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失衡下相关利益者的微观失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性别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2)05-0026-10
修订日期：2012-03-31
1 引言
中国的总人口性别比一直都要远远高于世界水平以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常程度最严重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迁移和流动加剧了这种性别失衡的严重性，使得人口性别失衡的程度在城乡和区域间的差异放大，大量的未婚男性在区域上聚集，不仅仅会导致婚配困难，还会对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稳定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郭志刚和邓国胜，1995；Das Gupta and Li，1999；Banister，2004)。有研究指出这个群体的出现将可能导致犯罪率增加、艾滋病和性病大规模爆发，将给国际社会的安全带来威胁(Hudson and Den Boer，2004)。
国内外对于中国性别失衡的研究最初较多地集中于原因和态势的方面，近年来逐步转到对性别失衡后果的研究。已有的关于性别失衡后果的研究虽然较为全面，但都是简单从宏观方面推导或个别的微观调查，认为性别失衡会给社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性别失衡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势必会对整个社会成员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得不同类型的人做出不同的应对措施，从而进一步影响性别失衡。已有的研究并未明确区分性别失衡与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处于怎样的互动影响关系，而不同群体的失范行为又有什么不同。因此，本文试图从相关利益者的视角出发，结合失范理论分析性别失衡背景下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失范行为和表现，从而全方位多侧面地对性别失衡的微观失范后果进行深入探讨。
2 研究综述与研究设计
2.1 理论综述
目前的研究对于性别失衡后果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宏观分析推断，同时结合一定的数据验证。这些后果集中于经济后果、文化后果、社会后果、人口后果等方面(邓国胜，2000；周全德和周宏，2004；靳小怡和刘利鸽，2010)。在宏观方面，性别失衡会使得整个社会处于风险社会的状态，人口风险是整个社会风险的核心，刺激并放大了其他的风险，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流民、秘密社会等，在现代则主要表现为拐卖妇女及性产业的扩大(靳小怡和刘利鸽，2010；姜全保和李树茁，2009)；当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形成并聚集的话，发生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也会随之增加(Hudson and Den Boer，2002；Hesketh and Zhu，2006)。一项在印度1980-1982年的调查表明，在控制一些变量之后，谋杀案的发生率与性别比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Dreze and Khera，2000)；同时，在印度和中国基于性交易和拐卖妇女的行为也大量存在(Zhao，2003；Sen and Nair，2004)。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性别失衡会对社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与较为丰富的宏观层面的性别失衡后果研究相比较，微观层面的后果研究较少，少量研究也仅仅主要集中在性别失衡的直接影响的大龄未婚男性人群。一些研究发现在一些农村地区已经形成了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且该群体呈现出年轻化和高残疾比例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对社区的文化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靳小怡等，2010)；在微观方面性别失衡会使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受损(靳小怡和刘利鸽，2010；莫丽霞，2005)，增加了出现偷盗、抢劫及性犯罪的可能性，但目前来说并没有扩散为群体行为的迹象(刘中一，2005)。
国内外虽然对性别失衡的后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就性别失衡问题以及后果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由于与中微观的数据和资料较难搜集有关，这些研究或者在宏观和中观层面综合的讨论性别失衡的后果，或是基于小规模调查的一些案例分析，虽然其内容就实质而言也已经涉及失范行为的范畴，但大多数研究并未涉及性别失衡后果的一系列表现，即微观层面的不同失范，或者只是泛泛的从宏观的层面讨论失范，很少有学者将这些与性别失衡相关的失范放置在失范理论的研究框架之下进行系统研究。
朱力(2006a)在对国内众多失范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后，认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理解失范。宏观层面的失范是社会规范、制度与社会秩序问题，即指社会规范系统瓦解的状态。微观层面的失范主要是指社会团体或社会成员的失范行为。前者是规范本身的失范，后者是规范对象与执行者的失范。具体而言，失范包括价值、规范、行为三个维度(朱力，2006b)，宏观层面的失范包括价值失范和规范失范；微观层面的失范主要指基于宏观层面的失范而导致的个体道德失范和行为失范。宏观层面的价值失范和规范失范不仅会导致社会规范混乱与瓦解，社会秩序得不到有效控制，也会导致个体失去行动的指导和约束。具体在微观层面就会表现为各种道德失范和行为失范，其中道德失范主要指个体稳定的观念体系偏离了社会主流的观念体系(Richard，1986)，具体可以表现为一种与社会和他人隔离的状态和疏离感(Srole，1956)和无意义感(James and Karen，1990)；行为失范突出的表现为犯罪、越轨等偏离主流社会价值的行为(Gordon，1966；Agnew，2002)。由于受到性别失衡影响的群体不但包括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也包括与性别失衡直接或间接发生关联的个人和群体，因而在性别失衡背景下，个体和群体会表现出多种类型的社会失范。本文将突破过去将研究对象仅限于性别失衡下受婚姻挤压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将研究对象扩大到与性别失衡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相关人群，从而系统地研究相关利益人群的失范观念和失范行为如何影响性别失衡的或受其影响。
在众多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中以弗里曼在1984年提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Freeman，1984)，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相对于国外比较成熟和繁荣的相关利益者研究，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综述性分析，研究领域也主要是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研究(陈宏辉，2003；郭媛媛，2007)。少数应用型研究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群体性事件相结合，并将威勒模型对利益相关者的分类进行了改进(熊建和杨爱华，2008)。目前对于相关利益者的研究主要还是应用于企业和组织管理方面，在社会学和人口学的领域还非常少见。
图1 性别失衡下相关利益者的微观失范研究框架
从相关利益者理论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在性别失衡的背景之下，影响性别失衡并受性别失衡影响的群体并不单单是大龄未婚男性，还包括未婚女性、已婚人群以及大龄未婚男性的家庭等等，这些人群同样会对性别失衡的状况产生影响，并同时又受到了性别失衡的影响。因此，从相关利益者的角度对性别失衡背景之下各个群体的失范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从不同群体的角度系统、深入地研究其失范的原因和表现，使我们更清楚地识别性别失衡的相关利益者的失范，以及这些失范与性别失衡直接相互影响的机制。
2.2 研究设计
基于前文的理论综述和本文的研究目标，我们提出了分析性别失衡下相关利益者的微观失范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性别失衡背景之下的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微观失范，具体为道德失范和行为失范。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失范包括：导致性别失衡的道德和行为失范，以及性别失衡引起的道德和行为失范。由于公安司法的资料难以获取(违法犯罪的行为失范资料无法获取)，本文实地访谈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仅限于道德失范和一般性越轨的行为失范。
图1体现了本文主要研究思路，性别失衡下的相关利益者包括了众多个人和群体，他们的失范与性别失衡相互作用和影响。相关利益者的微观失范直接或间接导致性别失衡产生，而性别失衡的状况又会影响其他相关利益群体的失范，这些群体的失范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性别失衡的态势，也可能诱发更多相关利益者的进一步失范。性别失衡导致了不同个人和群体的失范和受他们不同失范的影响，使得相关利益者都卷入了这个恶性循环中。
为了便于分析不同个体和群体不同的道德失范和行为失范，本文将从家庭生命历程的角度划分为婚姻失范、生育失范、性失范和养老失范，而日常失范将贯穿于整个家庭生命历程之中。具体而言，性别失衡背景下的道德失范主要指基于性别失衡直接或间接导致个体在婚姻、家庭、生育、性和养老等观念偏离主流价值的现象；而行为失范指基于性别失衡直接或间接导致个体在婚姻、家庭、生育、性和养老等方面偏离社会认同的各种行为。为了实现研究目标，本文从相关利益者的视角出发，探讨不同群体的道德失范和失范行为。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进行选择性生育父母、以大龄未婚男性为主的未婚男性及家庭成员、小龄未婚男性、婚龄女性及家庭、已婚男性及家庭、女孩和女婴等等。
3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均来自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从2007年10月至2009年12月，历时两年多的实地访谈调查数据。这些调查对中国不同地域和不同特征的农村人口和城市里的农村流动人口进行的六次实地调查，这六个地区的选取主要是基于2005年小普查各省的性别失衡的程度，我们选取了性别高度失衡(安徽省和陕西省)、中度失衡(福建省、河南省和广东省)和低度失衡(浙江省)的地区，虽然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但是对于了解中国性别失衡后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六个地区实地调查均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主要负责完成，每次的调研团队由老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组成十人左右团队，各位老师主要负责调查的组织协调工作，同时主持组访座谈和进行个访工作，各个博硕士研究生分组进行实地的个访工作。我们分别于2007年10月在河南省的Y县，2008年8月在安徽省的H县，2009年7月在广东省G市，2009年8月在浙江省三个县，这三个县分别代表了高、中、低出生性别比变动的不同阶段，2009年11月在福建省X市，2009年12月在陕西省的A市进行了个访和组访。每次实地访谈结束后，参与调查的团队成员将访谈的原始谈话记录(或录音资料)进行两次整理，即根据原始资料整理第一稿，然后按照课题组规定的提纲整理出第二稿，然后将这些资料统一编码，最终将六次访谈内容建成质性访谈的数据库。
基于已有的研究和宏观初婚数据分析，中国农村是普婚制的社会，在农村到了一定的年龄还未结婚往往都属于被迫“失婚”。历年的初婚数据显示，初婚年龄随时代变化有所提高，但是农村男性均在26岁之前成婚(路遇和翟振武，2009)，我们的研究定义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为年龄在28岁以上且从未结婚的个体。我们实地访谈所选择的访谈对象也均是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的不同人群，主要包括：18—27岁的小龄未婚男性、28岁以上从未结过婚的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成员)、未婚女性、已婚女性和已婚男性。另外，我们还对相关的工作人员和学者进行了访谈，以期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失范的人群以及其失范的形式。
访谈所采用的是半结构化的问卷方式，访谈类型分别有个访和组访两种。六次质性访谈的主要访谈主要内容包括：基本信息、社会交往和经济状况以及各种类型的失范态度和行为——婚姻失范、生育失范、性失范、养老失范和日常失范等内容。
六个地区访谈共进行了26次组访(其中女性组访共8组，未婚男性1组，已婚男性6组，工作人员10组，历史学者1组)和178次个访(其中小龄未婚男性2人，大龄未婚男性58人，大龄未婚男性的家庭成员23人，未婚女性5人，已婚女性37人，已婚男性26人，工作人员27人。)。在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陕西省的个访中，由于调查地为城市，受人口流动因素的影响，仅对2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家庭成员进行了访问。
4 研究结果
本文所研究的相关利益者是指能影响性别失衡以及受到性别失衡影响的个体和群体。对道德失范和行为失范的分析，主要基于家庭生命历程阶段的从不同维度，来分析不同类型的失范及与性别失衡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4.1 婚姻失范
与性别失衡相联系的婚姻失范行为主要表现为与买卖婚姻相关的行为和倾向。然而，买卖婚姻这一失范行为的盛行，其背后却蕴含着深层的利益结构关系。性别失衡导致的婚姻市场供需失衡是导致买卖婚姻的直接原因，而买卖婚姻可能进一步将女性角色“物化”，加剧了性别不平等，进而导致性别失衡持续偏高，促使婚姻失范与性别失衡发生恶性循环。
在性别失衡的背景之下，婚姻市场上的供需失衡导致男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那些比较劣势的大龄未婚男性面临着严重的婚姻挤压，这一状态迫使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婚姻模式成婚，转而更多地通过非正常方式寻求婚配，尤其是通过买卖婚姻来实现。买卖婚姻之所以盛行还在于女性社会角色被物化。一方面女性的家庭角色物化为生育工具，传宗接代是失婚男性买媳妇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女性沦为婚姻市场中的商品，成为部分不法分子谋利的工具。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给大龄未婚男性介绍婚姻可以获得3000元左右甚至更多的报酬(编码：1051011303)。由于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物化为“商品”，一方面通过买卖婚姻可以局部的缓和性别失衡导致的婚姻挤压，而另一方面可能会强化男孩偏好，导致部分人群进行性别选择，从而使得性别失衡持续偏高。
与性别失衡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导致了婚姻买卖的盛行。这种婚姻市场供需的失衡导致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人、婚龄女性和“中间人”都主动或是被动的参与到买婚这种失范行为中。大龄未婚男性面临严重的婚姻挤压，他们对买婚具有较强烈的兴趣和需求。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多数大龄未婚男性都有过买婚的想法和计划。而这些大龄未婚男性的家人也积极地参与到买婚行为之中，大龄未婚男性的父母会托熟人给介绍对象或“中间人”。由于买婚和骗婚存在巨大的利益，很多“中间人”都积极地参与到买婚骗婚的网络之中。而且当地群众一般都对大龄未婚男性不能成婚表示同情，对买婚行为持默许态度，进一步助长了婚姻失范的长期存在。在我们访谈的一个农村地区，当地男方在正常嫁娶婚姻模式中需要负担10-20万，而从外地“引进”媳妇的费用要少很多，目前就3-4万左右。中间人报酬主要集中在1000元到5000元之间。由于男性成婚困难和到外地娶媳妇的普遍性，多数被访者表示对买婚现象“能够理解”(编码：2010310300，201020100)。正是基于这种“能够理解”的乡土文化，使得婚姻失范在农村贫困地区长期存在。
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买婚行为对其他相关利益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体现促使一些小龄未婚男性参与到买婚行为当中，进而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影响。由于大龄未婚男性在本地婚姻市场受挤压使得通婚圈被迫扩大，这也影响到其他未婚男性群体的婚姻决策。女性的婚姻梯度迁移使得云贵川大量女性流出的贫困地区婚姻挤压更为严重，而买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婚姻挤压，但另一方面却加剧了女性婚迁流出地男性婚姻挤压的程度，这些贫困地区弱势地位的男性群体是买婚失范行为的间接的受影响者，成为了承担性别失衡后果最终受害者，这给当地社会发展和稳定都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当地的男性一般在22-25岁左右结婚。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年轻人还是倾向与在本地寻找配偶。由于大龄未婚男性难以在本地找到配偶，使得这一弱势群体千方百计通过熟人网络买媳妇。而这也影响到一些小龄未婚男性群体，也开始通过这种途径来以较低的婚姻费用买媳妇(编码：2101011000，5030120092)。
性别失衡促使买卖婚姻盛行，使得大龄未婚男性及家人和婚龄女性成为性别失衡的直接受害者。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很多大龄未婚男性都曾遭遇过骗婚，他们都或多或少在经济上蒙受了损失，这种现象在农村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中很常见，这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9年的百村调查中观层面分析的结果相一致(靳小怡等，2010)。在走访过程中，一位大龄未婚男性表示其曾经有两次被骗婚的经历。第一次是亲戚介绍的，媒人要走1000，后来就没音了；第二次是媒人要走了3000多元的“定钱”后就再也找不到人(编码：1051011303)。有的大龄未婚男性在当地有人成功买婚的影响下，先后两次买婚均受骗，两次均给了中间人(人贩子)1万多元的定金后，第一次买来的云南媳妇和第二次买来的四川媳妇都是结婚几天后逃跑(编码：2020402032)。当买婚取得成功时，大龄未婚男性就成功地转变了自己的社会角色成为已婚男性，是买婚行为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当他们遭遇骗婚时，则会人财两空，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上的损失，更多的是精神和心理上的伤害。
对于大龄未婚男性的家庭成员，当遭遇骗婚时，不仅给大龄未婚男性本人造成巨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他们的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也同样备受这种骗婚的心理折磨和经济重压(编码：1051012303)，有的父母因为把全部的积蓄给儿子从云南买了媳妇，结果媳妇在结婚的几天后趁机跑掉了，心里感到愤怒和郁闷，而且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几次都想到自杀(编码：2310301012)。
对于婚龄女性，许多被买来的外来媳妇一般主要操持家务，很少出去打工，可以看出丈夫家庭对外来媳妇的戒心，妇女的发展权受到伤害。个别被买来的外来媳妇会选择逃跑，如果逃跑成功，势必漂流在外、举目无亲，如果逃跑不成功，被抓回来会受到拷打和更加严密的看管，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编码：2101011000)。
4.2 生育失范
与性别失衡相联系的生育失范，在道德失范方面主要指生育方面上的偏好男孩的观念；行为失范主要指生育方面上的性别选择行为，包括生育前和生育后的选择行为，如胎儿的B超性别鉴定、选择性的流产、溺婴弃婴等，以及在抚养教育等方面对男孩和女孩的区别对待等行为。
性别失衡首先表现为人们偏好男孩的道德失范，并在这种道德失范的引导和利益的驱动下，部分父母和提供生育选择的个体与群体共同参与到选择性生育失范行为中，并最终影响到女胎和女婴的生存与发展权。根据访谈我们发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居民，男孩偏好观念根深蒂固，难以短期内转变。有相当一部人依然保留有较为强烈的男孩偏好，非常赞同一个家庭中至少应该有一个男孩，认为没个男孩就没有后代了(编码：1082211201，1051012303)。这种现象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尤其严重，当地的人会到庙宇里拜佛拜祖先来希望生育男孩(编码：5030120014)。在农村社区生女孩的妇女和家庭成员会受歧视，背后有人会说闲话(编码：5030120063)，在和村民争执时会被其他村民骂绝八代(编码：2010310300)。处于性别失衡背景下的父母们并没有因为宏观的性别失衡而改变自己的生育意愿，有的受访者也知道目前中国存在男多女少的现象，但自己还是想生育儿子，认为生育女儿那是别人的事情(编码：1092813201)。
男孩偏好长期存在也导致了性别选择的市场广泛存在并具有较高的利润，在利益的驱动下，促使部分医生和医疗机构也参与其中，导致选择性生育失范行为盛行。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父母为了生育男孩采取了多种手段，使得很多私人诊所和个体游医进行非法性别鉴定和流产已经是半公开化了。在农村做地下B超的比较普遍，收费并不贵，只要给钱就会告诉性别，如果是女孩想流产的话，也不需要开证明，只要给钱医生就会做(编码：4102000305)。有的父母为了达到生育男孩的目的，会在一些私人诊所做性别鉴定和引产，或者生了女孩先藏起来不上报或送人(编码：3103010407)。因而，虽然法律法规对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及选择性生育的处罚有明文规定，但由于在刑事责任规定和犯罪主体规定等方面存在着缺位，加上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目前B超机性能大大提高且便于携带，使得进行非法B超鉴定更加具有流动性和隐蔽性；在这个“两非”市场上，有强烈的买方市场需求(一些人需要鉴定胎儿性别)，而且卖方成本低(B超购买方便)和风险也低(如果被抓无法判刑，只是罚款)，所以性别鉴定和选择性人工流产在农村基层还是比较普遍，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少数医务人员和个体医生违反职业道德，甚至置有关法律法规于不顾，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只是这些行为更加的隐蔽(编码：3101030201)。我们访谈中还发现，个别医疗卫生机构的“两非”现象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超出经营范围开展违规(违法)业务和违规使用堕胎药品严重。一些黑诊所黑B超手法非常隐蔽，流动性大，即使被计生部门抓住并处罚后，这些机构和个人会因为高额的回报而很快“重操旧业”(编码：3103010408，4101010402)。
生育失范行为一方面损害了女婴和女孩的生存与发展权力，另一方也导致了大量大龄未婚男性的产生，使得男性最终也成为生育失范的利益受损者。而就男性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男性而言，他们最终承担着生育失范的后果婚姻挤压。就女性而言，男孩偏好的道德失范使得女胎和女婴成为直接受害者，她们或者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力，或者在出生后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而且忍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健康风险去做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也是女性权利受损的体现。有些女性在生育女孩之后受到婆婆的歧视，自己和孩子都得不到很好的照顾(编码：4101010502，4103020409)。生育一个女孩的父母，会千方百计地生男孩(编码：4103010410)。有的女性在生育两个女孩后，婆婆催着自己逃离到外地生男孩，在自己第三胎还是生育了女孩后，婆婆不仅不照顾孙女并且和自己断绝了来往(编码：4103010410)。
持续的生育失范也导致偏好男孩的道德失范在社区群众中得到传播，并可能导致性别失衡与生育失范出现恶性循环。有些大龄未婚男性虽然自身遭受了性别失衡的负面影响，但他们依然希望自己在成婚之后能够生育男孩，他们认为“没个男孩就没有后代了”(编码：1092811101，10103020102)，老人也没有依靠了(编码：1092811102)；一些大龄未婚男性也认为家中至少应该有男孩且越多越好，男孩子应该多读书，而女孩子无所谓。甚至有人表示自己结婚后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那他就会继续生直到有男孩为止(编码：2401011302，2092811101)。由于自身没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大龄男性在教育机会上还是明显的偏重男孩，可能的解释是如果自己有男孩一定要好好培养不能像自己一样，社会性别分工的观念还是比较传统。虽然在访谈中也发现有些大龄男性表现出较弱的男孩偏好，但是那也只是应时之举，他们也承认如果自己经济条件好，还是倾向于要男孩。
无论质性研究还是调查数据均显示，男孩偏好观念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依然非常强烈。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的专项治理行动，使得群众生育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男孩偏好依然存在。而性别选择的长期存在与大龄未婚男性这一群体大量的出现，对男孩偏好起到的影响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由于一些地区的农村买婚的普遍，女性角色被更加物化，从而加重了当地群众对女性的歧视，而这种歧视最终又强化了男孩偏好。这些因素又可能激化生育失范，使得性别失衡持续偏高。
4.3 性失范
与性别失衡相关的性失范，在道德失范方面主要是指不正常的性观念等；行为失范主要指面临婚姻挤压的压力，一些难以正常婚配的男性为满足其生理需要所采取的各种婚外性途径。
性别失衡可能导致大龄未婚男性、未与配偶一起流动的已婚男性和女性，出现找“小姐”、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性行为等失范行为。大龄未婚男性因不能成婚，其性福利受到了较大的损害，他们解决自身生理需求的方式主要有找“小姐”和自慰(张群林等，2009)。访谈中大龄未婚男性中大多数都有过找“小姐”的经历，他们也能很坦然地承认这一点(编码：6016030702)；在城市中打工未与配偶一起流动的已婚男性构成了事实失婚的“大龄未婚男性”，他们也经常去找“小姐”，并且他们认为这是“男人的正常需要”，并不觉得有不妥之处。他们经常会互相沟通交流，介绍朋友们去性价比较好的场所去消费(编码：601603085，6010603072)。在农村的大龄未婚男性也可能为自己找到固定的性伴侣，有些大龄未婚男性有“相好”的，只是比较隐蔽。这些相好的大都是丈夫在外打工的已婚女性，女的有点姿色，给20-30元或者给物和衣服等，就可以在一起(编码：1051026600)，另外还有小部分大龄未婚男性存在同性性行为，在我们访谈中了解到大龄未婚男性的同性性行为现象正在逐渐增加，他们有着固定的聚会场所，甚至有些男性还以此作为敲诈的借口(编码：6001601052)。强奸现象在农村也时有发生，至于奸夫或强奸者一般是光棍汉，更有甚者有些地区还存在乱伦与共妻的现象(编码：1092823200)。失婚不仅使得大龄未婚男性面临性匮乏的处境，而且也使得一些大龄未婚男性因更多的商业性性行为、更多的性伴侣和同性性行为而面临更多的感染性传播疾病的风险。
在性别失衡的背景下，人口流动促进了地下性产业的发展。大量的大龄未婚男性、未与配偶一起流动的已婚男性的存在催生了大量性服务业，并将女性带入其中，使得这部分女性也成为性别失衡的间接受害者。目前中国已经有超过2亿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处在生育旺盛期的育龄人口，乡城流动人口构成了这个群体中的主体。大龄未婚男性和未与配偶一起流动到城市的已婚男性成为了地下性产业的主要消费者，而一些底层的“小姐”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对象。在我们走访的城乡结合部发现，凡是农村流动人口聚集的地方，性服务业就会非常的兴旺和繁荣，性产业链非常发达，组织性工作者的集团内部和外部分工明确，内部类似企业化管理，每个小集团都有老板、片场经理、打手等等，他们负责经营自己所在区域的性产业正常运转和保护“小姐”们；外部则是要方方面面的处理好关系。
我们访谈的一个只有十几条小街的城中村，农民工就暂住了2万多人，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就600多人。每条街道都明确地划分给不同的小集团，“小姐”们分属于不同的小集团，这些“小姐”们每天工作量很大，但每次仅能收入20-30元，其中一半的收入是归小集团的负责人所有的(编码：6010603102)。同时，有些女性未成年人也被迫从事性工作，有时因为措施不当，频繁的人工流产会对身体和心理健康受到巨大的危害，很多性工作者会经常去医院，她们去医院看病(多为妇科病)和去做人工流产(编码：5030120014)；访谈中发现，在城市中较为底层的性工作者大部分都是年纪较大已婚的女性，他们主要是为了养活在农村老家的丈夫和孩子才从事这个行业，虽然非常辛苦，却从来不敢向家人提及此事，心里苦闷也没人诉说(编码：6016020903)。大量的未婚女性沦为性工作者也使得婚姻市场上的适婚女性数量减少，从而也从另一个侧面加剧了婚姻市场上的男性婚姻挤压状况。
流动男性可能成为性病和艾滋病高危人群与留守农村的已婚女性的中介桥梁，而使得留守女性也成为性别失衡的间接受害者。根据全国妇联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的留守女性已经超过了5000万(法制日报，2011-04-09)。农村留守女性最容易受到被动感染性病的风险。农民工已经是城市底层性产业的主力消费军，由于光顾次数的频繁和生殖健康知识的匮乏，是感染性病的高危群体。访谈中也发现有些大龄男性和已婚男性也存在顾虑，想找“小姐”，但现在性病和艾滋病很多，万一传染了给家里也不好说(编码：6010603062)。留守女性面临最大的健康危险是丈夫(或是与自己有婚外性行为的大龄未婚男性)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染上的性病，许多留守女性不知不觉地染上了性病从而影响生殖健康。
4.4 养老失范
与性别失衡相关养老失范，在道德失范上主要表现在大龄未婚男性不愿意赡养老人态度；行为失范主要指大龄未婚男性不赡养老人等行为。
养老问题是导致中国性别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目前仍然以家庭养老为主，而儿子是主要的养老承担者。以“养儿防老”为目标导致的性别失衡也给大龄未婚男性及其父母和相关政府养老机构提出了养老方面的问题与挑战。性别失衡可能导致部分大龄未婚男性的父母面临养老支持不足的问题。大龄未婚男性的家庭均较为贫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比较低，自身家庭的贫困和受教育的欠缺决定了大龄未婚男性的经济来源的有限性，他们与已婚男性相比并不能为父母提供较多的经济支持；相反，由于其经济收入有限，父母可能还要为其提供一定的支持，尤其是家务支持，这就加重了父母的负担，也加重了整个家庭的负担。我们访谈的大龄未婚男性通常都与其父母居住在一起，这一方面使得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提供支持，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加重父母的经济负担(编码：1092812101)。有的大龄未婚男性好吃懒做，父母都年事已高，自己不愿意出去打工，还要靠父母养活，生活起居也都是父母照顾(编码：1082224600，1051011303)；同时由于自己的未婚身份，给父母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父母和大龄未婚男性也经常会因为结婚的事情发生争执，使得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不好(编码：1092812101)。因此，大龄未婚男性对父母的养老支持无论从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情感支持方面都远远低于普通家庭。
由于大龄未婚男性自身的养老问题不可能依靠自己解决，他们没有儿女，所以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来解决自身的养老问题(编码：1092811501，1092811502)，从而也会加重当地政府部门的经济负担。目前地方政府的养老机构主要是照顾鳏寡孤独的五保户，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大龄未婚男性出现并逐渐进入老年阶段，基层政府的养老压力非常大(编码：2101011000)。
性别失衡不仅带来的大龄未婚男性自身及其父母的养老问题，还可能会导致其兄弟姐妹在赡养父母的问题上出现不愿意承担太多责任，兄弟姐妹关系紧张等养老失范。大龄未婚男性因失婚和经济拮据虽然能够为父母提供一些代际支持，但这些支持中经济支持较为有限，他们有时甚至负担不了自己的生活而需要其兄弟姐妹的帮忙，这就是他们产生矛盾的根源。当然，大多数大龄未婚男性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是和睦的，但也有部分人并不能与家庭的其他人很好的相处，尤其是与其兄弟的关系较为紧张(编码：1051011603)。有的大龄未婚男性觉得自己兄弟很多，自己经济能力有限，母亲不应该由自己照顾，应该由其他兄弟来照顾(编码：1082211302)。有的大龄未婚男性家的兄弟姐妹为了应该由谁来为父母养老闹得不可开交(编码：6010601034)。
4.5 日常失范
与性别失衡相关的日常失范，在道德失范方面主要表现为自卑、对生活的不满和郁闷情绪等；行为失范主要指偷盗、赌博和聚众闹事等行为。
严峻的婚姻挤压会导致大龄未婚男性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心理抑郁等道德失范，并可能导致偷盗、酗酒等越轨行为出现。由于成婚困难，在心理上通常会存在落差和心理暗示，会感觉周围的人在歧视他们，从而产生一种被剥夺的心理状态，而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催促就更加强化了这种被剥夺的心理。与已婚男性相比，大龄未婚男性的抑郁度很高，而生活满意度则较低(李艳等，2009)。基于这种心理状况，很多大龄未婚男性都会觉得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苦闷的和不公的，原本开朗的性格也会因此而变得内向，他们排解这种心情的方式主要是借酒消愁和找“小姐”，还有部分人会采取自虐的方式，会找人打架或用烟头烫自己(编码：1092812401，1092811401)。这样的心理状态无论对大龄未婚男性自身还是对于他人乃至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不稳定因素。
除了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之外，大龄未婚男性的日常失范行为还表现在经常有偷盗行为的发生。有的人到处蹭饭、喝酒，村里人都很讨厌。有些人品德不好，经常偷东西，别人也不愿意与其交往(编码：1082224600)。部分大龄未婚男性参与了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发生比例较高的为聚众赌博、合伙偷窃和聚众斗殴(编码：11020809095)，这些失范行为对社区的破坏性较大，大龄未婚群体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社区的风气和社会的治安状况。
大龄未婚男性的日常失范可能会导致社区其他人群将他们排斥于正常的社会交往之外，从而加剧了大量未婚男性的脆弱性。由于大龄未婚男性的日常失范以及伴随的污名化导致社区人群也表现出对大龄未婚男性这个群体的歧视，不愿意交往等失范行为。访谈发现，村里还是会有人瞧不起大龄未婚男性，认为他们没出息没本事(编码：1092823200，2410117302)；村里群众表示如果家里办酒席，不希望这些不能结婚者来参加，觉得跟大龄未婚的人交往不安全，认为他们还是行为举止有些奇怪(编码：1051014201)，部分人认为大龄未婚男性这一群体的存在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而也有人认为他们会对别人家庭的稳定的影响更大一些(编码：2040410154，2050306105)。
5 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性别失衡背景下道德失范和行为失范之间都相互交叉和重合，各个失范的相关利益者之间也相互影响并紧密联系。本文从相关利益者的视角，基于家庭生命周期中的多个维度来对性别失衡下失范进行分析，得出了较为丰富的结论。
首先，在性别失衡背景下，个人和群体基于自身的利益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各种与性别失衡相关的失范中，并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导致性别失衡产生的道德失范再生产，从而使得性别失衡持续偏高，并可能进一步导致失范的持续发生。性别失衡导致了系列的利益链条产生，这些利益链条将各类相关人群卷入其中，如性别失衡导致的婚姻市场供需失衡引发买卖婚姻和性产业拥有巨大的市场和利益回报，从而将“中介人”、“女性”、“失婚男性及其家人”等群体卷入其中，并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买卖婚姻、性交易等失范行为出现；而这种以女性物化为“商品”的利益链条又可能进一步强化了性别的不平等，从而导致男孩偏好的持续存在并诱发出生育失范，导致性别比持续偏高，进而可能导致性别失衡与失范的关系发生再生产。
其次，在性别失衡的背景之下，所有人的利益最终都将受到损害。性别失衡不仅直接影响女性权益受损，通过利益关系链也导致各个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受损。男孩偏好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性别不公的体现，这些思想的存在从根本上导致了性别失衡和女性缺失，损害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权；然而，性别失衡导致的婚姻挤压问题，又诱发出了婚姻利益链、养老利益链等关系链条，并导致系列的失范行为出现，导致其他各类人群卷入其中并受到了影响，引起一系列的反应，从而最终造成社会成员总体利益的损失。
再次，我们研究发现性别失衡背景下相关利益者在婚姻、生育、性、养老、日常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道德和行为失范，其中婚姻、生育和性方面的道德和行为失范较为明显和突出，主要表现为非常态婚姻的盛行、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婚外性行为等，而日常和养老方面的道德和行为失范发生较少，失范表现并不是非常明显。
最后，失范也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这与已有的少数定量分析的结果相似。中西部地区较易发生日常失范，西部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参与赌博、斗殴、偷窃、抢劫的比例较中、东部地区高，而中部地区又普遍高于东部地区(靳小怡等，2010)。我们发现东部地区较易发生生育失范，东部地区虽然经济较为发达，但是有些地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大，重男轻女的思想仍较为严重，良好的经济条件也为他们进行性别选择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条件；婚姻失范和性失范在各个地区都易发生；而养老失范则在各个地区的发生均较少，由于大龄未婚男性受到了父母相对较多的照顾与帮助，所以大多数大龄未婚男性对父母的日常照料的代际支持较高。
本文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文尝试从微观层面利用访谈数据对性别失衡下各个群体的失范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但由于访谈抽样的偏差和实际调查的困难，并没有对一些特殊人群(如在押的犯人)进行访谈，这可能会对分析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本文并没有分析在性别失衡下，从个体失范到群体失范的机制，从而导致社会安全和社会风险放大，我们将会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