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结构演进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动态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经济结构论文,效率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以新经济理论考察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结构变动之际，我们无法不把目光收聚在太平洋西岸崛起着的东方巨龙——中国身上。世界经济演绎特征已经超出了传统新古典均衡分析框架能够诠释的范围，由供给创新而营造的非对称突破贯穿了经济时序、空间和国际分工结构转型的每一个环节，世界的前行是以弱者离队为代价的，游戏规则如斯，游戏结果亦必然如斯。相反，能够抓住机会，与转型特征和需求合拍的国家和地区，则将脱颖而出，成为新一轮的亮点。反观中国，恰恰在世界经济时序、空间和国际分工三个结构层面上都表现出极大的潜力和竞争优势。
一、世界经济结构演进
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是多维的，尤其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其一，增长所包含的内容——如新产业的崛起和新需求的形成——赋予世界经济结构新的内涵；其二，增长所扩张的外延——如新地区的加入和新供给渠道的获取——赋予世界经济结构新的拓展空间；其三，各国不同速、不同质增长的后果是国际分工结构和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新组合。
由此，在我们以结构主义眼光考察世界经济时，不难发现世界经济结构非但存在于沃勒斯坦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之中——它主要强调的是组成世界经济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经济关系，同样重要的是，在其背后至少还支撑和隐藏着三重可供分解的结构内容。首先是时序结构。这主要包括两层内涵：从纵向的角度看，它意味着人类经济的发展。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它更明显地表现为康德拉季耶夫式的长波运动，以及在各个不同阶段所体现的相对应的技术—经济范式；从横向角度看，在同一时点上各个国家所处的发展形态和阶段是有差异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由发展差异而导致的无序度在不断增加。其次是空间结构，即人类经济活动在地理意义上的延伸和变化。最后是最直接决定了各国之间相互经济关系的国际分工结构。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世界经济结构在时序、空间和国际分工这三个层面上的演进脉络和联动效应。其中，时序结构的周期性变动对后两者具有决定意义，空间的扩张形式和国际分工的内容，都将依赖于各个不同阶段时序结构的特征，亦即物化为技术变迁与创新的经济长波及其相应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变化而变化。时序结构的差异决定了相应的空间膨胀形式和国际分工内容，而后者——即国际分工的内容，则是将经济空间的无序扩张重新纳入有序组织的基本而有效的手段。
虽然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必定是由时代的经济先锋和领先者所主导，但这些经济先锋和时代领先者却未必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从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后发经济体在一个开放型的环境中，更容易实现后发优势。另外，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认为，经济全球化将会导致权利的分散，客观上致使原有领先者和倡导者的影响力受到羁绊。由此，历史演变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一个循环过程，表现为世界体系内部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心和边缘周期性的置换。[1]
二、时序结构中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经济增长的接驳
从经济发展的时序结构看，中国至少具有可供追赶和正在接驳的三重长波——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汽车化正在兴起、而信息化浪潮也已紧紧追随，每一重长波都积淀着后发优势的巨大潜力。
1.后发优势与经济追赶
西方经济学中的传统观点一直认为， 后来者是有优势的， 巨大的差距就意味着无限的机会， 后来者可以从汲取前辈的经验、 教训和知识中获利， 以更优化的方式去配置资源， 避免犯前者同样的错误， 并获得更快的增长速度。 这一想法最早是由发展经济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其《历史视角中的经济落后》中加以系统阐述的。格申克龙在分析欧洲的成长并对比英、德、俄等国的发展经验时得出这个著名的结论，并提出后增长的“井喷模型”，认为只要判断和管理得当，后发国家没有理由不赶上、甚至超过其先行者。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则进一步解说了其中的原委。从生产函数着眼，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两个：一是各种要素的投入，二是技术进步。实证研究又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特别是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技术进步已成为经济发展中最关键的因素。然而，这并不是说，任何国家在任何历史阶段，其经济发展都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相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积累为主；第二个阶段着重于技术的模仿；第三个阶段则取决于技术的创新。[2] 由于自主创新的成本大大高于模仿，当然更高于几乎不需要模仿的大规模积累时期，因此，在其他条件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前两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就可能快于第三个阶段，从而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赶上先进的国家，美国和日本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但后发国家能否最后超过先进国家，则关键在于双方进入经济发展第三阶段后持续创新能力的比拼，在这一点上，美、日两国却又演绎出了不同的结果。后发国家具有跳跃性发展的潜力，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往往是新兴产品或产业的主要创新者，它要维持、甚至提升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相对位置，最重要的是保持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一旦这种能力弱化，那么就很容易为后来者追赶；此外，创新本身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的活动，而“干中学”、或者说“两次创新”却与此不同，非但创新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大大降低，而且由于创新的目标锁定，风险也就远远小于前者。由此可见，处于产业分工链条低端的国家，在以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还能通过学习积累和技术进步，进行动态的比较优势转换，实现后发优势和跳跃式发展。由此可见，“世界经济”之所以具有世界性，正是因为它周期性地不断调整着自身的政治—经济结构，在此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既是在科技发展、国际分工深化和金融资本自由化等条件下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也是由所有全球化参与国共同推动的对整个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和重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是处于这种“后发优势”的井喷期。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的GDP剔除价格因素后年均增长达到9％左右，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速相当，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速的3倍，位居世界之首。与高速增长相伴的是，中国GDP总量急剧扩张。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约30倍，2003年的GDP总量达到1.4万亿美元，人均GDP则首次突破1000美元。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基础设施指标的极大改善，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综合国力日益壮大。据世界银行统计，2002年中国经济综合实力已超过意大利， 成为世界第六经济大国，当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至3.8％。[3]
在加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生产和消费的发展势头更是迅猛。在信息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信息化在加快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范围资源重新配置的同时，也促进了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为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发展中国家还可以根据世界经济信息化发展趋势，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与装备，跳过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某些发展阶段，节约巨大的研究开发资金及宝贵的时间，发展信息经济，在短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2002年中国每千人电脑拥有量为27.6台，整个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的支出占到了GDP的5.8％。[3] 不仅如此，相关的统计数据同时显示，1991—2001年间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程度的各项指标进步得都非常快，年平均产值增长率达到29.07％；2002年信息产业对全国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达到10.4％，拉动全国工业增长1.1个百分点，位于国民经济各行业之首。
2.渐进的有效需求市场
然而，从经济发展历史中得出的教训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人口本身的庞大并不构成有效市场，购买力的强大才是有效需求市场的真正内涵和保障。虽然人口规模是一个基本条件，但决定市场规模的绝不仅仅是人口的规模，更重要的是购买能力。对于处在贫困线附近的广大劳动人群而言，可能他们仅有的能力只是购买基本的生存资料，原先普遍存在于外围国家的观点——即，认为后发国家仅靠自己的国内市场就能启动工业化的命题，已经遭到了巨大的挑战。事实证明，其国内市场对于推动产业转型和经济起飞是远远不够的。[4] 中国虽然从绝对值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很低，但其中有两个明显特征：首先是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的人均GDP和GDP增长率都已经达到了中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并且其持续强劲增长的态势非常明显，消费能力的提升是可以预见的；其次，由于庞大人口基数的存在，中国35％的城市人口，尤其是其中的沿海城市人口，已经具有相当惊人的世界高端产品消费能力和消费数量，以至中国成为引人注目的庞大梯度产品消费市场，在几乎每一个消费层次上都有实质性的消费群体。据统计，1985—2002年期间，中国城市的人均收入上升了10倍以上，1980—2002年，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消费支出增长更是超过了12倍，并且其中城市的平均收入和支出均为农村的3倍以上，市场的有效购买力梯度明显、或者说差距甚大。[5] 这反映在进口产品的构成上，1990—2000年期间，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的进口增长是最快的，从1990年的32.6％上升到了2000年的43％。[6]
三、外国直接投资与空间经济竞争：动态效率的演绎
过去25年（截至2003年）是中国工业化高速发展的25年，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25年。由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市场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措施，在扩大进出口贸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开放沿海地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受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1.外国直接投资和正反馈增长机制
外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点，也是空间经济竞争的核心所在。在传统经济时代，决定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是资源和成本优势；而在新经济时代，规模经济和市场争夺显然已经上升为又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经济外部性的存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发生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以及衍生的经济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从而能够产生正反馈的增长机制。
以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作为指标，中国无疑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流入中国的FDI总量从1979—1982年起步阶段的17.7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535亿美元，并在2003年首次成为超过美国的世界第一大引资国。[7] 从流入地的分布看，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来自日本和欧美的FDI数量出现上升，[6]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市场购买力在引资中的砝码逐渐上升，而传统来自港台地区、以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战略目标的FDI相形褪色了。引资来源的改变，充分反映出中国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在缩短，因为这两类公司的技术含量和创新能力具有本质差异。
对外开放，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资本的净流入扩大了资本投入的总规模。截至2003年底，中国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累计已经达到5014.71亿美元，[8] 特别是1993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始终在10％以上，直接雇佣的就业人员在2003年底达到2350万，占全部城镇就业劳动力的11％。据国内外专家估计，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照此推算，外资投入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在6％左右。二是国际间的要素流动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引进与应用；贸易和投资引起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进口稀缺资源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实现的比较利益；以及规模经济和制度创新等。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通过扩大投资和提高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 制造业出口企业亦受惠于FDI，如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从1978年的不足1％增加到2000年的3.7％，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1985—2000年间，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出口份额的比例从1％增加到50％。[9]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一方面吸引FDI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出口能力更是不断走强。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统计表明，1985—2000年期间，中国在非资源类制成品及其下属的三大类——低技术含量、中度技术含量和高技术含量的制成品的出口增长中，都是整个世界最大的赢家。[9] 以全球的半导体市场为例，2000年中国的产品出口占有世界最大的市场份额，达到8.82％，Intel，NEC，Toshiba，Motorola，Hitachi，Philips和Samsung等知名企业，全部在中国设有生产基地。再看手机的生产，信息产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1999—2003年期间，中国手机总的生产量达到5亿部，销售收入5000亿人民币，其中出口200亿美元，尤其是2003年底，中国的手机生产能力已占全球的一半。同时境外投资者投向国内手机业的总资本已达到60亿美元，其中研发投资为11.7％。[10] 而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看，欧、日市场上的服装和玩具类市场份额，中国的比重同样都是最高的、增长也是最快的。因此，以出口竞争力的综合排名看，中国当之无愧地位居世界前列。
2.市场风险内部化
全球化是有风险的，除了需要通过利用动态的比较优势去尽可能多地获取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之外，我们还应当设法降低源于经济全球化的风险。现代厂商理论认为，在市场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把市场内部化的办法来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减少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确定性，其方法就是把业务上高度关联的外部企业通过产权交易或者收购兼并而组成一个更大的企业，只要新建立企业的组织成本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即可。其实，厂商降低市场风险的这一做法也可以用来降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风险，其做法就是通过国家与国家的结盟，把一个比厂商所面临的市场层次更高的国际性的市场内部化，借以达到降低主要由市场力量起作用的经济全球化风险。[11] 在这一方面，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已经提供了很好的榜样。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当借鉴这些有益的国际经验，放弃传统的不结盟政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流进程，并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展开，尽可能早地在东亚地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以便创造出一种有利于中国财富可持续增长的外部经济环境。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至少已经从两个方面努力实践着这种转变，以期降低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市场风险和调整成本。
首先，是适时加入了WTO，成为这个重要的主导全球化进程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大大缓解了外部不可控风险，尤其是加入WTO还将有助于平滑释放中国内部的制度转型风险。对后发经济体而言，要真正实现后发优势，仅有开放型经济环境是不够的，激励相容的有效制度配套同样必不可少，否则，所谓的“后发优势”井喷，也可能转化成“后发劣势”的累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沉淀，使中国的制度内容有太多的与开放经济环境不相协调之处，然而顽固的路径依赖，又使制度改革举步维艰。著名的日本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领域几乎所有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相关的。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入世后大量外资的引入和制度瓶颈的开启，将至少在两方面影响中国的制度变迁：（1）入世规则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因素将对传统的国内经济制度产生约束。事实上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和可维系的，在全球化的背景和WTO的链接下，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不可分割，但是如果在国际规则和现存国内制度环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耦合”，那么，精心设计的制度也很可能是高度不稳定的，[12—p19] 并且，在开放的环境下，一项不合理的国内政策制定的经济和政治成本都将更为高昂。（2）大量外资所有者作为独立的制度参与人，将内生性地要求加入制度形成博弈过程中的策略互动，也就是说在制度的均衡博弈中将引入一群拥有独立所有权、产权关系明晰的外生参与者，由此必然影响制度本身的再生产过程。可见，通过WTO的桥梁，进一步规范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虽然短时间内的确会对中国渐进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形成巨大冲击，但从较长时段着眼，这样一种制度性的嫁接，无疑将促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平滑地自我完善。
其次，推动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合作进程。和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的蓬勃发展相比，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是非常滞后的。亚太经合组织尽管已有近10年的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安排，但总体来讲还是一个开放性和非机制性的区域合作论坛，对推动地区经济合作的实质性开展仍然是有欠缺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东亚地区内部经济交往的频繁，更深一步地推动区域合作，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东亚各国开始急起直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举动，就是2002年东盟—中国峰会期间各方首脑宣布将在10年内建成“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CAFTA），并达成框架协议。这是中国参加的第一个正式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将积极投入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的愿望付诸现实。
四、国际分工中的双重优势
就参与国际分工而言，虽然从古典经济学起就谈论比较优势的重要性，然而仅仅凭借比较优势而投身经济全球化，则是远远不够的。18世纪的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以及20世纪的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指出，并不是只要发挥了比较优势就能够在国际分工中致富，积极的产业政策同样重要。更为关键的是要争取实现比较优势与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依靠技术进步不断改善贸易条件，将后发优势真正转变为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谋求介入能够引起原有比较优势共振、且在产业与产品生命周期中增长率高、需求弹性强的高端点位，并通过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增强经济适应性。
1.绝对优势和竞争优势
从经济结构上看，中国的市场和劳动力资源在国际分工中既具有绝对优势，也具有竞争优势。新经济时代随着竞争程度的加剧，核心技术的起步成本不断提高，事实上意味着主导产业已经从根本上由劳动力密集型转向了资本密集型，并且，由于生产组织方式更加柔性、产品生命周期更短，意味着金融市场资源、多场地的生产体系、广泛的营销网络将产生更高的溢价。因此，市场的规模变得空前重要，而拥有这个优势的国家显然将在跨国公司的空间结构重组中占得先机，获取能够衍生出斯密式内在绝对优势的前提条件。
萨克斯、杨小凯和张定胜曾将交易效率和生产函数在国家之间的差别引入到国际贸易中以探讨规模经济效应的DS模型，并证明在这种有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中，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两国生产的资本品种类数会越来越多，因此最终消费品的资本密集度会上升。[13] 但若一国人口相对另一国较多（劳动力较多），则此国有可能也生产很多资本品（资本较多），而且即使此国劳动力与资本比率仍比他国高，此国仍可能进口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消费品和出口资本密集的消费品。严格而言，资本密集、劳动力密集这类概念对有递增报酬和内生资本品种类数的模型变得没什么意义了，即一国有可能出口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品。实际上，外生比较优势很多都是由制度和文化的多元化内生创造出来的，所以，如果继续往前追溯，外生比较优势的逻辑起点其实是内生比较利益，这是因为有递增报酬的模型可以产生内生比较优势，只要内生比较优势超过外生比较劣势，一国就有可能出口外生比较劣势的产品，并内生地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
而从劳动力资源上看，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低收入国家，并且还是一个像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所说的、极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这种经济结构，加上庞大的劳动力基数，共同造成巨大的潜在失业人口，以至能够成为在以传统部门的边际产出为劳动力市场均衡价格的基础上无限供给劳动力资源的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曾出现过这种巨大的人口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巨大的人口压力，西方国家先后采取了向美洲新大陆移民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扩张的做法，其结果是对内实现了充分就业，对外则获得了新的市场空间。中国今天已经不可能仿效西方国家的做法而进行大规模的对外移民，或者是进行殖民地占领，但是，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来实现亚当·斯密所说的“剩余输出”，也就是过剩人口在虚拟空间上的移民：在人口不外移的情况下，把国际市场拿过来。从实证检验的结果分析，劳动力资源的丰富和廉价，仍然是中国在国际分工竞争中一枝独秀的重要原因。
2.经济学习效应与动态比较优势
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国家发展原则，已经从原来基于资源禀赋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发展到现在基于创新能力的动态竞争优势，并且，为更有效地利用投入要素，还需要持续地创新。而持续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依靠本地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支撑机构间集聚形成“区域创新系统”，即指形成一个由供应商和客户群及相互联系的众多企业与各个支撑机构之间共同作用的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有效的扩散系统。它包括企业间在创新中的合作；支撑机构如大学、研究所、职业培训单位、R&D机构、技术中介、行业协会和金融机构等支持知识和技术在集群中的创造和扩散。企业通过地理接近性和业务紧密联系，加速知识和技术的创造和扩散，并在技术创造和扩散机构形成区域创新基础结构系统的支持下，对区域主导性产业创新发挥积极作用。
集群的创新能力还取决于根植于不同制度系统中的学习轨迹，学习被视为有“粘性”的，因为一些重要类型的知识通常具有非正式、隐含的特性，而且即使为了有效使用正式、编码化的知识，同样需要一些隐含、难以编码化的知识加以配套。这种知识不能和个人、社会及地域背景轻易地分开，而且难以编码化、难以通过正式的信息渠道传播。尽管信息、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移动日益加快，但一些重要的知识却具有明显的空间根植性。企业集群恰恰能够提供知识、技术创新和扩散的“摇篮”和途径，“经济学习”的概念应运而生。所谓的“经济学习”是一个过程，它指一个经济体超越随机的价格指导而不断适应新环境的演变过程，它意味着各个企业、组织和个人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系统性合作和反馈机制的加强，包括对新经济适应能力的提高、产业的扩张和升级、新企业的出现和旧企业的淘汰以及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等等。[14]
在新经济时代，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能够获取经济学习机会的最好的源泉自然就是参与国际分工，享有来自网络化生产的溢出效应。出色的经济竞争力赋予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分工网络的机会，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受惠于国际生产网络的最大赢家，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1996—2001年期间，由中国进口的零配件占世界零配件贸易的比重总体上升；另外，来自中国的零配件出口占世界零配件出口的比例更是在相同的时间段内明显提高。[15]
而在东亚地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更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表现得淋漓尽致。2001年进口于中国的零配件占到日本零配件进口总额的36.7％、新加坡的21.1％。[15]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的地区性经济中心，对整个区域经济增长表现的影响力举足轻重。
由于经济学习效应的存在，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其所处产业链的位置呈现明显的动态上升趋势，这为确保中国持久的国际分工角色打下了基础。据相关资料反映，1990—2003年期间，在中国的出口结构中劳动力/资源密集型产品和低技术含量类制成品的相对比重是下降的，而中度技术含量和高技术含量类产品的相对出口比重却增长很快，并且，其中增长最快的恰恰就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2000年该类产品在中国的出口结构中已经占到31.4％的比重。[6]
可见，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问题，一个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不可能凝固不变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对应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能力是会逐渐地发生变化的，与此同时，世界的需求结构也是会发生相应变化的。因此，通过考察一个开放型经济体在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不难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和结论：其一，我们必须根据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的变化不断调整我们的产业结构，以防止产业结构凝固化所造成的比较利益的丧失。其二，我们也不必过多担心中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是否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事实上，只要中国今天的经济结构是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而获利的，那么它就会给中国带来财富的增长，进而改变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随着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最终将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以上这种经由要素的禀赋变化到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变化，进而导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际分工地位的变化，构成了绝大部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史。因此，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国家，就应当主动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进程中去，而不是相反，正可谓“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6]
五、结语
因此，由本文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在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结构变动过程中，中国获得了非常有利的时序、空间和国际分工机会。在时序结构上，中国的工业化虽然尚未完成，但35％的城市化人口和东部沿海地区20余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所积累下来的有效需求容量却已经相当惊人，在信息化的浪潮中，中国更是难得地站在了与世界平行的起跑线上；在空间结构上，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转型的制度系统和庞大纵深的国内市场，为中国赢取了可贵的技术和资金，流入中国的直接投资数量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呈现强劲的上扬态势，2003年更是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FDI流入国，由此成为这轮空间经济竞争中的占得先机者；生产、市场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以及劳动力资源的绝对优势，更是让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砝码，形成国际分工中的良性循环。当然，要实践和稳固这些机会，还需要内部艰苦的转型和改革措施以持续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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