和废匣钵。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墓，〔13〕属于辽穆宗时期的遗迹，出土瓷器以仿定窑白瓷为主，还有青釉、绿釉瓷器，器种有白瓷鸡冠壶、白瓷罐、白瓷长颈罐、“官”字款白瓷盘、花式口白瓷碗、白瓷长颈壶、青瓷碗、绿釉鸡冠壶、绿釉罐等，釉色晶莹，制作精致，代表了这一时期高超的烧瓷工艺。
丝织手工业也有长足的进步，品色增多。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14〕出土的丝织品，包括绢、纱、罗、绫、锦、刻丝，共六类，90多个品种，首次发现丝织品上用金线的标本多件。
辽代统治阶级驱使奴隶和其他劳动者大量酿酒，用以祭祀、宴饮。设置麹院专门酿酒机构，民间也酿造酒类。例如上京就有“酒家”，辽穆宗曾“微行市中，赐酒家银绢”，又“以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1〕（卷七《穆宗纪·下》）
矿冶和金属品的制造，都继续发展。史载辽穆宗凭自己高兴，随时赏赐大臣白银和金器。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驸马墓，出土的金银器中以马饰具最有特色，饮食器具有银盏托、银杯、银碗、银箸、银匙等；还有大量的铜器和铁器，用于生产和日常生活。在河北赤城龙烟铁矿发现辽代古炼铁遗址〔15〕，出土辽代建筑材料和大量炉渣等，已有相当规模。
辽圣宗、兴宗时期，手工业又有新的发展。显州（今辽宁北镇），是当时绫锦的主要生产地之一。统和元年（983年）十二月， “以显州岁贡绫锦分赐左右”。〔1 〕（卷十《圣宗纪·一》）辽代统治者经常赐给群臣丝织品，如统和十二年（994年）正月， “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赐束帛、锦袍、银带”。〔1 〕（卷一三《圣宗纪·四》）开泰元年（1012年）八月，“铁骊那沙等送兀惹百余户至宾州，赐丝绢”。〔1〕（卷一五《圣宗纪·六》）
陶瓷烧制，进一步发展。内蒙古赤峰市缸瓦窑〔16〕，是目前所发现的辽代规模最大和品种最齐全的一处窑场，有马蹄形窑室，以烧制粗白瓷为主，细白瓷较少。色釉陶器较多，为黄红色或灰绿色缸胎，在施釉前挂白衣，色釉有茶、绿、黄、黑褐和三彩等多种。瓷器种类多为日常饮食用具，器形有碗、杯、盘、碟、壶、瓶等，还发现有带“官”字款的烧瓷匣钵。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墓，〔17〕属于辽圣宗时期的遗迹，出土的瓷器多为饮食器具，器形有绿釉长颈盖壶、茶绿釉鸡腿坛、绿釉罐、白瓷盖罐、白瓷盆、白瓷碗、青瓷碗、青瓷盘等，制作精致，造型美观，技艺超群。
食盐的产地增多了，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宋使路振在《乘轺录》中记述：“上国（上京）西百余里有大池，幅员三百里。盐生著岸如冰凌，朝聚暮合。年深者坚如巨石，……其碎者类颗盐，民得采鬻之”。这个大池指的是广济湖，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达布苏盐池。辽代的食盐，还不断流入宋朝，形成“私市”契丹盐的现象。《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载：“代州宝兴军（今山西代县）之民私市契丹盐骨堆及桃山盐。雍熙四年（987年），诏犯者自一斤论罪有差， 五十斤加役流，百斤以上部送阙下”。北宋下令禁止民间走私契丹盐，也说明辽代食盐业的发达状况。
矿冶和金属制作，在这一时期不断得到发展。 “圣宗太平间（1021—1031年），于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 兴冶采炼自此以迄天祚，国家皆赖其利”。〔1〕（卷六○《食货志·下》）。 太平七年（1027年）五月，“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银，请置冶，从之。复遣使循辽河源求产金、银之矿”〔1 〕（卷一七《圣宗纪·八》）。辽代赠送宋朝皇帝和赐给西夏国主的礼品中，有很多的金、银器，群臣立下战功，也经常能得到银器的赏赐。统和四年（986 年）五月，“斜轸遣判蒲姑奏复蔚州，……乘胜攻下灵丘、飞狐，赐蒲姑酒及银器。……十一月，郎君拽剌双骨里遇宋先锋于望都，擒其士卒九人，获甲马十一，赐酒及银。”〔1 〕（卷一一《圣宗纪·二》）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巴林右旗庆州白塔、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墓、辽宁朝阳北塔，都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而以陈国公主墓的金、银器最为精彩。除两套完整的金、银殡葬服饰（包括金面具、银丝网络、鎏金银冠、金银蹀躞带、金花银靴等），其他多数为饮食器具、马饰具、日常生活用品，共计178件金银器，制作精致，数量多，种类全，证实了辽金、 银器制作的繁盛状况。在多数辽墓中，都发现有铁器及铜器，包括农业生产工具、饮食器具、兵器、马具等，说明冶铁、铸铜都有很大的进步。
铸币继续出新，《辽史》卷六○《食货志》下记载：“圣宗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新旧互用。由是国家之钱，演迤域中。所以统和出内藏钱，赐南京诸军司”。在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钱币窖藏中〔18〕，出土有“重熙通宝”、“统和通宝”等。为了促进辽地经济的发展，辽政府力求吸收宋朝的铜钱入境，还禁止辽代钱出境和毁币铸器。在开泰年（1012—1021年）中，“诏禁诸路不得货铜铁，以防私铸，又禁铜铁卖入回鹘，法益严矣。〔1 〕（卷六○《食货志·下》）“重熙元年（1032年），……先是，南京三司销钱作器皿三斤，持钱出南京十贯，及盗遗火家物五贯者处死；至是，铜逾三斤、持钱及所盗物二十贯以上者处死”。〔1 〕（卷六三《刑法志·下》）。
此外，还有武器及交通工具的制造。
辽道宗、天祚帝时期。食盐产量很大，除保证食用外，还经常走私到北宋，而且盐价很低。矿石的开采和冶炼继续进行，并制造各种金属器，禁止铜、铁私卖和流入境外。清宁九年（1063年）正月，“禁民鬻铜”。十年（1064年）十一月，“诏南京不得……私货铁”。咸雍六年（公元1070年）十一月，“禁鬻生、熟铁于回鹘、阻卜等界。”〔1 〕（卷二二《道宗纪·二》）辽代晚期墓葬、遗址，常出土铁器、铜器及银器。如辽宁朝阳南大街窖藏〔19〕，出土铜、铁器共71件，有铜火盆、铜釜、铜鐎斗、铜秤盘、铜勺、铜熨斗、铜铃、铁壶、铁犁铧、铁铲、铁耙、铁锁、铁环、铁钉、铁钩等。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20〕，出土大量银器，有执壶、温碗、杯、盘等。
辽代晚期的墓葬和遗址中，几乎都见陶瓷器，而且器形和装饰风格与辽代早、中期差别很大。河北宣化张文藻墓〔21〕，出土数量丰富的三彩器、釉陶器、瓷器及陶器，器种有三彩洗、黄釉瓜棱壶、黄釉唾盂、黄釉碗、黄釉盏托、黄釉魁、白瓷瓶、白瓷碗、花口白瓷碗、花口白瓷盘、白瓷碟、绿釉鸡腿瓶、陶执壶、陶盂、陶鼎、陶釜、陶盆、陶仓、陶匜、陶甑等，多数为饮食器具。
这一时期，继续铸造新币且数量有所增加。《辽史》卷六○《食货志》下记载：“道宗之世，钱有四等：曰咸雍，曰大廉，曰大安，曰寿隆（寿昌），皆因改元易名。其肉好、铢数亦无所考。……至其末年，经费浩穰，鼓铸仍旧，国用不给。虽以海云佛寺千万之助，受而不拒，寻禁民钱不得出境。天祚之世，更铸乾统、天庆二等新钱，而上下穷困，府库无余积”。到辽代末年，因钱币都流入私人封建主手里，国库和平民日渐穷困。在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窖藏中，出土有“清宁通宝”，“咸雍通宝”，“大康通宝”，“大安元宝”，“寿昌元宝”、“乾统元宝”，“天庆元宝”。
5、商业经济
辽代早期，在其西部、西北、北部、东部生存着许多民族，有奚、室韦、突厥、吐谷浑、党项、回鹘、阻卜、乌古、敌烈、女真、渤海。辽代与他们经常战争，也贡物互市，扩大了相互间的商品贸易。耶律阿保机建国初期，即西征扩张、畅通了西北草原丝绸之路。此后，西北诸部朝聘进贡络绎不绝，大规模的朝贡，每三年一次，小规模经常性进贡难以计数，带来了当地毛织品、貂皮、乳香、珠玉、玛瑙、镔铁、回鹘豆、西瓜、璎珞等。
西瓜本为西域的特产，五代时期由回鹘引进，在上京一带种植。宋使胡峤在《陷北记》中记载：“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内蒙古敖汉旗羊山辽墓壁画〔22〕绘一盘内盛装三个碧绿色长圆形西瓜。另外，葡萄从西域传入，石榴从中原地区输入。在契丹给宋皇帝赠的礼品中，有“蜜晒山果”、“蜜渍山果”等。《契丹国志》卷三《太宗嗣圣皇帝》下记载，会同十年（947年）二月，“述律太后遣使， 以其国中酒馔脯果赐帝，贺平晋国”。
辽代中、晚期，辽宋之间经常互派使者， 朝贡方物或接受赏赐。 1004年，双方定下“澶渊之盟”，宋每年给辽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辽宋间继续互派使节，在边境互市，客观上有利于加强辽、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北宋初年，辽宋双方就已经在沿边互市，但没有设置官署管理，纯属民间贸易。977年，在北宋的镇、易、雄、霸、 沧等州设置榷场。991年，又在雄州、霸州、静戎军、 代州雁门砦设置榷场。1005年，辽在涿州新城、振武军及朔州南设置榷场；北宋在雄州、安肃军及广信军设置榷场，派遣官吏监督贸易。这些榷场开设的时间很长，“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三市不绝”〔23〕（卷一八六《食货志·下》）短期设置的榷场还有定州军城寨、飞狐茭牙、火山军、久良津等。榷场交易的物品，在澶渊之盟前，从宋输入辽的有香药、犀、象、茶，后来增加苏木一项。澶渊之盟后，再增加缯帛、漆器、粳糯。由辽输入宋的商品有银、铁、布、羊、马、橐驼，其中羊的数量很大。在辽代许多遗址和墓葬中，都发现定窑白瓷、汝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均窑淀青蓝瓷、磁州窑褐花瓷等器物。
辽代与女真，仍然通过贡赐和贸易的方式进行经济联系。如统和年间，几乎每年女真都要向辽贡献方物。统和六年（988年）八月， “濒海女真遣使速鲁里来朝。 ”〔1 〕（卷一二《圣宗纪·三》）九年（991年）正月，“女真遣使来贡”〔1〕（卷一三《圣宗纪·四》）。二十二年（1004年）二月，两次“女真遣使来贡”〔1 〕（卷一四《圣宗纪·五》）二十八年（1010年）十月，“女真进良马万匹。”〔1 〕（卷一五《圣宗纪·六》）女真的一部分归并契丹后称为“熟女真”，“自意相率，赍以金帛布、黄蜡、天南星、人参、白附子、松子、蜜等诸物入贡北番，或只于边上买卖。〔9 〕（卷二二《四京始末》）契丹的商人也经常到女真地区买卖，“亦无所碍，契丹亦不以为防备”〔9 〕（卷二二《四京始末》）。居住在粟末江以北的“生女真”也把北珠、人参等土特产，运到宁江洲的榷场与契丹进行交易。
辽与西夏，也通过战争、结好、朝贡等形式相互进行着经济贸易。
《契丹国志》卷二二还记载了许多民族与契丹交易的情况，居住在契丹屋惹、阿里眉、破骨鲁诸部落，每年除给契丹进贡“大马、蛤蛛、青鼠皮、貂皮、胶鱼皮、蜜腊”之外，还和契丹“任便往来买卖”。铁离部“惟以大马、蛤蛛、鹰鹘、青鼠、貂鼠等皮及胶鱼皮等物与契丹交易”。靺鞨“惟以鹰鹘、鹿、细白布、青鼠皮、银鼠皮、大马、胶鱼皮等物与契丹交易”；铁离喜失牵部“惟以羊、马、牛、驼、皮毛之衣与契丹交易”；蒙古里部“惟以牛、羊、驼、马、皮毛之物与契丹交易”；于厥部“惟以牛、羊、驼、马、皮毛之物与契丹交易”。契丹又设置榷场和西北各族贸易，高昌、龟兹、于阗、大小食、甘州人均是契丹的贸易伙伴。
辽代与中原王朝和周边各族经济上的往来，促进了辽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也使契丹商品走出其境，向中原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传播，甚至通过高丽传入朝鲜、日本，经过西域传入中亚一带，扩大了辽代契丹商业经济交往的区域。客观上促进了辽代社会经济向纵深发展。
小结
纵观辽代二百年间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从传统的狩猎、畜牧经济到农牧兼营，手工业、商业并驾齐驱，其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类型较为齐全，发展速度较快，为历史上北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而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和外交、军事关系的一系列深刻变革，为契丹民族自身的进步和加速契丹社会的封建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辽王朝是一个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以武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终辽一代，这种差异和不平衡仍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所表现，但我们必须看到辽代统治者在消弥这种差异、增进民族融合、促进社会的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而这一点，最直接地体现为农牧经济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强盛。契丹建国后，以耶律阿保机为首的统治者很快地顺应了历史的潮流，采纳和吸取了中原地区的统治方式，将契丹社会的发展纳入了封建化的轨道，为了适应南北地区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构成，有效地采取了“因俗而治”、“胡汉分治”的民族政策，在政权机构上，实行南、北面官制度，适当吸收汉人参政，缓和民族矛盾；在法制建设上，采取蕃律、汉律并用的政策，并不断推进其走向融合统一；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传统的狩猎和畜牧业生产的同时，也把汉人、渤海人的农业生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使其各安旧风、各从其俗，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
狩猎和畜牧业是契丹民族传统的经济类型，契丹立国后，政府专设渔猎活动管理机构，使得集经济需要、军事功用和娱乐功能为一体的渔猎传统进一步得到发展，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渔猎制度和独特的捕猎方式，对契丹民族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畜牧经济的发展尤加重视，管理上日趋系统、完善，采取“薄籍制度”，设群牧都林牙和总典群牧部籍使主管畜牧业，对畜群实行科学的分类管理。如辽的马群，可分为国有、部有、私有三级所有制，实行集中畜养与分散游牧相结合，使牧场得到充分利用。凡征讨所得或贡献的畜产及契丹贵族的畜群，均实行“分地以牧”，集中在燕云边塞古北口以北、阴山以南、以西。同时，对群牧官吏实行严格的任用、升迁、罢免制度；此外，还设立“群牧军详稳司”对各边地的公私畜牧提供军事上的保障。这些政策都对辽代群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辽建国前，农业还处于粗放的原始水平，辽建国后，农业迅速发展，特别是渤海、燕云十六州归附以后，辽境内农业区域扩大，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明显增加，到辽圣宗时，在继续推行“因俗而治”的基础上，实行农业改革，推广屯田、营田和农田水利建设，鼓励契丹各牧业部族耕种“旷地”，兼营农业，成功地推进了农牧兼营、全面发展的经济格局的形成。在辽圣宗重农政策的推动下，加上农业工具的改进，技术发展和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辽代农业经济迅速取代了畜牧业的地位，成为中期以后主要的经济门类。
经济形态的变化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以牧业地主和农业地主为支撑的封建阶段的统治得以巩固，契丹社会逐渐步入封建化的进程。成为北方草原地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与宋、西夏形成鼎立之势。
收稿日期：1999—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