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南巡谈话》是邓小平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全党全国人民所作的最全面的政治交待。它解决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关键问题，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准备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因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 邓小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本质 理论和政治意义 历史地位
1992年春，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顾88岁高龄，亲临领我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南方巡视，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谈话。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举措，也是一次异乎寻常的谈话。根据谈话内容整理成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以下简称《南巡谈话》）一文，当时曾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发至全党和全国，对我国的局势以及社会经济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南巡谈话》作为最后一篇文章已经编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南巡谈话》无论在邓小平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都是一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将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今天，我们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进一步阐明《南巡谈话》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及历史地位，对于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对于总结和吸取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和肯定邓小平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作的巨大贡献，对于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南巡谈话》实际上是邓小平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及全党全国人民所作的一次最全面的政治嘱托和政治交待，表现了邓小平对党的事业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和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高度信赖。
邓小平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难得的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1978年以后，他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一直起着核心作用。邓小平从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身体力行实行退休制度，带头废除了实际工作中党的核心领导干部终身制，1989年9月他坚决地从岗位上全退下来， 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彪炳千秋的典范。在退休的前后，邓小平与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谈话。其中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 就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明确的“政治交待”。其主要内容是：第一、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个政策几十年都不能变。因此要选人民公认的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进入新的领导机构，组成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1〕第二、 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特别是要坚决依法惩治腐败，要过反腐败这一关。并告诫如果反腐败下不了手，就会丧失人心。〔2〕第三、 要注意维护团结。“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关键在领导核心。”邓小平最后指出：“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3 〕这个“政治交待”反映了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处于转折时期，如何选择领导班子的重要观点，也是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交接班思想的重要体现和对实施交接班制度的根本要求，并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担负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奠定了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邓小平的这个“政治交待”所交待的内容，虽然在几个重要问题上，对新的领导集体作了嘱托，但着重是针对当时的情况。
比较起来，邓小平《南巡谈话》所论述的内容更为全面，考虑的问题更为长远，对新的一代领导人提出的要求更为系统和具有战略性。主要强调了以下一些重要问题。第一、“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4〕其中关键是要坚持党的“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5 〕第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提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也是发展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稳定。”〔6〕第三、改革开放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 不要被姓“资”姓“社”的争论所困扰。“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 〕第四、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8〕第五、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和“左”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9〕第六、要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0〕第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11〕第八、要贯彻好党的基本路线，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是要把党建设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2〕第九、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要搞本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3〕最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嘱咐：“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14〕
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我们党和国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必须注意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无论从其内容和语调来看，还是从谈话所选择的时机来看，都算是作政治交待。它充分表现了邓小平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富的革命经验、远见卓识和对党以及社会主义事业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是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国人民所作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政治交待。它的核心思想是邓小平在谈话中一再强调的，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一政治交待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对我们党和国家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各项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南巡谈话》从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它是标志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代表性著作，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在理论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党过去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曲折和失误，从理论根源来说，就在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探索和把握的正是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同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历史性的思考。但是，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在《南巡谈话》之前并没有形成，只是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但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概括还没有完成。只有《南巡谈话》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了科学的、完整的理论概括。在这里，邓小平是通过两个方面实现和完成这个重大突破的。
（一）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之一。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认识上，虽然有些不同程度的突破和发展，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框子。因而在实践中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改革这种经济体制。这就必须要重新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重要论断。这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和转折点。但是这一论断在理论上又是不彻底的，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按照当时的解释，这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姓“社”的，并且要将“商品经济”这只“鸟”放在社会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的“笼子”里。这就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受了很大的限制。而且用这一理论来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其目标也是不明确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认识上有新的突破。本来国外经济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计划和市场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如果从客观实际出发，承认这一点并不困难。但是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要突破这一点，确实太艰难了。一向最讲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最早最深刻的。早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他就已经把问题点破了，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以后又多次重提这个问题，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在全党并未达成共识。到了90年代，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仍然存在疑虑，思想认识并未统一。很明显，这个问题当时已经成为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邓小平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在《南巡谈话》中，他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突破了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廓清了理论上多年的迷雾。在思想上解除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关于计划和市场姓“社”姓“资”问题的观念束缚，从而解决了人们思想中一个重大的认识障碍，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历史性飞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
（二）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在肯定了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后，紧接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新的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邓小平这一新的概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邓小平这一科学命题，是迄今为止对社会主义本质最科学、最完整的概括和表述。过去人们很少使用社会主义本质的提法，也没有对其作出科学的概括，只是把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用特征来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忽视了它最核心的东西，即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使得脱离生产力来谈论社会主义，用抽象的原则和空洞的模式来裁判生产，成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弊端。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界定。它既保留了以往社会主义本质概括的核心内容——消灭剥削，又第一次引入了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范畴。它既讲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讲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与运动中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并揭示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起主导作用和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从而破除了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来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清除了附加在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空想因素，将社会主义置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它既讲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又讲了实现目的的根本手段，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目的和手段统一起来考察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统一。这样的概括比过去任何一次概括都要更全面、更准确，从根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飞跃。
《南巡谈话》之前，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些重要理论原则和理论观点已逐渐形成。在党的文献中，对这一理论从不同角度作过多次概括。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管哪次概括，都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从理论的科学性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不足。《南巡谈话》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又是它的两大坚实的理论基石。这两个重要理论问题的解决，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成，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南巡谈话》深刻地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极大地启迪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把我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长远的战略指导意义
《南巡谈话》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发表的，有很强的针对性。第一、从国际背景看，80年代末开始，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大批共产党国家被迫改名易帜，甚至解散。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对世界社会主义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这是“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最严重的挫折，这使我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压力。第二、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从1988年秋开始，在三年的治理整顿过程中，改革的步伐有所放慢，经济发展处于低速运行状态。但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同时，“八九”政治风波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党内及思想理论界“左”的思潮又有所抬头，一些人不能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把阶级斗争看作主要矛盾，认为多引进一份外资就是多一份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凡事都得问一问姓“资”姓“社”等。这种“左”的思潮欺骗性很大，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迟滞和阻碍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很显然，我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面临着新的抉择。
《南巡谈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表的。它强调的中心思想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主旨是抓住有利时机，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围绕这个中心和主旨，阐述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其中在国内引起轰动，对改革开放全局产生重大深远历史影响的，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决定的。因此，必须要“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16〕第二、鲜明地回答了当时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几个重大认识问题。一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制约我国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根本原因。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本质的客观要求，联系当今时代发展的特征，对生产力标准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三个是否有利于”的综合标准。这就为衡量改革开放得失成败提供了一个科学标准。二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南巡谈话》对此作了精辟分析。三是反右和防“左”的问题。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事关重大，是一个原则问题。邓小平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左”和右两种倾向作了客观的分析，切中时弊，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并震耳发聩地向全党敲响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警钟。〔17〕
《南巡谈话》对上述问题的深刻阐述，与人民的愿望完全相吻合，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澄清了一些理论是非，搬掉了长期束缚在人们头上的“紧箍咒”，指明了干扰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错误倾向。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主张，否定了把“和平演变”搞得比什么都重要的错误做法，从根本上解决了人们怕政策变的思想顾虑。它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和禁锢，又安定了人心，坚定了人民对改革开放的信心。
《南巡谈话》号召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经济发展的步伐更快一点。以《南巡谈话》为契机，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的改革开放分为三个阶段。1979—1983年改革的重点在农村。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线索，以承包制为主要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以上两个阶段，改革的目标并不明确。《南巡谈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尤其是党的十四大，根据《南巡谈话》的精神，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对外开放方面，从沿海到内地、从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都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的程度，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中心城市、沿江沿边的重要城镇都对外开放。各地兴办了不同层次的开发区，真正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在经济发展方面，以《南巡谈话》为转机，我国经济走出了持续三年的低谷，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现已持续四年之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国家。总之，《南巡谈话》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超过了10年来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外党的任何一个文件和任何一个领导人讲话的影响。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对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社会主义的振兴，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四、《南巡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准备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十四大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
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的1992年，按照党的惯例，这一年召开了党的十四大。实践证明，党的十四大是开得很成功的，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这次大会完成了党的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对我们党和国家在90年代和21世纪的发展道路和方向，从战略上、理论上和历史的高度给予了明确、深刻而强有力的回答。党的十四大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座伟大的里程碑。党的十四大所取得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南巡谈话》为其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一）《南巡谈话》的基本思想为党的十四大的主题奠定了基础。十四大的主题就是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完全反映了《南巡谈话》的基本思想。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指出当前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因此“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8〕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并高度评价了1984—1988年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指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19〕强调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20〕党的十四大正是根据邓小平这些重要思想才确定了上述主题，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二）《南巡谈话》为党的十四大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十四大回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对这期间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战略决策作了郑重的历史结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指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的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21〕这个重要论断在《南巡谈话》中讲得很明确。十四大再次肯定，反映了全党与邓小平《南巡谈话》取得了最重要的共识和对党的基本路线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战略指导意义。
（三）《南巡谈话》为党的十四大最终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体制目标并不明确的条件下起步的。党的十四大前，我们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认识过程。这些提法与传统观念相比，是一个突破。但在理论上不够准确，在实践中也难以操作。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党必须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利于统一认识，深化改革。党的十四大作出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本来这一目标的确定是一个必然趋势，明确它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党的十四大能够作出这个决策，应该说，邓小平《南巡谈话》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如前所述，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以非凡的胆识和理论勇气，实际上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极大地启迪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很快在党内外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才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如果没有《南巡谈话》的推动，上述目标的确定，恐怕还需要时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们在实践中，找到了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商品经济运行规律，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方式和途径。这是我们党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事业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对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注释：
〔1〕〔2〕〔3〕〔4〕〔11〕〔12〕〔13〕〔14〕〔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第296页、第297页、第301 页、第370页、第379页、第380页、第382页、第383页、第377页。
〔5〕〔6〕〔16〕同上，第371页。
〔7〕〔18〕同上，第372页。
〔8〕〔15〕同上，第373页。
〔9〕〔10〕〔17〕〔19〕同上，第375页。
〔21〕《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92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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