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碑志义例：金石学与辞章学的交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石学论文,碑志论文,辞章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国理论家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指出：“有一种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它表现在规范诗学中。对现有的程序不作客观描述，而是评价、判断它们，并指出某些唯一合理的程序来，这就是规范诗学的任务。规范诗学以教导人们应该如何写文学作品为目的。”①本文所要探讨的清人碑志义例之学就是这样一种旨在指导、规范人们如何书写碑志的理论。义例之学虽然琐碎，但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某种文体观念乃至文学观念，尤其是清代碑志义例之学，继元、明之后呈现出一种集成性、体系化的特点，极具考察价值。本文重点探讨清人碑志义例之学在辞章学和文体学方面的义理及其意义，文中所言之碑志，以埋于幽室之墓志铭为中心，也包括立于地上之墓碑类。祭文、哀辞、行状等与碑志文体性质相似，甚至古人亦有用其为墓志者，所以本文同时也兼及对祭文、哀辞、行状等的考察。鉴于本文旨在探讨文体，故忽略金石文本与纸质文本媒介之不同。
金石义例之考有裨于文章，是金石学的分支之一。朱剑心指出：“金石之学，肇于汉，盛于宋，而中衰于元明。入清以后，百年之间，海内承平，文化溥洽，而斯学乃复兴焉。”②伴随着清代金石学的勃兴，在“金石三例”与朱彝尊跋语的导引下，形成于元代的金石义例之学亦随之兴盛起来。
金石之学兴起于宋代。赵宋时代，古器物大量出土，学者亦勤加搜集研究，继刘敞、欧阳修之后，吕大临、薛尚功、黄伯思、赵明诚、洪适等各有著述，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金石学。王国维云：“宋人治此学，其于蒐集、著录、考订、应用各方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③元明两代，由于风尚不重实学以及金石器物少所发见等原因，金石学一蹶不振。清代“文字之狱甚严，通人志士，含毫结舌。无所虑其志意，因究心于考古”④，金石学在顾炎武、黄宗羲、朱彝尊、阎若璩等人的倡议与实践下又悄然兴起，彬彬大盛，蔚成显学。康有为曾描述其盛况道：“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夫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采，摹拓以广其流传。若平津孙氏、侯官(福建侯官)林氏、偃师武氏、青浦王氏，皆集成巨帙，遍布海内。其余为《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图》、《金石表》、《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续编》、《金石补编》等书，殆难悉数。”⑤朱剑心认为金石学有三大分支：“金石文字，自成专门独立之学，可不待言，而其裨于他学者，亦有三焉。一曰考订，统经史小学而言；一曰文章，重其原始体制；一曰艺术，兼赅书画雕刻，而古董家之鉴赏把玩不与焉。”⑥王国维谓宋代金石学“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所言过当。究赵宋一代，金石学研究或考其时代，或述其制度，或释其文字，或评其书迹，对义法关注则远远不够。有鉴于世人之碑志不考古法，漫无矩度，元代潘昂霄撰有《金石例》一书，其后有明代王行《墓铭举例》、清初黄宗羲《金石要例》，世称“金石三例”，金石义例之学实由此三人而奠定。
乾隆二十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雅雨堂本“金石三例”在扬州刊出，时盛金石之风，世人获之如宝，抢购一空。在卢氏雅雨堂本之前，流传的是宋宾王校录的雍正年间钞本，吴镐使用的便是这个钞本，从其《汉魏六朝志墓金石例·自序》可知之。嘉庆十六年，郝懿行力成重印之举：“然而时贤之为八家古文者，极赏此书，且有购觅不获以为憾者。弟亲见其然，故商之雅雨，卢氏欣然出其所藏，而重付之梓。”⑦在“金石三例”的导引下，嘉道间金石义例专著接踵问世，通行本有以下数种：梁玉绳《志铭广例》、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郭麐《金石例补》、吴镐《汉魏六朝唐代志墓金石例》、梁廷柟《金石称例》、冯登府《金石综例》、王芑孙《碑版文广例》、刘宝楠《汉石例》、鲍振芳《金石订例》。光绪年间，朱记荣等人编成“金石全例”一书，囊括了上述著作，这标志着清代不断发展的金石义例之学趋于完善。这些专著将碑志义例研究推向了顶峰，金石义例之学当以此期为鼎盛。
清代这股注重金石义例风气的出现，亦得益于朱彝尊之倡导，其跋《墓铭举例》语云：“窃意墓铭莫盛于东汉，潘阳洪氏所辑《隶释》《隶续》，其文其铭，体例匪一，宜用止仲之法，举而胪列之。惜乎！余老矣，不能为也。”⑧朱氏跋语的价值在于拓宽了碑志义例研究的范围，为后人指引了新的研究方向。朱氏事业未竟的遗憾激励着后人，李富孙、郭麐、吴镐、冯登府等都明确表明其行为受朱彝尊跋语的启迪。故李慈铭云：“然近时为此学者，吴江郭频伽有《金石例补》，荆溪吴荆石有《汉魏六朝金石志墓例》，宝应刘楚桢有《汉石例》，皆本朱氏之言。”⑨实则受朱氏启发者不止此数位，牵于他事而未成者更不在少数。
此外，金石义例探讨也有不少以零星形式存在。清代是一个朴学大盛的朝代，其时最戒轻率著书，有人往往终身搜集、考订资料不辍，而身后由子孙或朋友加以整理出版。札记体著述方式是清代学术截然不同于宋明理学的一种叙学形式，其中亦多有关于碑志义例之学的，如顾炎武《日知录》、姚范《援鹑堂笔记》、赵翼《陔余丛考》、袁枚《随园随笔》、孙志祖《读书脞录》、王鸣盛《蛾术编》、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其中不乏大量对碑志义例的考证。此类探讨，对于考察清人碑志义例之学亦弥足珍贵。
梁启超总结有清一代金石学流派云：“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后梁玉绳、王芑孙、郭麐、刘宝楠、李富孙、冯登府等皆庚续有作。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而叶昌炽著《语石》，颇集诸派之长，此皆石学也。”⑩数派之中，清代以黄宗羲为开宗的义例之派至今少为人们所注意，因此应格外引起我们的重视。
以“金石三例”为代表的以往的碑志义例之学，举例仅限于唐宋大家、名家，清代的碑志义例，则大大扩展了探求的范围。闵萃祥《金石三例再续编序》云：“惟三例大抵取自唐宋人之文，而他尚略，读者犹未餍焉。于是继而作者，上自三代下迄宋元，益推求其例之所在，以辅三例之不足。”(11)同是广“金石三例”之不足，但是清代各家之动机却并不一致，可细分为骈文派、古文派、折中派三种。
以刘宝楠为代表的骈文派，其目的不仅仅是对唐宋碑志义例进行溯源，更是要取而代之。刘宝楠对张穆云：“元潘景梁、明王止仲、国朝黄太冲，并纂录韩柳诸家文为碑碣例，世称‘金石三例’是也。夫刻石之兴，肇自皇古，梁甫弇山，载籍盖阙，琅邪碣石，巡幸偶经。降至东都，斯风乃炽，公卿贵人，下及一行之士，门生故吏，载笔贞珉，其书爵里姓名为传体，其书生卒年月为状体。魏晋以降，迄于唐初，谨守其法。韩柳上法庄荀，工于思议而体制寖失。余素喜东汉碑碣之文，甄而录之。”(12)刘宝楠认为“韩柳上法庄荀，工于思议而体制寖失”，他的《汉石例》“本竹坨之意，一以东京为主”，带有鲜明的个人偏执色彩。
郝懿行虽有促成“金石三例”重刊之举，但他并不赞成当以古文碑志为范式。雅雨堂本“金石三例”重刊后，朋友张蒙执曾有“夫文各有体，碑铭亦文耳。若以史法作之，是谓有序无文。舍人之论雅不如是”之论，婉言批评郝氏不敢回归碑志文体本真，犯了世人“震于昌黎之名，不敢谁何”的通病。为此郝懿行回信辨明其真意道：“三例一刻，弟实未满于此，访诸通人，亦以为然。”“弟亦震于昌黎之名而不敢谁何者，故其为序，虽远引汉魏以来而不敢薄今爱古。又以今世为文多无师法，与其面壁虚造，不如取法乎中，犹得其下，故力成此举，以徇时好，非弟亦极赏此书也。序中隐跃其词，不欲明白，恐观者不喜。大抵意在于斯，不期己为。”(13)郝懿行谓他在序言中已隐跃其词地表达了不推崇古文碑志之意。“金石三例”篇末载朱彝尊“窃意墓铭莫盛于东汉，潘阳洪氏所辑《隶释》《隶续》，其文其铭，体例匪一，宜用止仲之法，举而胪列之。惜乎！余老矣，不能为也”之语，郝懿行又在序言中云：“然如有嗜古之士起而为之，不特补兹书所未备，亦方今文章一大关键也。”二者均暗藏玄机，意在以汉魏六朝碑志为法。
此外，阮元也有类似的过激意图。阮元曾云：“元潘昂霄《金石例》惟拘守昌黎一家之学，明王行《墓铭举例》虽兼取韩愈李翱以下十五家，亦不过中唐以后体制，其余两汉南北朝制体修词之道，概未之闻也。余收获两汉六朝碑版甚多，思成一书，以复古式。”(14)又嘉庆八年，李富孙至武林，以《汉魏六朝墓铭纂例》请正于阮元。阮元颇称善，并向李富孙宣扬道：“碑碣当以汉魏为法，六朝犹不失遗意，宜将原文及碑式趺寸，并为载入，俾古制有所考。”(15)
然而多数学者仍以韩愈碑志为宗，其义例的延伸扩大并不是要挑战韩愈碑志的正宗地位，王芑孙可为这方面的代表。尽管王芑孙曾经有过早岁好学骈文的经历，但其执著地认为墓志隶属古文范畴：“江淹、任昉皆六朝文士，不讲义例，其文亦非古文，不可援其例以乱古文法律。”(16)王芑孙对时人推崇汉魏墓志非常担心：“比自考订之说兴，人人汉魏，家家金石，唐以后文为无足观，薄宋以后人为孤陋寡闻，而文律且荡然矣。”(17)他不仅通过点评“金石三例”来宣扬古文碑志，而且因担忧韩、欧之法不彰而著《碑版文广例》一书。该书“旁推秀水之言，上追秦汉，下迄宋元明”(18)，虽亦言汉魏六朝，但却是以韩欧之法律汉魏六朝，张穆曾言其宗旨云：“其恉乃主于摧毁汉人，专以文章正统与韩欧。”(19)
王芑孙以韩欧为文章之正统，认为“能以韩欧之例例秦汉、例元明，无往不得；不以韩欧之例例秦汉、例元明，无往不失矣”(20)，王芑孙持此论有两条重要的依据，理由之一：“古文莫贵乎事信而言文，汉碑版之在世亦多矣，或奥而赜，或枝以蔓，虽或得焉，其所得常不敌其所失。……传家发例之情有五：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是五者汉碑版有其仿佛乎？汉碑版无之，而韩欧有之，斯不得不以文章正统与韩欧矣。”(21)理由之二：“汉碑版不皆出于文士，乖离析乱，人率其臆，未尝有例也。汉一代作者岸然以《春秋》自例，司马迁而止耳，班氏而止耳。下此虽范蔚宗氏有所弗逮，矧其散者乎？”(22)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之作缘于“知昆仑以上之原之所在”、“沿其流而不忘其原”而作，但他深知汉魏六朝碑志实无例可言，故云：“尝考前代碑志，详略互异，盖汉魏时墓志墓碣等文，原无程式；晋宋齐梁各代，又少刻石之事；独北魏人颇多志墓者，然屡经丧乱，地尽边圉，所志者，大抵武臣悍卒，或出自诸蕃，而田夫牧隶，约略记之，其书法不参经典，无足怪者。即隋唐志，其撰文察书，不必定为通儒，烦芜鄙陋之作，不能尽足为例也。”(23)李慈铭亦持此观点批驳推崇汉魏碑志者：“自黄梨洲氏《金石要例》出后，文之义法，已括其凡，为碑版者，谨守不渝，即为定则。朱竹垞氏欲缉《隶释》、《隶续》所载为例，以补潘、王、黄三家之缺，意在存古，实为好奇，可以取广见闻，不必定为义法。于是冯氏及梁曜北、郭频伽等皆掇拾琐碎，分缀奇零，例愈广而愈繁，采愈多而愈惑。盖汉代碑碣，不重文章；魏齐石刻，多出村野，名字月日，信手而书，年号官称，亦间致错。至于子姓所叙，详略失宜，得氏溯张柳之星，方外有公薨之号，其为鄙缪，不可胜言。”(24)
金石义例折中派以吴镐为代表。吴镐通过墓志文发展脉络的建构，确立蔡中郎、庾开府、韩愈三宗，试图改变“金石三例”以韩柳之文为宗的局限性，主张骈散各有短长，未可偏废：“志墓之文，始自东汉，蔡中郎集中所见稍多，然叙事则失之太略。盖当时文体简朴，类如斯也。至子山庾氏，始成正格。厥后至唐，又失之太详，未免冗滥，赖昌黎崛起，力振衰靡，遂得复古。平心持论，撰志墓文者，止可以此三家为正宗，不得因骈散歧途而有所偏废也。”(25)又云：“三家之悉以韩文为例者，以文起八代之衰之言也。文章骈格，肇自东汉，其时志墓之文，率多俪偶，乃古人正格，至隋唐尤甚。揆之散著，实殊途同归。若概目为卑滥，在散体中又岂少市声俗轨之讥？要之各有短长，未可偏废。则尊韩苏而薄徐庾，非通人持平之论矣。”(26)
古人一般以韩愈为界将碑志划分为汉魏六朝骈体碑志与唐宋古文碑志两个系列。两个系列碑志体制表层差异是骈散语言形式之分，更为本质的区别是：前者属于文的抒情系列，后者属于史的叙事系列。章学诚对此有深入的阐述：“自西京以还，文渐繁富，铭金刻石，多取韵言。往往有序文铭颂，通体用韵，前后皆一例者，古人不过取其易于诵识，无他意也。六朝骈俪，为人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文家称为韩碑杜律，良有以也。”(27)唐宋古文碑志一直被认为是正脉，尤以韩愈碑志之作为典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文章宗旨》云：“碑文惟韩公最高。每碑行文言，人人殊面目，首尾决不再行蹈袭。”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亦云：“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者对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碑志不敢持有异论，而吴镐倡言“止可以此三家为正宗，不得因骈散歧途而有所偏废”，刘宝楠、阮元敢言“韩柳上法庄荀，工于思议而体制寖失”、“碑碣当以汉魏为法”，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以往独尊韩愈古文碑志的格局。古文碑志地位在清代有所动摇的原因大致有两条：其一，乾嘉汉学兴盛，人人言郑、许，迷恋汉魏六朝，此时出现偏爱汉魏六朝碑志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其二，清代骈文出现了中兴气象，骈文依托汉学凌越古文而独盛一时，人们已经不再讳言骈文，甚至一些骈文家有意与古文家争席乃至争文统，于是汉魏六朝骈文体碑志也就自然走向了前台。由此，不难理解何以朱彝尊“窃意墓铭莫甚于东汉，潘阳洪氏所辑《隶释》《隶续》，其文其铭，体例匪一，宜用止仲之法，举而胪列之”之语能够在清代激起众多回音。
嘉道间众多碑志义例专著的出现标志着碑志义例探讨巅峰时代的到来，但就多数撰著而言，尽管仍怀有发扬“金石三例”指导创作的良好愿望，而其举例之繁，见炫博学之俗；争较例之所始，见追真相之心；考证经史，见阐释之态，这些表明义例探讨已与创作分道扬镳，走向了纯学术化、书斋化的路数。
“金石三例”旨在指导创作，此正如吴镐所云：“志墓之文，欲传信后世，随事因人，本无定法。顾宋讫元明，习俗相沿，文体大坏，故三君不得不作例以匡救之。《鄱阳传录事》叙潘例曰：‘使孝子慈孙观其制度之等，则思得为而为，不得为而不为。’诚哉斯言！盖兼文字言之，非仅指营墓羊虎品级也。”(28)卢见曾刊刻“金石三例”之意亦在此：“曩病时贤碑碣叙次失宜，繁简靡当，盖未尝于前人体制，义为省录尔，兹故汇刻以行世，俾后之君子，晓然于金石之文，不异于史家发凡起例，亦春秋之支与流裔，触类而长之，庶乎知所从事矣。”(29)郝懿行力成重刊之举也是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又以今世为文，多无师法，与其面壁虚造，不如取法乎中，犹得其下，故力成此举。”(30)在众多的碑志义例专著中，鲍振芳《金石订例》最为严格地秉承了这种精神。该书《自序》云：“盖非苍崖无以识例之备，非梨洲无以识例之严。二者相救不可偏废，窃不自揣，合两先生书，辑为《金石订例》四卷，以质当世之能文章者。”鲍氏《金石订例》一书举例，多“标别其正变，与其是非”，缀言“向例所无也，文章家酌用之”、“有志于古者，宜知所择”、“迄今沿以为常，不足法也”等语，其有意于文章之心可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像鲍氏这类秉承并实现“金石三例”有裨文章传统的义例之作并不多见。就总体而言，多数学者认识不明，意志不定，在义例考据中迷失了方向，沦为为考据而考据，其中又以梁玉绳为最。梁玉绳自述其《志铭广例》著述宗旨云：“余据耳目所及，别其类而补其(《金石三例》)遗，摘旧增新，次为广例二卷，广变例也。”碑志有正体、变体之分，正例与变例在义例谱系上并不能相提并论。姚鼐认为学文应从正体入：“墓志自与神道碑同类，与埋铭异类。神道碑有铭似墓表用铭，亦可通，然非体之正也。吾谓文章体制，当准理决之，不得以前贤有此，便执为是。如赠序中用‘不具某顿首’与书同此，颜鲁公、蔡明远序体也，自当断以为不是耳，安可法之邪？”(31)恽敬则在其古文创作中严格遵循正体，其《大云山房文稿·通例》申明道：“墓表有列铭及诗者，变例也，集中皆不列铭及诗。碑记列铭及诗者，正例也，集中皆列铭与诗，壁记则无之。”恽敬并对创作变体者予以指责，《大云山房文稿·言事》卷一云：“文襄所作文达公墓志乃墓表体，袁子才所作文达公神道碑又杂墓志体，其间书法不合处甚多。”清人以正体为本，是古人崇正黜变的文体追求在碑志义例中的具体反映。梁玉绳其书广罗变例，不切合现实写作的需要，有失之炫博。
清代金石义例取法对象由潘昂霄《金石例》囿于唐宋大家、名家发展到无限推广，其对出土之碑志凡例必录，似若天罗地网之周遍，而于实用之需要则不能捕捉蝇蚋。金石义例宗旨在于寻求供写作参考遵循的一套操作规范，广求义例一旦超过“度”，终究变得无法可求，与其最初寻求义例的目的背道而驰。王芑孙对此批评道：“今宜上取汉魏六朝，下取宋元明之谨严有法者附益之，其不可为法者，则舍而勿取。既以例言，则义在周谨，防其流滥，非取骛博者也。”“学者博学而详说之，第精择其一二，可以为法者，用广兹编所未逮足矣。若欲一一尽举其例，则开辟以来，何所不有？虽罄南山之竹，未足书之。抑且务广而荒大，失所繇言例之初心矣。”所以，王芑孙坚持选例从严：“北宋之宜增者，柳仲塗之外，原父贡父二刘及其季则，毕仲游之《西台》集中多志表，南宋增罗端良，元增虞道圆、姚牧庵，明一代增宋金华、王阳明、归震川，此外亦可以不必也。”(32)李慈铭承王氏之意也对脱离创作的金石义例探讨进行了批评：“窃谓文章本无一定之例，自南宋以后，滥为酬应，文人益多，而文日卑。故潘氏举韩文为例以救之，取法为近，以晓流俗也。降及晚明，江湖小人恶札充塞，至为猥贱。故梨洲黄氏复为要例，自唐宋诸家以及元明，著其文之流变，以见例之不可尽无，非为考据计也。竹坨好博，意在复古，而汉人不尽是通儒，其碑亦非尽出能文之人，庞杂抵牾，任意而出，诸君区区摭拾，错杂纷繁，欲求例而转无可例可稽，盖只可备汉碑碣之考据，不足为文章之义法。故嘉兴冯柳东《金石综例》，学海堂遂收入《经解》，而潘、王、黄氏之本意尽以失矣。”(33)
清代碑志义例之学在发展过程中，受金石学主流的影响，出现了与辞章学、文体学渐行渐远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更倾向于运用金石资料为考据之资，或正讹误，或补史阙，或辨异同，或较优劣，整个金石学的发展格局是以考证经史为正宗，而视研究碑志义例以俾书学、辞章学、文体学为旁门别派。凌廷堪云：“后之学者披深材探绝壑、穿宿莽掘荒原，搜之拓之、寻之绎之，其幸而存者可以观一代之制度焉；可以补六经之训故焉；可以辨诸史之信疑焉；可以知小学之迁流焉，所关系者良非浅鲜，故可以宝也。……后世辞章之徒，乃第借其采藻以供取妃白骈四俪六之用，方且自以为得也。”(34)叶昌炽《语石》亦云：“吾人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文为宾。文以考异定讹、抱残守阙为主，不必苛绳其字句。若明之山尚书辈，每得一碑，惟评论其文之美恶，则嫌于买椟还珠矣。”二人所言正代表了金石家的普遍致思方向，体现出义例之学笼罩在金石学语境之中，其发展受制于金石学主流，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碑志义例探究应有的方向。
义例亦包括书写格式、古刻体制，如刘宝楠《汉石例》卷六总例“碑文隔圈例”、“碑文空字例”、“碑文出格例”、“碑文提行例”、“碑文空行例”、“碑文低行例”等谈论的就是这类问题。文因义而生，例因义而立，故沿例而求其义也就成为一种可能。因此，义例之学不仅仅为辞章计，亦可以含有考察古代史实的学术味道。如袁枚《随园随笔》卷上“后五代藩镇之尊见于碑碣”条依据《开化瑶严阁记》“书北平王跳行超一格，与书后唐诸帝同式”、《闵忠寺重藏舍利碑》“碑文中于大唐文宗宣宗及上书皆空二格，于清河公亦空二格，于陇西令公则跳行书”，考察出“当时河朔之俗，知有节使，不知有天子”的五代史实(35)。其实这在“金石三例”中已显端倪，今人陈春生指出：“像《墓铭举例》，就着重从‘例’中去议论‘义’，认为具体文例上的特点都是体现了古代宗法礼仪思想的‘义理’。”(36)这种倾向在清代变得更加浓厚，如阮元认为“宜将原文及碑式趺寸，并为载入，俾古制有所考”；刘宝楠指出“夫金石之学，藉以考证经史”，并以此指责“梁郭无所诠释，冯君亦未发明，均未善也”(37)。《续修四库总目录提要》稿本册二九评价《汉石例》云：“而宝楠深明汉学，本朱彝尊跋《墓铭举例》之意，一以东京为主，传以经术，加之博证，故其书颇能得大义，义举而例亦因之至。于断制深严，条理明畅，尤非诸家所能及，盖不仅文章家之事也。”《汉石例》中虽亦不乏“今人宜避”、“不可为法”、“今人临文，未可袭用”之语，但其浓厚的考证古代礼制的意识则将有意于为文之心消解得荡然无存。
辞章学、文体学对于碑志义例关注的维度有别于金石学，真正能够传承“金石三例”精髓的正是这一时段来自于辞章学、文体学维度对于碑志义例所作之探讨。碑
志是古代重礼重丧文化传统下的一种涉世之文，其避讳、子妻、门生、父兄族祖、官职、郡望、序铭等无不有严格的规定，现世创作的需要是清人热衷碑志义例探究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清代碑志出土既丰，搜集亦富，辞章学探讨因得以左右逢源。如夫妇合葬当如何书写墓题，明末清初大致有一种定论：出于“女统于男之义”，黄宗羲、阎百诗、汪琬等都认为夫妇合葬墓题应仅书夫名。文集中书“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志”的王遵严、王弇州、魏叔子等遭到时人的奚落，如钱谦益批评道：“古人合葬题不书妇人，曰暨配某者，空同以后，不典之辞也。”(38)随着探讨的深入，这一定论又有被颠覆之势。乾隆朝杭世骏为梁少师太夫人撰合葬墓志，考虑到“太夫人先殁历二十年，朝廷复有赠典照耀远近，固当郑重特书”，所以题有妇名。杭世骏提供了如此行文的历史依据：“徐司寇作《读礼通考》，据其舅亭林先生所撰《金石文字记》有‘《泽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志铭》，四品孙义阳、朱宝撰。唐武后垂拱四年十一月也。’又‘《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秦贯撰，宣宗大中十二年十二月也。’”以金石例证为后盾，故杭世骏云：“据此，则古人亦有书妇者矣。钱黄两氏良由未见两碑，轻易诋驳，未可即为定论。”(39)当然，清人并非全依前代金石为据而丧失自己的理性判断，他们对碑志义例的抉择遵循依理而行、因时而变的原则，此正如章学诚所云：“涉世之文，不比杜门著述，师古而不戾于今，协时而不徇于俗，斯庶几矣。”(40)“金石文字义例，论说甚多，其言古法，自不可废，但有碍于理，自不可从。俗无碍于理，则古犹今也。”(41)
辞章学不务玄谈，它与创作直接相联系，或对自己创作进行辩解，或对不正风气进行批驳，有效地促进了现实写作的健康发展。清代碑志文学创作较前明严谨，与这一时段义例之学发达不无关系。清人从辞章学角度对碑志义例的探讨一般采取以下三种形式：
其一，书信。清人多通过信件进行切磋，解疑辩驳，所言之内容多具就事论事性质，比较贴近实际。书信是古人讨论学术的重要方式，它弥补了没有类似现代学术期刊作为交流平台的遗憾。王元启《衹平居士集》卷二十《与罗英櫮书》云：“但古人纪事之文，书卒而不书生。《春秋》一书，书卒者多矣，未有书其生者，惟子同之生乃《春秋》特笔，与‘《风》诗展我甥兮’同义。盖别嫌明微之旨寓焉，非可概施之他人。下至马班二史亦然，诸帝纪中但书崩年若干，即上推可想。至于墓志，以昌黎为法。昌黎集中碑志之文十有二卷，其中铭墓之词六十有六，首书葬日者十之九，书卒日者十之八，欲求生日则六十六首中无有一焉。六一翁继昌黎而作者也，集中凡十有八卷皆属墓文，文多至九十四首，亦未见有书其生日者。惟明代宏正以后，志文最为靡滥，虽以归震川之卓然杰出不苟随人不趋者，时亦勉循俗例，如沈大梁、李玉、顾孺人三志，皆书生日。其实昔人所讥近代不典之词也。然通集止此三作为然，其他更有书葬日并缺其卒日者，皆一以韩欧为法者也。”简单的碑志生辰卒葬书写，却蕴藏着深刻的生死有别文化，此点极易为常人所忽视。罗英櫮送来商榷的其父志文生辰卒葬书写不符合文例，王元启“辄已承命更正”，并历举前人之作予以辩白。王元启谓其此举可“庶知志文不谬，同慰孝子之心耳”。
此类辨正碑志格式、称名用词之误的书信，主要有沈彤《与顾肇声论墓志铭诸例书》及《与沈六如论东湖行述书》、陆耀朗《与钱巽斋论行述书》、彭绍升《与王念丰》、赵怀玉《与张载芬论行状书》、袁枚《与翁东如》、段玉裁《与阮芸台书》、章学诚《答某友请碑志书》及《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诸篇。这些书信或为他人排疑解难，或为自我创作辩护，或点评他人之作，其意图直指现实创作。
其二，碑志前加序，或加自记。碑志加序并不少见，或论作序之缘由，或论与故者之交情，纪昀有一则墓表序则较为独特。《纪文达公遗集》卷一四《中议大夫赐三品服肯园鲍公暨配汪淑人墓表》云：“碑志之文，古男女皆有之，然为妇作则不题夫，为夫作则不题妇，金石例也。宋以来间有题某公合葬碑志者，然亦不著妇姓氏，其夫妇并题则明以来之滥觞也。歙鲍御史勳茂将合葬考妣，先期以状来乞余表墓。余乃竟用明人例，夫妇并题，非曰委曲以徇俗也。文无定格，衷于理而已矣；理亦无定法，归于是而已矣。礼以义起，非古之明训欤？著述夫之美兼及妇德，如史之附传，其德相均，足以相配，则合传之例马迁亦有焉。”纪昀为鲍勳茂合葬考妣撰写墓表，“乃竟用明人例，夫妇并题”，有悖通行作法，为此，他在撰写墓表之前加一段序言，用来说明其撰写碑志义例之所由，认为此举“非曰委曲以徇俗也。文无定格，衷于理而已矣。理亦无定法，归于是而已矣”，在假想敌攻击之前便亮出其为文的依据。
道光二十七年，方东树故友姚君殁，其子求铭，方东树“按状次其行历，并以余所夙知者为序而铭”，下笔多至千言。方东树对其文甚感满意，其自记云：“章法完密，于叙事中一一点缀，风韵焕发，韩欧王法也。或言艾繁，不可删者亦有说。念此为伯山平生第一得意、第一功名，英姿飒爽，毛发俱动，平心而论，实多有足为后来治剧之谱。若贪惜笔墨，裁损字身、缩身减文句以求合所谓义法，则伯山面目性情不出，文章精神亦不出，如朱子京《新唐书》反成伪体。墓志即史家纪传，宜实征事迹，如太史公诸列传各肖其人，描写尽致，自成千古，故韩欧王三家之文皆学史迁法。若但以长短为胜劣，则子由志东坡亦六千字、东坡状温公至万言以上，虽昔贤之论苏氏文不登金石之录，然二公亦尚非全流俗门外汉也。且伯山之为政与吾之为文，自行意而已，故不规矩傍人门户，指前相袭用，一律作优孟衣冠也，此意何当与吾伯山地下共论之。”(42)前人多顾及金石媒介之载字数量，其文本长度受限。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凡碑碣表于外者，文则稍详；志铭埋于坟者，文则严谨。其书法，则惟书其学行大节；小善寸长，则皆弗录。”超出此限度者则遭受批评，鲍振芳《金石订例》卷三“碑志繁简宜各当例”云：“若范文正公为种世衡志，数千言；韩维为程明道志，亦数千言；东坡为范蜀公志，五千余言，则稍溢矣。”方东树反对碑志写作中削足适履、强我就范，不惜让墓志从金石走向文人的纸质案头。
其三，专题论文。清代流行一种“列传加上铭辞便是绝好墓志”的观点，如王渔洋在《池北偶谈》中援引王秋涧论文云：“西汉书诸列传加以铭辞，便是绝好碑志。”乾隆六十年，章学诚在扬州为张松玶编修撰墓志铭，“苦少事实，因为短志长铭，以诗情饰其文体”。张松玶认为章学诚所作“志短铭长，不合文格”(43)。嗣后章氏作有《墓铭辨例》一文，针对这两种观点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史赞不得加长于传，正也，如《伯夷》、《屈原》诸篇，叙议兼行，则传赞亦难画矣，然其变也。至于墓铭，不可与史传例也。铭金勒石，古人多用韵言，取便诵识，义亦近于咏叹，本词章之流也。韩、柳、欧阳恶其芜秽，而以史传叙事之法志于前，简括其辞以为韵语缀于后，本属变体，两汉碑刻，六朝铭志，本不如是。然其意实胜于前人，故近人多师法之，隐然同传记文矣。至于本体实自词章，不容混也。古人志铭二字，本不甚分，今以后世之例分之，则志为序而铭乃其正文，非若史传以传为主而赞则其余文也。……故铭长而志短，或铭志长短相仿，体之正也，汉碑之旧法也。散体古文，详书事实，而一二韵语作结者，体之变也，唐宋以后之别裁也。”章学诚运用历史发展眼光追源溯流，从墓志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墓志属词章范畴，铭长志短原是正体；列传属史学范畴，传长赞短是正体，故反对列传加铭即是绝好碑志的说法。章氏之言重在为自己“短志长铭”之举提供学理上的解说。
清人重文理与文例，其中又以乾嘉间文史专家章学诚为最，他的《与邵二云论文书》、《答周永清》、《辩论文法》以及《答某友请碑志书》诸文，均是讨论义例之作，郭绍虞先生曾对之评价云：“理论既立，原则既定，于是条例不妨琐屑；因此，有所谓文例之说。论文定例，原不始于章氏，重考据者如顾亭林、黄梨洲诸氏即已开此风气；即文人如袁子才也于其文集明定体例。所以清代学者之讲文例，自是一时风气使然。然而文例之起，实始碑志之学。自潘昂霄《金石例》后，继者纷起，可知文例原出于史学。章氏论文所以好言义例者在此。”(44)碑志兼有史学与文学性质，清人在金石学与辞章学两个领域对其义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对墓志义例的探讨较之前人更趋精辟。更为重要的是，清代义例之学不限于碑志本身，而是向其他文体辐射，在古文界掀起一股深究文章“义例”之风。袁枚、章学诚有“古文十弊”之说，锋芒直指为文义法散漫之陋习；更有甚者，在文集编写前申明文稿体例，如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古文凡例》、恽敬《大云山房文稿·通例》然。
郭绍虞先生曾针对清人重“义例”(“文例”)探究的风气而评曰：“不要以为规矩方圆是很简单的。称名用词，虽是很微末的事，作文者大都能之，但须知其间也自有各种变化，有的由于文体的关系，有的由于时代的关系。即如实斋《墓铭辨例》(《遗书》八)及《报谢文学》(《遗书》九)诸篇所举，亦难以一端求之。章氏《与邵二云》云：‘法度犹律令耳。文境变化，非显然之法度所能该；亦犹狱情变化，非一定之律令所能尽。故深于文法者必有无形与声而复有至当不易之法，所谓文心是也。精于治狱者，必有非典非故而自协天理人情之勘，所谓律意是也。文心律意非作家老吏不能神明，非方圆规矩所能尽也，然用功纯熟可以旦暮遇之。’(《遗书》九)我们假使以文例为规矩方圆，那么文理即是所谓文心了，所以文理之说必得文例而始具体，而文例之说也必得文理而始完备。章氏《书郎通议墓志后》谓官名地名滥用古号即为文理不通，即为乖于法度。所以文理文例原是互有关系。”(45)“文以体制为先”是我国重要的一种文章观念，自宋代有意识地注重文章体制后，流存不少文式著作，如司马光《书仪》、任广《书叙指南》。唐、元时期出现的大量诗格、诗式、诗法著作已经进入了当前研究者的视野，而文式著作研究相对冷寂。本文以清人碑志义例之学为研讨对象，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对文式著作的注意。
注释：
①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诗学的定义》，载《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0～81页。
②⑥朱剑心：《金石学》，民国丛书本，第34、4页。
③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④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
⑤康有为：《尊碑第二》，《广艺舟双楫》(崔尔平注释本)，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38～39页。
⑦(13)(30)郝懿行：《答张蒙泉重刻金石三例书》，《晒书堂集·文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
⑧朱彝尊：《书王氏墓铭举例后》，《曝书亭集》卷五二，四部丛刊本。
⑨(24)(33)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53、549～550、553～554页。
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2页。
(11)闵萃祥：《金石三例再续编序》，朱氏行素堂《金石全例》本。
(12)刘宝楠：《张穆〈汉石例序〉引》，《汉石例》卷首，丛书集成初编本。
(14)阮元：《定香亭笔谈》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15)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书后识语，丛书集成初编本。
(16)(17)王芑孙：《金石三例》王氏评，万有文库本，第209、145页。
(18)(20)王芑孙：《碑版文广例·自叙》，朱氏行素堂《金石全例》本。
(19)张穆：《汉石例序》，刘宝楠《汉石例》卷首，丛书集成初编本。
(21)(22)王芑孙：《碑版文广例》卷一，朱氏行素堂《金石全例》本。
(23)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25)吴镐：《唐人志墓诸例》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
(26)吴镐：《志墓例附论》，《汉魏六朝唐代志墓金石例》，丛书集成初编本。
(27)章学诚：《墓铭辨例》，《章氏遗书·文史通义》卷八，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8)吴镐：《唐人志墓诸例·志墓例附论》，丛书集成初编本。
(29)卢见曾：《金石三例序》，万有文库本。
(31)姚鼐：《与陈硕士》，《惜抱轩尺牍》卷六，丛书集成续编本。
(32)王芑孙：《金石三例》王氏评，万有文库本，第114、202～203、192页。
(34)凌廷堪：《答牛次原孝廉书》，《校礼堂文集》卷二二，续修四库全书本。
(35)袁枚：《随园随笔》卷上金石类“后五代藩镇之尊见于碑碣”条，续修四库全书本。
(36)陈春生：《金石三例与金石义例之学》，《东南文化》2000年第7期。
(37)刘宝楠：《汉石例·目录》，丛书集成初编本。
(38)钱谦益：《答徐巨源书》，《牧斋有学集》卷三八，续修四库全书本。
(39)杭世骏：《复梁少师书》，《道古堂文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本。
(40)章学诚：《墓铭辨例》，《章氏遗书·文史通义》卷八，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41)章学诚：《乙卯札记》，《章氏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42)方东树：《朝议大夫贵州大定府知府姚君墓志铭》，《考盘集文录》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43)章学诚：《丙辰札记》，《章氏遗书》外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44)(45)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民国36年版，第492、492～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