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换，必须大力推进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在各类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注重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深化改革为增长方式转换建立新的体制基础；努力实现社会资源在地区间的有效转换和优化配置。增长方式的转换要从实际出发，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作者为本校经济学博士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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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40多年的建设，我国经济发展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完成了进入现代工业化阶段的经济技术装备和必要的经济制度准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7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4%， 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综合国力也由70年代世界排名的30多位上升到1993年的第10位（本文有关数据部分引自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部分引自1996年1月8日《经济日报》，《经济增长要素：中外国际比较》）。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效益，从而不时引发高通货膨胀以及大幅度经济波动等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刻不容缓的。
一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内容来看，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一般区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类型。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点，是注重增加资金、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等的投入，依靠生产要素的扩张，但产出相对较小，投入产出率低下，创造的附加价值相对不大。集约型增长方式主要强调改善投入产出关系，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提高投入产出率，提高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当然，这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划分也是相对的，即使是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中，在生产要素数量扩张的同时，通常也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要素构成逐渐合理和经济效益逐渐提高，但从总体上来考察，它是粗放型的；同样，在集约型增长方式中，虽然以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效率提高为特征，但也必然会伴有一定程度的数量增长，但从总体上和基本特征看，它是集约型的。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是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经济体制等密切相关。我国建国初期，由于经济落后，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许多重要的工业部门处于空白状态。为了尽快摆脱落后状况，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必须以重工业为重点，并且不断地尽量增加投入，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并通过高积累来支持较高的增长率。实践证明，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当时的国情条件下是必要的。综观各个国家的情况，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是从落后走向先进、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传统经济走向现代化经济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增长方式就不能长期停留在粗放型阶段，不能只追求数量的增长和只进行外延性扩大再生产，而必须把经济的增长放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并适时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因为：
第一，如果不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削弱经济增长的后劲。粗放型的生产大量消耗原材料和能源，我国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大国，但人口众多，从人均量上看，却是一个资源穷国。如人均耕地面积，1994年全世界为0.24公顷，我国只有0.08公顷，只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的三分之一。从单位土地经济效益看，根据1990年的统计，我国为每亩1美元，而法国为30.9美元，英国为58.7美元， 德国为62美元，日本为115美元，同样土地产出的经济效益相差几十倍、 上百倍。其它如石油人均占有量，我国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8， 天然气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0。尽管如此，我国的能源消耗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却低于许多国家，如1990年全世界平均每吨标准燃料所创造的效益为2167美元，而我国只有395.8美元，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20 %左右。这些说明，在我国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条件下，如果不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必然将难以为继，将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削弱经济增长的后劲。
第二，我国经济效益的长期低下，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粗放型增长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量投入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而产出不高，产品未经深加工，产品的附加价值小。这样，即使产量、产值、增长率都较高，但经济效益却低下。例如能源的使用和效益状况，根据1993年统计，我国人均能源使用量为623千克，千克能源GDP产值为0.6美元，而韩国人均能源使用量为2863千克， 相当于我国当期的4.59倍，其千克能源GDP产值为2.6美元，相当于我国的4.3倍； 日本的千克能源GDP产值为9.3美元，相当于我国的15.5倍。这些表明，我国长期以来的片面追求产值、产量，不重视成本和效益，因而高产低效的情况相当普遍。如果不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状况就难以根本改变。
第三，如果不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将会处于不利地位，也将难于立足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的竞争不仅是数量的对比，更重要的是品种、质量、商品的技术含量和效益等多方面的较量。我国由于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比较低的。据估算，我国各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约占72%，只有28%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50—70%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中也有30%以上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这就说明，如果不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尽管产值的增长可能较快，出口商品的数量也可能不小，但经济质量、效益、劳动生产率、商品中的技术含量等都会与其它国家的差距逐渐拉大，将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最终将难以立足于国际市场。
第四，如果不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会有较大的改善。由于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提前实现，我国经济已基本上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局面，大部分消费品已经可以满足人民购买力的需求，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买方市场为特征的供求格局，人们开始注意消费品的选择，开始追求商品的质量和档次，注意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由于是以粗加工和低附加价值为特征，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可能有较快的增加，人民生活也很难有较大的改善。同时，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为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只能依靠大量投资，依靠大量增加劳动力，这样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易于失衡，进而引发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都不利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
以上说明，不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就不能扭转我国长期存在的高投入、高速度、低质量、低效益的状况，这不仅不适应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而且长此下去，就是粗放型增长也难以为继。因此，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换势在必行。
二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发展中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这是由客观经济条件所决定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采取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要努力采取有效的措施，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的尽快转型。
第一，必须大力推动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推广和应用，并重视发展教育事业。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换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单位产品的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欲达于此，科学技术的开发与运用是关键所在。而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人才培养的基础是教育。从科技方面看，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是由科技经费支撑水平和科技人员智慧发挥的程度所决定的。科研经费占GNP 的比重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投入规模和科技实力的主要指标。我国的科研经费1990年为125.4亿元人民币，占GNP的0.71%，1992年占0.7%，1994 年所占的比重则更低，仅为0.51%，而1994年印度占0.9%，韩国占1.9%，德国、日本、美国均占2.9%，我国是比较低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均科研经费，1994年我国为1683美元，而印度、韩国、日本、德国、美国均高于我国十几倍或几十倍。从教育来看，由于高等教育是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继续和提高，又是发展高新科技的基础，因此，必须提高高等教育率，才能培养出大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经济师和其它方面的专家，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然而我国的高等教育率却很低，1980年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与该年龄组人口的比重为1%， 1992年仅达到2%的水平。而印度1992年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32%， 泰国为19%，韩国为42%，美国为76%，加拿大则高达99%。可见，在高等教育率方面，我国的差距是很大的。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必须大力推动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推广和应用，并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二，要制订和实行适当的产业政策。我国要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在提高经济效益和质量的前提下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需要新的投资机会和市场前景，这取决于一些市场潜在需求巨大、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规模效益显著的一些新产业部门能否迅速成长起来。因此，必须在促进各类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发展高技术产业。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处于我国目前这样的发展阶段时，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建筑等支柱产业均属于高速扩张的产业，其增长率明显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增长率， 在GNP中每个支柱产业所占比重达到5%甚至更高。而我国技术、 资金含量较高的电子、石油化工、汽车等行业在GNP中所占的比重则明显偏低， 分别只占0.09%、3.0%和1.0%。目前发达国家正在掀起新的科技革命高潮，在高科技的研究、发展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诸如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航空航天领域的开拓、生物工程的发展、新材料的发现等，都在促进全新产业的形成。为此，我国应该制订和实行适当的产业政策，在促进各类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应努力建立和发展这些新产业，使我国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又有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从而使我国产业结构既有多样化、多层次化，又不断升级，促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不断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
第三，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建立新的体制基础。我国对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弊端，应该说认识是比较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同时，就要求各项经济活动必须讲求经济效益，以后的历届党代表大会都强调这一问题。虽经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这种重速度、轻效益，重投入、轻产出，重数量、轻质量，重外延性扩张、轻技术进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未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保证这种转变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从而缺乏确立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借以存在的体制基础。所以离开经济体制改革就谈不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因此，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计划体制、金融体制、财政体制、投资体制、企业体制、科技体制、政府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真正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同时，加强和完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企业管理走上科学化轨道。这样，形成确保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制度安排，为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建立新的体制基础。
第四，必须打破地区经济封锁，形成各种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在地区之间的有效转换和优化配置。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又极不平衡，情况差别极大。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方面在全国实行产业多样化和不断升级的同时，各地区必须按照各自的实际条件和资源优势，逐步实行生产的相对专业化；另方面地区之间还必须通力合作。要看到我国落后地区既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又是发达地区将相对落后的产业外移和实现技术扩散的受体。落后地区在接受发达地区转移和扩散的生产技术和劳动技能的同时，支付一定的引进费用，这就降低了发达地区经济技术与劳动技能的转移成本和替代成本，也使发达地区能够较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换。落后地区接受发达地区转移过来的生产技术和劳动技能以后，有可能改变这些地区经济落后的面貌，从而也有利于这些地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因此，必须打破地区经济封锁，实现地区之间的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有效转移和优化配置，更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换。
三
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换是刻不容缓的，但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必须正确认识和辩证理解，有几个问题尚需在认识上取得共识。
第一，粗放型增长方式和集约型增长方式都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两者都是同时存在的。粗放型是相对于集约型而言的。虽然粗放型是以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为特征，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会出现生产要素构成逐渐合理和使用效率的逐渐提高；同样，集约型虽然是以生产要素构成合理和使用效率提高为特征，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需要有一定的数量扩张。这就说明，任何时候经济增长都既要依靠生产要素的合理构成和效率提高，也要依靠生产要素数量的扩张，两者不可能截然分离，只是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而已。因此，当前我国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主要是从总体上要求由过去以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向以集约型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不是要求所有企业、所有生产过程都不要粗放型方式了，这要具体分析。
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换，不是为集约而集约，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因此，从国民经济总体的战略目标来说，要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但就每一个企业来说，是采取集约型生产还是粗放型生产，主要要以经济效益为准绳，要看哪一种生产形式能给企业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要看哪一种生产形式对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市场竞争力的增强能带来更多的好处。例如我国当前还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部分产业技术含量不高，本质上属于粗放型的，但如果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装备的投资来代替劳动力的支出，并不比原来劳动密集型方式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的话，企业应该用劳动密集型方式，不宜生搬硬套集约型方式。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要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我国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换，从宏观总体而言，它作为一个长远的方针，符合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的实际，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但就微观层次而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是由各个企业具体来实现的。诚然，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换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但是在一定时间内，经济效益的高低并不完全由集约化程度来决定，而是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只有每一个企业才更清楚地知道他们究竟采取哪一种生产方式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能“一刀切”，不能“一哄而起”，更不能定指标强制推行。应尊重企业的自主权，由企业自己作出选择，使企业真正成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