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乌龙”：公共政策的意外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政策论文,乌龙论文,后果论文,意外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夏威夷大学鲁道夫·容梅尔教授(Rudolph J.Rummel)(1997)的计算，在20世纪的前90年里，大约有1.7亿人被他们自己的政府所杀害。容梅尔的发现表明，在现代社会里，大部分人所面临的首要危险是政府，而非罪犯、企业或恐怖分子；对人的生命造成最大威胁的，是本国政府，而非外国政府。事实上，政府无情地杀害自己的公民，其总数是它们在20世纪所有战争中消灭的敌军人数的4倍，是400年运往西半球的非洲奴隶贸易过程中死亡总数的好几倍(Rummel,1997)。政府——这一不可避免的“恶”——无疑是当代最大的“恶”。
然而，大政府的方案仍然强烈吸引着当今的决策者。根据霍普(Hoppe,2002)的观察，现代民主政治产生的政府，比历史上已知的君主制度与封建制度下产生的政府，更庞大，更具侵犯性。用于政府运行的税收和开支，公共部门的雇佣比例，国内生产总值中供政府使用的比例呈稳步上升的趋势(Hoppe,2002;Lott&Kenny,1999;Roots,2000a)。据Lasch(1995)的研究，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精英都把他们的目光投向政府权力，以达成他们的目标。几十年来，政治辩论一直将正式的社会控制和社群主义的解决方案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之道(Lasch,1995)。事实上，政府解决方案的吸引力随着20世纪的结束逐渐加强(Lott&Kenny,1999)，这种吸引力在21世纪之初也未出现任何减弱的迹象(Cavanaugh,2003;Hood,2003)。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这个不自由世界里的自由之邦；然而，它向正式的法律解决方案的转变，显得特别突出(Hood,2003)。正如霍普(Hoppe,2002)所说：
1994年版的《联邦监管法规》(CFR)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已生效的所有美国联邦政府法规的汇编。这部汇编共有201本书，所占空间为26英尺的图书馆书架。仅仅《联邦监管法规》的索引就有754页。《联邦监管法规》的条文覆盖了几乎所有能够想像出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从芹菜、蘑菇、西瓜、手表带、白炽灯泡的商标、针织品、跳伞、钢铁制造、大学校园的性侵犯，到洋葱块剥离出的洋葱圈的烹饪，反应出民主政府(p.62)几乎拥有极权主义的权力。
法律在越来越多地干涉私人事务，索维尔(Sowell,1995)认为这种现象是“神圣化的愿景”——“我们时代的流行愿景”——强加给我们的结果(p.7)。在这种愿景下，家庭、种族、性别、工作、娱乐和教育受到国家越来越强的控制。“那些有神圣愿景的人总是将决策责任分给集体，而把决策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Sowell,1995:136)学术界、新闻界和政界精英试图减弱自由市场的影响(Lasch,1995)。规范工业、商业和社会行为的法律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产品。美国现有约一百万法律工作者(Clark,2000)，美国的法律和法庭判决如此之多，得要一栋高楼大厦才能把它们装进去，才能建一个完整的美国法律图书馆。
虽然美国明显依赖法律，将其视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然而神化的愿景已经显现出“藐视证据的巨大力量”(Sowell,1995:7)。法律经常造成问题。事实证明，最著名的法律往往是最无用和无效的，它们无法实现预期目的。例如，美国社会保障工程是很受欢迎的联邦计划，然而，这个工程却向低收入群体征收了最沉重的税收，但并未提供公平的补偿。它实际上把财富从贫困人口转移给富裕人口(Friedman & Friedman,1981)。米尔顿·弗里德曼与罗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 Rose Friedman,1979)写道：穷人为社会保障纳了更多年的税，而享受了更少年的利益——而这一切却是在帮助穷人的名义下干的！(p.97)希福(Schiff,1984)认为，如果是私人部门执行类似的计划，那将被视为犯罪。
另一部造成问题的流行法规是最低工资法。这项法律会增加失业率，而且对缺乏技能的人群造成很不利的影响，这和它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H.Browne,1995;Orazem & Mattila,2002)。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每当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时候，一定比例的工作机会将消失(Dodson,2002;Orazem & Mattila,2002)。最低工资法并没有遏制贫困，反而在一些领域扩大了贫困程度——尤其恶化了穷人的贫困程度(Dodson,2002;Vedder & Gallaway,2002)（注：与常识相反，最低工资类工作一般被需要以临时工作作为补助的（往往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学生和流浪者）人群占据。超过一半的最低工资获得者年龄在16到24岁之间，而且大多数是兼职。约80%的人并未生活在贫困的家庭里，而有20%的人其家庭年收入实际上超过了5万美元。最低工资法将这些劳动力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结果使他们变得更穷(Sowell,1994)。）。这个法律造成了失业，提高了精神疾病、自杀、谋杀、离婚、心脏病死亡、罢工和肝硬化发生的比例(Brenner,1976)（注：研究表明，失业率每升高百分之一，首次住进国家精神病院的男性增加4.3%，女性增加2.3%，自杀率会增加4.1%(Brenner,1976)。）。
最低工资法的影响也随着种族、民族和性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索维尔(Sowell,1994)认为，在1950年，青少年的失业率并不比年长人口的失业率高很多，而且黑人和白人青少年的失业率非常接近。
然而在1950年代初，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并且将法律实施范围扩大到以前未涉及的行业。在其后的30年里，相对于年长的工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增加了，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要远远高于白人。到1970年代，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已经比1950的数字增加了好几倍。在1950以后的30年里，甚至在最繁荣的年代，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也从未低于1949年经济衰退时期的数字(Sowell,1994:94-95)。
这个残酷的自我调整已经反复地表现出来，对现在的立法者而言，它应该是完全可以预见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50/1995)于1850年指出，在纺织工人要求更舒适的待遇和更安全的职位的压力下，英国通过了《1773年英国最低工资法》，仅仅20年的时间这个法律就将英国纺织业推向衰弱。到1793年，“大约4千台织布机由于产业的转移而停产”(p.11)。极少数失业的纺织工人会停下来想一想，他们在20年前狂热倡导的最低工资法，竟会给他们带来这样的困境。
每一项立法都会出现公共政策的意外后果。例如，汽油消耗定额标准迫使汽车制造商生产高效燃油的汽车，为此，制造商设计了车身较轻的汽车，牺牲了汽车的稳固性，每年造成数千人丧失生命(Kazman,2003)。制药法规使得疗效很好的药品无法上市，导致每年数千人过早死亡(Ruwart,2002)。联邦肉类检查法规无法保证肉类的安全，反而提高了肉制品在运输途中变质的几率(Roots,2001b)（注：Roots(2001b)声称，USDA肉类检查过程实际上和“昂贵的政府仪式”没什么区别，在加工过程中用显微镜检查肉类延误时间，从而降低零售时肉制品的质量。）。麻醉药品法规实际上扩大了毒品在许多社区的滥用，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Cray,2001;Silberman,1978)。警察巡逻常常增加了抢劫、社会混乱和街头暴力事件(Roots,2001a)。要求贫民窟公寓的户主装修房屋的法律，迫使业主弃置房屋，或者驱逐房客而把房子改作他用，结果造成穷人的住房条件更为恶化(Giddens & Duneier,2000)。学生贷款计划旨在为穷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然而却提高了学费(Roots,2000b)（注：Roots(2000b)描述了联邦学生贷款计划如何“不必要地提高学费，然后干预教育市场”。(p.501)），减少了穷人和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机会（注：最近的研究表明，低收入美国人在国家顶尖大学中所占的比例是最小的一部分。在最好的146所大学里，只有3%的新生来自美国收入最低的25%的家庭，只有10%来自于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Anthony Carnevale of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as cited in Savage,2003)。）。政府颁布的安全气囊及安全座位条例从1990年以来已经杀害了许多儿童(Bedard,1999;Carey,2003)。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损害了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业的运营，却使那些产销质次价高产品的竞争者受益很多(Kopel,2001)。
尽管二战以来已经向第三世界国家投入了1.7万亿美元，尽管发展中国家已经普遍得到了发展，但是许多受援国实际上变得更穷了(Bandow,1999;Dichter,2003;Norberg,2003)。由于犯罪分子会在反抗较少的地方施暴，学校、托儿所、医院和其他“禁止枪支”的公共场所已经发生了更多暴力威胁(Lott,2003)。那些本意是改善穷人住房条件的公共住宅区和市区重建规划法案，实际上减少了住房供给，并且迫使较拮据的人群为住房支付更多的费用(Sowell,1994)。
成功之处
并不是说所有的法律和政府计划都已经完全失败。相反，许多例子可以说明，法律在表面上是成功的。国会制定的州际公路体系提供了一个跨越全国的高效的交通路线，对美国经济腾飞做出了很大贡献。公共健康措施已经大幅降低了天花、霍乱、黄热病、伤寒、肺结核、小儿麻痹以及麻疹所导致的死亡事件。职业安全法规已经降低了矿山和工厂中的事故发生率(Caplow,Hicks,& Wattenberg,2001)（注：Caplow,Hicks和Wattenberg(2001)将20世纪矿山和铁路的死亡人数剧减归功于技术的改进、侵权行为的赔偿增加以及工会谈判的推行，而不是因为法律制度的执行。然而，这些法规很可能在较大范围的安全生产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美国濒临灭绝物种法令》拯救了许多处于灭绝边缘的野生动物(Breining,1994)。
即便在这些成功的例子里，执行法律的过程中仍有意外的或事先估计不足的不良后果。始料未及的后果往往盖过了法律带来的利益(Sowell,1995)。国会制定的联邦公路体系吞噬了宝贵的土壤，打击了城市铁路运输(S.Browne,2002;Fellmeth,1973)，公共卫生的成功使得一些疾病在滥用疫苗的地方再度爆发(Fisher,1994)，职业安全法规导致采矿和工业运作转移到国外，使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失去了重要的造船、纺织和其他重工业(Fingleton,1999)。《美国濒临灭绝物种法令》使得一些野生动物暴露在肉食动物面前，威胁它们的生命，而在野外，野生动物是不会遭遇这些肉食动物的(Shaw,1995)。
如哈里·布朗(Harry Browne,1995)所说，“每个政府计划都会准备下一步的规划，以便处理第一部计划所带来的混乱。”(p.17)。斯宾塞在1850年评论道，在英国国会里，很少法规不是以“某法案的修正案”推出的，这些修正案里的“但是”总是预示了“前一部法规的失败”(p.12)。
一项规划的历史反映了所有规划的历史。先是立法，然后是试行，接着是失败；接着是修正案的提出和又一次失败；然后是多次修正和试行的失败，最终是废除，而一些新的计划会取而代之，这些计划注定会重复同样的过程和结果(Spencer,1995:12)。
尤难解决的是一小批顽固的社会问题——贫困、犯罪、阶级不平等和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困扰了几千年来的每个社会。“为了减轻穷人的悲痛，”斯宾塞在1850写道，“英国人民已经在国会通过了上百个法案……每个法案的推出都是因为前一部法规没有效果或不完整……这是怎样的一部法令全书啊！它充满着不愉快的经历”(p.11)。
政府失效
本文列举了政府部门在多数情况下严重失效的事实。当个人将关系到他们生命的决策权交给某些政府官员时，也将他们自己的生命交给了那些连最简单的事情都处理不好的人手里。团体共识就个人事务所作的决定往往比个人独自做的决定更不合理(Roots,2003)。“没有理由相信，所谓第三方代理‘社会’做出的决策更接近于未卜先知”(Sowell,1995:196)。政府的不断失效似乎没能阻止工具主义的精英推行他们的意志，无论市场怎样运行，他们都藐视市场。
卡尔·马克思在1860年代的作品《资本论》里，描述大量的法律反弹现象，他发现欧洲制定的许多法律声称要帮助工人，但是这些法律不是造成问题，就是被19世纪晚期的工业家绕开了。例如《1850年英格兰工厂法》，它规定了包括一小时午餐时间的10小时工作制，这部法规被“饿狼般追求剩余价值”的监工破坏了(1990:353)，他们千方百计从工人的用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中榨取一分一秒。马克思说，检查工厂的政府官员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收取微不足道的罚款和处罚，而这些罚款又被资本家算入他们的成本当中。马克思谴责这些法律不能遏止资本家罪恶的贪婪和无穷的狡猾，这就必然要求更多的法律来解决问题。虽然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要把人们从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把国家描述成资本家操纵的产物，但是他们主张国家用法规限制雇主；一个多世纪来，全球的决策者都注意到了这种办法，然而原有的不公平仍然存在(Greider,1997;Wolff,2002)。
对平等的永恒追求
马克思的思想鼓舞了全世界的革命和改革(Rius,1976)。在他逝世一个世纪后，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在国家的支持下实践着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而其他三分之二人口则在他所倡议的某种改革下生活，这使马克思成为有史以来自己的理论得到最广泛贯彻的社会理论家(Rius,1976)。劳动法、累进税制、公共教育和财产再分配法已经成为维护当今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尽管能够想到的通过政府计划来创造人类平等的各种体制都得到了实施，“社会不平等依然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Edgerton,1992:79)。不仅如此，在一些学者看来，社会的不平等在整体上还扩大了(Greider,1997;Wolff,2002)。
国家的转移支付
“减轻穷人的痛苦”，这句口号吸引了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兴趣达半个世纪之久(Sowell,1995:66)。许多批评家指出，福利转移的管理成本往往耗费了大部分拨给福利计划的钱。有时候，只有十分之一的预算能够真正到达福利接受者的手里(Funiciello,1994)。
讽刺的是，1960年代开展“反贫困战争”之前的10多年里，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一直处于下降状态(Sowell,1995)，福利法规实际上改变了这种长期趋势，需要依靠联邦政府来脱离贫困的人口比例大大地增加了(Sowell,1995)。福利待遇最慷慨的国家，也是贫困儿童增幅最大的地方，而那些福利较少的国家，贫困儿童的数量却普遍降低了(Goodman,1987)。
对福利开支的意外成本所作的学术研究很少(Murray,1994)。但是研究表明，因为福利计划的诱惑力，相当一部分人宁愿选择生活在贫困当中。在1980年代，至少有570万人——约占贫困人口的六分之——是因为福利而选择生活在贫困当中的(Goodman,1987)。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进行的一项实验表明，与那些不依靠福利的类似家庭相比，接受福利的家庭成员的举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丈夫的工作时间下降了9%，妻子下降了20%，成年男青年竟然下降了43%。丈夫的失业期长度增加了27%，妻子增加了42%，而单身家庭女性家长增加了60%。白人的离婚率增加了36%，黑人的增加了42%(Goodman,1987:37)。
另一项研究表明，每增加10%的福利，纳税人就会少交27美元的税金。美国政府每增加1美元的福利费用，个人纳税就会减少30美分(Goodman,1987)。
福利开支成效甚微，根本达不到预期目标，这一点鲜为人知。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真正有资格领取福利的人根本没有得到福利，而实际领取福利的人中有一半其实并不在贫困线之下(Goodman,1987)。这些财产实际上转移到了操弄体制的人手里，而没有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最大的受益者是政府机构本身和那些擅长舞文弄墨的人。旨在帮助“9·11”恐怖袭击中幸存的下曼哈顿小工商业者的联邦紧急救援款中，三分之一强最终落入了律师、投资公司和金融交易商手中，而没有给小餐馆和零售业者(Wyatt & Fried,2003)。
从1965年到1994年，美国纳税人在政府福利计划上花费了大约5.4万亿美元(Rector & Lauber,1995)，相当手美国私人部门的净值，这个数字也大大超过了美国纳税人在二战中所付出的成本（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Munro,1996)。然而，福利计划仅仅是巨大的财富再分配体制的一小部分而已。拉邦德与麦克林托克(Laband and McClintock,2001)报道，在美国，超过3万亿美元被联邦和州政府用于转移支付，大约有5500亿美元用来影响或阻止这些转移支付，人均有2000多美元被政府用来得到或阻止转移支付。
西格斯(Higgs,1994)指出，旨在平衡财富的收入再分配法律导致了一系列负面结果，这些结果很少被制定法律的人所预见，而它们不可避免地要破坏、阻碍和影响再分配的开展。这些法律(1)阻碍纳税人取得更多的收入、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2)打击接受者进行自我教育和投资；(3)影响协会、教堂、社团、非官方联盟对贫困人群的帮助；(4)制造了一个极力反对未来改革、严重扭曲人们对其恶果的认识的政府机构；(5)制造守法成本，实施这些法律要花掉大于四分之一的经费（注：James L.Payne(1994)的研究发现，美国联邦政府每花10亿美元就要另外花2.7亿美元来让人们服从政策，和让国税局执行政策。）。“在这样的转移支付社会里，大众不仅变得更加贫穷，而且更加不满、更无法自制、更加怨恨……参加自愿的社区活动的次数也减少了。”(Higgs,1994:6)拉邦德与麦克林托克(2001)指出，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转让财产，以使社会群体均等化，平衡的价值体系就被破坏了。巨大的行政管理成本，使得任何法律强制的转移支付制度，都将降低福利水平，都将造成原本可用于生产的资源被浪费掉(Laband & McClintock,2001)。
教育和不平等现象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工程师将公共教育视为按照平等原则来改造社会的基础。经济学家曾经认为教育的发展可以产生更加平等的工资，社会学家则相信提高入学率可以促进社会流动性(Boudon,1982)。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西方国家在教育上投入了有史以来最大量的资金，然而，与之伴随的却是收入不平等的扩大(Boudon,1982)。目前，为了做这个大实验，美国每年投入75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5%，入学率有很大提高；事实上，西方国家普及了高等教育。但是在这50年里，工资和收入的不平等不降反升(Wolff,2002)。因此，虽然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降低了，但是社会经济的整体不平等却变得更加严重(Boudon,1982)，使得美国的教育实验成为20世纪社会改革最大的失败。莱斯特·瑟罗(Lester C.Thurow)指出，我们将教育当做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对策，然而这是没有根据、没有效果的(Boudon,1982:29)。
公共教育与种族
虽然有数百万美元投资在实现白人和少数族群的教育平等上，但是这种尝试最终仍走向失败。在布朗诉教育局案(1954)的时代，社会科学家们一致认为由不同种族组成的学校将提高美国黑人的考试成绩，对白人也有同样的效果。最高法院对该案所做判决在某些地方就是以这个学术证词为根据的。但是，几十年来人们用公共汽车在白人区和黑人区之间互相运送儿童上学，这些计划花费了数百亿美元，专家们还无法证实废止种族歧视对黑人的学习有所帮助(Scott,1985)。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最初支持公共汽车计划，但在1980年代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事实证明，认为种族融合能够改善低层黑人儿童的成绩的设想，是不现实的。”(Scott,1985:28)
废止种族歧视导致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每一个后果反过来又要用新的法律、政策和勉强的宪法解释来修正。公共汽车计划导致1980年代前的几十年里，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的白人群起要求减少财产税基。为了取消种族隔离，每年每个学生必须多花约1000美元(Heise,1996)。斯科特(Scott,1985)指出，虽然无人计算过公共汽车计划的总成本，但每年花费数十亿元是确定无疑的（注：单单米尔瓦基市，在一年内就投入了30000个人力小时，去统计各个学校学生的种族情况进行(Scott,1985)。）。
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
平权措施的情况也一样，它的个别成功为意料之外的结构性成本的阴影所笼罩。研究表明，加诸美国经济的平权措施迫使其每年花费约2360亿美元，或者说每个有4名成员的美国黑人家庭每年需多花2.5万美元（美国商业研究中心，Kirsanow写于1995年）。平权措施可能会引发强烈反弹，在很多地区阻碍少数族群的进步。科尔(Cole)和巴贝尔(Barber)(2003)最近所做的研究表明，由于平权措施的实施，常春藤学校对有天赋的少数族群大学生关上了大门，因为平权措施把这些学生与美国学生中的精英放在一起竞争，这样他们只能拿到中等层次的排名，而在这些名校里拿到中等层次的排名是上不了研究生院，也进不了大学教授行列的(Wilson,2003)。平权措施，而非歧视，造成了美国大学教员里少数族群的比例低下；讽刺的是，许多人宣称，大学教员中少数族群比例低下是结构性或制度性种族歧视的明证。
更广泛地说，1960年代的《民权法案》给有色人种带来了利益，但是各种矫正性的制度在日益束缚美国人民，利弊已在某种程度上相抵。贫民、黑人（大多为黑人奴隶的男性后代）已经住进收容所，那里的条件甚至比他们祖先的生存环境更恶劣。南方有人带着脚镣挥锄除草，这些地方正是他们被奴役的祖先在内战之前劳动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奴隶后裔生活在更受束缚的州里——经常带着锁链，受更严密的监视，更严格地限制。一旦从监狱释放，这些贫困的美国黑人常常居住在破旧的房屋里，被剥夺了选举权、参加陪审团的权利、被选举权、以及携带武器等基本权利，他们的祖先也被剥夺过这些权利，不过现在他们被剥夺权利的理由是他们有罪在身(Uggen & Manza,2002)。
回到结构功能主义？
法律反弹的趋势表明，有些法律违背了人性。不仅基本的社会问题无法简单地用法律加以解决，而且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社会问题，因为社会充满痛苦，这是自然的。这种观念引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导的社会理论——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成果。功能主义者认为，种族和性别不平等、阶级分化、无家可归以及贫穷等持续的社会现象在执行着重要的功能，完成重大的任务，是“一个运转的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J.H.Turner,2000，引自Merton）。赫伯特·斯宾塞是功能主义的奠基人，在早期的功能主义著作里(J.H.Turner,2000)，他认为，政府应该发挥非常有限的作用——应该仅限于保护自然的人权以及保障私人财产(Spencer,1873/1996)。
斯宾塞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让人的本性自然发挥作用，国家不应介入工业和商业、不应为贫困人口提供救济、不应管理教育、甚至不应采取行动来改善卫生条件。在《政府的适当领域》中，斯宾塞(1842/1994)认为，贫困、无家可归和疾病等问题产生于“对自然法则的破坏”，产生于政府“愚蠢地试图在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中干预各种事务，实际上如果这些事务不受干预，它们是能够达成稳定的平衡状态的(p.53)。在斯宾塞看来，多数统治将个人置于不具合法性的权力的淫威之下，使之受到“以神圣的国会权力取代了神圣的国王权力的政治迷信”的任意摆布(Spencer,1902/1970:84)。
斯宾塞的观点直到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还主导着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美国法律反映了对商业、工业、经济和民政事务的自由放任态度。斯宾塞认为，法律干预打乱了社会平衡，这个观点在美国镀金时代被法院和选举产生的官员所引用。纽约最高法院在1885年下的判决书最为典型：“政府的干预破坏了社会结构的正常调节，打乱了精致而复杂的工业运转，它在试图扫除一个弊端时导致了一系列的错误”。
今天，功能主义几乎遭到全世界社会学家的指责(S.P.Turner,1993)。1970年代以后的学者嘲笑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观点（虽然这些观念在人类学中占有重要分量）(Edgerton,1992)。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主导学术界的权威团体赞成更多更深地介入社会，开展更多的社会试验，他们试图去改变干预社会的平衡。
如今，几十年来试图根除社会弊病的法律和规划失败了，社会科学家应该重新进行评估。这么多社会试验失败或无效的事实，应该促使社会思想家重新思考，他们应该接受，斯宾塞实际上可能是正确的。
什么机制导致法律趋向失效？
问题仍未解决：为什么法律总是遭到失败？而且尽管屡次遭到失败，这些法律还颇受欢迎？这些问题触及人性的本质。即使法律受到全心全意的支持与服从，法律依然会激发非法的现象，因为法律会刺激人们转向替代性的行为方式，激发人类意识中的竞争冲动，刺激人们在发现自我的过程中寻求替代性的实现途径。法律也改变激励、重组个人利益、改变人类的动机、破坏社会平衡，从而激起矫正性的反作用力，即便在最顺从的群体里也会出现这种反作用力，然后是政府内部官僚机构的抵制所产生的问题。很少有立法者会停下来认真考虑，新的法律将怎样“被‘官僚政治的惯性所干扰、被政治反对者所阻碍、或者那些精心准备的计划会被暂时的、普通的意外所干扰’”（Roots,2003:505，引自Irving Janis）。研究表明，不管政府部门的主管如何积极热情地工作，他们都无法改变他们的组织的实际作为，也无法改变组织开展工作的方式(Dilulio,1994)。事实证明，即便最热情的社会计划都是无效果的、无效率的，都不能对无法预期的环境做出很好的反应(Dilulio,1994)。在政治学的文献里，“你会看到一个又一个执行失败、改革受阻、管理被政治化、监管无效、和腐败横行的例子。”(Dilulio,1994:159-160)
将问题从一个机构转移到另一个机构
许多政策改革声称要在权力机构中引入深刻的变化，实际上是将问题从一个糟糕的解决方案转移到另一个糟糕的解决办法，然后回到原点。政府对待精神疾病的措施就是一个例子，它将病人的治疗场所从私立和国立医院逐渐转移到接待无家可归者的私立慈善机构，然后到罪犯审判系统。“因此，与其说降低了税负，还不如说是从一个机构转移到另一个去了。”(Horowitz,1994:188)
法律的未预期成本
法律失效最重要的原因，是未被预料到的或是隐藏的成本。立法者的评估粗糙，往往低估执行法律所需要的花费。政府的计划人员似乎有意误导公众对政府计划的成本和受益的认识(Twight,2002)。1965年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的时候，支持者的计划是，到1990年，这项制度每年的成本将达到20到30亿美元。实际上，这项成本在1990年已经高达980亿美元，超过了原来预想的30多倍(H.Browne,1995)。1980年代末的储蓄和贷款红利计划，当时的预期花费是500亿美元，曾引起巨大争议。但是，后来纳税人实际交纳的费用是1260亿美元(Twight,2002)。最近，国会成立了一个大型的新机构，对机场的乘客进行摄像监视，宣称纳税人每年要为此支付18亿美元。然而，仅仅在这个新机构成立几个月之后就可以看出，实际上每年的花费将达到60多亿美元(Roots,2003)（注：Edward(2003)提出了许多别的例子，如波士顿大隧道计划已经花费了五倍于原计划的财力。Edward举了美国审计总署的一项统计，发现38%的能源部项目研究花费了两倍于预计的成本。他还举了一项对258个政府项目所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90%的项目都超标（平均为28%)。“政治家利用‘蚕食术’的方法来公开所花费纳税人的资金，每次都只透露一小部分，他们希望以此赢得时间，以便在实际成本数公布时，所执行的项目因为已经深入开展而无法停止。”
法律有预期不到的成本，往往造成与法律的创造者和受益者的期望完全相反的结果。许多旨在帮助穷人的法律实际上却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例如，社会保障制度给穷人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惟一受益的是那些执行这项制度的机构(Schiff,1984)。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 2002)在最近的著作中指出，政府支持的高等教育实际上并没有让原本应该受益的人们得到帮助，而是将巨大的成本强加到了穷人身上。
实际上，往往是那些较为富有的人从贫穷的人身上得到经济补偿。例如，全球几乎都在实行“免费”的大学教育，而工人阶级的子女很少能够进入大学，因此他们实际上在为中产阶级的孩子接受教育缴纳税收(p.97)！
当然，最大规模的以合法的方式将穷人的财产转移给中产阶级的是医疗保险制度，这个制度起初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nson)的伟大社会计划，本意是促进公平和社会平等。然而，医疗保险制度导致医疗费用上涨了好几倍，上涨速度比1960年代通货膨胀率高出好几倍，造成穷人根本无法得到合理的医疗价格(Liebowitz,1994)。
医疗保险制度制定于1965年，目的是使老年人得到更便利的医疗服务。虽然病人从腰包里掏出的钱减少了，但是对医生和医院的需求却增加了。医疗保险制度还降低了医疗服务的供给，因为在这个制度下，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应付文牍工作、去遵守各种规矩，还有去想办法绕开这些规矩。因此，医疗费用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急剧上升。
结果，现在的老年人必须拿出比在医疗保险制度实行之前高出两倍的钱来接受治疗（通货膨胀计算在内）。而且大多数老人感到越来越难得到充分的医疗服务。政府自然会拿升高的成本和供应的短缺来做文章，说老年人没有医疗保险制度不行，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做这方面的工作。
人类的服从天性
也许读者会得到这样的印象，是公布法律的人造成法律的结果事与愿违，然而，许多证据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人类有服从不合理法律的本能。奥维尔(Orwell)说，发号施令的愿望不如服从的愿望来得强烈，远古以来人们好像就愿意追随缺乏理性的领导者(Gold,2003)。
斯宾塞感叹道：人类似乎总是“相信政治家作出的判断”(p.12)。人们宁愿相信政府权力，也不肯相信别人，甚至连他们可亲的邻居也不信(Twight,2002)。如特怀特所说，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在1780年代与1790年代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要建设一个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然而一届又一届选举出来的官员持续不断地逃避、压缩、歧视或者漠视这些条款，推翻了这个目标，其过程还往往得到选民的默认。
来自灵长类动物的教训
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2002)认为，人类服从领导者的本性要追溯到数千年前，当时史前人类四处游牧寻找食物。这是一段很长的历史，数千年里人类跟随领导者在地球上游荡，最终造就了我们今天对等级的追求。最初的领头人只是偶尔处于领导地位，而且缺乏迫使其他人顺从的权力(Harris,2002)。
人类在洪荒时代能够存活下来，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狩猎和采集过程中互相合作，并“进行大量的分享和互助”(Edgerton,1992:63)。但是，史前时期所必需的紧密团结，使得操纵他人成为物竞天择留下的特征，顺从领导阶层从此变得根深蒂固。
人类从法律和领导阶级那里寻求安全感的天性也许更为久远。灵长类动物学者发现，盲从领袖的天性，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中(Collinge,1993)。灵长类动物的世界是相当社会化的，黑猩猩是我们最接近的灵长类亲戚，它们带有政治色彩的行为更是和我们人类的行为极为相似。在猿群里，雄性领袖一般会指挥整个群体的行动，并对其他主要的社会安排作出指令。虽然它的统治常遭到其他雄性个体甚至雄性联盟的挑战(Collinge,1993)，但是这个群体依然会盲从头领的迁移命令和资源分配命令。
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者做出决定，这些决定也许非常不理性，而且也不一定比下属的决策高明，但它们依旧能够支配一切。如果不详究，会认为这是物竞天择留下的一种坏的社会特征。然而，“事实证明灵长类的进化是成功的，因此它们的社会生活方式肯定具有选择优势，使得它们能繁衍近5500万年”(Collinge,1993:43)。当然，群居生活的优势是众所周知的，它能最有效地觅食、防卫和保障安全。人类群体在生物学上的弱点迫使他们通过团队合作存续下来，而促进他们合作的文化遗产也得以保存下来(Mead,1934)。然而缺陷又无处不在，比如有些社会政策仅仅是为了凝聚团结，否则是荒谬的(Merton,1949)。现代社会中人类的行为表明，比起猿类，人类只不过比较有技能和工具而已，人类的结构和顺从本能与猿类一样，人类还在遵守猿类遵守的规则、法律和法令，尽管这些规则、法律和法令已无必要。在现代国家里，增设政府部门和制造繁文缛节的冲动有时候不仅没有促进人类的生存，反而使人失去生命。
结论
历史记载里，还从来没有这样的社会，其中法律的执行能够为立法者所预见。确实，让普通人自由描绘统治者的时候，他们发现的通常是自私、贪婪和无能。另一方面，统治者又抱怨不受约束的群众难以管制、忘恩负义(Edgerton,1992)。“好像我们这个物种受到现代黑死病袭击一样。”鲁梅尔(Rummel,1997)写道，“确实如此，然而是权力，而非细菌带来了瘟疫”(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