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人格理想与实践的墨学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渊源论文,人格论文,理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5)02-0022-05
在构建毛泽东伟大思想人格的中国传统文化合力中，墨家文化显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分力。人们习惯以“儒道互补”解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构成，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毛泽东继承了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圣贤仁人、民为邦本、拯民于水火的英雄主义人格理想；而道家文化精神则造就了毛泽东飘逸洒脱的浪漫主义诗人情怀。但是，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从人格精神上讲，他那种任侠仗义的豪杰品性、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勤俭苦拙的生活作风、重质轻文的价值取向以及伴随着他一生的革命道路，都与墨家文化有关。尽管这些也可以在儒家经典中得到部分合理的解释，但是在墨家文化中却可以找到更为清晰和直接的印证。
（一）
墨学在先秦曾与儒学并称为“显学”，双方都因不满于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而“各欲尽人力以救世乱”[1]，但两家提供的解决方案却截然相反：儒家明确主张要全力恢复周代的礼乐文化，而墨子则主张“背周道而用夏政”[2]，他以大禹的吃苦耐劳、热心救世的精神和实践为榜样来要求自己并创立墨家学派。代表下层劳动者利益的墨家学派与儒家在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从开始就存在重大分歧，汉代以降，随着儒学的独尊，加之其本身的不切实际性，墨学的式微几乎成为必然。但是墨学的思想精神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和人格理想模式却顽强地存在于人类历史文化长河中，并构成民间反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
毛泽东对墨家价值理想和人格精神的认同，既与时代风气密切相关，同时也得益于独特的地域文化。首先与近代墨学的复兴有直接联系。当人们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压迫、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民众思想的愚昧麻木，而重新审视和追问几千年来的正统文化时，尘封了两千年的墨家学说逐渐被一些急于寻求有效的救国图存之路的近代知识分子所接受。孙诒让首倡墨子“勇于振世救弊”的入世精神和“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献身精神[3]；梁启超取墨者“任侠”之义，自名任公，极力鼓吹“墨学救国”论[4]。孙诒让、梁启超诸人对墨学的推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迅速引起了思想界的共鸣。李大钊、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都极力鼓吹墨学的现代意义，尊墨抑儒已成为新文化阵营中的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
毛泽东接受墨学的影响还有一条重要的精神渠道，那就是湖湘文化。湘学历来有崇尚禹墨勤俭苦拙之风的传统。近代湘学的代表人物曾国藩便对墨学极为推重，其学曾被后人概括为“混合儒墨”，他曾说：“置身能如墨翟之俭”，“可师矣，不可弃也”。[5]湖湘文化另一大特色，就是尚武任侠。谭嗣同这位近代湘学的重要人物，其性格气质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那种勇于牺牲的烈士风范。谭氏在《仁学·自序》中自称“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他的确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悲壮结局光大了墨家的任侠人格风范。
在五四大潮的洗礼和特殊的地域文化熏陶下，毛泽东早年即受墨学的沾溉，这一点在《讲堂录》的笔记中便可以找到印证；而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更加明确地肯定了墨家学说的精神旨在“达其个人之正鹄”[6]。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他悉心探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时，又重新认真地研究了墨子的思想，盛赞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并批判地继承了墨子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然而墨家文化对毛泽东影响更为深远的却是其理想的人格模式和社会价值理念。出身于农家，毕生与农家文化保持精神联系的毛泽东，已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把墨家优秀的道德规范及令人景仰的人格模式内化于自己的人生观和社会价值理想中，并不断加以实践和光大。
（二）
墨学传统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墨子最基本的价值理想几乎都在毛泽东的人格理想与实践中得到体现。
“兼爱”是墨子学说的核心。“兼爱”的基本意义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利，即“兼相爱，交相利”[7]。“兼爱”的互爱互利，要求应当爱人如己，而且不分贵贱地爱所有的人，特别是“兼爱天下之百姓”[8]，这与儒家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上的“爱有差等”是不同的。墨子讲兼爱，常与“利”相提。墨子所谓“利”，非个人的私利，乃“天下之利”[9]、“国家百姓之利”[10]、“万民之大利”[11]。这既是圣王之道，又是仁人君子所追求的人格理想。对于墨子本人来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正是他立身行事的准则。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积极评价了墨子的兼爱之说：“墨子之兼爱系互助，并非弃吾重大之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损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12]从人格精神上看，毛泽东相当完美地实现了墨子的“利天下而为之”的人格风范。如果说被青年毛泽东视为人生最高境界的“精神之个人主义”，还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完善，那么当他自觉地献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之后，就始终以墨子式的胸怀去爱利天下百姓，始终站在底层大众的立场上，成为民众的代言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毛泽东一生所恪守的价值理念。就社会价值理想而言，墨子的兼爱之说对毛泽东更具有诱惑力。无论从早年的“新村主义”和“湖南公社”，到“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根据地，还是从“桃花园里可耕田”的人民公社到他所津津乐道的张鲁式的“社会主义作风”，都与墨子所构想的“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13]，“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14]的理想社会何其相似！有人提出，这种社会理想与儒家的“大同”理想几无二致。对此，一些著名学者曾有过说明，“大同实乃儒家吸取墨家思想后创立之社会理想”[15]。
“尚贤”是墨子政治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意思就是要崇尚和重用贤能的人。重贤、礼贤之风虽非始于墨子，孔子亦有“举贤才”的主张，但是他更要求“君子笃于亲”和“故旧不遗”[16]。墨子的“众贤之术”有重大突破，它打破了“亲亲”、“尊尊”的宗法血缘界限，主张不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即要“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17]。墨子并以平民代言人的身份，大力推崇和挖掘“贱民”的能力价值。他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举之，无能则下之”[18]。经墨子的大声疾呼和大力宣传，尚贤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并经吸收和改造也成为儒家的社会理想。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少人会像毛泽东那样给予底层民众如此崇高的礼赞。在他看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和圣人君子所创造的——“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五涯过客”，而是由像盗跖、庄屩、陈胜这样最受人鄙视的奴隶和“小人”创造的，是奴隶们的造反和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运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推动社会发展的民主革命的主体，就是千百万的劳苦大众。“革命是什么人去干的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是人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19]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到“奴隶们创造历史”，毛泽东在相信、尊重和依靠、放手发动群众的实践中已经作了极好的例证。这种人民创造历史的执着信念，如果上溯到中国传统文化，恐怕远非“以民为本”的儒家政治所能涵盖的，而只能在墨家文化中找到它的根苗。
（三）
“尚力”是墨子在经济方面的重要主张。与孔子的轻视劳动相对立，墨子十分重视劳动。他认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20]墨子的整个学说就是建立在这个简单而朴素的劳动观念上。“力”“强”是个人生存和社会财富增加的基础，“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21]。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劳动提高到人的本质地位，真正认识到劳动生产的重要性，就是从墨子开始的。这一点为正确评价劳动并尊重劳动成果奠定了理论基础。
共同的劳动者立场，使毛泽东与墨子一样把劳动提高到空前重要的位置。作为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祖辈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模式给毛泽东打上了极深的烙印。从小养成劳动习惯的他，对一切好逸恶劳的观念都深恶痛绝，青年时代在《讲堂录》的笔记中他就曾写道：“懒惰为万物之渊薮。人而懒惰，……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22]后来他在延安提倡墨子之道，所偏重的也是墨子朴素的劳动观念。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毛泽东还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不得吃。[23]如果说墨子强调劳动的重要性，主要是基于人类的生存需要；而毛泽东崇尚劳动则还有另一番深意，他不仅把劳动看作是教育广大青少年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而且视为防止干部蜕化变修的重要保障。
“节用”是墨子经济思想的核心，墨子针对当时统治者“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衣食之财”的情况，提出“节用”、“非乐”等主张。墨子认为：“圣王为政，其发令行事，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24]并警告世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25]墨子还制订了一系列的“节用之法”，把衣食住行限定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范围之内。墨家学派的生活作风相当朴素，“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26]。墨子曾对越王说，只要用他的道理治国，自己同老百姓一样“度身而衣，量腹而食”[27]也就满足了。
毛泽东从个人生活到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设计和展望，无不鲜明地流露出墨家“节用”、“非乐”色彩。毛泽东一生都过着墨子式的简朴生活。作为农家子弟，很自然地秉承了世代所恪守的节俭、勤苦的价值观念，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下了这样的话：“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28]他在求学期间，“忍劳苦，制奢欲”，简朴过人，曾经不带盘缠与同学外出乞讨游学。在组织新民学会时，也特意把“不虚伪”、“不懒惰”、“不赌博”、“不浪费”、“不狎妓”等，写进必须遵守的会章。在中国异常艰苦的革命岁月里，老一辈革命家正是凭着这种“咬得菜根”的精神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一再弘扬“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精神传统。
（四）
墨家学说虽然在当时受到了多方攻讦，但是墨家的人格精神却受到了众口一词的赞美。毛泽东思想性格中最具特色的几个方面都可以在墨家人格中找到源头，或者说与墨家精神遥相呼应。关于墨家的人格精神前文已多处涉及，另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任侠精神
“墨子之徒为侠”[29]，墨家行为具有天然的侠义色彩，墨子将它称之为“任”，“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30]概括说来，墨家的任侠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我牺牲精神，墨家明确主张“杀己以存天下”[31]；第二，苦行救世精神，“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32]；第三，殉道精神，“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33]；第四，崇尚武勇，“墨子之门多勇士”[34]。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任侠精神造就了代不乏人的英雄豪杰。也正是这种任侠精神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革命的途径，来实现其拯民救世，重建人间正道的社会理想。卓绝的革命意志驱动毛泽东创造了开天辟地的辉煌业绩。与此同时，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胸襟，与毛泽东毕生的襟抱也是深相契合的。他一生为革命事业赴汤蹈火，鞠躬尽瘁，这与其说是一种圣贤气象，毋宁说是一种典型的墨家风范。
2.实践精神
墨子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还是一个伟大的实行家。他一生为宣传他的理想到处奔走，因而有“墨突不黔”的传说。在墨子精神和行为的影响下，墨家学派成为先秦诸子中最有组织纪律的实践团体。毛泽东与墨子一样也是一位有着强烈理想主义憧憬的思想家，但是从青少年时代起，他的思想性格就表现出浓郁的实践色彩。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毛泽东就立下过“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35]的誓言，并因敢说敢做而在同学朋友中得了“实践家”的美名。在毛泽东眼里，实践远比理论更有价值。在《讲堂录》中，毛泽东就对“古者为学，重在行事”[36]表示赞同。在众多主义、思潮中，青年毛泽东最终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终身信仰，很大程度应归因于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性，这在他日后的《实践论》中作了极为透彻的阐述。毛泽东还是党内知识分子领袖群中唯一没有出洋留过学的人，当出国成为有志青年的共同选择时，毛泽东却一头扎在工厂、农村进行实地考察。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使毛泽东比同时代人更能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并成功地开拓出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如果我们追溯毛泽东实践性格的文化渊薮，一个是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另一个就是墨家文化。
3.重质轻文的价值取向
墨家文化具有鲜明的重质轻文的特征。荀子就曾攻击“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37]。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8]作为毛泽东而言，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纳入“文质彬彬”的儒家“君子”行列。毛泽东的性格气质中始终透露着一种“质胜文”的本色。早年的乡村田野生活给他磨砺出了一种质朴的性格。这首先体现在他对武勇精神的提倡上。青年毛泽东就曾鲜明地提出“药文弱”[39]的主张，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竟是关于体育的论文，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40]的口号。此外，漫不经心的衣着打扮，不避俚俗的语言风格，不拘小节的行为举止，嬉笑怒骂式的文风，都与儒家的雅致格格不入。现实生活中，毛泽东追求的是一种本色的生活，一种摈弃了一切外在人为束缚的“真我”人生。
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性格深受墨家文化浸淫。从价值理想、人格信念、思维方式、生存风格到审美情趣，其精神生活的每一个侧面都与墨家文化保留了一条割不断的精神脐带。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晚年曾经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反传统的思想实质，不过是以墨反儒，即以褒扬墨家文化以及社会底层的反主流文化，贬斥儒家正统文化来实现文化传统的重建。这与他青年时代的“引儒入墨”或“以墨填儒”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