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原则_公有制论文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原则_公有制论文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逻辑论文,原则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5-0029-12

本文提出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原则,这些问题在邓小平理论中都有明确的回答,30余年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但是我国理论界(不止是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统一,有的甚至很对立。问题出在如何认识和对待邓小平理论,如何认识和对待30余年改革发展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不要回避教训)。笔者曾就邓小平理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本文结合30余年实践的经验教训,进一步阐明作者的观点,较全面系统地展示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认识和思考。欢迎切磋交流、批评指正。

一、正确理解邓小平“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灵魂。邓小平是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他从认识路线的高度对解放思想下了一个科学定义:“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364什么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我认为这是对解放思想唯一正确、全面的理解。这个定义可以作双层理解:解放思想的要求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了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可见,是不是解放思想是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来衡量的,再不能有其他的要求和标准。

1.“解放思想”的两种内涵和两个要求

根据邓小平给解放思想的定义,解放思想应该有两种涵义、两个要求。解放思想就是思想符合实际,主观符合客观。思想和实际、主观和客观不相符合有两种情况:一是思想保守,落后于客观实际,解放思想的要求就是打破这种落后观念的束缚,使之跟上客观实际的变化发展,这是解放思想的一种内涵,一个要求。二是思想失去了客观根据,违背客观规律,如脱缰野马,在盲目冒险中奔驰,纠正这种盲目的冒险的主观主义,就要使主体的思想观念回到客观规律和客观根据的基础上,主观符合客观,要求谨慎一点,绝不是鼓励其胆子再大点。这同样是实事求是的要求,同样是解放思想,这是解放思想的另一种内涵,另一个要求。根据邓小平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规定,解放思想的内涵和要求应该是两方面的,而不是一方面的。也就是说,面对客观实际,主观思想的“过”与“不及”都必须纠正、突破,因而都有解放思想的任务。我们应该根据邓小平理论的要求,全面阐明解放思想的两个涵义和两个要求。当然,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内,针对特定的主体,解放思想的要求可能是针对某一方面的,但在另外的情况下,又可能是针对另一方面的,这是针对主体的主观思想倾向而应该明确的要求。

由于不能正确认识邓小平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定义,全面把握解放思想的内涵,有些同志把是否解放思想归结为胆子的大小,解放思想就是胆子大一点,再大一点。这样理解显然是片面的。是胆子大一点好,还是谨慎一点,胆子小一点好,这不能抽象下结论。如果在客观规律许可的范围内,客观条件又允许,那就应该充分大胆地工作,使实践达到最佳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缩手缩脚,裹足不前,这种“胆小”就会阻碍实践的成效。如果无视客观规律,不顾客观条件,只是凭“大胆”蛮干,那么,胆子越大危害越大。这时候,强调谨慎从事,“胆子”小一点,就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解放思想要针对具体情况,有时应该要求胆子大一点,有时又要求谨慎一点。一般说来,当需要摆脱传统的保守的观念的束缚,使主观思想跟上变化发展的实际,则要求人们胆子要大一点,甚至再大一点;而当要求摆脱超越时空的危险冒进的观念束缚时,则要求主体应该冷静清醒,小心谨慎。这两种不同的要求,遵循的都是实事求是的原则,都是科学的解放思想的内涵。在解放思想过程中,胆子的大与小,不是人们主观随意决定的,而是主体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和对客观条件的依托决定的。违背规律而大胆,这就是胆大妄为,必遭规律的惩罚。轻视规律而迷信胆量,这也是错误观念,被这种观念束缚的人,应该尽快摆脱这种观念,回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立场来,这就是思想解放。因此,可以作出结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胆子大,胆子大≠解放思想。

人们一定会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提倡思想解放,邓小平不是一再强调思想解放胆子大一点,再大一点。这不是强调胆子大吗?这是事实,但这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邓小平总结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总结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通过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思路。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对这场革命,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准备不足,对大多数人来说,主要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非常深固,人们不敢对社会主义的具体理论政策和实践有任何怀疑和新的想法。因而在改革之初,一些党员干部在社会主义改革大潮面前犹豫观望,迈不开步,上不了路,胆小害怕成了改革的阻力。邓小平是坚定的社会主义改革的领导者,为了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一方面通过典型示范,让人们从实践中体悟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在实践中受到教育;另一方面教育干部群众,要冲破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鼓励大家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再大一点。邓小平提倡胆子大一点是有针对性的。这时候,广大党员干部对改革的胆子太小,直接关系到能否突破旧的传统观念,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胆子大小才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思想解放的程度。

2.“解放思想”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

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思想符合实际,主观符合客观,就是实事求是。那么,这里的“实际”、“客观”是什么内涵?我理解,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客观条件,实际情况;一是指客观规律,客观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主体实践的成功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实践主体的指导思想、理论符合客观规律,根据规律办事,凡违背规律,实践一定失败。二是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物质手段。合规律性是前提,但还要一定的必要的物质条件,缺乏必要的条件,实践也不会成功。三是主体意志和热情干劲作用。主体无作为,不会有任何实践活动,但主体努力必须依据一定的物质条件,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实践的成功必须依靠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而主体实践能动性的发挥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和依据规律和依靠一定的物质条件。

首先,解放思想必须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在规律许可的范围内展开主体的思想自由和实践自由。解放思想就是为了扩大主体在认识和实践中的自由度。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客观规律一方面限制了主体的“不应该”的自由,另一方面保护了主体“应该”享有的自由。在规律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展开主体的能动性,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所要求的科学的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历史发展有自己的规律,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客观的,而不是凭某个人或某个‘长官’的意志,就可以改变和决定的。因此,我们要求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2]555因此,主观符合客观,思想符合实际的要求,首先就是主体的认识和实践要符合客观规律。违背了规律,摆脱了规律的束缚,看起来自由度很大,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这只会导致实践的失败,使主体丧失任何自由,根本谈不上科学意义上的思想解放。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说的解放思想一定要尊重规律,不能任意胡来;同时也是说,坚持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绝不是思想保守,而是思想解放的体现。

我们说,解放思想要尊重客观规律,首先是要尊重现知(已被发现)的规律,弄清这些规律的内涵,它所起作用的范围,阐明该规律的真理的适用界限和真理起作用的条件。其次,还要求主体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大加深对事物内部本质联系的认识,深化对事物规律的认识,要求主体去寻找和发现事物的新的层次的规律及其起作用的范围和条件,发现了新的规律,就使我们获得了新的自由。对事物发展规律认识越全面越深刻,建立在对这种规律认识基础上的人的自觉能动性就越有深厚的基础,思想的自由度就越大,思想解放就越有根据。总结起来,解放思想就是要在“求是”上下工夫。一是要按规律去想,按规律去做,不能想入非非,胆大妄为;二是要深化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努力发现新的规律性现象,找出新的“是”。在新“是”的基础上,主体思想解放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其次,思想解放不仅要受到规律的约束,而且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符合规律的想法如果条件不具备,“想到”还是不能“做到”。因此解放思想一定要重视客观条件,要从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者是有条件论者,无条件论不是辩证唯物论。注重条件不是思想保守。“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这是形容物质条件的缺乏,而不是说实践的“零”条件。小米加步枪也是一定的物质条件,无此,不能徒手打仗。当然,条件并不都是现成的,当条件不具备时,我们并不是坐等条件的到来,而是发挥主观努力去积极创造条件,以致达到起码的条件,使主体能进入实践活动。但是应该清楚,主体创造条件也不仅是主观干劲和意志的结果,而是要严格遵循科学规律,还必须依据一定的条件,这里也不是从“无”到“有”,想到就能办到。过去我们宣传“大庆精神”,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里所说的“创造条件”应该根据客观规律,依据已有的条件来进行。坚持有条件论,重视条件,积极创造条件,这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要求,也是解放思想的要求。

总起来说,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解放思想是以坚持实事求是为前提的,应该尊重规律,努力去寻找和发现规律,在规律许可的范围内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应该重视客观条件,当条件不具备时应当努力去创造条件,在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前提下,去争取实践的成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还在发展,改革要深化,思想还要解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的依据和出发点是什么?我以为,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前进目标,是深化发展的出发点,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依据。为了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要尊重规律(已知的规律,发现新的规律),依据客观条件,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诸项工程建设得卓有成效。一句话,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解放思想还是要尊重规律,创造条件,充分发挥领导和群众的自觉能动性,还是坚持实事求是基础上的思想解放。

二、邓小平理论在事关改革发展的方针大局上从来都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决不反对姓“资”姓“社”,而反对混淆姓“资”姓“社”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在事关改革发展的大局上理所当然地要问是姓“社”还是姓“资”。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西方舆论就关注中国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说过,西方舆论说中国开始搞资本主义了,或者最终会走到资本主义去的。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西方的这种舆论一直在扩散。20世纪90年代,中国正式宣布搞市场经济,西方也有舆论说,中国一只脚已经踏上资本主义的路,还有一只脚(公有制)再踏上(私有制)就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了。国内对姓资姓社的议论也活跃起来,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发表以后,有些人这种误解就更加加深了。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南方谈话”中有关姓“资”姓“社”的一段话。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3]372-373

邓小平讲这些话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那么是不是胆子大到连资本主义都不怕,无顾忌呢?根本不是。邓小平说“看准了的”,才能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准”,就是符合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的,即符合“三个有利于”。他具体分析了办特区的姓“资”姓“社”问题,肯定特区姓“社”不姓“资”,因为: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三是“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四是特区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手段。因此,深圳特区姓“社”不姓“资”。这几点看“准”了,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大胆地试,勇敢地闯,创出一条新路。这里根本不存在鼓励人们不要怕资本主义,不是要人们不要问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只要改革就行。恰恰相反,邓小平看准了姓“社”不姓“资”,才要求人们迈开步子,不要畏首畏尾,即使出些问题,还可以改过来。虽然冒风险,但不是冒搞资本主义的风险。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非常强调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他表示,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允许犯错误,是为了鼓励人们去摸索去探讨,而不是鼓励犯错误,更不是鼓励在改革发展的方针大计上犯资本主义的错误。但在有些人看来,改革就是一切,管它是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就是因为突破了姓“资”姓“社”的界限。他们把邓小平创导的社会主义改革抽象化,离开社会主义的前提,孤立地讲“不改革死路一条”。这是对邓小平思想的有意歪曲。邓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370离开社会主义前提,抽象强调改革绝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要求。苏联东欧的教训告诉我们,传统社会主义不改革不行,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不行。邓小平对这点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在提倡改革开放时总是强调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才是邓小平理论的真实思想。

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坚定不移的立场。毛泽东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毅然决然地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避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前途。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以斩钉截铁的态度宣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3]311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首先提出,必须坚持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基本原则,并写入宪法,作为全体中国人民遵守的最高法则。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的是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我们只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在实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之后,针对一些人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动摇,也针对党内外一些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担心,邓小平多次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3]207-208“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3]63可以断言,在邓小平著作中是绝对找不到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可以不问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内容的;相反,我们见到的是反复强调、申明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允许搞资本主义。邓小平理论集中表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很有影响的“猫论”,在一些人看来就是不问姓“资”姓“社”的论点。其实,“猫论”是有大前提的,这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下,各种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都可以试一试,哪种办法最能发展生产力就用哪种办法。邓小平的“猫论”,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提出的,目的是为了三个“有利于”,这怎么成了不问姓“资”姓“社”的例证呢?作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十分明确的社会主义目标,在社会主义的原则范围内,他对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又有很大的灵活性,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在新的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他既能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又以极大的灵活性来设计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能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伟大的贡献,跟他坚定的原则性与方法手段的灵活性完美地结合有重要关系。这一点,在关于计划、市场的姓“资”姓“社”的问题上又再一次体现出来。在邓小平看来,因为市场与计划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所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可以用,但社会主义用市场经济是为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服务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我们选择灵活手段,一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公有制为主体)的选择,二是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服务,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重要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他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捍卫四项基本原则,谁要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不管是以改革的名义,还是别的什么名义,他都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他的有名的两手、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是同时并用的。他既反对思想僵化,阻碍改革开放的“左”的错误倾向,也反对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为名全盘西化,这些都历历在目,怎么可能从他的理论和实践中找到不问姓“资”姓“社”的根据呢?请看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3]110-111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是非常重视姓“资”姓“社”的。国内外有些人试图将邓小平理论自由化,并不是他们无知而是别有用心。

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邓小平是一直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道路,他绝不反对问姓“资”姓“社”,而是反对混淆姓“资”姓“社”。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确实存在混淆姓“资”姓“社”的情况。譬如,在大跃进年代,人们对三面红旗的怀疑和批评,就曾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斗争,对为解决严重经济困难而采取的包产到户措施,也被认为是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仍然有人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很长时间内把乡镇企业看成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市场经济定性为姓“资”,而把计划经济定性为姓“社”。邓小平反对的是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来反对,把无所谓姓“资”姓“社”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来对待,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把批“资”扩大化。邓小平要人们解放思想,从这些传统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本质,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在当代中国,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发展现代化,才能调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人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才会充满信心,才会建立对社会主义的依赖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才能把人们的立场引向美好的未来,从而产生最大的凝聚力,从而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才是可能的、现实的。苏东剧变以后,中国人大多数担心私有化,少数人侵吞生产资料,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人们对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公有制经济效率低很有意见,希望改革,但人们普遍不希望私有化。私有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意味着在中国出现贫富两极对立,这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当代中国人的政治素质,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

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来建设社会主义。但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不需要公有制,因为公有制也只是一种手段。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但却没有提到社会主义本质应坚持公有制。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373这里邓小平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而且这个“本质”概念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事实。能不能据此认为,社会主义本质,可以不要社会主义公有制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认识。邓小平并不是像写教科书那样给社会主义本质下一个全面的定义。在这里,邓小平主要讲社会主义要谋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一定要借鉴和吸收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要人们解放思想大胆去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着眼于发展生产力,着眼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很自然的。而且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中心任务与所有制结构来看公有制不是小了,私有制、外资、三资不是多了,目的不是发展公有制,而是应该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适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因此,这段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未提社会主义公有制,他的着眼点在生产力。能否据此就认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就排除了公有制呢?不能。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本质的同时,说特区姓“社”不姓“资”,因为“从深圳的情况,公有制是主体,外资投资只占四分之一”,这是公有制姓“社”不姓“资”的第一位的根据。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后多次讲到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每次讲话都是有针对性的,因此,着眼点不完全相同。我们不能把他的每一次讲话都理解成邓小平给社会主义本质下的完整定义。

邓小平十分强调要全面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今天我们也要全面准确把握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的思想体系。我们不能单凭某一次讲话就下结论,而是要全面把握他的思想体系的内涵。事物的本质是由事物的内在矛盾规定的,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体现本质可以是一方面,也可以是多方面的。我认为,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就是通过这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的: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根基;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或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三个方面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三者缺一不可。传统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缺乏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明确规定,这是一个大缺陷。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的最大贡献,就是阐明了这一重要观点。但是,邓小平在思考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时,他并没有忽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有《邓小平文选》中几十处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可以作证。

再进一步看,上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三个方面的体现,也并不是并列的。按我的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最深层的本质。这是因为:第一,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4]286这也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我们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因为中国废除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邓小平提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一是社会主义,第二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根据什么判定中国是社会主义呢?主要的根据中国公有制为主体,而不是根据生产力水平。第二,发展生产力自然离不开现代的科学技术,但千万不要忘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可靠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最深刻的原因。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应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生产力,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早就揭示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如果不比资本主义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还要公有制干什么?第三,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有两个前提,一是生产力水平很高,否则就是普遍贫穷,二是公有制主体地位,实行按劳分配,避免两极分化。共同富裕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力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除了发展生产力,还要公有制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很高的生产力,为什么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因为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不可避免的两极分化,这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中,是内含着公有制为主体的深层内容的,或者说,这里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说法就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前提的。如此说来,公有制为主体当然是社会主义本质诸方面中最根本的最深层的方面。第四,“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5]145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共产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才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但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要警惕在这个问题上失足,一失足成千古恨。

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过去我们常常用马恩的三分法即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加按劳分配来表达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我国也有坚持马恩三要素外再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共产党的领导,来表达社会主义的本质,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主要是从构成社会主义的要素——结构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从社会主义的功能上来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的。事物的功能离不开构成该事物的要素和结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了公有制,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离开社会主义公有制,怎么谈得上社会主义优越性?怎么说得清楚社会主义本质呢?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大原则不能动摇,但国营经济必须改革。发挥国营经济主导作用的关键在于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是为了发展国有经济,不是削弱国有经济,是为了改好,不是改掉。诚如江泽民所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是要使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果失去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48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中都一直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发展是否只靠市场调节,根本不需要计划调节,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如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否绝对自由的,根本不需要政府干预?这个问题如果在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还不能明确回答,那么经过30多年的实践和探讨,今天应该是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了。这里我们分两个问题来研究,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与计划是互斥还是互补;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能否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实行不需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用市场经济来取代计划经济,这是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广泛、也是人们关注和议论最多的地方。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好像已很明确,这就是市场经济取代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取代论”已成定论。但我觉得“取代论”不符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到市场的理论发展和政策演变的历史过程,不符合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多次讲话精神,也不符合我国经济生活的实际,不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我们主张“互补论”。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不是绝对对立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容纳的。因此,我们不能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非此即彼,绝对肯定一方而绝对否定另一方,而要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多次讲话,最能说明问题。我们查阅《邓小平文选》,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第一次讲市场经济到1992年“南方谈话”中最后讲市场经济,总共有十几次之多。阅读这些资料,研读邓小平同志的有关思想观点,可以形成如下几个结论:(一)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不是根本的经济制度,不是姓“社”姓“资”的标志。市场与计划都是经济手段、方法,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二)资本主义是搞市场经济的,但也有计划,市场与计划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兼容互补的。社会主义是计划与市场两者都需要,计划与市场也应是兼容互补的。社会主义引进市场经济是为补充计划之缺陷不足。邓小平强调的是两者都得要,不是两者取其一。(三)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方法上没有什么不同,但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搞市场经济,这是与资本主义主要的根本区别。

我以为,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十分正确的,我们应该根据邓小平理论来统一我们的认识,并在实践中加以实施。邓小平并没有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可以不要计划了,而是反复强调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但在我们的认识上、理解上不是着眼于结合,而是着眼于互相排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成就是排斥计划的。有些人之所以不愿意从结合的意义上去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可能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我们在引进市场经济时,未能对我国计划经济作出客观的清醒的实事求是的总结,没有看到计划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必然性,它的历史作用,完全抹煞了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有些人甚至认为,计划经济在中国一开始就搞错了,就没有必要。这种缺乏历史眼光的片面的思想方法,使一些人产生了绝对化的认识。同时,对计划经济的消极作用的估计认识又大大膨胀了,好像计划经济就是“僵硬”和“官僚主义”的代名词。无疑,计划经济是有很大缺陷,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消极作用,但不能夸大,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其中有计划体制的因素,同时计划经济以外的诸因素严重干扰也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比如“大跃进”的破坏,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冲击,十年文革的大动乱,这些都对经济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巨大的破坏,不能单单由计划经济来负责。我们如果客观地、冷静地总结历史经验,就不会把计划经济完全否定掉,就不会由一个极端轻率地走到另一个极端,由完全肯定计划经济(姓“社”)到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它的积极的有效的功能就应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并发展。——这叫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功过成败经验教训未能研究透。二是对市场经济的积极效应、消极效应未能看清看透。市场经济对发展经济有积极作用,正是看到了它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才把它引进来发展经济;但市场经济也有消极作用,特别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什么都市场化、商品化,其腐蚀性、消极作用就更大。它是正反双刃剑。我们或者由于片面性,或者由于急于发展经济的心态,看不到或不全看到其消极的一面。人们只有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缩小、抹煞矛盾的一面,必然会把另一面扩大甚至推向极端。当我们完全抹煞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和积极效应时,实际上同时也把它的另一面消极效应、缺陷大大地夸大膨胀,推到极端。对市场经济也是这样,当我们有意无意不去正视它的消极的一面时,也就把它积极的一面无限地夸大推到了极端。以这样的心态来观察和引进市场经济,必然是“一搞就灵”,社会主义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当然不需要计划经济来与之合作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我们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①,我们在指导思想上一定要明确: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坚持宏观调控。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得要,两者结合,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把经济搞活搞好,有效健康地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综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针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人们把市场与计划绝对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现在要紧的是强调市场与计划的结合,应强化两者“结合”的观念。当然,如何结合,如何在社会主义目标下,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使计划与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既能发挥计划优越性,又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长处的一种新型的经济机制,这需要在实践中摸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我们再也不能把它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简单模式来对待,以为只要把西方市场经济搬到社会主义中国来,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是不切实际的。

邓小平是思想解放的,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他又是十分谨慎的,实事求是的,并没有完全否定计划经济。他没有采取形而上学地非此即彼的做法,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而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把两者结合起来,做了一篇市场与计划互补的“结合”的大文章。对这篇文章我们还应深入研究,认真地做下去。

在我们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从西方吹来一股强劲的新自由主义之风,海内外部分人妄图以这股新自由主义思潮来引导中国改革走向邪路。新自由主义在经济理论方面,主张全面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政府干预,适应了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在一些国家造成了经济危机和政治混乱。这些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发生了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洲的金融危机,其消极影响波及全世界。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给中国人上了生动的一课: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欧美都行不通,难道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行得通吗?

五、公平和效率是社会主义的两大价值目标,以公平促效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我的基本认识是:公平和效率是社会主义的两大价值目标,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首选目标。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主义,更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实现。以公平促效率是中国现代化的理性选择。我们应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公平,避免贫富悬殊过大和两极分化。

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首选目标。公平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目标,这是因为:第一,公平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和基本政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不平等意味着不民主,意味着社会没有充分实现人们的政治权利。经济上的不平等表征着剥削,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平等意味着压迫。社会主义之所以要消灭剥削和压迫,归根结底是为了消除社会上的不平等,使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价值目标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铲除产生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根源。

第二,只有把公平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最重要特征,才能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固然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从提高效率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做得最为成功。因此,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强调效率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恰恰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只有把公平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主要特征,才能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

诚然,资本主义也有公平,否则它就不能战胜封建主义,就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高效率,但资本主义的公平与社会主义的公平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一,社会主义公平是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而资本主义公平则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最大的不公平,是经济和社会不公平的基础。第二,社会主义的公平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公平,资本主义公平只是在经济、政治的某些方面有公平的原则。第三,资本主义的公平是在经济领域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出发点的公平,而社会主义不仅是出发点的公平,而且是结果和全过程的公平,是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公平。第四,资本主义的宪法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实际上人在社会生活中是非常不平等的,社会主义则采取实际措施实现人民实际上的平等权,特别是保障工农劳动群众以及弱势群体在宪法范围内和实际上的平等权利。正因为社会主义的公平大大超越资本主义的公平,因此才能促进和激发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效率,这是人们选择社会主义的真实原因。

第三,从政治方面看,只有建立和维护公正的政治法律制度,才能激发和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政治上的公平要求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安排本身必须公正,政治决策必须公正,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决策的贯彻执行必须公正。政治上的公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制度保障。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法制经济,它要求国家必须依据政治法律制度及相关政策管理社会,而这些政治法律制度和相关政策的制定首先必须是公正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使人们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地发挥;也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从而促进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

第四,从经济方面看,只有实现和维护机会均等和平等竞争,才能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出较好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经济利益的分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公平,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分配的公平,主要是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能让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不能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贫富悬殊过大,产生两极分化。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真正调动起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五,从伦理方面看,只有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才能为社会的稳定奠立牢固的基础,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大量德才兼备的建设者,从而使社会效率得到最大实现。因此,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保障,是效率的内在要求。公平制约和影响着效率。只有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才能不断增进效率。我们之所以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点提出质疑,是因为这种提法把社会主义的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暗含着坚持社会主义公平会妨碍效率的提高,因此不能指望靠社会主义公平来促进效率的提高。

那么,人们为什么认为强调公平就会影响效率,主要原因是把我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平均主义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低效率,误以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公平所产生的结果。这是一种误解。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来看,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都是对社会主义公平的背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公平是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效率的提高的。社会主义公平如果不能促进社会主义效率的提高,那么还要搞社会主义干什么?靠资本主义的公平原则或其他非公平的手段来发展经济等多项事业,不择手段当然有可能提高效率,但肯定会破坏社会主义公平。以牺牲社会主义公平原则为代价的效率,绝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追求的目标。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公平与效率是社会主义必须实现的两大价值目标,在这个价值系统中,社会主义公平应在首位,这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激发社会主义经济等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保证,因此,它是我们的首选目标,不是“兼顾”一下就行的。

应该承认,公平问题在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比较突出,它影响到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民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尤其在经济领域,主要由于分配不公,使得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起来,基尼系数已突破警戒线,我国已进入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行列。这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了。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晚年似乎有了新的认识,他忧心忡忡地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6]1364

胡锦涛在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他强调:“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我们把提高效率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经济效率提高、促进社会和谐。”[7]这是深刻总结30年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科学认识,应该成为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指导思想。

六、切实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充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成果

让我们先讨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正确性检验问题。

理论的科学性,是指理论(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能指导实践达到成功,属于认识论范畴。实践的正确性是价值范畴,是评价一个成功的实践是否具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实践的价值意义是以实践的成功为前提的,一个失败的实践虽然能从中取得教训,但因为没有达到主体所期望的实践成果,因而不具有现实的价值意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正确性,这是两个相关但又不能等同的问题。如何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如何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性的问题,应该说,在邓小平理论中都有明确的回答。

理论指导实践,理论之是否科学,需要检验。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实践是否成功,需要检验。实践过程完成之后,对实践的过程及其结果的意义、价值需要评价。从理论到实践,其科学性、正确性需经三步检验。第一步,检验理论是否是真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成功了,指导实践的理论就是科学的。第二步,检验(确认)实践是否成功。那么,如何检验实践是否成功呢?这就看实践的结果是否实现了理论指导所设计的目标,也就是说,实践的客观结果是与主观(理论、实践观念)要求是否一致。如果主客观一致,那就说明理论指导的正确,而且也说明实践的成功。第三步检验就是价值检验。它不仅要评价实践活动的意义价值,而且要检验指导实践的理论的意义(即理论贡献)。这里要明确一点,实践成功不等于就是实践活动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评价。实践成功与否就是看是否达到主客观一致,实践过程及其结果实现了主观目的和要求,就是成功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坏人做坏事也会取得实践成功,反革命也可能取得实践的成功。但并不是说,成功的实践一定就有价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指导的实践过程,不仅取得了实践的成功,而且因其成功对社会主义、对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时,对实践过程、实践目标的设计时,不仅充分考虑了客观规律和条件的作用,对于实践成功进行了科学的谋划,而且对实践结果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和论证。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第二步对实践成功的检验,与第三步实践意义的评价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就意味着它的价值的实现。所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检验可以分两步进行,一是检验理论的科学性,二是检验(评价)实践的成功与价值即实践的正确性。

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检验就是要回答和证实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即何以证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是科学的,第二个问题即如何证明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正确的。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证明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的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的,是真理性认识(当然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那么,如何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否成功、是否正确呢?标准也只有一个,就是看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再没有其他标准。有人说,还要看是推动还是阻碍社会历史进步。其实,这两者是一致的,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就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不仅证明了它的成功,而且证明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比如经济犯罪严重、贫富两极差距拉大,这是教训,群众是不满意的。)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检验社会历史理论科学性的标准就是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实践,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检验社会历史前进理论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检验(评价)社会实践的正确与否,它的价值和意义则是要看社会实践的过程及其结果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符合到何种程度,也就是说某项社会实践的价值主要是看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群众又是社会实践的价值主体。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动社会前进的实践主体和评价社会实践意义的价值主体都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可以把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正确性统一到“以人为本”的要求上。“以人为本”,概括地说就是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为本和以人民群众的价值需要为本。“以人为本”的“人”是指广大人民群众;“本”是“根本”、“本源”。坚持“以人为本”,一是坚持人民群众的实践为本,人民群众的实践既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前进的根本动力,又是检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科学性的根本标准。二是在对实践的价值评价上要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满足他们的物质与非物质需要为根本标准,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满意。正因为要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和价值需求为本,所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倾听群众意见,要适时地总结经验教训,完善丰富理论,纠正失误,调整政策,使实践取得最大成功。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思想要开放,改革要深化。作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邓小平理论一定要坚持,但要丰富和发展;改革发展的实践要传承,但要深化和创新。理论要在坚持的前提下发展,实践要在继承中创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30多年实践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指导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战略方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继往开来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能否成立,还是可以研究的。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它的服务对象可以不同,但并不改变它的规律和性能。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运用市场经济,但并不说明它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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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原则_公有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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