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中国“两半”社会性质总理论的由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由来论文,性质论文,近代中国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5）02-0011-05
关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问题，史学界在前些年曾再次展开过热烈讨论。有些学者当时对这“两半”社会理论形成的有关情况，从不同角度进行过一些探讨[1]。笔者前不久在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一文中，也顺便论及过这个问题[2]。最近在2004年第9期《新华文摘》上读到李红岩写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一文（以下简称李文），发现该文在对列宁关于“两半”概念界定的对象、中国是谁最先提出了“两半”社会理论及毛泽东何时才形成了“两半”社会思想等史实叙述方面，都存在错误之处。看过李文之后，我觉得仍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概念的输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形成、提出和确立之全过程，作一系统而简要的梳理和说明，并指出李文一些错误，以免其以讹传讹。
一、中共理论家将“两半”概念舶入时两者所指对象和含义不相同
应该说，“半封建”和“半殖民地”这两个概念的发明权和理论界定权，都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和列宁。列宁在提出与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前者指的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后者说的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时，必然会从马列主义学说中寻找理论武器。中共的经典作家在从恩格斯，尤其是列宁那里舶入这“两半”概念用于说明中国社会情况之初，基本上是恪守了导师原来理论界定的对象和含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早提出与使用的是“半封建”概念。从目前所见材料可知，恩格斯早在1851年写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就曾用“半封建半官僚”来说明普鲁士邦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同时也是马克思的提法[3]（p.509）。首次用“半封建”来说明中国近代社会制度的是列宁。他在1912年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整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中国同时又存在着“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正在“摧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封建主义……从中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4]（pp.426、428）。“半封建”这一概念，后来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舶来，用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其阶级关系等问题。蔡和森在1922年写的《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制与军阀割据》，及1924年写的《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剖析》两文中，分别指出中国属于“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5]（p.72），或是“半资产阶级和半封建社会”[6]。周恩来在1926年写的《现时政治斗争中的我们》一文中也指出，我们“肯定而且坚信目前的政治斗争，是应为打倒半封建势力而斗争”；而在当时党中央的一些文件中，“则把军阀、官僚、洋行买办、地主土豪等，统称为半封建势力”[7]（pp.1、372）。稍后，中共“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曾明确地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8]（p.196）可见，无论是恩格斯、列宁，还是中共领导人，当时在讲“半封建”概念时，都统一地用它来说明社会制度性质的——由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状态。
“半殖民地”概念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他用它来说明近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不是指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列宁在1915年写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最早提出“‘半殖民地’国家”是指“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并将中国列为半殖民地国家之一[4]（pp.671、669）。次年，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又强调半殖民地国家是从独立国到殖民地的“中间”过渡形式或附属形式，“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并再次明确指出“处在列强瓜分中的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4]（pp.802、805、815、837）。1920年7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全世界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口，是“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关系中，有些是象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同时他还谈及农民苏维埃问题，并两次说到农民的“半封建依附地位”与“半封建的关系”问题[9]（pp.333、335）。显然，列宁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内容是不相同的：半殖民地概念仍然是指国际地位而言，半封建概念则是指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即制度）。李文称：“列宁最初指明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说法是不对的。
列宁用“半殖民地”来说明中国在弱肉强食国际关系中之国际地位的这一表述，稍后被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所沿用。共产国际在1922年11月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重申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共的领导人在此前后期间，也在著述中广泛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来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如1922年夏秋间，中共“二大”决议中曾出现有“半殖民地”概念，指明中国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10]（p.38）；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则说：“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0]（p.88）1923年后，陈独秀和毛泽东在分别所写的文章《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北京政变与商人》中，都曾用“半殖民地”来说明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并由此出发论述了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之国民革命的必要性。
由上可知，自恩格斯、列宁到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标准，前后一脉相承：前者均指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后者则皆指其社会性质，两者对象和含义不同。至少是1926年以前，尚未见到有人将“两半”概念联在一起用来概括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
二、将“两半”概念联璧用来说明中国社会性质是蔡和森的理论创新
革命理论的概括和创新，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考察；而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进行认定和作出概括，其目的则是为了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推倒了清廷和封建帝制，但却未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20世纪初期的近代中国仍是半封建社会，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924年国共合作后，中共的革命理论研究与宣传随着大革命运动而高涨。蔡和森在1926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最早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个界定标准不一和说明对象及含义不同的概念联为一个完整的新概念，用它来概括说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并将它同党要完成的革命使命联系起来。蔡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他不仅强调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且还对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如“政治独立日渐丧失而完全依附帝国主义”，社会虽“仍留在农业经济里”，但其“旧的生产已经崩坏”，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及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作了较明确的说明[11]（p.10）。蔡当时能对近代中国社会作出这样的理论概括与创新，显然同他多年来主持党的宣传工作及一直关注中国的社会地位和状况分不开。这是他作为当时中共领导人和理论家的突出理论新建树，也是他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一大贡献。
蔡和森将“两半”概念联在一起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新概括（或新提法），后为中共中央领导所认同并沿用。1928年6至7月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在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同时，讨论了“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及相关的近代社会性质问题，即是其中的“严重问题”之一。大会虽然没能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情况“搞得很清楚”，但与会代表在斯大林的帮助下，经过讨论后对这个问题却“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引起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7]（pp.158、162）[12]（pp.86-87）。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明确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这一理论概括，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肯定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或社会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指出这是中共“六次大会”的重大理论成果[13]（p.13）。显然，该通告已将“六大”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正式形成为我党对这个问题的理论概括。其影响不可低估。
进入30年代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共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张闻天、苏华、吕振羽、何干之等，一致认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苏华在1933年9月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社会”[14]；张闻天在1934年1月的《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一文中，抓住土地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得出结论说：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性质，是“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经济”，并强调“这种经济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与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动力”[15]（p.479）；吕振羽在1934年6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6]；何干之在同年9月的《中国经济读本》中，曾研究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问题。
综上可知，自蔡和森于1926年最先提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后，很快获得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及一些理论家的认同；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在中共党内及其理论界形成了基本一致的共识。李文称：“1936年，何干之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正式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此理论概括归于何氏名下，显然是与历史史实不符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和错误的。
三、毛泽东的“两半论”成为全党观察近代中国社会总理论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人所以重视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由于指导新民主革命政治理论上的需要。基于此，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一向重视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把它作为确定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主要依据。他对此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其系统的“两半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成为全党同志及马列主义理论家与史学家观察和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理论出发点。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十多年间，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主要侧重于中国的半殖民地问题，并由此出发分析和强调了中国新民主革命及其战争的一些特点。1923年7月，他指出：“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是简单的一个国民革命问题”；“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体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广大国民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17]。1926年初，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时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是极端的反革命派。”[18]（pp.3～4）1928年10月，又指出：中国红色根据地能存在于“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奇怪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18]（p.49）。1935年12月，他在分析抗战前夕的中国政治形势时说：“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的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18]（pp.128～129）由上可知，毛泽东这期间虽然也谈了半封建社会落后的农业经济状况，但他更强调：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
从目前见到的材料可以断定，毛泽东从抗战前夕的1936年开始，已完全认识了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特殊国情；他在此后的四五年间，经常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来分析中国社会，并依据这种分析来制定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与策略。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及“如何研究战争”时指出：“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在同文中至少5次提到这个“半殖民地的大国”政治与经济的一些特点：如“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中国无产阶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及其政党共产党在过去的15年，“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等，并认为“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原则”[18]（pp.155、167、172～173、175）。显然，毛泽东最迟在该年已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来说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了。这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国情得出的结论。李文称毛“关于中国社会的思想”由于受到过何干之研究的“直接影响”，到1938年初才形成，这纯属是主观臆测的无稽之谈。
毛泽东在以后的几年之中，尽管有时还偏重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国情的分析——如在1937年的《矛盾论》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两文中，他曾几次谈到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矛盾及阶级矛盾之变化问题，以说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紧迫性与必要性[18]（pp.295、232～233），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却更多地时常出现在其讲话和著作中，1938年3月，毛泽东在对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部分学员讲话时强调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最本质的规律。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务。”[19]（p.57）该年5月，他在名著《论持久战》中又一再强调：“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特点的“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日本，这决定了“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另方面，由于中国现在正“处于历史上的进步时代”——“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所有这些“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他最后得出结论说：“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只能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18]（pp.416～417、419～420、425、430）。同年11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这一国情就决定了“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18]（pp.507～509）。
进入1939年后，毛泽东根据中国新民主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对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总结性的阐述。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来是不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18]（pp.526～527、531）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论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与动力等问题时说：“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18]（p.567）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全面、系统和集中地论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性质与民主革命的诸问题，其中第一章第三节专门论述“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强调：“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在论及中国社会性质与近代民主革命的关系时说：“只有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8]（pp.589、593、595～596）1940年初，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与转变时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18]（p.627）
总之，毛泽东向来注重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考察，并对它进行过长期的研究。他结合中国新民主革命斗争的实践，在近二十年中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问题，作过一系列精辟、深刻而独到的阐述，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不断完善和日益深入人心。在他看来，了解和明白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一件事关革命大局的头等大事，千万不可忽视而掉以轻心——因为“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最基本的根据”[18]（p.609）。毛泽东所确认的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如果单从概念上去咬文嚼字地理解，或许会觉得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原本说明不同情况的概念拼在一起有些欠妥帖；但是，如果我们将之视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一种理论创新，则会发现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毕竟是经受过中国民主革命斗争检验的、因而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且至今仍充满着辩证法活力的正确论断。它并未褪色和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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