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价值及其研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价值论文,经典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5-0061-09 近一二十年来，文学理论界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并不断有论著面世，然而，就在同一时期，经典作品在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那里却越来越不受待见，甚至于“死活读不下去”。事情的发展果真印证了一位西方学者的论断：“现在对文学经典日益增长的兴趣是建立在人们对其作用和价值怀疑的基础上的。”①此论本是针对西方的情况而发，中国的情况是否也是如此暂且不去管它，不过，它却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经典作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在不断“贬值”。那么，文学经典究竟有没有价值，如果有的话，其价值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阅读和研究文学经典? 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虽然不能说与我国文学理论界对经典问题的讨论毫无关系，但主要原因却不在这里，而是出于一种“内在的要求”。 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我的研究工作正是以先秦至隋前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经典为研究对象，三十多年来除写有几本书之外，还写了一百六十余篇论文。我认为我从事的研究工作的价值正是源自于这些经典的价值，所以当这些经典的价值受到质疑的时候，自然也就牵动了我的心：从民族文化精神承传的角度看，否定经典的价值无异于斫伤民族文化传统之根；从个人的角度看，否定经典的价值也就否定了有关研究工作的意义并最终导致人生价值的虚无。所以，无论从民族整体的角度看还是从个人的角度看，这都是一个有必要认真对待的严肃而重要的问题。说来很惭愧，做了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工作，整日忙忙碌碌，对于这个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竟没有认真思考过。所以，当这个问题提到面前时，一时间竟颇感茫然。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反省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生命；同样，没有经过反省的学术研究则是盲目的学术研究。如此看来，在回顾几十年学术生涯的时候，实在有必要补上这一课。 文学经典的性质特征 经典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就人文学科的领域看：既有哲学经典、宗教经典，也有历史经典、文学经典。这些不同类别的经典各有其不同的内容、性质和特点，本文只就文学经典言说，这样做除便于结合我的研究对象，以避免空论之外，还与文学经典比其他经典的性质更为复杂和特殊有直接关系。 文学不同于科学，不是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而是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这决定了“文学意义以不确定性为特征，文学阐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②。所以，面对同一部文学作品，不同的人由于身份和经历不同，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与此相关的是文学作品所发挥的熏陶、感染乃至启发、教育作用当然也就因人而异。这些必然影响到对于文学经典的不同认识和理解，使文学经典问题复杂化。对此，只要看一看近年来关于文学经典的各种不同的定义和解说即可一目了然。 文学经典的建构需要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③，外部要素虽然也是必备的条件，但却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内部要素则完全不同，作为文学经典必须具备的本质特征，内部要素容不得任何偶然性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内部要素更为根本和不可或缺。 关于文学经典的思想特征，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结合欧洲的两部文学经典《神曲》和《浮士德》做了这样的论述： 近代两部巨大的史诗，《神曲》和《浮士德》，又是欧洲史上两个重要时期的缩影。一个指出中世纪的人生观，一个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生观。两者都表现两个最高尚的心灵在各自的时代中所达到的最高的真理……许多完美的作品都表现一个时代一个种族的主要特征；一部分作品除了时代和种族以外，还表现几乎为人类各个集团所共有的感情与典型。④ 丹纳指出了文学经典作品的两个最主要的思想特征：一个是最高尚的心灵达到了其时代的最高真理，一个是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感情与典型。前者是说文学作品中的思想达到了时代的最高真理，即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最先进的思想，后者是说文学作品中表现了普遍的人性，即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感情和心理。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最高的真理”和“最先进的思想”之所以“最高”和“最先进”，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它们充分体现着人性的诉求，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感情和心理以及共同的理想和愿望。这说明，丹纳关于文学经典思想特征的论述，正是把人性的诉求和光辉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中外无数的文学经典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就我国来说，我国古代有多种不同的道德精神理想，如儒家道德精神理想、道家道德精神理想和法家道德精神理想等等，文学经典作为古代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不可能完全摆脱这些道德精神理想的影响，而是程度不等地打上了它们的烙印。但是，我国古代的文学经典的思想精华又绝不仅仅限于此，而是有其更为人性化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事实上，正是这些人性化的思想内涵才是构成我国古代文学经典内容的最为基本的成分。 对于文学经典来说，除了道德精神理想的崇高之外，表现这一道德精神理想的力度和广度同样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着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这主要表现在文学描写和揭示的现实生活是否宽广和准确，内心世界是否隐微和深刻以及感情是否充实和厚重，只有足够宽广、准确，隐微、深刻、真实和厚重，才能以其潜在的多重不同内涵形成无限丰富的意义世界，真正使作品蕴大含深。 所以，对于生活和自然的由衷热爱，对历史和文化的虔诚敬重，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遭际的深切关注及其所表现的对生命的珍惜，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以彰显人性的美好，对于假恶丑的揭露和鞭挞以表现对于良心的拷问等等，正是这一切构成了文学经典的不朽内涵。 再说形式要素：从我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实际情况来看，艺术形式要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扬审美理想，一是艺术表现方式具有开创性或独特性。前者要求思想境界的崇高和艺术趣味的高雅，体现着艺术作品的追求和品位；后者要求艺术表现方式的开拓和创新，使作品的内容得到完美而恰到好处的表现，达到二者之间的高度统一。 综上所述，具有上述特征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是建构文学经典的不可或缺的内部要素，而发自作者崇高心灵的强烈爱憎和美好愿望与理想使作品能够从时代最高真理和人性视角的高度直面人生，直指心灵，正是这一切最终决定了文学经典的不可同化的原创性、超越时空的永恒性和不可穷尽的可阐释性。 文学经典的价值和研究文学经典的意义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经典既无关根本的经国大略，也无关日常的生活琐事；既不能满足任何实际需要，也不能解决任何理论问题，似乎是没有任何用处，而只是用以点缀升平和附庸风雅的摆设。对于这种观点和认识，我想借用庄子的一句话来回答：庄子曾用“拙于用大”来评价惠子对于“大瓠”的态度和认识⑤。现在看来，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对于“文学经典无用论”的最为恰当的写照。 关于阅读文学经典究竟有什么用的问题，可以分为两方面：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一般是指其非专业目的，对于文学研究人员来说除此之外还有其专业性目的。 普通读者之所以阅读文学经典是因为“文学是一种与人生最密切相关的艺术”⑥，通过它可以加深认识生活，感受自然，关注社会，理解人性；同时可以怡养和健全性情，丰富内心世界，多方面和谐地发展人性，反省和形塑自己，从而使人获得高尚人格和理想的人生。关于阅读文学经典的非专业性目的不是本文探讨的对象，这里不再赘述。好在时下这方面的论著很多，我认为论述最为全面、深刻又比较具体的，当属朱光潜先生的《文学与人生》⑦一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文学研究工作者研究文学经典归根结底在于文学经典的以下两方面价值： 第一个方面，从根本上说，文学经典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形象书写，集中体现着民族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因此，对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承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具体作品得到说明。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传统总有其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其胚胎的孕育则从一个民族跨入文明历史门槛的那一天起就已开始。从此以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总会在文学经典中留下自己脚步的痕迹，文学经典因而也就成为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直接载体。就我国来说，具有民族文化元典性质的上古神话和《诗经》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 上古神话是中华民族原始先民的伟大创造，大体产生于我国原始社会末期至商周时代，它以幻想的形式和超自然的形象表现了人们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以及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幼稚理解。比较而言，我国神话中的洪水神话、英雄神话和部族战争神话等这类表现现实严峻斗争的神话不但数量较多，而且述说比较充分；而创世神话和文化发明神话等追溯事物起源的神话以及关于自然神祇的神话不但数量较少，而且述说也比较简单。这种明显差别，突出反映了我国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更加注重对生存具有直接和决定意义的实际践行和奋斗精神，而疏于对生存没有直接关系，且富于思辨特征的追溯事物的起源和自然本体的思考。对于生存的关注，就是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关注，显然，这已经明显显露出我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发展趋向。 神话时代以后不久，另一部民族文化元典《诗经》正式诞生。《诗经》大体上产生于西周初期至春秋时代，真实地再现了自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经历，生动反映了中华民族的集体生命和伟大精神。神话中人文精神的萌芽在《诗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鲜明的人文精神因而成为《诗经》在思想上的最大特点：《诗经》不但深刻表现了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观，而且生动表现了这一价值观的不同侧面：人文精神在《大雅》《小雅》和《国风》中都有所体现：《大雅》主要体现在以“敬德”“保民”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想方面；《小雅》主要体现在对和谐人际关系的追求方面；《国风》主要体现在以争取生存权为中心的生活理想方面。无论是政治理想、生活理想还是对和谐人际关系的追求，中心都围绕着民生境遇和人的生存状态，体现着对于人及其命运的终极关怀。 《诗经》以后，从《楚辞》到《汉乐府》民歌、三曹、建安七子、阮籍、陶渊明、左思、刘琨、鲍令晖，直到《古诗为焦仲卿妻》和南北朝乐府民歌等历代文学经典，尽管程度不同地受到儒家、道家和法家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但都不能掩盖其具有时代高度，并闪烁着人性光辉的道德精神理想，即以人文精神为内涵和最高价值标准的道德精神理想。 所谓人文精神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人当是人”⑧，把人当做人，也就是充分理解人、尊重人和爱护人。人文精神是我国文化精神传统的核心价值取向，在文化精神传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考虑到上古神话和《诗经》产生的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时代，中华民族尚处于童年时代；而这个时期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看，正是民族文化精神核心的形成时期。这清楚表明上古神话和《诗经》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奠基和建构做出了十分重要贡献。 无数事实证明，文化精神传统是一种代际相传的特定的权威形式，一经确立便成为一种制约和影响人们的巨大的无形力量：“范围着人们的思想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兴趣，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⑨。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上古神话、《诗经》和其他民族文化元典所高扬的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人格，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 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余英时指出：“人的尊严的观念自孔子以来便巩固地成立了，两千多年来不但很巩固，而且遍及社会各阶层……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人的尊严的观念是遍及于一切人的。”⑩可见，以人文精神来定义我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精神内涵和最高价值标准，不但完全符合作品内容实际和文化历史背景，而且也完全符合我国文化价值系统发展的实际。 正因为如此，一部文学作品能不能进入民族经典的圣殿，在正常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决定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而只能凭任历史的选择。而历史似乎更钟爱传统，即总是选择那些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也就是最能体现深藏于民族心灵深处的理想精神的文学作品。换言之，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根本原因在于它以民族文化精神为灵魂。 第二个方面，文学经典的价值还在于它所体现的审美理想和艺术开创性精神。 文学经典为我国文学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开创性特征的形成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例如，我国诗歌在作品的构成模式、艺术形式的根本特点、物象摄取意向以及作品的基本格调等重要艺术特质，一无例外都发端于先秦诗歌。 众所周知，我国诗歌(指抒情诗)不同于西方诗歌的一个根本特点在于不做抽象的抒情，而多采取托物寄兴，借具体物象以抒情的方法，王国维曾用“一切景语，皆情语”(11)来概括这一特点。这一根本特点的形成绝非偶然，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三百篇”及以前的时代。我们知道，《诗经》中的某些原始兴象，其实质就是建立在宗教观念基础上的观念内容与物象之间的习惯性联想，由这种习惯性联想发展而来的一般的规范化的艺术形式，即朱熹所谓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就是“兴”。(12)这说明，《诗经》中广泛应用的兴的艺术表现方法，就不是抽象抒情，而是借“他物”完成这一过程。兴的出现是我国诗歌艺术史上的一件意义重大的飞跃，对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国诗歌通过外物写情志，以景语写情语的构成模式和方法都与兴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在以“景语”写“情语”的我国诗歌中，物、我之间，情、景之间已经完全契合交融，浑然圆成：诗中的物象处处浸染着浓重的主观色彩，完全被感情化了；而诗中的情则完全附丽在物象上，完全被物象化了，从而形成主客观统一，物我相谐，情景相生的诗歌艺术形象。基于这种情况，黄宗羲说：“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谓之兴。后世咏怀、游览、咏物之类是也。”(13)这是对于我国诗歌抒情方式特点与兴之间关系的明确肯定。 除此之外，《诗经》所开创的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以及生动、丰富而富于音乐美和表现力的语言等都为我国诗歌艺术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楚辞》的开创性也十分突出：虽有以《诗经》为代表且影响广泛的四言诗在前，但《楚辞》并没有因袭这种诗体，而是独创骚体，另外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楚辞》以其不同于北方诗歌的一系列优长和特点在我国诗歌史上创立了蔚为大观的骚体诗，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化特征的叙述和抒情方式。除此之外，《楚辞》在诗歌艺术上的另一重大贡献在于：不但创造了完整的艺术象征方法，而且将这一方法推向极致：《楚辞》中大量的象征性物象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彼此之间密切联系，共同形成了一个宏大的艺术象征体系：“《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4)这突出表现在《离骚》中抒写对儒家人生态度深刻体验的第二大段(即“上征求女”部分)和对道家人生态度深刻体验的第三大段(即“远逝自疏”部分)中。从此以后，艺术象征方法完全走向成熟，并极大地提高了诗歌艺术表现力。 再看八代三朝文学对推动我国文学发展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八代三朝是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有些诗体和诗歌形式走向成熟：如骚体诗、五言诗和长篇叙事诗等。又汉代之前，与抒情诗相比，我国的叙事诗显得相对落后，而这个时期出现的《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则标志着叙事诗已经完全走向成熟，并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阮籍通过由八十二首组成的《咏怀诗》，创造了抒情性组诗，这一形式的最大特点和优长是集抒情、议论和叙述于一体，可随性所至，尽情挥洒，连续抒写，因而成为一种后代经常采用的艺术形式。再看诗歌类型的创新：这个时期新创造的诗歌类型有写给亲友，向亲友倾述内心情怀的赠答诗、通过历史人物和事件抒发情志的咏史诗、描写神仙世界以寄托主观情怀的游仙诗以及玄言诗、宫体诗、闺怨诗、悼亡诗和边塞诗等等。在其他文体方面，赋体中的体物大赋和抒情小赋等也都是这个时期首创。 诗体的创新和多样化反映着对于形式审美追求的深化，诗歌类型的增加说明诗歌反映生活范围的扩大，与此相应的是艺术表现方法的创新和走向完美，而这一切都是文学艺术深入发展的集中表现。 再说山水诗创作。南朝诗人在山水诗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但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充分展示了多种不同形态的自然美，而且解决了山水诗创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创造出很多符合美学规律和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抒写模式、方法和原则：如多种多样的符合审美规律的视点移动模式和自然景观的安排方法；利用远近、明暗、高低、疏密等诸多对立因素，形成空间、自然物象之间的均衡与和谐，巧妙体现大自然的内在律动；注意自然山水面貌的时间性特征；不但精心刻画自然山水的外在美，更着力于把握其内在意蕴和神韵，达到形与神的统一等等，从而为我国山水诗高扬审美理想，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为山水诗创作的繁荣和唐代我国山水诗创作的第一个艺术高峰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总而言之，先秦八代三朝文学的艺术精神和成就及其所体现的原创性特征，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学经典的“美学尊严”(15)，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学艺术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为人类的文学艺术园地增添了灿烂辉煌。 最后还应当指出：民族文化精神传统除反映在文学经典中以外，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诸如哲学思想、宗教观念、伦理道德、审美兴趣和风俗习惯等等。就对于认识、理解和借鉴民族文化传统来说，与抽象的哲学思想、宗教观念、伦理道德等各种意识形态相比，文学经典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主要决定于文学作品的特殊本质，即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说的“同时性”特征：文学作品作为审美对象与我们发生审美关系只能在文学作品所营造的“现场”时空，这个现场时空与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距离：“无论这作品产生在什么时代或什么地方，审美经验都是此时此刻的经验，消除了时空的距离。在直接的艺术鉴赏中，我们的兴趣不是历史的，而是审美的，是此时此刻的体验。”(16)所以，古老的文化传统，千百年前的历史场景和人物，在文学作品中都已经不是木乃伊，而变成了“活的文化”，因而会给人带来更加强烈的冲击和震撼：不但启迪人的思想，而且激发人的感情，触动人的心灵。总之，正是文学作品的这种“同时性”特征，加之其反映现实生活的广泛性和揭示内心世界的深刻性以及内容涵盖各种意识形态的丰富性，最终决定了它在民族文化传统传承过程中起到了更为突出的作用。 当然，我们强调文学作品这一特殊的“活的文化”对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否认古代宗教、哲学、伦理、道德和历史文化的可资借鉴的积极价值，事实上，这些东西同样也是值得珍惜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明确了文学经典是我国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载体及其所蕴涵的价值，那么，研究文学经典的目的也就清楚了：我国古代的文学经典，特别是民族文化元典具有为民族文化精神传统奠基的原创性和开放性，其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充分体现人类文明，具有人性光辉的崇高精神，即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包容着大量的属于未来的积极成分。阐释文学经典不但要阐释文学经典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要把握文学经典超越时空而不断生成和涌现的新的意义，也就是对传统做创造性的转化以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这充分说明，对于文学经典只要经过认真发掘，运用现代意识加以阐释，就能为当代社会提供大量的有价值的思想，这不仅使民族文化精神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继续承传和发展，而且对于我们的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创造，特别是弘扬人文精神，彰显价值理性，端正价值取向，都具有重要作用。总而言之，文学经典的丰富意义和现代价值就蕴涵于它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精神中，要把它们变成现实，离不开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富于创造性的阐释。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继承民族文化精神传统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并且历久弥新的话题，这是因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已使中国的文化结构支离破碎，人伦关系受到毁坏，但中国式的现代秩序一直未能建立；社会行为失范造成的无序，已使得只讲批判不考虑建设的‘批判理论’，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忌；而激进的道德谴责，也就可能被社会各种因素利用，造成违反批判者初衷的社会效应”(17)。对此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具有切身的体会：我们不但亲历了以彻底砸烂文化传统而“求变”“求新”的“十年动乱”，并且至今仍在吞咽其苦果。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充分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建设都离不开文化传统，新文化的建设只有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现实。这说明，在文化重建中继承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不是消极的延续传统，而是发展传统，具有创新的意义。 就文学艺术发展的自身来看，如前所说，文学经典对我国文学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我国文学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特征的形成奠基了坚实的基础，因而成为深刻影响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原因。认真总结文学经典的艺术精神和艺术成就及其所体现的创新、开拓和探索精神，是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提升精神境界以及繁荣和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这是因为文学经典不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最高典范和宝贵借鉴，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华民族净化心灵，提升道德情操，培养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提供了最好的教材。 关于文学经典阐释 对于当今的绝大多数普通读者而言，如果没有古今学者的介入，很多古代的文学经典不过是沉睡、冰冷的文字记录，而根本不可能被唤醒，因而也不可能走进读者的视野，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就是说，文学经典虽有实实在在的文本存在，但那只是一种潜在性的存在，而不是现实性的存在。要把潜在性的存在变成现实性的存在就需要学者对于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阐释。 一般来说，阐释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经典著作主要有三种形式：(18)一是学术性的论述，即恢复事物本来面貌，并论证其意义价值的学术研究；一是批评性的反省，如鲁迅关于古代经典的言说；一是思辨性的重构，即从哲学高度对于经典的概括。其中，学术性研究是批评性反省和思辨性重构的基础，由此不难看出学术性研究在承传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重建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如此，每个时代都要对于经典进行学术研究，提出对于经典的独特理解和阐释，由此所形成的五彩缤纷的经典作品阐释史乃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代条件下的我们这一代学人有责任以阐释文学经典来回应时代的期许。要做好这项工作，就应当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赋予文学经典阐释以现代的学术品格： 首先，对于文学经典的阐释，既要将它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又要具有时代思想的高度，力争历史性与现代性相统一。 要把文学经典真正放回到它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必须做好作品产生的“生态环境”的文化还原工作。作品的历史语境虽然并非没有政治、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但对文学作品产生直接影响的却不是政治、经济，而是文化，因此，必须彻底搞清其时其地文化的本来面貌，从而恢复和重构作品产生的“生态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在作品与它所产生的具体环境、背景的统一中，发现作品与其时其地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把握作品的性质、内涵及其意义和价值。 但是，如果仅仅做到了这一点，而缺乏具有时代高度的现代思想观念的照射，那么，这样的研究必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很难达到通彻澄明，真正有所发现：不但无法正确认识作品的性质和内涵，而且文化还原也不可能真正完成。 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坚持开放性和与时俱进，富于反思精神和创新精神，这就要求不仅要善于反思历史和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确前进方向，而且善于广泛吸纳和包容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精华，博采众善，才有可能达到时代的高度。 在这方面，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诗学理论，特别是整体诗学和综合方法对于当代中国学者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的文学理论和关于文学内容多元性和复杂性思想不仅具有现代学术品格和特征，而且是直接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大肆泛滥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而发。这一点对于具有相似经历的我们这一代学人来说，同样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而尤其值得借鉴。 其次，阐释文学经典要充分尊重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 巴赫金曾指出在运用整体诗学、综合方法研究文学时，应当充分尊重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 通过感性形象的方式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审美特征的集中表现。文学所表现的崇高思想、复杂感情以及现实生活、内心世界等等，一句话文学作品的全部丰富内容和思想，都只能是通过这种富于艺术审美特征的特殊方式才得以实现。因此，阅读和把握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把握科学，不能从抽象的理性出发，而应当以对于具体形象的感受和体验为基础，这说明这是一种“认知和审美的经验，是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19)，因此，把握文学作品首先要深入到作品所再现的生活情境和人物(或抒情主人公，下同)内心去感受和体验，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作品。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在感受和体验过程中不但要排除抽象的概念和教条，而且要超越个人的爱好、意向和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批评家……应当丢开自己的气质，倾向，党派，利益”(20)，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艺术感觉的敏感性和纯度，并深刻、真切感受和体验作者所提供的文学世界，特别是人物和抒情主人公内在精神的丰富性，进而对作品的意义、价值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 由于文学作品的种类和体裁的不同，例如叙事性作品和抒情性作品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和审美特征，因而对于它们的感受和体验也有所不同： 对于以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反映生活的叙事性作品，如叙事诗和小说的感受和体验，主要是深入到作品中的人物及其具体历史环境中和主人公一起生活，共同经历事变，处理人际关系，并承受主人公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和命运所决定的一切，进而把握其独特心理活动、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如果在把握人物同时，进而深入考察影响和决定他们具有如此心理活动、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的各种原因，也就是在人物与环境的统一中内外兼顾地去把握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那么，在人物形象站立起来的同时(21)，它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也会清楚地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把握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 由于抒情性作品，如抒情诗是通过抒情主人公所抒发的思想感情，而不是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反映生活，因而读者感受和体验的内容和过程也有所不同：对于抒情诗的感受和理解应当深入到作品所建构的具体环境和情景中，设身处地地与抒情主人公一起去感受和体验，并共同经历喜怒哀乐。对于抒情性作品欣赏和理解过程的心理活动及其特征，有的学者做过具体分析，指出“体验是指作者创作时的心灵活动状态。读者对作品要一步一步地追到作者这种心灵活动状态，才算真正说得上是欣赏”(22)，这说明对于读者来说，这是一种紧随作者的“追体验”的过程。 还有，从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高度认识文学经典的艺术成就。 文学经典不是理论著作，一般情况下不会做美学理论的宣示，但其艺术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一定的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指导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如果从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角度总结艺术特点和艺术成就，也许更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看清历代文学之间的继承关系。 先看《楚辞》与《诗经》之间在形式与内容关系处理方面的继承关系： 《诗经》对于人物的描写，从美学的角度看，《诗经》特别重视以下两点：一是道德精神的内在美，例如，对于普通人多描写对于友谊的珍重和对爱情的专一以及勤劳俭朴，不畏强暴的性格特征，以凸显其心灵的美好；二是把外在的威仪和容止作为崇高道德的依托，强调二者之间的适应与和谐，所谓“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诗经·大雅·棫朴》)，说的正是内在的精神品德与外在的秀丽相表里，形式与内容相统一才是真正的美。这一美学思想到《楚辞》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屈原不但创造了“内美”一词以突出道德精神内在美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而且通过对于自己的描写明确肯定了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这一美学思想：“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楚辞·离骚》)而这一美学思想正是屈原创作所遵循的美学思想原则。 还有些问题，例如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特点和成就，如果不从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角度考察，很难揭示问题的本质。我们知道，前人将陶诗的艺术风格归结为“平淡”。按一般的理解，“平淡”是说平淡无奇，淡乎寡味，明显具有贬斥的意味。但是，作为陶诗的艺术风格却完全相反，而属于一种特定的审美范畴，既是指平凡而普遍的农村田园景象的朴素自然之美，更是指“超越尘世的物欲追求和扰攘纷争而与无限自由宁静的人格本体相合一的境界”(23)，因此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妙境界，更是获得精神自由和心灵超越的人生境界。而陶渊明理想的生活方式恰恰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躬耕自食其力，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才能保持自己的道德尊严和人格独立，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显然，在这样的语境中，陶诗不但真正达到了艺术与哲学的交融，而且达到了独特的审美体验与个性化话语的交融。正是这一切构成了陶诗“平淡”艺术风格的丰富内涵，陶诗因而也在平淡无奇中蕴含着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从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角度认识文学经典，例如前面提到的《南朝山水诗的美学特征及其贡献》一文，有助于更具体而准确地把握南朝山水诗艺术成就所达到的高度和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 注释： ①杜卫·佛克马：《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比其它更平等》，李会芳译，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②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③外部要素主要是指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等，详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④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63—364页。 ⑤《庄子·逍遥游》。 ⑥朱光潜：《谈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⑦朱光潜：《谈文学》第一谈。 ⑧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自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⑨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4期。 ⑩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1)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25页。 (12)详拙著《兴的源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文中所引朱熹的话见其所著《诗集传》。 (13)黄宗羲：《汪扶晨诗序》，《南雷文定》，耕余楼本第四集第一卷。 (14)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页。 (15)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见《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16)张隆溪：《文化、传统与现代阐释》，《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5页。 (17)吴炫：《中国当代思想批判》，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18)参阅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牛津版前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19)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文版序言第1页。 (20)丹纳：《艺术哲学》，第345页。 (21)参阅丹纳关于感受和体验文学作品的分析，见《艺术哲学》第五编第一章第三个问题。 (22)徐复观：《中国文学欣赏的一个基点》，《中国学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23)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页。标签：文学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楚辞论文; 诗经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