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文教材编制的民族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文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人指出：“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内容工具，似乎都还可以借鉴于他国先例的地方，独有国文，非有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1] 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则进一步指出：“语文是个民族性很强的学科。这不仅受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制约，而且还受这个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心理特点的影响。”[2] 毋庸置疑，在基础教育的所有各门课程中，语文的民族性最强，民族化是母语教材编制的核心和灵魂。
一、汉语文教材编制要反映汉民族文化传统、国家文化政策和当前文化状况
为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当今世界各国的母语教材普遍加强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介绍。但是，一套教材中占主流的文化必定是本民族的文化。语文教材民族化最显性的标志是教材中无处不在的民族文化气息。有人说，如果你想快速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状况，最直接的办法是读一读这个民族的语文教材，这话一点不假。只要稍加翻阅，文化嗅觉灵敏的人就能闻出教材中的文化味道。正因如此，世界各国无不重视母语教材编制的文化功能，反映和宣传本民族的文化。法国人历来以法兰西民族文化为荣，教材明显表现出这种自豪感，其文学教材以法国作家的作品为主。据统计，在法国所有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本国作家的作品占全部课文总数的80％以上，中世纪的英雄史诗、16世纪列那狐的故事、17世纪的古典戏剧、18世纪的启蒙文学、19世纪的小说诗歌、20世纪的新小说，构成法兰西民族母语教材中富有民族特色的人文风景。德国中学语文教材中诗歌所占比例很大，所选大多是本民族爱国诗人的杰作，民族特色鲜明，诗作大多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的自豪感，让学生从中受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英国的语文课程教材也非常重视古典文学传统教育，以达到思想道德、情感态度和民族传统教育的目的。叙利亚语文教材注重选编极具思想性、革命性、趣味性、哲理性、科学性、宗教性、知识性以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各方面的文学作品，教材具有明显的反殖民倾向和强烈的宗教色彩。由此可见，世界各民族都非常重视本民族文化传统内容的编排。
重视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名家名篇也是汉语文教材编制的一贯做法，从《昭明文选》开始就确立了这种绵延不绝的优良传统。民国时期，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古代作品一般占全部课文总数的50％以上，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代作品则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这一选编比例至今仍被台湾地区语文教材所坚持。新时期以来，大陆语文教材中的古代作品，初中一般占30％左右，高中则占50％左右，这个分量也是不小的。这些所选编的作品，反映了汉民族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语文教材虽不是文化教材，但能够见出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之一斑。在这些作品中，大凡语言、文学、科技、风俗、人情、名胜、建筑，无所不包，它们是哺育下一代的精神养料，是培育民族精神的根本。所谓继承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就是通过让学生阅读这些课文潜移默化地来实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观念，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的骨气，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气概，默默奉献、助人为乐的品德，敬老爱幼、珍惜友谊的情怀……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教材拥有了这些内容，就同时拥有了民族文化的灵魂。
一些华族文化圈中的国家甚至比我们还更加重视华族传统文化教育。如新加坡华文教材编制以“华族文化与传统价值观”为主题的教材内容非常突出，包括华族的传统节日与价值观、华族的传统礼俗和风俗习惯、华人家族观念、华人的奋斗史、汉字趣谈、谜语、俗语、对联、传统的民间文化艺术活动、中国古代的音乐与娱乐、中国古代的杰出人物、中国古代各行各业的人和事、中国古代的民间传奇故事、中国历史朝代演变及故事、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中国武术与保健、中国古典文学介绍等。这些内容进入教材，自然使之与其他民族的母语教材区别开来，从而拥有了浓郁的民族特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母语教材是国家意志的反映。母语教材与其他各科教材特别是与理科教材相比，其意识形态倾向性更为鲜明，必然或多或少反映一国的文化政策。如汉语文教材就应该宣传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反映党和政府在文化事业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介绍世界各民族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母语教材如果不反映本国的文化政策甚至唱反调，就说明教材失去了对青少年进行文化教育的功能。把不同国家的教材摆在一起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其中折射出来的各自的文化政策，这也是语文教材民族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汉语文教材的民族性还表现在它能及时反映国家当前的文化状况。现在的教材越来越强调时代性，重视与生活的联系。与时代隔绝的语文教材，也许有着沉甸甸的传统文化，但这种民族性是不完全的，是不发展的。汉语文教材编制民族性的完整理解应该是：不仅要反映中华民族已经过去的文化历史，而且要关注中华民族当下的文化状况，能让人从中看出中华民族当前文化发展的走向。
二、汉语文教材编制要充分体现汉语言文字的特点
如果说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是语文教材民族化的隐性特征，那么语文教材民族化的外在显现就是语言文字。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需要用语言文字来承载。判断一套教材的民族归宿，最简便的办法是看它用哪一种文字表达。这是外行的做法。科学的判断方法则是“披文入理”，即分析教材是否较好地体现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特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些民族的母语教材虽然是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书写的，但其编制思想、编排体系、内容组织和表达方式等各个方面，均没能很好地反映该民族语言文字的特点。这就是殖民地国家或历史上曾经被殖民过的国家母语教材编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母语教材编制照搬或模仿强势语言国家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在我国，近代西潮一方面固然催生了科学化的现代语文，但同时不可避免打上了或深或浅的“西方化”印记。以汉语语法为例。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语言学家张世禄就认识到语法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汉语语法的研究应该从汉语语言思维的特点出发，建立民族的理论体系。“八十多年来，汉语语法的研究虽然在西学的影响下也建立了一套分析方法，拉起了一个体系，但由于西方语法无力概括语言类型迥异的汉语语言事实，因而汉语语法学长期在西方理论的框架内徘徊，基本上不适应汉语的特点”[3]。这样的意见，汉语文教材编制却长期未能予以充分重视。又如，从19世纪末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存在的汉字拼音化思潮，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汉语文教材的民族特性。
汉字的根本特点是明确简约。汉字是由音、形、义等大量信息浓缩而成的方块字，独立性强，能够灵活自由地层层组合，如魔术般千变万化。一个人掌握了三四千汉字，只要他经常使用，就可以无师自通地形成几万甚至几十万个词语。一个汉字识字量只有三五千的人，有可能写出思想深刻、文采飞扬、风格独特的作品，这是学习西文所做不到的。汉语最明显的特点和优点是它的意会性、人文性强，文化意蕴深厚。“汉语是一种意会型语言，其语义表达和理解策略以意会为主，形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印欧语是分析型语言，其内部建构可以用一系列的符号和公式来精确地描写，并在数量上作出表述。”[4] 汉语语法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简易性和灵活性，这与西方语法的繁复性和规则性形成了鲜明对比。总之，汉语言文字这些区别于西语的特点，正是汉语文教材编制所应充分考虑的前提。
汉语文教材编制只有充分考虑民族语言的特点和规律，方能显出自己的民族特色。在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制反映了古人对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由于方块字学习的繁难，加之文言典籍的艰深，要求受教育者一开始就要在语言文字的学习上痛下苦功。为此，文字的认读和书写等语文基础的训练格外受到重视。建国以来，人们总结我国识字教育“早期集中”“文道结合”“诵读韵文”等传统，探索了“集中识字”“分散识字”“注音识字”“听读识字”“字族文识字”等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均不同程度地被小学语文教材编制所采用。又如，汉语文教材比西文母语教材编制更重视语感培养，其主要原因当然是汉语语法规则与西文相比具有极大的灵活性，“通过阅读逐步熟悉汉语词、语、句的组合关系及其对语义和情味的影响，是培养语感、提高语文素养的重要一环”[5]。再如，汉语中形声字、同音字、多音字、形似字较多，因此，强调语境教学、语感培养、语言玩味、语义辨析在汉语文学习中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也应成为汉语文教材编制的特色。
分析中西方语言文字的不同特点，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母语教材编写类型的问题。西方国家如俄罗斯、美国、英国等国的母语教材大多是语言与文学分编，而汉语文教材大多为合编型教材。为什么会有这一区别？理由大致如下：在西方，语言属科学范畴，文学属艺术范畴，对于注重形式为主的科学主义分析方法主宰的西方语言，其科学色彩更强烈，单独把语言教育分离出来，便于在学生中充分开展以语言文字知识为基础以知识运用能力为目标的语言训练，体现母语教材作为工具的属性，所以语文知识的系统化和语言能力训练的序列化、具体化是外国语言教材的一大特色。而把文学从语言中分离出来单独编排，又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体现母语教育作为人文的属性。但是，这样的语言文学分编，在我国就不一定行得通，这正因为汉语言有着自己的独特性：重积累轻规则，重意会轻分析，重感悟轻理性，语言能力靠大量的读写实践而获得，语言的学习寓于篇章和书册的大量阅读之中。上个世纪50年代单独编写的汉语教材之所以短命，主要原因即为教材构建的这套体系是大学现代汉语的“下放”，大学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又是从西方抄来的，基本不符合汉语言的特点和学习规律。所以，汉语文教材应编入符合汉语文特点的语法修辞知识，才能更好地体现汉语文教材的民族性，否则就会“食洋不化”而最终失去自我。
三、汉语文教材编制要符合汉民族心理结构和思维习惯
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保持本民族形象和全民族共识的心理基础。一个民族的形成一般要经历漫长的岁月，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逐渐积淀下来，代代相传，根深蒂固，形成了民族心理。如汉民族心理中突出的表现，就有中庸心理、攀比心理、一统心理、认同心理和从众心理等。
民族语言是民族心理的外在表现形式，民族心理总是通过民族语言折射出来，所以民族共同语对于维系一个民族共同心理非常重要。如汉民族的中庸心理、认同心理和从众心理等都在汉语表达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这不能不反映在汉语文教材编制中，从而对学生的思想观念形成影响，并使这些民族心理得以代代相传。如初中教材曾入选过一篇散文《花的话》，教材编者把这篇作品的主题解读为：赞美像二月兰那样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人民教师。但实际上它暗含了一种深层次的民族心理：贬抑自夸，赞美内敛。“巧言令色鲜矣仁”，这篇课文正可用来印证汉民族长期形成的这种共同心理和价值取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杨修之死》证明了敢于逆这种民族心理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惨重。又如，国人缺少宗教意识，使命感薄弱，一旦在现实中碰到挫折就容易消极避世，不敢挺身而出，只想保全自己，或曰独善其身，这也成了汉民族心理突出的一面。反映这种民族心理情绪的课文，一直在汉语文教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再如，忠孝是中华民族又一突出的民族心理，它一直是汉语文教材编制中的重要主题，历来都选编相当数量的课文进行这种民族心理的教育。
汉民族传统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是怎样的？一般认为，汉民族思维强调整体性、辩证性、具象性和动态性。“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则正相反。”[6] 基于所谓“东方型”思维特征，我国理论形态的呈现多半表现为体验感受型而非西方式的逻辑分析型。在这方面，我国古代哲学家和诗论家的思维方式与文本呈现是有力的证明。同样，汉语文教育的传统理论缺少西方那样相对严密的体系，大多是随感式的片言只语并以形象感受为主的阐述。
思维是语言的内核，语言是思维的外显，民族思维和民族语言密不可分，民族语言和该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特征互为观照。一种语言文字的优劣，不应该首先拿它与别的文字比较，而应该首先看它是否体现了本民族的思维方式。汉字否定论者和取消论者正是把语言与思维的这种关系割裂开了。汉字是汉民族祖先以观天地鸟兽，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方式创造出来的，体现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完美结合，“使汉字具有具象性、社会性、民族性等特点，它跟本民族注重联想、比喻、类比、推理的特点有不谋而合之处”[7]，充分体现了汉民族的思维特点。汉字在我国生存了几千年，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充分证明了汉字与汉民族的思维特点和思维习惯是相符的。
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习惯既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不足。汉民族语文教材编制中，这些优点和不足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今天的教材编制要努力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汉民族注重整体性和直觉性，教材编制中就应强调整体把握，重视培养语感，突出语文教材的熏陶感染功能，而对于民族价值取向中的“权威化”“功名化”“求同化”“中庸化”等倾向对语文教材编制产生的负面影响，则应当特别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