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人与伦理观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论文,伦理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面有两种现象值得深思，一是理论方面的盲目引进，述而不作或者述而不批，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尽管逐步接触和运用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构造和操作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活动，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有时甚至完全不起作用。另一个是实践方面的，在我们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有关原理进行社会实践时，产生了一些与社会主义原则以及我国文化传统的矛盾，产生了一些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负作用，出现了局部社会腐败的现象，各种缺乏人类文明和伦理观念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价和了解西方经济学，为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寻找科学的依据，避免前人所犯过的错误。
一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寻求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为达到这一目的寻找有效率的、公平和符合人性的经济活动的方法和规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归结为在这类经济活动中的人与物配置和利用问题。因此，如何理解经济活动中的人与物的实质关系是理解各种经济基础，从而进行社会经济关系变革的首要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了解各种经济理论中关于人的含义。只有弄清楚这些经济学家心目中人的社会特性，人的本质和地位，才能知道这种经济理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才能知道这种经济理论的效率、公平、伦理的立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中关于人的含义是随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不断转化而逐步演变至今的。西方经济学最早要解决的矛盾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因此，为了确立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资本的人格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最初任务是把人从社会人抽象出来，强调抽象人的客观性，强调人是自然人，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天生的自由平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结合本阶级的经济职能和资本的本性，把这种抽象的人定义为具有资本职能的经济人。这种关于人的本质的观念最初产生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及其《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经济人具有两个显著特性：
第一，经济人是市场关系条件的人。斯密认为人天生具有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经济人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追求私利的活动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
第二，在市场经济人的相互作用下，产生了经济理论，经济理论是描述资本主义市场下的经济人的行为理论。不存在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换言之，没有市场即没有经济人，没有经济人就没有经济理论。所以经济人是按照经济理论行事的理性人。市场是经济人和经济理论存在的前提。
从斯密对经济人的描述中可以得知：
第一，斯密的经济人实际上是人格的资本化，反映的是资本的职能和本质。在现实中，经济人人格化为资本家。
第二，经济学是关于资本行为的理论结构，所以斯密不承认有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经济理论是多余的东西。
第三，斯密把人称为经济人是企图把人归结为只注意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而忽视改善自己和别人的灵魂的人。他们注意的是自己经济活动的结果，而忽视取得这种结果的手段和条件。这样，斯密就能够把资产阶级的人与封建君权和神权条件下的封建人区别开来，把经济人和经济学从封建制度中解脱出来。
第四，斯密的经济人局限于进行市场活动的资本家，仅仅从资本家和商人的本性来理解和分析经济人的含义，但是尚未将其推广到一切生产要素。
总之，斯密的经济人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斯密以及古典经济学家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资本家式的经济人的产生原因和种类以及相应的阶级地位加以科学的说明。但是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正确地认识到了经济学与经济人的活动有关系，认识到了经济人的利己心理以及在经济人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时对促进社会总体利益的作用，尽管他们并未认识到这种利益应区分不同的阶级利益这一重要的原则。古典经济人的思想被以后的经济学家们继承下来并加以修正和补充。从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边际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已度过其幼年时期而步入青年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已完全巩固，无产阶级也在不断壮大成熟，其他阶级已成了这两大阶级的附属物，一切经济活动均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和色彩。这样，经济人的概念也随之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扩展：
第一，经济人由单一的资本人扩展到所有生产要素，使之都资本主义人格化了。在理论上出现了以萨伊为代表的“生产要素服务论”，所有生产要素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职能统称为“服务”，并以此替代经济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劳动职能，劳动价值论到此被抛弃。生产要素服务论成为西方经济学分析一切经济行为的理论基础，成为衡量资本主义生产活动效率与公平的唯一尺度。
第二，经济人追求剩余价值的单一心理动机被分解为各种生产要素追求，自身利益的趋利避害的心理动机。经济人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这使经济人具有趋利避害的心理，经济人现在具有追求各种效用，规避各类风险的选择能力。这样，经济学就随之转变为具有心理规律和选择决策的行为科学，经济人就演变成为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其行动原则是追求最优化的经济后果，19世纪40年代的“戈森定律”是这种经济学的开端。
第三，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人类数学史也产生了相应的飞跃，微分学已达到成熟运用阶段，关于导数与极值的概念已经系统化，因而经济学寻找到了一个描述人类经济行为的新工具。这个工具被运用到经济人身上，使经济人的核算能力从简单的统计平均数发展到能够更加精确的计算预测运动中的经济现象，并且以求极大值的方法表达自己追求最大可能的物质利益的愿望，从而使经济人不仅在质上日趋完善，而且在量上也较为具体形象化了。
第四，经济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经济人通过市场机制彼此发生联系，并通过追求个人利益来实现社会利益。这样经济人的活动就从单一市场，扩大到所有相互联系的市场，从局部均衡扩大到一般均衡，从静态均衡扩大到动态均衡，从而比较系统地完成了对“无形之手”假说的论证。
第五，经济人的概念这时由帕累托明确提出，并建立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时如何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统一的“帕累托最优条件”。上述情况说明，经济人的概念已从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和孤立的个人逐步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类现实中的活动主体。西方经济学在抛弃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建立起符合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的通行于一切生产要素的价值理论；建立起符合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各类市场体制和经济组织：建立起反映资本的本质属性，便于资产阶级管理与统治的经济人概念。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人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人，其本质仍旧是资本的人格化，唯一的变化是资产阶级试图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人均按照资本的属性加以统一描述。资产阶级的力量与自信心以及为了调和日益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的需要是这种变化的基础。经济人开始以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四种物化的面貌出现。亚当·斯密的“经济人”至此达到了“物化”的最高峰，“人”的活动场所唯一地选择在“市场”上，一切活动和行为都“市场化”了。人已成为超历史、超社会、超道德的资本及其从属物，是一具物的人格化的躯壳。经济学也从具有哲学性、社会性和历史道德性的学科中跳出来，成为一种纯技术工具的学科。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只有把物人格化和把人格物化，才会产生经济学，只有把不同阶级属性的人的行为物化为同质的经济行为，才能进行物的量化分析，不论何种生产要素均具有成本、价格、利润的度量尺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人的活动场所——自由市场开始出现破损的现象，垄断使市场与竞争有了不完全性的特征：资本主义社会利己主义的观念出现了两种分化的现象：一方面是极端利己主义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出现“经济危机”和“泡沫现象”，从而危及了资产阶级的总体利益；另一方面，社会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使人们开始由最初的单纯追求物质文明开始向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等精神生活的需要。资本家们发现自己并非是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就工人而言较高的工资反而使工人退出生产过程而转向闲暇休息。在理论上，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设法把眼光离开生产过程，转向人性真正复归的研究。同时，这时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阶级觉悟也已达到相当完善的阶段，依照资本主义市场方式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已成为劳动市场的垄断组织与资本垄断市场相对抗，资本主义社会已显示出并不是一个无需管理的自发协调的完善制度，社会宏观控制和微观管理的研究已迫在眉睫，资产阶级开始感到仅仅单方面一厢情愿地把一切生产要素的行为都解释为资本的行为已不合适。这样，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经济人的含义，建立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概念，认识到经济人不仅是具有资本属性的市场人，而且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社会人。经济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产生于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力，而且产生于许多因素构成的外在压力。资产阶级学者第一次被迫从社会属性，从社会生产关系方面考察经济人的行为和管理问题，开始提出“社会人”、“组织人”的概念。这方面的反思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的：
第一，经济人并非理性人。即经济人并非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办事。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发现，经济人的经济行为和目的并非唯一地产生于物质利益原则。从消费者角度看，消费者并非只是从已知的各种选择方法中选择一种能够取得效用最大化的人，他们的选择可能是满足次优或者“遗憾较小”的，在消费层次上，消费者不仅追求物质生活，而且追求较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从企业角度看，企业追求的目标也并非成本最小、利润最大化。企业的经营目标往往是企业创新和追求市场份额，在这些目标的作用下，企业无法实现成本最小和利润最大化。
第二，经济人的经济动力不单纯产生于追求个人利益的内在冲动力，而且产生于由许多因素构成的外在压力。因而影响经济人的经济动力的因素不仅包括人与物之间的资源配置关系，而且还包括经济人与经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经济人追求物质利益的动力产生于其劳动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的伤害与否或者是否充分发挥出来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
第三，经济人也是具有情感的人。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研究已突破传统的把人仅仅理解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观念，开始注意到经济人不仅是进行经济活动的生产要素，而且还具有人类情感和道德伦理观念。因而，在经济活动的实践中，经济人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动物，而且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组织性、伦理性的社会人和组织人。西方学者开始不自觉地意识到经济人的社会特性和人性，在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中试图引入哲学伦理的因素，强调人的作用，而这些东西，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被抽象掉了。比如在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就已认识到人们并非严格地按照资本的属性，即所谓理性人的行为办事，他们常常感情用事，按照自己的习惯和经验办事。又比如现代微观经济学中的X效率理论，Y和Z效率理论等，不仅批评了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的物的属性的描述，而且论证了在经济分析和经济管理中重视人的伦理属性的重要性，强调这些方面的属性是决定现代企业劳动者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如果忽视了人的社会性质，不仅会伤害生产者的积极性而且会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公平。至此关于人的社会性和伦理道德性的研究和实践终于放在西方经济学家面前，重人轻物的研究已逐步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热点问题。
二
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一个由规范经济学向实证经济学，由具有道德和政治规范的学科向单纯实证的工具和技术的学科的转变过程。
从古典经济学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转变过程看，西方经济学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把经济学从传统意义的道德活动中分离出来，将研究对象抽象为可以用达到目的手段作出判断的一套人类行为。第二，从理论上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能够自发地趋于和谐一致的经济制度。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西方经济学研究伦理问题或将之当作不言而喻的假设的前提加以对待，即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和谐具有效率的，只要这一制度正常运行，社会福利就会自动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会自然和谐地符合社会道德的最优标准。
产生这两个特征的原因是：
第一，资本主义的个人自由观。按照这一观念，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而无须考虑这类行动的社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客观的规律性。因而研究个人行为的经济学不应包含道德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指导下，经济学采用了功利主义的哲学基础，强调所有人的利益就是每一个人的利益，强调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加总，因而把手段当成目的，把功利主义转变为利己主义。
第二，自然科学的某些认识的影响。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牛顿的天体物理学对英国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对科学的定义是阐明一些位于表面现象下面的恒等关系，这些关系可以用一些常数关系方程组加以表述。
为此，古典经济学家就试图撇开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现状，转向抽象地观察一些经济常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自然秩序”的客观规律，总结和假设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的经济模型。例如，人们从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中得到启发，认为自然界经过自然竞争和选择，生存下来的都是最优的物种，自然界是和谐有规律的。同样，市场经济中的完全竞争规律也应具有相同的功能，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提高社会效率，实现社会利益的发展。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就是这方面最初的大胆设想。亚当·斯密撇开道德因素寻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得以实现的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竞争机制的无形之手作用下，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必然会自动增进社会利益，并使之达到最大化的境界。但是，亚当·斯密没有说明无形之手的作用过程，他只是朦胧地感到市场竞争机制和牛顿、达尔文的学说有共同之处，具有自行调节的性质，强调人们无须人为地干预这种规律，人在社会竞争过程中客观自觉地遵循客观规律，从而这里不存在人的道德优劣问题。
亚当·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接受了“无形之手”假说，对之进行了研究和论证，这类研究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市场能保证一般均衡的实现吗？或讲一般均衡的存在问题。第二，市场上存在着唯一能实现的均衡价格吗？强调均衡点是唯一的还是同时存在几个点。第三，一般均衡是稳定的吗？强调一般均衡被打破后能否重新走向均衡。这几方面的问题以后由瓦尔拉斯、马歇尔、帕累托等加以证明。他们的贡献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先后论证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以及无形之手的社会效果。其中帕累托则比较系统地分别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全面论证了无形之手的存在和效率。但是，这些经济分析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上的：第一，社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为实现最有效率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保证。第二，为增进个人利益而采用的各种手段具有提高社会效率的属性。单个企业在追求最大化的利润时，运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从而增进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总量下的提高，企业家不会采用伤害社会利益的其他办法。第三，单个企业只要生产消费者所需求的适销对路的产品，就能使社会需求得到普遍满足。
显而易见，这些假设条件有一些符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的缺点也正在于此处。
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是：
第一，只研究单个经济单位或讲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而不涉及这些单个经济行为的相互影响。没有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经济利益的加总的社会经济总量的运动规律。
第二，只研究经济效率而不涉及社会分配的公平问题，认为社会公平问题属于政治问题。从而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把社会上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的穷人和少数民族排除在研究领域之外，换言之，只研究属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经济人，处于这一体系之外的其他自然人不在观察之列。
第三，只研究有益经济行为而不涉及有害经济行为。比如只观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手段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后果，而不研究污染环境、工作条件恶劣、行贿和不平等的雇佣关系等。
第四，只研究完全竞争市场而不考虑市场缺损的情况。比如垄断行为所导致的非价格竞争，阻碍技术进步，垄断价格等等。
第五，只考虑各种生产要素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内在冲动力而没有考虑到外部环境、社会制度等因素所产生的外在压力对个体经济行为积极性的影响。
第六，只考虑经济效益和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的规律性，而忽略了这些经济行为的历史和伦理道德的作用。
微观经济学的这些缺点，导致了两大方面的批评：一种认为，即使是按照微观经济学原理，其经济行为的后果也是无效率的，最著名的批评来自哈维·莱本斯坦的X非效率理论。X非效率理论否定了传统微观经济学的效率观，认为微观经济学可以实现社会效率的结论是有条件的特例而不是一般规律。这种理论无异于对无形之手的全盘否定。第二种批评则认为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缺少伦理道德观。这一缺陷使经济学不仅缺乏效率和公平，也是社会腐败和倒退的根源。比如，Y理论和Z理论就认为只有在经济行为中注入社会伦理方面的内容，才能真正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恢复真正的人性。批评者认为，微观经济学在理论上有两大缺陷：一是认为微观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是功利主义的，认为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即以最小的耗费为社会提供最多的商品服务。至于在这类活动中所产生的收入分配和成本分摊上的不平等现象可用公共集体决策的办法加以解决。二是关于人生价值的假设。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是非人格化或物化的。功利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人看作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把人看作是目的本身。消费者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生产要素所有者是追求收入最大化的人，企业家是追求公司利润最大化的人，他们以自己的经济行为去实现物的目的，而不是去追求使自己成为社会敬仰的人，实现自我完善的目的。在这两大缺陷下，微观经济学产生了伦理两难的问题：如果仅仅把微观经济学看作是一种分析资源配置的理论体系时，其结论是社会经济是有效率和和谐的；如果把微观经济学还要当作一种伦理体系，用它来解释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还应对别人和社会负有何种责任这个问题时，这个理论体系就会四分五裂，力不从心。面对伦理两难的批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作出了相应的解释，这种解释是通过阐述微观经济学包含的伦理学内涵和针对反对者的批评意见的分析这两方面进行的。
首先，坚持利润最大化必定能为社会带来幸福的斯密教条。比如，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家布鲁金斯学院詹姆·麦吉和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均明确地表达过这种观点。前者认为市场竞争使企业自始至终追求其自身的利益，而又使利益保持在一个合理适当的水平，并在不知不觉中增进了公共福利。后者认为，在自由市场的经济中，企业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即在追求利润过程中遵守竞赛规则，参与公开自由的竞争，而不搞招摇撞骗。不去尽力为股东赚钱而空谈所谓社会责任，这样的做法对西方社会的基础所造成的危害，是其他任何因素所无法比拟的。弗里德曼的论点极为明确，即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对资本主义的基础造成危害。其精神实质是资本家阶级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利益。因此，当企业家们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会增进其阶级的社会利益。这就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观。为此在自由经济下微观经济理论中的社会福利和道德观包括以下几点内容：第一，生产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对社会稀缺资源进行分配，使之得到最有效的使用。第二，企业运用最有效的生产方法，以最小的投入生产最大量的产品与服务。第三，产品市场的价格机制对社会产品与劳务进行分配，使之得到最有效的利用。第四，社会政治过程或民主的公共选择使每个消费者的收入得到公平的分配。收入的分配是根据生产要素所有权、个人需要、贡献以及竞争的能力来实现的。第五，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使产品与劳务的消费得到最大满足，使资源所有者获取最大可能的收入。使社会经济体系有效运转，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企业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是使利润最大化，经济收入的再分配应当作为政治过程来处理，这已不属于纯粹的经济过程。
其次，针对伦理批评者的指责，分析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在道德观。关于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微观经济学的解释是：这是政治过程的失误，与经济体系无关，解决的办法是制定更好的政治决策原则。经济学的任务是在市场和资源约束下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关于经济行为中的有害行为，经济学家们的解释是：只要严格运用微观经济学就可以避免有害的不道德的经济行为。比如，从行贿方面看，由于行贿会提高成本，而不行贿者就可以在价格竞争中占据优势，取得竞争的胜利，所以理性的经济人不会进行行贿行为。从污染等社会公害上看，污染会增加社会成本和企业成本，造成对企业的伤害和社会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在社会伤害与企业伤害之间作出选择，寻找最小伤害点，对污染问题进行适当投资，这些会使社会总污染水平降低。“科斯定律”对此作了证明，认为在自由选择的经济机制下，可以实现最有效率的社会最低污染的均衡状态。从假冒伪劣产品的危害看，企业生产劣质产品会由于法律的裁判而负责赔偿，从而提高了企业成本。这样产品的质量会由于企业的这类成本核算而得以提高，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看，也不利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因为这样必然提高男性和某些种族就业者的工资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成本，使不搞歧视的企业占据成本优势，这样从根本讲就业歧视的不道德行为也会在经济分析中消失。关于自由竞争市场的缺损问题，微观经济学承认垄断行为会造成失灵、弄虚作假的现象，但同时又认为至少没有反对自由竞争的优点，对垄断所造成的不公正竞争问题，可采用公共决策的方法，限制垄断，为自由竞争创造外部条件。
上述分析表明，现代西方经济学尚未能对经济分析与社会伦理脱节的原因做出很好的科学解释，但是对经济行为中的伦理问题十分重视，已经开始并且做了大量的研究，这是我们研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时需要密切注意的新动向。
三
对西方经济学中关于人及其效率和伦理观方面真正科学的批判来自马克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人的分析也有一个发展过程。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是从哲学和社会道德观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实质，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概念。其基本思想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产品作为人的劳动产物与人相分离，成了异己的反过来统治人的物质，即劳动异化了。劳动异化的形式表现为资本、工资、地租以及人的名誉、良心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均异化为统治人的工具。但是，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的理论根源来自其对资本主义道德观念的批评和其辩证法的哲学方法，这时的马克思在哲学方法上尚未完全脱离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只是正确地猜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合理性，朴素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行为缺少真正人的道德伦理观念，因此，马克思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推断预言人类社会必将会有一个真正道德复归的未来社会代替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马克思在劳动异化论中没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科学地证明这一点。马克思的科学论断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资本论》中，这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人的批判已由劳动异化论演变为更加科学的经济人的物化论——这种物化从市场划分角度看，分为货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这些构成了著名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从社会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伦理关系、政治关系统统沦落为物与物之间的商品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物化和商品化了。所以，商品拜物教的实质不仅表现为人们对货币、黄金的拜金主义的观念，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以物化形式存在的人格关系。因此，马克思断言，资本家实质上是人格的资本化和资本的人格化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经济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资产阶级不仅把工人当成一种生产要素与机器、牛、马等量齐观，同时也把自己当成追求利润的工具。至于资本主义人的伦理观，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他不能代表人类的人生观和道德观的全部。斯密教条、萨伊定律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必将随着这些历史条件的结束而终结。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问题方面，更加丰富地体现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首先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转的动力来源。马克思认为物质利益原则是推动一切社会经济运动的最初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力和由此而产生的外在竞争压力。其次，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资产阶级如何通过追求个人利益或超额剩余价值来实现社会责任或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从完全崭新的角度证明了无形之手的作用。与亚当·斯密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不仅分析了资产阶级主观为自己和客观为社会的过程，而且强调了这一过程的阶级属性，并进而指出这种资本主义效率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在不实现中实现其阶级总体利益的。至于工人阶级的消费并不属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责任，因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只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因素，这实际上属于生产行为而不属于消费行为。最后，马克思还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有害行为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资本从诞生那一天起从头到脚都滴着脏肮的血，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惜一切手段来最大限度地谋求超额剩余价值，不论这种手段是否符合社会政治、法律、道德伦理的规则，只要能带来剩余价值的经济行为，都是“生产性”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和公平观。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具备真正的伦理观。马克思认为，产生资本主义的这一切经济行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腐败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之间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社会生产关系更加合理公平、符合人性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需要，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却产生许多违背社会化生产要求的有害行为的负作用。所以，马克思认为，解决这一负作用的唯一处方是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经济关系和思想观念，即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克服剩余价值的浪费，避免盲目竞争的有害行为，建立更为公平的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生产更加有效率和公平，才能使人类真正做到自尊和自爱，才会产生解放全人类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我们对照一下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关于经济学中的伦理道德观的论述就会发现以下的共性规律和差别。第一，双方均承认物质利益原则是产生社会经济行为的动力源泉；双方均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的经济行为具有有益行为和有害行为两种趋向；双方均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格的物化和物的人格化现象。第二，双方均对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运转过程及其结果做出类似的分析和证明，基本上赞成一般均衡理论，并且均以自由竞争或公平竞争做为立论的前提。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劳动异化的观点为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接受。第三，双方重大的也是根本性的区别是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科学无飞跃”，是达尔文式的“进化论”，而马克思则认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和经济制度具有历史阶级性的特点，社会科学和社会制度具有质的飞跃的阶段性，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和更合理完善的伦理道德观念。
上述比较分析，对我们今天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第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运用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原理时应当注意到西方经济学的缺陷。一方面我们应注意到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率原则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其适用的前提条件与局限性，尤其应注意其伦理观与经济原则相分离的特点。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人性论和伦理观的哲学基础不能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和公平观。我们应当运用和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的人生观和伦理道德观。
第三，在现代经济活动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运用市场经济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些原则的负面效应。凡属于经济原则可以解决的就运用经济手段加以解决，凡属于政治手段解决的问题就应当运用政治过程加以解决，切不可将两者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其中一种手段的作用而偏废其他手段，事实上在社会经济管理中，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同样重要，两者并无地位的主次之分。
第四，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除了运用物质利益原则之外，运用伦理道德方面的手段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当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之后，人性的特点和本质以及人生价值的实现愈来愈起着重要的作用，强调恢复人的本来面貌和性质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也更有条件发挥人的积极作用，所谓X效率或者Y以及Z效率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虽然具有发挥劳动者积极性的天然条件，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也是有条件的，当这些条件遭到破坏或忽视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也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反映出来，因此我们要下大力气来宣传和确立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并创造条件来加强和巩固这一优越性，另一方面还要揭示西方经济学中的不足之处，不要再犯别人已经犯过并且正在设法修正的错误。
最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运用西方经济学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经济中的伦理观与我国伦理观具有较大的差别。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就认为西方经济学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伦理观，从而不适合中国国情。对这一观点我们当然可以另作分析，但是这个观点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东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别对经济学的影响。另外，为我国历代学者所批判排斥的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比如假冒伪劣产品，商业欺诈，商人缺乏人情味，社会投机等等，是我们引进西方经济学，借鉴西方市场的作法所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特色在于其民族文化和伦理道德观的性质有别于东方国家，西方经济学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必须符合中国文化特色和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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