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中的四个基本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点论文,语文教育论文,思想论文,叶圣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叶圣陶编写、丰子恺绘画的《开明国语课本》2010年开始受到媒体广泛关注。课本名字成为网络搜索的热词，各大论坛好评如潮。一套普通的小学语文课本能有八十年以上的生命力，足以让人刮目相看。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教材是编者文化修养和精神思想的表现。取人之鱼不如取人之渔，我们与其追捧《开明国语课本》，不如学习研究并继承发展该书编写者的语文教育思想。基于此，笔者研读了《叶圣陶教育文集》中有关语文教育的论著，梳理出了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四个基本点。
一、儿童本位：语文教育的起点
生命繁衍和物种进化的规律，使得代际间生存技能的传授成了高等级动物的天性，老虎、狮子等动物如此，人类亦如此。人类从长幼间口耳相传的面授演化出专门的学校教育，以及对教育的种种发展和完善。但万变不离其宗，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人的生存技能。人的生存技能在文明社会表现为人的素质，教育就是培养人的素质，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是教育的全部内涵和唯一目标。在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无疑应是教育的重心和教学的主体。可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一大痼疾是长者至尊和老人本位，表现在学校教育中则是师道尊严。长者至尊违反了生物进化规律，师道尊严违背了教育规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们，曾对这一传统文化痼疾进行过针砭。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中尖锐指出“中国的旧见解”与生物进化的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1]在《狂人日记》中，鲁迅还发出了“救救孩子”的世纪呼声。
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叶圣陶，其独特贡献之一，就是把“救救孩子”的目标切切实实地落实到对中国儿童的语文教育中去。在语文教育起点的设定上，他坚持儿童本位应是语文教育的出发点。要消除时弊，叶圣陶认为首先要改变教育者的观念和态度。教师不能为教语文而教语文，要从培养学生的角度出发，设置情境激发学生语文兴趣、引起他们学习动机而后施教。“不为学校有国文科而教授国文；宜为学童特设境遇，引起他们的需要、他们学习国文的动机，而后教授国文”。“儿童既处于特设的境遇里，一切需要，都从内心发出。教师于这个当儿，从旁导引，或竟授与。这个在儿童何等地满足，安慰，当然倾心领受，愿意学习”。
以儿童本位为语文教育的出发点，那么“非儿童所自需，就不得强为授与”。在教材的选择上，课文内容应当是儿童所曾接触的事物，呈现方法又能引起儿童的感情。因此，富有文学趣味的教材（此处教材指用来教学的语言文学资料，可以是一篇文章，一首诗歌或一个语言片段，并非一册书。本段中的“教材”一词义同）比较好，如童话、有谐韵的歌曲、演唱的戏剧等等。教师也可以自己创作教材，因为教师最了解自己的学生，他们最有可能造出最适合其学生口味的精神食粮。叶圣陶甚至认为，“倘若自己不敢创作，而唯赖编辑先生信手挥来的作品以临事，乃是教师的奇耻”。教材还可以从学生自身得到。儿童生活中自有难忘的趣事，萦绕在他们脑海里便是丰妙的情思，从他们口中说出便是有味的一段语言，“更令笔之于书，使他们多一种玩索的方法和机会，岂不成为最适切的教材”？[2]（9-16）
儿童本位决定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固然应在课堂上发挥主导作用，但这种主导作用只是体现在组织和指导两个方面。组织工作主要是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兴趣，指导工作必须是精要的点拨。教师不能满堂灌，要尽量多给学生说话表达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初，他就认为“国文课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工作。可是主体究竟是学生，教师的实施方法无论如何精到，如果学生只还他个‘不动天君’，也就难有很好的成绩”。[2]（71）直至1963年，叶圣陶在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作报告时仍然强调：“所谓教师之主导作用，其义在‘引导’，并非一切由教师主动，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只听教师讲说。”[2]（193）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界讨论语文教师如何讲课的问题，叶圣陶否定逐句讲解课文的方式，“我认为教文言文也不应该逐句逐句讲，至于逐句逐句讲语体文，那简直是浪费学生的时间和精力”。他主张学生预习，“学生预习而领会了的就不必再讲”，“学生了解不透领会不深的地方，才需要教师给以指点和引导，但是也不宜讲得很多很琐碎……讲的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讲”。[2]（175）
儿童本位的原则，自然也贯注于叶圣陶的作文教学思想中。他强调作文要让学生自己写，写他们自己熟悉的生活，抒发他们自己的真情。考试的命题作文“总得站在学生方面着想，从他们思想感情的范围里找出题目来”，否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2]（47）
二、社会生活：语文教育的立足点
教育培养人生存技能的本质，决定了它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人的生存技能根植于社会生活，教育内容自然要根据社会生活需要来确定。可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在封建统治者的私利制约下，愈益脱离广大民众的生活需求而走向畸形，学校成了孔孟之道的专用讲坛和士大夫晋升的阶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先生用来揭出中国社会病苦以引起疗救注意而塑造的孔乙己形象，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旧教育的牺牲品。新文化运动过去二十多年后，叶圣陶还忘不了旧教育给语文教育造成的灾难：
旧式教育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可以养成或大或小的官吏以及靠教读为生的“儒学生员”；可是不能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话的普通公民。[2]（92）
语文教育的内容要立足社会生活，一是根据学生在未来社会生活中的需要来设定教育内容，使学生能学以致用、能应付未来生活，不至于像孔乙己那样学成废物；二是教材内容要结合学生生活实际来编选，这样学生易学爱学，因而学习效果也会事半功倍。20世纪30年代前期，叶圣陶批评当时语文教育内容脱离社会现实时说：“除了少数学校指定阅读课外书籍外，大多数学校里就只读多少篇选文。选文都是所谓文学作品或者是满纸大道理的经世名文，那些作者的本领，在学生自然是不会有的，这就使学生渐渐觉得写作并非容易的事，甚而至于忘了写一张便条也是写作。”[2]（41）他从当时围绕“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论争中感到：“学生并不需要读那些力所不及的或者没有这许多闲工夫去读的文章。但是偏有人要学生去读那些。他们好像医生配药似的，哪类文章包含道德教训，要读多少篇，哪类文章包含某家思想，要读多少篇，诸如此类，一时也说不尽，总之给学生配一副十全大补剂。他们以为唯有这样做，在训育方面既可以收效，在国文科的本职养成阅读能力方面也做到了家。不知道这样做能不能养成阅读能力已成问题，即使能养成用处也不多，因为学生中除了最少数的几个，离开了学校就永远不再接触这类文章了。”认为“切近不切近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才是国文教学成功跟失败的分界标”。[2]（44）
1947年，叶圣陶在给《学习国文的新路》一书作序时，赞扬了书中《从全面生活学习》一文，称“这个题目揭出了全书的宗旨”，因为学习国文不是为了博得“读书”的美名，也不是为了做个“能文之士”，而是“为了生活”。[2]（158）新中国时期，叶圣陶仍坚持语文教育要立足现实生活的思想。直到1978年8月，他在题为《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尤其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如何启发学生，把所学的应用到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去。这就需要研究。说也说不尽，总而言之，我以为学生既然要一辈子独自看书作文，语文教学就得着眼在这一点上，为他们打下坚实的基础。如何打下这样的基础是研究的总题目。”[2]（204）
不仅语文教育内容要根据学生在未来社会生活中的需要来选择，语文教学的方式方法也要依据社会现实状况来确定。还是青年教师时，叶圣陶就认识到语文教育要从幼儿抓起。他根据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认为“一个学童的国文程度的好坏，与他的家庭、他的幼孩时代很有关系”。1924年他在《说话训练》一文中，谈到训练儿童说话的方法时，他认为“入手的办法，就是要与儿童一起生活”，以此接触儿童的内心，完全了解儿童，并且自己也成为儿童中的一个。
叶圣陶反对教师在课堂上“满堂灌”，无论是逐句讲解课文，还是讲时代背景、中心思想、写作特点之类。“师讲生听”是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是也。这一产生于农业生产时代的经典教育方式，无论从教育目标、教育效率、教育对象还是从语文教育内容来看，都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叶圣陶称传统教育为“旧式教育”，20世纪40年代初，他就清醒地看到“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由此也就承袭了较多的旧式教育弊端。他批判旧式教育有两大弊端，一是“守着古典主义”，“不问它对于现实生活适合不适合”；二是“守着利禄主义：读书作文的目标在取得功名”，根本不去培养“个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他认为像古典主义那样死记硬塞，读书比不读更坏；“像利禄主义那样专做摹仿迎合的功夫，非但说不上终身受用，并且把心术弄坏了，所得是虚而所失是实”。他强调“阅读和写作两项是生活上必要的知能；知要真知，能要真能，那方法绝不是死记硬塞，绝不是摹仿迎合”。[2]（92-94）
三、培养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语文教学的终点
教育的根本是培养人的生存技能。中小学语文教育作为教育中的一支，应该培养人生存技能中的哪一部分呢？或者说，它如何为儿童的未来生活奠定基础呢？叶圣陶认为，语文教育“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因为学生不但在学校要阅读，要写作，而且未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2]（52）
我国现行的“语文”学科概念，是统合民国时期的小学“国语”课和中学“国文”课而来。[2]（506）创立“语文”这一概念的叶圣陶的想法是，口头为语，笔下为文，合成“语文”一词后，其义“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2]（477）他强调，“文”既不能做“文字”解，也不能做“文学”解。如果把“语文”理解成“语言文字”显然褊狭，理解成“语言文学”也不能包容文学之外的课文。既然“语文”一词是统合“国语”、“国文”而来，故语文教育就是我国的母语教育。设置母语教育这一课程的主要目的，无疑是使每一个学生都能正确运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来进行信息交流沟通，即叶圣陶所言之“应付生活”。
注重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在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中既是主体，也是核心。如果说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师阶段，他这一思想还不太明确的话，那么从经历丰富、思想成熟的中年，一直到耄耋老者，包括其间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任期内，他都矢志不渝地明确主张语文教育主要是抓好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随着新中国语文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他的这一思想更坚定，也更具体、更细化。民国时期，他的视点还只停留在阅读与写作两个基点上。他强调“学习国文该认定两个目标：培养阅读能力，培养写作能力”；要求“学习国文必须多多阅读，多多写作，并且随时要求阅读得精审，写作得适当”；呼吁“人人能凭文字吸收人家的经验思想感情，人人能用文字发表自己的经验思想感情”，养成“凭文字吸收”与“用文字发表”的两种好习惯。[2]（156-157）新中国时期，他则把阅读与写作的训练细化为语文教学中的“听、说、读、写”四种训练，强调培养学生的这四种能力，并且对这四种能力的关系以及基本的培养方法有着深入细致的认识：
语文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尤其重要的，在乎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分开来说，听和读是一类，说和写是一类。有了听和读的能力，就能吸取人家的东西，化为己有。有了说和写的能力，就能表达自己的心意，让人家完全明晓。这两类能力，无论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必需的，所以是最基本的能力；非着力培养不可。合起来说，这两类能力又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说，听和读的能力的加强，有助于说和写的能力的提高，反过来亦然。因此，培养的时候宜乎双方兼顾，听、说、读、写四个字中间不偏废任何一个字，才能收相互促进、不断提高的成效。[2]（167-168）
无论阅读与写作，还是听、说、读、写，都是语文教学的基本内涵。培养学生的这些能力是语文教育的主要目标。语文教育不但在这些宏观层面要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其下的中观和微观层面也要与社会生活密切结合。从社会生活需要的角度出发，叶圣陶十分强调要培养学生“认真写字的好习惯”，呼吁改变写字潦草的“字风”。因为生活中无论是写信还是写文稿，字都是写给别人看的，“写得不好就叫人不方便。不容易认清，要猜详大半天，不方便。不干不净，满纸错乱，看上去毫无快感，不方便。看了大半天还是有些字认不清，或者以为认清了而实际是认错了，那就不仅是不方便了。写字好像只是一件小事，照前边所说的那样一想，就知道涉及对人的态度，其实并非小事”。至于写得好的标准，他也是从社会大众的角度而非少数书法家的角度去订定。“笔画清楚，间架合式，行款整齐，通体匀称，做到这十六个字很够了，简直可以说写得好了。”[2]（195）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叶圣陶也是按这种要求做的。他的次子叶至诚撰文谈自己从小没练书法因而至今羞于题字签名，就源于父亲只管教他们把字写清楚而不管是否练书法。
四、训练：语文教学的着重点
归纳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如果用一句话表达就是：语文教育的根本就是培养学生阅读和写作的生活能力，或者说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生活能力。能力和知识不一样，知识可以灌输，能力则需要在实践中生成。在音像数字时代之前，训练是培养学生能力的不二法门，“训”就是讲，就是教师向学生灌输知识技巧。“训”虽然必要，但要把所训的那些知识技巧转化成学生的能力，还非得靠学生自己亲自实践不可，也就是“练”，“训”是帮助“练”的。一个人的能力可由学习得来而绝不可能只是听来，“学”后必须经过自己“习”，也就是自己亲身实践方能成功。孔子深谙此理，故他提出的“学而时习之”的信条世代流传。
叶圣陶对“训”和“练”的关系认识精到。他在谈说话训练时指出：“训练训练，分开来说，训是老师的事，练是学生的事。就老师的方面说，采用种种有效的办法，循序渐进地教导学生练，固然极为重要，而督促学生认真练，经常练，尤其是奏功收效的关键。”[2]（170）基于其语文教育“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的课程理论，叶圣陶自然更看重能力的训练：“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都重要，我看更要着重训练。什么叫训练呢？就是要使学生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譬如学一个字，要他们认得，不忘记，用得适当，就要训练。语文方面许多项目都要经过不断练习，锲而不舍，养成习惯，才能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2]（279）
注重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训练这一点，叶圣陶有过大量的论述和强调，包括本文前面的引文中就有多处谈及，此不赘述。至于怎么训练，叶圣陶早年对阅读与写作的训练要求是：“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第一，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第二，必须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因为阅读与写作都是习惯方面的事情，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济事的。”[2]（52）作为中国现当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叶圣陶对如何训练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分别都有专篇论述，阅读方面的如《精读的指导》、《略读的指导》、《论国文精读指导不只是逐句讲解》等；写作方面的论著就更多，无须在此列举，但其间有三个训练原则值得一提。
其一，根据生活的需要来确定训练的具体内容，越是生活中需要的越要练好。例如，叶圣陶强调中小学的说话训练“极其重要”，“不该疏忽”，因为如前所引，说的能力“无论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必需的，所以是最基本的能力；非着力培养不可”。又如，他提倡从日记练习写作，出发点是：“日记的材料是个人每天的见闻、行为以及感想，包括起来说，就是整个生活。我们写日记，写作这件事就跟生活发生了最密切的联系……由此锻炼得来的写作能力，必然深至着实，绝不会是摇笔展纸写几句花言巧语的勾当。”[3]（368-369）再如，他很重视中小学生练习钢笔字，“因为写好钢笔字是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需要”，“在写得好的基础上练习写得快；因为写得快也是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需要”。[3]（220）
其二，练好基本功。叶圣陶说“学习语文要练基本功”。[3]（186）阅读和写作能力为生活必需，培养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是语文教育的总目标。而构成阅读和写作能力的要项就是基本功，叶圣陶举出的基本功主要有四：第一，识字写字；第二，用字用词；第三，辨析句子；第四，文章结构。他对每项基本功都有较详细的解释，如理解文章结构的基本功主要是：看整篇文章要明白作者的思路，看文章怎样开头的，又是怎样写下去的，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写。再往细处说，第二句跟头一句是怎样连接的，第三句跟第二句又是怎样连接的，第二段跟第一段有什么关系，第三段跟第二段又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都要搞清楚。[3]（189）
语言和思维密不可分，语言是思维的固定形式，只有想清楚了才能说清楚。所以，叶圣陶也很重视思维训练，强调“在基本训练中，最重要的还是思维的训练，不要只顾到语言文字方面，忽略了思维的训练”。[3]（177）
其三，反复练，多次练，举一反三，养成习惯。前文已多涉及，不再重复，仅提一点。叶圣陶认为：“单凭一部国文教本，是够不上说反复的历练的。所以必须在国文教本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3]（90）
以上是笔者梳理归纳出的叶圣陶语文教学的四个基本点。他正是以这四个基本点为框架，建立起了他美轮美奂的语文教育思想大厦。从实践的角度看，这四个基本点解决的是以下四个问题。1.语文教育为了谁？学生。语文教育是为学生而不是为教师，为了学生更好的未来而不是教师的饭碗、献艺或者一厢情愿的理想。2.语文教育依据什么？社会生活。语文教育要立足现实的社会生活：教学生生活技能；主要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取材；依据社会生活来选择教学方式方法。文言文尽量不要，因为与学生生活距离久远而难学；经典尽量通俗化，以防学生觉得高不可攀而厌学。3.语文教育教什么？教学生阅读和写作的技能或者说培养学生的母语听说读写技能。思想教育应该渗透在语文教育中，但它不是语文教育的主要任务。语文教育的独特任务是使学生能准确地听、说、读、写，能跨时空接受和传播信息，学生如果不具备这一技能，思想信仰建立根本谈不上。4.语文教育如何教？重在训练而不是讲解。前已详述，此不赘言。如果从理论的角度看，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则表现出三个特质：民主思想、科学精神、实践第一原则。上述各点多有言而未尽之感，每一点都可以拓展为一篇专论文章，这是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博大精深使然。
叶圣陶既当过教师，又创作过《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潘先生在难中》、《倪焕之》等文学名篇名著，还担任过国家教育和出版部门的领导，更毕生以编辑教材为主要事业，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家。其语文教学思想，无论对当下的教育管理者，还是一线教师、教材编辑和教育科学研究者以及广大的学生、家长，都有学习的价值。理解和继承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笔者还提出如下十条重要原则。
1.中小学语文课是国民教育而非精英教育。语文教育既不是让学生像科举时代那样去应考，也不是为培养作家、文学家和书法家，而是养成每一个学生的国民必备素质。
2.学生主体，教师主导。含义有三：其一，以学定教，学生需要什么教师就教什么；其二，语文课既不是教师唱独角戏，也不是教师当主演学生做配角的同台戏，而应是师生合拍电影，教师是导演，学生是演员；其三，课堂是训练场而不是舞台，为训练学生技能而建，不是为教师献技而搭。
3.“知”、“能”结合，“知”为过程，“能”为目的。
4.精讲多练，训练为主。
5.设置情境比讲课技术更重要。
6.“用”教材而不是“学”教材。
7.教学方法比教学媒介更重要，教师比教科书更重要。
8.厚今薄古，紧密联系现实生活教语文。
9.作文写实事、抒真情。
10.要使每个学生都学好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