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的反贪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或集体公职人员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是历代整饬吏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反贪立法的着眼点。对贪官污吏，历史上或称“赃吏”。什么叫“赃”？《晋书·刑法志》说：“财货之利谓之赃。”其义与“贪”大同小异，因此惩贪也叫“惩赃”。纵观历史，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运用法律武器来规范各级官员，由此形成了我国古代丰富的反贪法律史料。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反贪斗争，无疑具有借鉴的意义。本文力图通过对中国古代反贪史料的挖掘，阐述历代反贪立法的概况及其特点。
一
中国古代的法律源流，可上溯到4000年前的夏朝。夏是中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政权，为维护其统治，它把原始的传统习俗中有利的部分，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宣布为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并用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执行。这样，原始的传统习俗便转化为具有国家强制约束力的法了。这就是中国古代法律的肇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清代前期，中国古代法律以其独有的风格和体系，成为了世界上古代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
贪污，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的丑恶现象，其主体是握有一定权力或负有某些职责的官吏（今称公职人员），它不仅损害政府形象，而且危害社会肌体，进而危害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国家的稳定。因此，历代都无一例外地重视对贪污等腐败行为的防治，并力图从制定和完善立法上来加以保证。
早在夏、商、周时代，贪赃现象就已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这在一些先秦典籍中可以得到验证。从立法角度讲，先秦法律尚不完善，但在具有法律效力的“朕命”和“礼”中，都包含有反贪、戒贪的内容。最早见诸文献的反贪立法要数商朝。《尚书·伊训》载，殷汤制官刑，把“殉于货色”即贪求财物美色列入可导致亡国败身的“三风十愆”之中，并告诫，如“臣下不匡，其刑墨”。商王盘庚宣告“不肩好货”，即不任用贪求财宝的人，劝勉臣下“无总于货宝”，要勤于职守，获取民心（注：《尚书·盘庚下》。）。《吕刑》规定了官吏贪赃枉法必受惩处，并指明如果不予严惩，天下就不会有廉明的政治：“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罚惟均，其审克之。”其中“惟货”指贪赃枉法，“惟来”指求情请托。此段的大意是，审判案件的官员在运用法律时，要公允，依法处理。如果在办案过程中依仗权势，乘机报恩报怨，甚至贪赃枉法，受人求情请托，那么其罪责与罪人同等。
到了春秋战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深刻变革，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他们为保护其自身的阶级利益，强烈反对奴隶主阶级的不成文法，积极要求制定、公布体现本阶级意志的成文法，实现不分亲疏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这一时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公布的成文法——郑国子产于公元前536年刻铸在礼器鼎上的《刑书》，出现了第一部封建法典——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立法之大成、由魏国丞相李悝编制的《法经》。该时期的反贪立法比夏、商、周更为完善。据《晋书·刑法志》载，《法经·杂篇》中有对“借假不廉”等欺诈贪污行为的处罚规定。先秦诸子的论述也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如《商君书·修权篇》中说：“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即索贿），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蠹矣。”这是把贪官污吏比作危害国家的蛀虫，“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要维护长治久安，就必须清除蛀虫，任法去私。可见，当时对用立法来防治贪污等腐败行为的认识比前更明确。另外，从直接沿用《法经》的秦律中，也可窥见当时反贪规定之一斑。
先秦时期反贪立法总的特点是对贪污犯罪无正式罪名，处罚没有具体规定，尚处于萌芽阶段。由于时间久远，留传下来的材料缺乏，难以探究该时期反贪立法的全貌。
二
秦汉是中国古代反贪立法初步发展时期，并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对贪污犯罪有了明确的量刑规定；第二，贪污犯罪的罪名增多且日趋势完善。当时已有监守自盗、挪用官物、行贿受贿、巧取豪夺等罪名。其中对行贿受贿等罪有了更细的区分。如受贿，有受所监、受所治、受所将、受所行等。还有一种叫“受金漏言”，即接受贿赂泄露机密罪。《续汉书·天文志下》载：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尚书郎孟珰受金漏言，被处以弃市。行贿，也有行赇、请赇的区分，请赇即以非法之事请求于主管官吏并以财物相酬谢；第三，对性质严重的贪污行为如监守自盗、受财枉法处以重刑。
秦朝奉行法家的重刑主义，其反贪立法我们可从《睡虎地秦墓竹简》（以下简称《秦简》）中的有关法律条文窥见大概。秦朝对官吏的要求就是“清洁正直”，“审悉毋私”（注：《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即清正廉洁，不谋私利。对贪污行为的惩治有了较明确的规定，如规定：“府中公金钱私货用之，与盗同罪。”（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亦即挪用公款，以盗窃罪论处。至于比这性质更为恶劣，利用职权损公肥私的贪污行为，可以想象将受到比盗窃罪更严厉的处罚。《为吏之道》中就规定：“居官善取（即善于利用职权巧取豪夺）”等五失，都将受到“身及于死”的处罚。对行贿受贿罪，《法律答问》规定行贿一钱即“黥城旦罪”，也就是肉刑、徒刑并用。虽然对受贿罪的处治，《秦简》未提供直接的材料，但受贿必枉法，其罪责想必不会比行贿轻。对于利用职务便利进行商业活动，也视为违法犯罪的行为，如《秦律杂抄》有“吏自佐、史以上负从马、守书私卒，令市取钱焉，皆迁”的规定，意为官吏利用为其配备的马匹和差役而进行贸易牟利活动，要处以流放的重刑。
此外，对于隐匿田赋或者隐报仓库的粮草，或采取以多报少、假作注销的手段，达到徇私的目的，秦律规定要以盗窃罪论处。特别是还规定主管官吏如知情不报或不加制止惩治，那么其罪与罪犯同等，并要和直接责任人一起赔偿损失。如《秦简·效》：“禾、刍稿积
（即仓），有盈（盈余）、不备（不足数）而匿弗谒，及移赢以偿不备，群它物当负而伪出之以貱偿（补垫），皆与盗同法。大啬夫、丞知而弗罪，以平罪人律论之，又与主者共偿不备。”
汉代对贪污行为的查处比秦更为系统、严格。从零星记载的汉律看，汉代对贪污受贿行以重刑，包括免官、禁锢、徒刑、弃市等。如规定：“主守而盗，直十金弃市。”（注：《汉书·陈咸传》如淳注引《汉律》。）“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答罪者，皆弃市”（注：《汉书·刑法志》。）；“诸为人请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行，为听行者，皆为司寇”（注：《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如淳注引《汉律》。）。司寇，徒刑名，把罪犯派往边境，一面服劳役，一面御外寇，为二年刑。陈顾远曾对此作过简练的总结：“官吏犯赃，历代皆行重典，所以禁官邪，养廉洁也。例如汉代，官吏犯赃者，在章帝以前，三代禁锢；其主守而盗直十金弃市，坐财枉法处以重刑，而无赃之枉法，则仅课以司寇作。即吏受监临以饮食，初则免官，继改计值而偿者，始不论罪；若受财物贱买贵卖等情者，皆坐赃为盗，没赃而迁徙免罢之。”（注：陈顾远：《中国法制史》第3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三代禁锢”，即官吏犯罪三代禁止做官。汉文帝时有“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注：《汉书·贡禹传》。）的规定。据《晋书·刑法志》载，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4年），“解赃吏三世禁锢”。这说明汉律规定对赃吏实行三代禁锢的处罚，永元时方得以解除。但实际上，禁锢之法仍在实行，如东汉桓帝即位时，诏“臧（通“赃”）吏子孙不得察举”（注：《后汉书·桓帝纪》。）。察举是汉代重要的入仕途径之一，因此这与“禁锢”之法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陈顾远所论“即吏受监临以饮食”以下的规定，见《汉书·景帝纪》。
汉代对防范和惩治贪赃十分重视，如汉景帝曾下诏认为，百姓之所以没有饭吃，就是由于贪官污吏“以货赂为市，侵渔百姓”，所以他把贪污与盗窃等同，予以惩处（注：《汉书·景帝纪》。）。汉武帝时制订了《汉官典职仪》，规定十三部刺史察问郡县，考察官吏，以六条问事。六条中有三条涉及到官吏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侵渔百姓等罪（注：《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引。）。
秦汉时期的贪污罪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1.受财枉法；2.主守自盗；3.接受属官馈赠；4.利用职务之便贱买贵卖，即官吏经商牟取私利；5.行贿；6.挪用公款公物，汉代称“放散官钱”。其中“放散官钱”，《汉书·韩延寿传》载延寿在东郡任上，因“放散官钱千余万”而被论罪。后世魏律、唐律中都有“放散官物”以坐赃论的规定。主守自盗，汉代有“禀贪人不实”（即贪污救济钱物）被治罪的记载。《后汉书·鲁丕列传》载：陈留太守鲁丕因“禀贪人不实，司寇论”。而东汉献帝时的御史侯汶也因贪污赈济饥民的米谷被治了罪（注：《后汉书·献帝纪》。）。
三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由于长期战乱频仍，南北对峙，因此在整顿吏治、惩治贪污方面，显得力度不够。但对惩贪，仍从立法上作出了努力，而且不少朝代如晋、陈、北魏对贪污的惩治是比较严厉的。
《魏律》在前代的基础上，把《盗律》中的“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中的“假借不廉”以及“呵人受钱”、“使者验赂”等相类似的条文集中在一块，创辟《请赇律》（注：《晋书·刑法志》引《魏律》序。）。这是中国最早的惩治贪污的系统化法律，很有意义。“呵人受钱”，即借某种罪名向人敲诈勒索；“使者验赂”，即使者在检查财物时接受钱财。《晋律》则把《盗律》分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4篇。南北朝多承魏、晋律。可以说，在惩贪的法律系统化方面，魏晋南北朝超过了前代。《晋律》有一条规定：“吏犯不孝、谋杀……受财枉法及掠人和卖、诱藏亡奴婢，虽遇赦，皆除名为民。”（注：《太平御览》卷六五一引《晋律》。）这条律令把官吏贪污受贿枉法断事与不孝、谋杀等重罪并列，作为不能赦免的罪行之一，实际上开了唐宋及以后赃罪“遇赦不原”的先河。《抱朴子·审举篇》对此有所记载：晋惠帝时，强调“诸居职其犯公坐者，以法律从事；其以贪浊赃污为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锢终身，轻者二十年”。
这一时期反贪法规还有一个特点，即对贪污罪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化。南朝宋时，法律规定主守盗5匹即处以大辟。文帝时因议者咸以为重，于是采纳大臣王弘的建议，改为10匹（注：《南史》卷二一《王弘传》。）。陈朝时从重处罚赃吏。宣帝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诏：“旧律以枉法受财为坐虽重，直法容贿其制甚轻，岂不长彼贪残，生其舞弄？事涉货财，宁不尤切？今可改不枉法受财者，科同正盗。”（注：《陈书·宣帝本纪》。）
北魏时，贪官横行，所谓“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货，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指上下勾结，瓜分财利以肥己）。”（注：《魏书·高宗纪》。）基于此，北魏痛绳赃吏，先是规定枉法赃10匹、义赃20匹大辟，孝文帝时则改为义赃1匹、枉法赃不论多少皆死。献文帝时还规定，监临之官受所监临羊1口、酒1斛者，罪至大辞，行贿之人也以从犯论处（注：《魏书·张衮传》。）。
四
隋唐是中国古代封建立法发展成熟的时期，反贪立法也随之步入发展和定型阶段。
当时反贪立法主要体现在隋《开皇律》及直承《开皇律》、集以往封建法律之大成的《唐律疏议》中。《唐律疏议》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把有关惩治贪污犯罪的规定作为法律固定下来，划分了官吏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界限，为惩贪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在具有法律总纲性质的《名例律》中，对赃罪的几种情形及其区别作了原则性的规定，首次在法律条文中出现了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总称——“六赃”。《唐律疏议·名例律·以赃入罪》的“疏议”曰：“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强盗，指用武力手段抢夺财物的行为，如持杖行劫等；窃盗，指以偷盗行为而获得财物，偷窃自己经管的官有财物，则称作“监守自盗”；枉法，即受枉法，指官吏接受贿赂，替行贿人作出歪曲法律的处断；不枉法，即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接受贿赂，但没有为行贿人作歪曲法律的处断；受所监临，指主管官吏接受下属吏民财物的行为；坐赃，指官吏或一般人不是由于收受贿赂或盗窃的原因，而是为公或为私收取不应收的财物。
这几种罪名在唐以前多已出现，但把它归到一起称“六赃”却是第一次。此后各代多沿用之。明清律在《名例》中正式沿用“六赃”提法，只是所指稍有不同。明律规定的“六赃”是：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坐赃。清律则把枉法、不枉法两种又各自细分为有禄人、无禄人所犯的两种情形。
《唐律疏议·名例律》在“称反坐罪之等”、“称监临主守”等条中，还着重对准枉法论、以枉法论、以盗论、监临主守等涉及惩治贪污犯罪的概念作了规定和阐述，有利于以法治贪。如律曰：“诸称‘反坐’、‘罪之’、‘坐之’、‘与同罪’者，止坐其罪（死者，止绞而已）；称‘准枉法论’、‘准盗论’之类，罪止流三千里，但准其罪，并不在除、免、倍赃、临主加罪、加役流之例；称‘以枉法论’及‘以盗论’之类，皆与真犯同。”《疏议》曰：“称准枉法论者，《职制律》云：‘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枉，准枉法论。’又条：‘监临内强市，有剩利，准枉法论。’……如此等罪名，是‘准枉法’、‘准盗论’之类，并罪止流三千里。但准其罪者，皆止准其罪，亦不同真犯。”而“以枉法论……所犯并与真枉法、真盗同，其除、免、倍赃依正犯”（注：《唐律疏议》卷六。）。
唐代对贪污罪行以重法，并予以量化，规定：官吏受财枉法，1尺杖100，1匹加一等，至15匹即处绞刑；不枉法，1尺杖90，1匹加一等，至30匹加役流；受所监临财物，1尺笞40，1匹加一等，8匹徒一年，8匹加一等，至50匹流2000里；行贿者减监临罪五等，索取财物者加一等，以职权强行索取者，准枉法论；出使官吏，如在出使地接受馈送及乞取者，与受所监临财物论罪；借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即使是接受猪羊（非生者）供馈及借奴婢、牛马、碾硙之类，也以坐赃论处；家人受所属吏民馈送及借贷、役使、经商牟利等，减官人罪二等论处，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减家人罪五等；执法官吏犯赃，从重处罪（注：以上均见《唐律疏议》卷一一《职制律》。）。
此外，从隋唐的一些诏令中，也可窥见当时在立法上对贪污犯罪的严格规定。如隋文帝时规定主典官偷边粮一升以上即处死，家口没官为奴（注：《隋书·刑法志》。）；并告诫官吏不要利用职务之便经商牟利（注：《隋书·高祖本纪下》。）。武则天的《改元光宅诏》则正式明确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官吏枉法受财、监临主守自盗同“十恶”等常赦不免之罪一样，都不在赦免之例。唐肃宗时，为加强惩贪的效果，在《即位敕》中进一步规定：官吏贪赃枉法者，将受到“终身不齿”，“永不叙用”的处罚（注：以上见《唐大诏令集》卷三、二。）。
这里还应提出《唐律疏议·杂律》的“坐赃致罪”条。《疏议》曰：“然坐赃者，谓非监临主司，因事受财，而罪由此赃，故名坐赃致罪。犯者，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一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假如被人侵损，备偿之外，因而受财之类，两和取与，于法并违，故与者减人五等。即是被止俱罪，其赃没官。”据此，除《职制律》中所规定的官吏贪污受贿行为之外，凡是一般官吏因事受财，一律按此条治罪。这样，贪污受贿者在法律上就无所逃脱了。
总结隋唐时期反贪立法的特点，主要有三：一是集以往反贪立法之大成，对贪污犯罪行为的不同罪名的概念、以及量刑处刑的原则，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二是唐律对贪污行为作了明细的区分，成为后世反贪立法的蓝本；三是对受财枉法、监守自盗等性质严重的贪污行为“遇敕不原”的规定，已正式定型化，宋及以后多沿用不改。
五
宋辽金元时期的反贪立法基本沿用唐律，但仍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贪污行为的防范和惩治更加严密。如《宋刑统》，除了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的形式，加强了对赃罪的法律规定。以“枉法赃”、“不枉法赃”两条为例，《宋刑统》在照录《唐律疏议》的相应条文后，连附5条“准敕”和1条“臣等参详”。其中对官吏率敛吏民财物一项，特准后唐应顺元年（公元934年）三月二十日敕，规定“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加一等”；而“臣等参详”则进一步规定：“率敛钱物入己，无所枉曲者，诸以不枉法论，过五十匹者奏取敕裁。若不入己，转将行用，减二等，过一百匹者奏取敕裁。若率敛财物有所枉曲，及强率敛人钱物入己者，并以枉法论。”（注：《宋刑统》卷一一《职制律》。）可见，宋律对赃罪的规定比唐律更加全面、详密。
在量刑上，宋律也加重了对赃吏的惩处，如对官吏“部内放债”，唐以“坐赃论”；宋准“臣等参详”，规定凡监临官于部内放债以“受所监临财物论”，过100匹者，“奏取敕裁”（注：《宋刑统》卷二六《杂律》。）。又如“重禄公人受乞财物”，唐律“一匹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宋法规定“一贯流二千里，十贯配广南，不以赦降原减。”（注：《庆元条法事类》卷三四。）（按，宋代绢帛一匹约值1贯钱。）
辽、金基本承袭唐、宋法律，其反贪立法应大致同唐、宋，惜今已不存。但从皇帝的一些诏令中，还是可感觉到惩贪之严。如辽代，兴宗重熙十年七月壬戌：“诸职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盗论。”（注：《辽史·兴宗本纪》。）按辽律：窃盗赃满10贯（后改为25贯），为首者处死。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大帝国，建国之初就下令禁用以前利用的金律，并着手制定新的法律，先后颁布《至元新格》、《风宪宏纲》、《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法令。元代法规大多失传，但《元史·刑法志》、《元典章》保存下来不少。元代对贪污行为的法律规定较为全面，但与前代相比，在量刑上要宽大得多。如《元史·刑法志·职制上》载：“诸职官及有出身人因事受财，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者，殿三年，再犯不叙；无禄者减一等。”具体的量刑则为：枉法赃，1贯至10贯，笞47；不满贯者，量情断罪，依例除名；10贯至20贯，笞57；20贯以上至50贯，杖77；100贯以上，杖107。不枉法赃则更为宽大，300贯以上，杖107，除名不叙。按元代以至元钞为标准，2贯钱可易银1两，20贯易赤金1两。
第二，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宋法规定，犯赃官吏不能任亲民官，不能得到荐举，而且要连累以前的举荐人和上司，并影响子孙的仕途。如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三月，令各级官员荐举人才，同时规定：“异时贪浊畏懦、职务旷废者，举主坐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正月也诏荐官员，规定“所举人若强明清白，当旌举主；如犯赃贿及疲弱不理，亦当连坐”（注：《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七之四。）；宋真宗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四月诏“自今命官犯赃，不以轻重，并劾举主”（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一。）；宋仁宗时，则规定：“吏胥受赇毋用荫”，“致仕官尝犯赃者，毋推恩子孙”（注：《宋史·仁宗本纪》。）。金朝也一再强调，赃污之官不复叙用，原荐举者连坐（注：《金史·章宗本纪》明昌六年敕。）。元代则对负有谏议之责的言官，如果对官吏赃罪不予纠弹，要以治罪。如至元十九年（公元1283年）九月壬戌，“敕官吏受贿及仓库官侵盗，台察官知而不纠者，验其轻重罪之。中外官吏赃罪，轻者决杖，重者处死。言官缄默，与受赃者一体论罪”（注：《元史·世祖本纪》。）。这样，就对贪污犯罪结成了一个严密的监视网。
第三，制定了严厉的惩治贪污行为的单行法规。宋代有颁行于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诸仓丐取法”（简称“仓法”）。当时神宗发现京师诸仓普遍有亏损克扣的情况，就令三司起草法令，严厉禁止。随后又根据中书建议，增加仓场吏人俸禄，故又称“重禄法”。该法规定：“应受千仓界并粮纲钱物，并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一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过致并与者（指帮助仓吏运送钱粮的人和参与者），减首罪三等。徒罪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满十年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若许赃未受，其取与过致人，各减本罪一等，为首者依上条内合配沙门岛者，配广南牢城。”（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二。）赃满二千钱即流二千里，比刑律中的监守自盗五十匹判流二千里要重得多。后来此法又扩展到许多部门，如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枢密院、三司、开封府等，“受财者皆以仓法论”（注：《宋史·食货志·会计》。）。元代在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制订了关于官吏收受贿赂的专门法令——“官吏受赇条格”（注：《元史·成宗本纪》。）。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在原定赃罪条例的基础上，制定了“赃罪条例十二章”，作为处理官吏犯赃的基本规范，其中包括枉法五章，不枉法七章。此外有“给没赃例”等，对于各种官吏职务犯赃、自首，犯赃在逃等问题都作了详细规定（注：参见《元史·刑法志》及《元典章》卷四六《刑部·诸赃》。）。
六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反贪立法多承唐、宋，但要更系统一些。
明代反贪法规集中在其基本法典《大明律》中。《大明律》是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经多次修订而成，共分名例、吏、户、礼、兵、刑、工7篇，下设30门，共460条。该律上承唐律，特点是“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体现了明太祖刑用重典、为法当简的法治思想。该律对官吏贪污罪的处罪和量刑作了如下规定：监守自盗，40贯绞；枉法赃，80贯绞；不枉法赃，120贯止杖100，流3000里；恐吓取财，准盗论加一等，不得财杖刑；私用民力，1名笞40，罪止杖80。
《大明律》颁行后，明太祖令后世子孙不得修订，故终明之世，历代相沿。但现实的需要，又不得不增加新的内容，以补律之所未备。故永乐以后，历代都编修条例，称“问刑条例”，增加了不少反贪条款。如《万历问刑条例》规定：文职官吏、监生、知印、承差，犯枉法赃该绞者，发近卫充军；但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等边关镇守、总兵至卫所官，犯此罪赃30两以上降一级，于原处带俸差操；100两以上降一级，改烟瘴之地带俸差操；200两以上充军；300两以上永远充军。这与刑律规定的枉法赃80贯绞相比，要轻得多。“问刑条例”的许多内容被收入《明会典》中。清律以明律为蓝本，变化不大，只是补充了一些条款。
明清律都加大了反贪条款，虽仍沿袭唐、宋时期“六赃”的提法，但增加了罪名，对监守自盗、枉法赃、不枉法赃、行贿、挪用官物、敲诈勒索以及介绍贿赂等罪，都作了明确的量刑规定。其中对监守自盗的处罚最为严厉，规定折银20两即处流刑，40两即处斩刑。同时严厉追赃，直至赔补全部家产，若犯人已死，即在其子名下追赃。
七
整饬吏治，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是中国历代反贪立法的基本精神。自先秦以来的反贪立法，都遵循着这一基本精神，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以此作为打击贪污等腐败行为的有力武器，以维护本阶级的统治。
纵观中国历史，古代贯彻反贪法精神，惩治贪污较好的时期主要有北魏孝文帝时期、唐太宗时期、北宋初年、金世宗时期，以及明初和清代前期。而这些时期，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里被人所称道的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发展的时期。以宋初为例、宋初严惩贪吏是在“世属杂乱，则纠以猛”的立法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表现在：一是广布监察之网，对贪官污吏重治深究。宋初，与惩贪吏有关的机构有刑部、大理寺、审刑院、御史台等，由皇帝直接控制司法权。在地方，有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负责揭发处理吏的贪赃行为。而且法律规定：职官、干系人、同保人及长吏都有“觉察”赃吏之责，实行连坐制，故一官犯赃，受牵连追究的往往有一批人，因而加大了对贪赃行为的监督力度。二是法外用刑。宋初诏敕并行，以敕破律，使皇帝惩治赃吏的措施得以直接执行。翻阅宋初历史，被皇帝下诏或敕令杖杀朝堂、腰斩弃市的赃吏不绝于书。故赵翼称宋太祖时，重法治赃吏，“坐赃弃市”，“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初严惩赃吏》。）。严惩赃吏使宋初的吏治得到较好的整治，五代以来的贪污贿赂之风有所好转，因而使宋太祖“与民休息”的政策得以贯彻执行，为巩固中央集权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告诉我们，反贪立法较完备而且惩治措施得力之时，就是政权稳定、社会经济发展之时。
古代的反贪立法及其严惩赃吏，无疑有可资借鉴的经验的一面，但必须看到其固有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
首先，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更好地统治和奴役广大平民百姓。它不愿也不可能铲除贪官污吏赖以滋生的土壤——封建剥削制度，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清除贪赃枉法这一痼疾。纵使反贪立法多么完善和美好，但由于剥削阶级腐朽的本性，反贪的法律最终不能真正执行，甚至成为具文而已。对此，清代学者赵翼对宋代惩治赃吏的总结给我们很好的启示。赵翼说，宋太祖严法治赃吏，到太宗时，“法令犹未弛”，但已出现“骫法（枉法）曲纵”的现象；真宗时，则“弃市之法不复见，惟杖流海岛”，“比国初已松弛矣”；仁宗时，“则并杖流之例，亦不复见”；神宗时，“免黥，永为定制。自是宋代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益可见姑息成风。……其于不肖官吏之非法横取，盖已不甚深求”；南渡以后，“高宗虽有诏，按察官岁上所发擿赃吏姓名，以为殿最，然《本纪》未见治罪之人。惟孝宗时，上元县李允升，犯赃贷死，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赀，失察上司俱降黜。……是时法令虽比国初稍轻，而从积玩之后，有此整饬，风气亦为之一变”；理宗时，“虽亦诏监司，以半岁将功、去赃吏之数来上，视多寡为殿最”，但“已为具文，而官吏之朘削如故也”（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初严惩赃吏》。）。越是到后期，越是不能贯彻反贪立法的基本精神，越是不能惩治贪官污吏，社会就越黑暗，这就是所有剥削阶级社会历代王朝的通病，无一例外。
其次，不管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其反贪立法和措施都带有很大的虚伪性。封建法律所规定的“八议”、“官当”、“赎罪”等一系列条款就足以证明。有时为了统治的需要，甚至可以无视法律，对贪赃官吏予以免罪或者不问。以历史上素有严法惩赃之称的宋太祖赵匡胤为例，当彰义节度使张铎贪污公款达17万多缗，侵用官麹6400余饼案发时，宋太祖以张铎是宿旧为由，“诏释不问，但罢其旌钺而已，其所侵盗，皆蠲除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当宰相赵普受贿瓜子金十瓶被宋太祖撞见时，宋太祖非但不怒，反而笑着说：“但受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注：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三。）像这样的例子，各个王朝都有不少。因此，在剥削阶级社会里，反贪法律不可能真正严格执行，贪官赃吏仍然比比皆是。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否定中国古代的反贪法规及其惩贪措施。因为弊端的产生并不是由于立法本身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只能归咎于剥削制度。只有彻底摧毁了剥削制度，反贪的立法才会更完备、更有效，进而彻底清除贪污这一社会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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