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联盟与国家安全_军事论文

军事联盟与国家安全_军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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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在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以建立多极制衡的世界秩序,从而既能维护世界和平,也能保障国家安全。但是有一些大国、强国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逆世界潮流而动,大搞军备竞赛,对奉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采取歧视、甚至是敌视的态度。特别是他们人为树立对立面,进一步强化军事结盟,企图以此来维护其“国家安全”,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秩序,实现其霸权目标。事实上,无论是从世界发展的历史、现状还是从军事结盟的基础来看,军事结盟既不能带来世界和平,也不能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

一、世界发展史昭示我们,军事结盟的结果是战争,而不是安全。依靠军事结盟的方式来维护国家安全、追求国家战略利益古已有之。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聚散离合,古希腊城邦以及中世纪欧洲君主国的联盟与对抗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近代以前国家军事结盟具有不稳定性和多变性,结盟具有浓厚的功利色彩,结盟时间一般都比较短暂,一旦达到了目的,也就宣告终结。军事结盟具有个人的性质,联盟的缔结、维系时间的长短与王朝的更替或者君主之间的亲疏远近有直接的关系,结盟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尤为重要的是,古代国家间的关系主要是战争关系,军事结盟的主要目的除了抵御外侮,更多是为了侵略和扩张,开疆拓土、掠夺人民和资源,即结盟是为了战争,丝毫没有地区和平与国家安全可言。

到了近代,随着国家主权原则的确立和民族主权国家的诞生,国家安全的内涵因增添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等诸多内容而更加丰富多彩。军事结盟虽然仍然有向外侵略扩张的成份,但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欧洲作为民族主权国家的发祥地,军事结盟一直是它们用以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主要大国一直把军事结盟当作是建立均势、维系和平、保证本国安全、掠夺海外资源、建立势力范围的主要手段。它们千方百计拼凑同盟,但是所建立的一系列同盟既没有给欧洲乃至世界缔造和平,也未能保障自身的国家安全。就是在欧洲大陆本土,七年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使得欧洲战火纷飞,而“神圣同盟”也很快为俾斯麦的“大陆同盟”体系所取代。该体系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军事结盟,欧洲很快形成了德奥意三国同盟和英法俄三国协约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似乎形成了均势,但却没有能够维持平衡,更未能实现和平,相反却直接引发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炸毁了欧洲的和平,并殃及世界其它地区。

一战结束后,法国为了肢解德国,保护胜利果实,在西欧竭力维护英法军事同盟的同时,又在东欧组建了由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三国组成的、有“小协约国”之称的军事、政治同盟,旨在维护法国的国家安全及其在东欧乃至全球的利益。然而,法兰西苦心经营的军事同盟却未能给其本身和与之结盟的国家带来安全。随着希特勒上台,以及稍后德日意三国轴心的形成,德军入侵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在很短的时间内,法国几乎全境为德军占领,确保国家安全的希望化为泡影。而本来想依仗欧洲大国法国的保护,保障国家安全的“小协约国”非但未能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却成了英法为了一己之私、企图祸水东引的“牺牲品”。

二战结束后,世界很快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形成了以“华约”和“北约”为中心的两大军事集团。直到冷战结束,整个世界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但冷战时期的世界并不太平,美苏之间的三次危机几乎把世界推至战争。没有发生战争主要应归功于核武器的威慑作用,两大集团都不想也不敢在消灭对方的同时也毁灭自身,这是一种恐怖的和平。与此同时,两个超级大国或者为争夺势力范围在边缘地带以武力相威胁,或者是直接发动局部战争,或者是发动代理人之间的战争,因此,冷战期间国家安全根本没有保障。此外,由于国家安全的内涵日渐丰富,两个集团内除美苏以外的国家大多不能独立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结盟阵营内国家必然将部分主权、特别是自卫权让渡给联盟,这就意味着它们不能充分行使国家主权,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安全。

世界发展史足以说明,军事结盟虽然偶尔在维护个别国家的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它不仅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而且也不能确保国家安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军事结盟是世界不安宁的重要因素。

二、国家利益追求揭示军事结盟的基础是脆弱的,依仗军事结盟保护国家安全是不可靠的。虽然说国家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观点有过于实用主义之嫌,但只要主权国家存在一天,各国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追求就不会停止。各国的国家利益也因主权国家的存在不会完全重合在一起,各国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利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使国家结盟有了客观的基础和现实的可能性,但各个国家的特殊利益又导致依靠军事结盟来保障国家安全带有明显的危险性和不可靠性。

1、共同利益追求是军事结盟的基础。 两个或几个国家可能为了某一共同利益而结盟,承诺共同进退,相互提供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援助。可是,共同利益并不一定同时是结盟国家的最高利益,这种利益认同差别动摇了军事结盟的基础。对一方而言,该利益受到威胁或损害是关系到本国生死存亡的大事,而对另一方来说则可能是皮肤之癣,无足轻重。英法与德国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它们不顾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企图用牺牲弱小国家利益的方式,换取德国进攻苏联,从而达到维护自己“国家安全”的目的。割让领土对捷克而言是事关本国命运的大事,而对英法则无关痛痒。英法的“绥靖政策”最终也没有能够带来本国的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它们的祸水东移、偏安一隅的幻想击得粉碎,同时也葬送了其国家安全。

2、军事结盟的可操作性差,法律约束力弱。与其它条约一样, 军事结盟要想真正发挥效用,就必须有非常方便、明确、具体的可操作性与很强的法律约束力,即结盟的各方必须按盟约的文本如实履行义务。但是军事结盟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谋求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客观事实,对如约履行义务大打了折扣。大国与小国之间的结盟,大国多是出于地缘政治战略的考虑,小国则多是想仰仗大国保护以保障国家安全。但大国往往会担心被小国拖入一场无谓的战争,小国则担心被大国出卖,不能践约。因此,缔约各方在缔结条约时常会玩弄文字游戏,态度暧昧,语言含糊,在危急关头往往根据本国的利益和立场去解释条约文本,以达到逃避义务之目的。只要本国的利益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大国多是不会单纯为小国、弱国利益冒战争的风险。二战初期,希特勒之所以敢于在东线放手发动战争,与英法在对德宣战后在西线的“奇怪的战争”有很大的关系。关键就是英法没有真正履行对东欧国家的条约义务。假如它们履行了应尽的义务,早日在西线对德作战,二战又何以能够迁延日久。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如果统治阶级实行战争或军事结盟的政策,那么,其国家的法律也就会为制造战争借口或为履约、违约寻找法律根据,同时,法律对某些问题的宽泛解释也为违反盟约留下余地,有时甚至成了违反条约义务的借口。此外,国家间缔结军事结盟条约由于没有可靠的监督、执行机构来保障,条约的法律约束力是相当脆弱的。大国、强国爽约的例子俯拾可见,小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而背信弃义、朝秦暮楚的事实更不在少数。像意大利这样的欧洲大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还中途退出联盟而与另一方结盟,由此可见,国家利益需要可以使任何条约成为一纸空文,橄榄枝很快就为剑与刀所取代。

3、利益的差异性动摇了军事结盟的可靠性。 军事结盟并不是所有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的结盟,其中有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之分。强国、大国与小国、弱国的利益侧重点是很难取得一致的。前者的利益往往是全球性的,至少也是地区性的,具有多维性,而后者则多为本国性的,比较单纯。这就注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同盟中所承担的条约义务不是对称的。因此,只要不侵犯大国本身的利益,他们不可能纯粹为了小国的利益而采取军事行动,小国也不愿为了与本国无关的大国利益而充当炮灰。

即使是地位与实力相当的国家结盟,也会因为本国的利益重点、地缘政治以及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等方面的差别而对盟约采取心照不宣的态度。例如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因为远离欧洲大陆,其利益重点在海外殖民地等因素,把维持欧洲大陆力量均势,防止欧洲大陆任何一国过于强大,主宰欧洲大陆事务,进而威胁其在大陆、本土、甚至全球的利益作为其安全战略思想的传统。它对德国在欧洲大陆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攻势采取退让,甚至是纵容的态度,认为这样可以防止法国过于强大,保持大陆均衡。因此,只要德国没有威胁英国的利益,它绝不肯为了法国的利益而轻启战端,迟迟不肯履行联合国对德作战的义务。美国则由于大洋的阻隔,两次世界大战它都是先坐山观虎斗,然后坐收渔人之利。

4、世界形势的变化会对军事结盟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结盟是双方在某些方面追求共同利益,但是利益共同点并不是永恒的,会因时间、地点及其它条件的改变而变化。二战期间,苏联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出于共同反对法西斯的需要,摈弃了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分歧,建立起强大的反法西斯联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二战一结束,双方的利益分歧很快就凸显出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野把世界分成两大阵营,并组成了两个庞大的军事集团,导致世界出现了为期几十年的冷战,使全球都处于核战争与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之下。当今世界包括超级大国在内,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重新回到冷战的历史中去,军事结盟也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反对,足以说明军事结盟不得人心。

无论是大国与小国、还是实力相当的国家结盟,它们在联盟中的地位绝不可能是平等的,必然有一两个国家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发挥比其它盟国更大的影响。决定联盟中国家地位的关键因素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即实力。因此,要维持联盟的稳定性就必须保持各国间力量的平衡性。随着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变化,其国家战略特别是安全战略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它决不会甘心在联盟中处于从属或被支配地位,必然要求在联盟中取得与其国力相称的地位和作用。19世纪俾斯麦“大陆同盟”体系之所以取代了“共管均势体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随着国家统一目标的实现、国力的增强,不愿在欧洲乃至事关全球的事务中受到英法的束缚。日本在战后迅速崛起,开始对美国说“不”;欧盟由于经济复兴、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更加强调欧洲内部联合,发挥欧盟本身的作用,不仅对美国欲强化北约的作用、继续主宰欧洲安全防务颇有微词,甚至在事关全球安全的重大问题上也和美国拉开距离。此外,政党轮流执政和领导人的更替也会影响国家安全政策,冷战期间,戴高乐将军把北约的总部赶出巴黎就是一例,以色列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也大相径庭。

军事结盟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从纯粹军事的角度去考虑。随着国防实力的标志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一国军事实力的强弱不再是看其军队及武器装备的数量,而是要看其质量和协同作战能力,特别是军备的高技术含量。一个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装备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经济、科技大国很容易变成一个军事大国。而信息的智能化和网络化使得一些心怀叵测的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军事高技术、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大国特别是核国家成为可能,由此会改变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全球地缘战略态势,导致军事结盟的对象与防范的对手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而核战争作为消灭一切战争的战争也使军事结盟失去了存在基础和进一步强化的现实意义。

三、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要求军事结盟退出世界历史舞台。在世纪之交的时刻,人类更加企盼新世纪是一个和平的世纪,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变成现实,反对战争、反对军事结盟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首先,人类追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关键是防止军事结盟。当今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虽然日益加快,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已经取代直接军事对抗,但世界并不太平,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不仅阴魂不散,而且气焰更加嚣张,打着“人权、民主”的旗号用军事手段干涉别国内政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客观现实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发展足以保障本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军事力量。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就会受到威胁,这已经为当今世界的事实所证明。批判的武器是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的,和平必须用和平之盾来保护。发展中国家唯有掌握足以保护自己的军事实力,加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用全球范围的多极均势击碎霸权的梦想,超级大国或地区霸权主义国家才不敢轻举妄动。发展适当的军事力量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关键是要防止军事结盟,特别是大国强国的结盟。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都和军事结盟有关。假如当时的世界是多极制衡,大战也许就可能幸免。诚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现在我们必须防范和抵制军事联盟,一旦大国、强国的军事联盟结成或进一步强化,它们就会随心所欲地干涉世界各国的事务,谋求它们的最大利益,给世界和平带来严重的威胁,尤其会威胁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其次,军事结盟是新世纪和平乐章的不和谐“音符”。无论是军事结盟还是政治结盟,都离不开经济基础,军事只不过是政治经济的延续。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使得各国的经济利益与以经济安全为主的国家安全交叉重叠在一起,国家安全首先是经济安全,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用军事联盟的方式来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不仅不可取,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的方法或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这就使得军事结盟失去了存在和强化的基础,此其一。其二,由于国家间经济关系相互交叉,军事结盟就失去了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随着国与国之间关系日趋复杂化,一些国家可能因为地缘政治或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考虑会与一些国家结成军事联盟,却又因为在经济方面的利益需求而与另外一些国家结成经济联盟,其结果使得国家之间结盟需要权衡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关系,不能仅从纯粹军事或地缘政治的角度去考虑,从而增加了选择结盟对象的难度,利益关系的多元化使得军事结盟可信性值得怀疑。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和日本在美英联合轰炸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就是明显的例证。北约在对待科索沃问题上立场也不是铁板一块。产生这些分歧的主要因素就是各国对所在地区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安全利益要求不一致。其三是军事结盟不能缔造世界和平,更可能的是威胁世界和平。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军事结盟的建立必然是人为制造借口,树立对立面,如美国打着“人权、民主”的幌子想把北约改造成取代联合国、执行美国全球战略的军事组织;在亚洲,它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以达到强化日美同盟、拼凑新的军事同盟之目的。其结果或者是世界各国都服从美国或几国联合的霸权,惟美国马首是瞻,形成霸权下“和平”,事实说明这是不可能的。相反,它必然迫使其它国家联合起来,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的浪潮,甚至使世界陷入新的冷战,进而给世界和平带来严重威胁,这是包括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愿看到的。

再次,依靠军事结盟不能解决当今世界的新旧问题。当今世界虽然出现了西风强劲的现象,但企图用军事手段或军事结盟来解决全球各地出现的问题是不可能的。纵观古今中外,依靠军事手段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或者地区或全球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成功过,即或一时达到了目的,其寿命也是短暂的。冷战期间,苏联对捷克、匈牙利的军事行动虽然在短期内达到了目的,但却破坏了阵营内部的团结,埋下了东欧巨变的远因;美国在亚洲的两次局部战争,最终都没有能够达到目标。冷战结束以来两次大的局部战争又给美国的如意算盘以沉重的打击。海湾战争中,美国率领下的多国部队虽然出尽了风头,可是直到今天,伊拉克问题也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相反,欧洲盟国却在空袭伊拉克问题上和英美拉开了距离。科索沃战争是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霸气十足、气焰最嚣张的表现。但是美国以北约取代联合国的企图失败了,最终还是回到联合国安理会里来解决;另一方面,科索沃本身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在联大会议上,美国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俄罗斯甚至是美国盟国的强烈反对。这说明用美国模式主宰全球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也预示着其推行“两洋战略”,强化军事结盟、实现世界霸权的梦想必然要破灭。

因此,无论是从世界发展的历史、现实,还是军事结盟的利益基础来看,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依仗军事结盟来保护国家安全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更不可能达到目的。世界多极化格局和经济全球化要求世界各国都必须从现实出发,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增进了解,加强信任;以和平共处取代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以公平竞争、积极合作取代军事结盟,以多极制衡取代一家独霸,从而真正建立起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达到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目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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