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终结论”批判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社会的一些思想家开始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认为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经济制度具有普世性，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则是一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乌托邦幻想，阻碍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必然走向终结。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外文化思潮交流的深入，这一理论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一、“意识形态终结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
从20世纪30年代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探讨意识形态的衰弱，到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学界首次兴起“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终结理论再度勃兴，该理论的产生与勃兴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历史原因，是西方右翼保守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手段。
首先，新科技革命造成的社会变迁是终结论产生的重要原因。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在科技领域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这次以微电子、生物工程、新型材料、宇航工程、海洋工程、核能技术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呈现出智能化、群体化和加速度大发展的特点，不仅极大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给西方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新科技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造成的直接后果，导致了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科学技术层面，以科学技术为主要载体的工具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根植于社会主体的内部，甚至上升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使人们不可能处于恒常的哲学反思状态。因此，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与其他任何意识形态一样时常引领着主体的价值选择，控制着主体的思想和意识，使人们在大多数时间里任工具理性摆布。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工具理性实质上是一种目标定向的理性，它以实现对世界的控制作为成功的标志。在以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彰显的工具理性的威力和成就面前，人们更多地关注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关注人才与科技的竞争，从而减少了对文化和传统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对立的关注。同时，由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孤立的和分散的生活和交流方式，从而使人们对不同文明和文化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借助于新科技革命对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意识形态终结论”代表人物纷纷指出，新科技革命时代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也必然随着“工薪阶级”取代“无产阶级”而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问题只要从技术层面就可以解决了，具有明显阶级性的意识形态也势必淡化甚至消失。“现代自然科学确立了一个统一的经济生产可能性范围，技术能使财富无限地累积，并因此满足了人类欲望无休止的膨胀。这个过程使所有人类，不论其历史渊源或文化传统，都必然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同质化道路。所有正在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肯定会越来越相似……”①。可见，由新科技革命引发的社会变化为“意识形态终结论”培育了滋生的土壤。
其次，由西方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全球化战略是终结论产生的逻辑必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将把全世界联系在一起，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又缩小了人们的时空距离。国际分工、跨国公司、国际资本、现代通讯和交通运输，科技革命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全面依存关系。在该过程中，生产力超越国界向世界每个角落拓展，具有高度的开放性，经济、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且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具有“时空分延性(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②尽管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所在，并由此触发了世界各国、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驱力，但处在最强势的西方价值体系也同样依靠其多年经济发展所蓄积的强大落差冲击着处于弱势的价值体系，构成了对处于边缘的、非中心的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文化渗透和霸权，不断强化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控制，强行输出着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推动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为此，福山大胆判定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亨廷顿则更是带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情感，打着“文明的冲突”的旗号，提醒西方不要忽视自己的“敌人”。同时，在西方国家推行政治意识形态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宣传“国家主权削弱论”、“国家主权消失论”和“国家主权过时论”，美国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一反把国家视为国际社会惟一行为角色的传统看法，把国家、国际组织、“决策者”等视为国际关系的构成要素。其目标指向就是传统国家主权的削弱，民族国家的原有位置将被最终取代，而作为国家利益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也必将“终结”。可见，西方国家倡导的政治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其实质是“力求根据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勾勒的幻景来改造世界。它表达了对全球政治经济权利关系是一种构想，即通过霸权排除不同于其发展主义前提的其他一些可能性考虑。”③因此，今日的全球化决不是像西方国家所宣传的那样，是某种自然规律或某种不容选择的线性技术进步的结果，“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一个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意识推动并维持的过程。”④可见，政治全球化实质上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西方化，“意识形态终结”的本质是推行西方社会的“普世价值”，宣称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的终结，是西方国家推行政治全球化的逻辑必然。
再次，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给终结论的产生提供了所谓的“现实基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一个大国由理想变为现实，它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二战后，一大批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壮大，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迅猛的发展势头。作为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20世纪50年代起，许多国家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一些挫折和挑战。80年代后期国际风云突变，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和本国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国内各种危机的交互作用下，出现了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和倒退。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使西方右翼政治势力欣喜若狂，认为他们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征服了社会主义，征服了全世界，因此，“21世纪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向灭亡”，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最终失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最终胜利”，标志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海尔布伦那(Robert Heilbroner)断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在其正式开始后不到75年的时间内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⑤可见，苏东剧变是20世纪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给发展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巨大的损失，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也给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提供了所谓的“事实依据”。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终结论”向我国的渗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⑥市场经济并非一种单纯的物质技术现象，比其他任何经济形式显示出了激烈的竞争性、高度的自由性和特殊的互利性，在这种自主、自由的市场精神氛围中，必然培育出社会成员的自由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独立意识。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的意愿和选择不仅要受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制约，更要受到诸多社会意识形式的控制和影响。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所特有的道德、追求、理想、信仰必然作为一种合力，对市场经济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所呈现出来的不同价值诉求的相互交织，一方面催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进步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功利性、实效性等价值追求也呈现出负面影响。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进行，在中西文化、价值观念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一些不同于我国民族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逐渐流入我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填充着因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失落而留下的空白区域，信仰多元化、理想多元化和道德多元化成为我国当代在价值观领域不争的事实，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与我国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冲突。托夫勒指出，社会结构的非标准化是引起亚文化群体“爆炸”的原因，而亚文化群体的兴起正在使过去时代社会的一元中心化的趋势一去不复返了。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的变革、社会结构深刻的变动、利益格局深刻的调整，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纷纷出现，他们更多地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来选择和评判他们的价值选择，这就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提供了现实的土壤。所有这些，都使得一部分党员干部和社会成员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或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开始淡化我国的主流价值观，甚至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界限日益模糊，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被冲击、被淡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意识形态终结论提供了口实，诱发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向我国的渗透。
二、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和平演变”逐渐成为西方反动势力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战略。意识形态终结论作为西方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其他民族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隐身衣”，其实质是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普世价值”，是西方中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和平演变论的翻版与再现，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其一，意识形态不可能终结。“意识形态终结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其理论核心是宣称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社会形态的矛盾统一体中，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始终存在于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从这个层面上讲，只要存在着国家和阶级，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尽管存在着其内部各层面的此消彼长，但始终存在着。不仅如此，“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凭借其特殊的阶级维护功能、现实归导功能、整合同化功能和批判否定功能，借助于多种传播渠道和灌输方式为本阶级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辩护，促进着国内民众对组织和制度的认同，抵制着非主流意识形态或敌对意识形态对国家主权的渗透或颠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铸成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毋庸否认，每个国家和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其文化的多样性，但各种不同文化之间必然有主次之分，必然存在着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因此，在当今世界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各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肯定是一元的，两者在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是根本性的，不可能趋同，更不可能终结。事实上，意识形态终结论也因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难逃广受西方左派政治力量的质疑和批判。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指出：“有人大谈‘意识形态终结了’，其实，无论在全球的还是在国内的事务上，我们非但看不到这种终了，反而将看到新的意识形态加倍冒出来，它们分别以一个个对现实的梦想煽动着的追随者。”⑨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而且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对此，麦金太尔的评论令我们深思：“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家们未能接受一个至关重要的可选择的可能性，即意识形态的终结决非标志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它本身的提出就是它得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和地域的意识形态的重要表达”。⑩这就是说，“对意识形态的任何考察都难以避免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即所有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自身就是意识形态的。”(11)西方右翼势力标榜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更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的终结，充分体现了其本质所在。
其二，“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质上是以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为核心的西方中心论。在西方国家把经济全球化的触角逐步伸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里的同时，开始了对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为了把“软实力”的种子播撒到全世界，他们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先发优势，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是国际通行的“普世价值”，借助于一些非西方国家和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强迫或引诱非西方国家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认同，从而实现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同质化，达到西方价值观念普遍化和全球化的目的，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而“终结论”就是这种文化入侵和价值观渗透的重要手段。贝尔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指传统意识形态的终结，其政治目的在于提醒西方政治当局调整自己的战略思路；福山所谓的“全世界出现了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府制度的合法性的了不起的共识”，(12)就是指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终结，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普世价值”则是世界发展的应然状态；亨廷顿所倡导的八大文明实质上是秉承西方文明的优势而提出来的一种战略构想，其目的是为了制造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继而巩固日益消减的西方文明的支配地位；而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和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则是在赤裸裸地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和社会主义的“失败”。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普遍’的代号，‘现代西方’则象征着‘普遍的现代化’。通过这样的转换，认同‘西方’变成了认同‘现代’”(13)。在这里，“西方”既是“普世”的，又是“中心”的。可见，资产阶级价值体系——“普世价值”——西方中心论，这一命题的转换在西方社会推进其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中是十分清晰的，“终结论”恰恰表达了这一转换的逻辑。
实际上，作为“终结论”的理论硬核——“普世价值”是根本不存在的。从方法论看，把历史过程中某一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或观念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永恒的、普遍的事物或观念，而且把这种所谓的“普遍”解读为由先验的、与生俱来的人性或“人权”决定，这实际上是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推广和传播其价值体系的一贯伎俩。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底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14)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凡是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社会意识形式，无论其主体内容，还是其本质属性，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历史的烙印，有着特定社会形态的本质特点和阶级规定性。因此，作为意识形态最直接表现形式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取向，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普世性”，“普世价值”中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以及建立其上的“自由民主世界”，其实质就是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在被其所在阶级普遍化、神圣化和绝对化的基础上，被标榜为超越阶级和时代之上的、永恒的价值体系，由此可窥“普世价值”的实质。必须指出的是，“终结论”恰恰以“终结”意识形态为表象，以“普世价值”为核心，以西方中心论为本质来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民族国家进行文化扩张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充分表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非但没有终结反而处于更为激烈的交锋之中。
其三，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质上是西方右翼和平演变战略的继续。从历史上来看，两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异常激烈地存在着。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凯南的“遏制战略”到艾奇逊的“把希望寄托在民主个人主义者”，从杜勒斯的“和平解放战略”到肯尼迪的“铁幕的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从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到卡特的“人权外交战略”，从里根的“促进民主运动”到老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从克林顿的“接触与扩展战略”到小布什的“遏制与接触战略”，其目的都是通过传播西方的价值和意识形态作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手段。与西方右翼政治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相呼应，“终结论”的实质是冷战思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续，是和平演变战略的一种具体的形式与策略。如果说贝尔的含蓄表达从而使“意识形态终结论”首次走出了理论界的深闺，成为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思想利器的话，那么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则显示出西方右翼思想家在冷战结束后为和平演变所设定的行进路线。福山直截了当地把人类历史归结为西方的或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把“自由民主社会”中的人称为“最后的人”；亨廷顿则打着文明冲突的旗号，主张把东欧和拉美文明融入西方文明、促进俄国和日本与美国的合作，从而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完整体系，其目的在于共同遏制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扩张”。透过“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等温文尔雅的表象，实际上给我们设定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陷阱，并通过这个“陷阱”来迷惑和欺骗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西方右翼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如果说上述思想家还只是借助于一些“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范式来“含蓄”地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鸣金开道的话，那么尼克松和布热津斯基则更多地从世界霸权和强权政治的政治家视角向世界宣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战而胜”，宣布世界共产主义的“大失败”。尼克松宣称：“我们也应追求不战而胜。但我们追求的是另一种胜利。……是自由的思想对于否定自由的极权专制思想的胜利。”(15)显然，这里的“不战而胜”和“另一种胜利”寓意明显，以美国意识形态为“灯塔”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昭然若揭。布热津斯基宣称，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在思想领域”，是对历史发展做出了“根本错误的判断”，因此，只要从意识形态领域正本清源就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破灭，即将迎来的是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失败。可见，意识形态终结论都蕴含着冷战思维和反共策略，其实质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诱导人们放弃与西方意识形态不同的其他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作为全球意识形态的蓝本。俄国学者科洛米采夫将西方对苏联“极权主义”的批判看作“反共的意识形态花招”，并指出：“只有政治上缺乏素养的和天真幼稚的人才会看不出‘极权主义’一词与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联系。西方实在想不出比‘极权主义’一词更好的用来对付苏联的‘心理战’工具了。”(16)从这个意义上讲，“终结论”本身就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民族国家实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理论工具。
其四，“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失败论。诚然，作为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社会主义改革的起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风云突变，西方右翼势力似乎找到了给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做裁断和预言的“事实依据”，尼克松、布热津斯基、福山和亨廷顿纷纷抛出了他们的鸿篇大论，评判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现状，预言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结局，展望着世界历史的趋向，判断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尼克松大胆地预言21世纪的美国必将成为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灯塔”；布热津斯基则声称共产主义气数已尽，世界正进入历史上共产主义之后的阶段。(17)福山则把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体制说成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导致了“历史的终结”。亨廷顿则转换了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在所谓淡化意识形态的幌子下打出了“多文明并存化”论，并在此基础上最终落脚于“西方文明优越论”。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战略攻势中，手法不断变换，但其主题和实质几乎全部凝聚到一个焦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指向一个结论——“支配21世纪的将可能是民主政体，而不是共产主义。”(18)可见，“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本质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失败论。
社会主义制度短时间内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和如此深刻的程度上发生质变，有其深刻的原因。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都产生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是摆在这些国家面前的最大难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苏东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也不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失效，而是被扭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失败，是苏东领导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9)可喜的是，在国际共运风波中站稳脚跟的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并在新形势下进行反思和探索，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向前发展。越南“革新”事业取得了明显进展；老挝修正了过去急躁冒进的做法；古巴已渡过了最困难最危险的阶段。此外，原苏东地区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已取得合法地位，陆续恢复了活动。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功，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辉煌前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通过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显现出来。因此，意识形态终结理论仅以社会主义遭遇暂时的挫折就得出共产主义失败论，这是站不住脚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在21世纪的发展势头粉碎了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的预言和布热津斯基的“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的谬论，使意识形态终结理论不攻自破。
三、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诸多方面的挑战。从国内看，“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20)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国内环境中，思想领域的风吹草动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惊涛骇浪，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处理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从国际看，西方右翼势力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没有改变，尤其是以意识形态终结理论为手段、旨在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实行的西化、分化的活动，表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和平演变”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因此，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理性地回应意识形态终结论，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有效地捍卫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必然成为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其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由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主导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构建，因而形成了世界性的机制霸权，并借助全球化浪潮使西方的价值观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相反，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产生时间还不长，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状况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因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尚未取得世界性的主导地位。东西方国家之间发展状况的巨大落差使西方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始终处于咄咄逼人的攻势，并不断向非西方国家扩散和侵蚀，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处于被动应付的守势，并疲于应付西方价值观的挑战与攻击。这种不平衡的意识形态竞争格局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与挑战，因此，面对“意识形态终结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我们反渗透的重要出路就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党的十七大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必然与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和本质特点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倡导的只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重新解释和界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把意识形态中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社会理想、精神支柱、伦理道德等集中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来，体现了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这就与以“普世价值”为标榜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构成了根本对立，并以此来应对“终结论”的挑战。可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具体体现，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中国只有坚守并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其对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抵御和消解能力，发挥其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作用，才能有效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挑战与侵蚀，切实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
其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并制约着上层建筑的发展。因此，探求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核心的意识形态的安全，必然需要我们从生产关系的视角加以考量。意识形态与其代表的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占有状况有着本质的联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主要属于全体人民，生产产品主要由全体人民共享，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是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这些生产关系在根本上决定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就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由于生产关系的状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考察生产关系对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对生产力的考察。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曾鲜明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21)只有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升综合国力，才能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为主流意识形建设提供经济和物质基础。反观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鼓吹者，他们大肆宣扬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其本质就是要在全球推进私有化的进程中动摇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逐步确立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在世界统治地位，最终实现西方主流价值观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消解和同化，颠覆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与稳定，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因此，要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和巩固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确保公有制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使之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从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和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打牢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
其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与否，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真正表达所代表阶级的根本利益，取决于该阶级成员的广泛支持与认同，赢得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遏制社会不公平现象，最大限度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夯实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更是夯实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阶级基础的重大举措。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的同时确保以人为本，完善社会管理，扩大公共服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赢得广泛的阶级基础。建立在这一前提下，我们的党和政府才能从容应对西方右翼势力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攻击，“终结论”所展示的所谓“后共产主义”时期可能出现的景象才能不攻自破，我们的人民才能真正认清“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真正感受到“最后的人”只能是共产主义社会中全面发展的人；我们的社会制度才能真正显现出其内在的强大优越性和生命力，使“历史的终结”最后迎来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终结，我们的意识形态才能真正提升理论的感召力和说服力，使我国的软实力得到根本的提升，从而有效地应对西方反动势力对我国的文化渗透与和平演变的图谋，实现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其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领导核心。执政党是实施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践行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也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承担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使命。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践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党的先进性与否直接关涉到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接受的程度。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就必然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以此来显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学科性。无论是党的驾驭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还是党的建设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应对国际局势的能力，都是党的先进性、尤其是执政能力的具体表现，都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指导思想中的统领地位是关键。只有切实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和灵魂，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真正加强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能力。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充分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体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导向和制度建设功能，这是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彰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先进性的重要保障。如若忽略了党的先进性建设，那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就必然乏力，意识形态就有被弱化、淡化甚至倾覆的可能。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才能进一步赢得我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从而有效地抵御西方以“终结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维护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
其五，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当今世界的竞争，不仅是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而且还是文化、意识形态、国际机制等软实力的竞争。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也日趋显著，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明显增多。尤其在西方反共势力推进“和平演变”和文化渗透的过程中，“软性的同化权力与硬性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软实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22)因此，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在于掌控话语权，“现代意义上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23)“话语权”的丧失意味着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丧失，更谈不上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东西方社会在国家软实力，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实际上是一种话语权的较量，是一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的较量。一国的传播能力、传播手段是否先进和强大，决定了其所代表的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念的流传程度及其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对国家的软实力的提升和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大的影响。同时，由于意识形态是现代国家的政治信仰和社会价值追求，因此，在国际交往中，政治家们总是以临高视远的谋略，反映、引导、规约着各种交往关系。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但决不等于丧失国家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决不等于放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有的学者指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革本质上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效能，即有效掌控社会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在意识形态变革中丧失话语权、导致意识形态全线崩溃的情况不仅是某些国家留下的教训，也是当代中国正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24)事实证明，在后冷战时代，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实施“文化帝国主义”，利用其在信息拥有上的垄断地位以及传播媒体的控制力，从未放弃过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意识形态终结论”就是这种现象在理论层面上的重要表现，那些通过鼓吹“意识形态是一种骗人的把戏”(25)以此来“淡化意识形态”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者，其用心在于以宣称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终结来掌控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最终确立西方价值观在全球的统治地位。因此，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强大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特别是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攻击和渗透，我们反渗透的重要的举措就是不断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在加强我国媒体安全维护同时，建设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这既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也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
注释：
①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第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3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德里克：《全球主义与地域政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5期。
④汉斯·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第148页、第29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⑤Robert Heilbroner,Reflections:The Triumph of Capitalism,The New York,Jan.213,1989.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参见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第256页，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⑨托夫勒：《力量的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第290页，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
⑩Alasdair C.MacIntyre,Against the self-images of the age:essays on ideology and philosophy,London:Duckworth Press,1971,p.5.
(11)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第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2)福山：“历史的终结？”，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转引自张晓慧：“‘历史终结’论”，《国际信息资料》，2002年第7期。
(13)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5)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第1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16)科洛米采夫：“‘苏联极权主义’——反共的意识形态花招”，见《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第68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17)参见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第37～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8)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第29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2)约瑟夫·S·奈：《硬权力和软权力》，第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3)张国祚：《关于“话语权”的几点思考》，《求是》，2009年第9期。
(24)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25)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第47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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