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层级结构与金融市场参与：家庭金融行为存在生命周期效应吗——基于中国家庭的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庭论文,层级论文,中国论文,金融市场论文,生命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渐丰富，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主动参与到金融市场当中来满足自身的金融需求。《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显示，居民家庭参与的金融市场主要集中在存款、股市、债券、基金、衍生品、理财产品等子市场，家庭在不同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存在着显著差异。中国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是否具有生命周期效应，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根据结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不具有生命周期效应，或者这种效应不显著(吴卫星、齐天翔，2007；史代敏、宋艳，2005)；另一类则认为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生命周期效应(吴卫星等，2010；钟春平等，2010)。然而这两类结论截然相反的研究成果却存在着一个相同的不足，即仅仅观察了某一类金融市场中家庭参与行为是否具有生命周期效应，却并未关注家庭参与不同类型金融市场之间存在的层次性与家庭成员年龄之间的关系。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家庭提供不同种类的金融服务，进而能够满足家庭不同的金融需求，而家庭选择参与到这些金融市场当中的顺序是有先后的，这主要表现为家庭金融需求存在着层级结构特征(Hierarchy of financial Demand)。本文所要关注的就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家庭在参与金融市场的先后顺序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Maslow(1954)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角，首先提出了需要层次(Hierarchy of needs)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成长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动机，而动机则由不同性质的需要所组成，这些需求有着先后顺序和高低层次之分，每一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将会决定个人下一阶段发展的境界或程度。而较早涉及金融层级结构分析的研究则可以追溯到Keynes(1936)，其提出了家庭储蓄行为的八项动机，分别是谨慎、生命周期、时间替代、改进、独立、创业、馈赠和吝啬，其中体现着较为清晰的层次性。Maslow(1954)动机理论的心理学研究范式和Keynes(1936)的储蓄动机层级结构分析成为其后研究消费者金融行为层次性的重要参考。Lankaster(1966)提出新消费者需求理论，认为消费者需求会根据资源水平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其也体现了层级结构的思想。Sherfin和Thaler(1988)引入心理账户的概念，并将之与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提出行为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个人对不同心理账户的消费倾向存在差异。以上涉及的是需求层级结构的形成过程与演进机制研究。随着消费金融微观调查数据的增加，国内外针对居民家庭金融需求层级结构进行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在关于金融资产结构层次性的实证研究中，Xiao和Olson(1993)在Sherfin和Thaler(1988)的心理账户概念基础上，利用1983-1986年SCF数据进行金融资产层次性的实证分析，认为家庭金融资产分为三个类别，分别为满足当前需要及满足未来需要、满足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Xiao和Anderson(1997)对家庭资产持有状况进行了层次性分析，认为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行为能够反映金融资产的层次性。在储蓄动机的层次性研究中，Xiao和Noring(1994)、Canova等(2005)、DeVaney等(2007)、McKenzie(2011)的实证研究都采用了形式多样的微观调查数据，从不同的视角分析家庭储蓄动机和行为，都证实了储蓄动机的层次性。 相对而言，囿于家庭微观数据的缺乏，国内关于家庭金融需求层级结构的研究较少，其中，廖理(2011，2012)针对中国城镇家庭展开的消费金融调查活动，涉及到一些对消费金融需求层级结构的统计性描述分析，但是没有具体分析层级结构形成的原因。史代敏(2012)利用四川省统计局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实证分析，但是没有对金融资产结构的演进规律做较为系统的归纳。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成果对家庭金融需求层级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分析，但我们发现：第一，关于中国居民家庭金融需求层级结构的实证研究鲜有发现；第二，研究目标不突出，对居民家庭金融需求层级结构的统计刻画不够全面，定量分析方法相对单一。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综合运用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分析的方法，从需求层级结构的视角重点分析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是否存在生命周期效应。 二、家庭金融需求层级结构的一般性描述 一般认为，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主要为了满足两类金融需求：满足日常生活的交易性需求和家庭资产的保值增值需求。家庭成员根据自身实际状况，在金融市场中搜寻与选择适合的金融工具来实现这两类需求。从这两类需求的实现顺序上看，很显然，交易性需求的排序要优先于保值增值需求。对于家庭而言，搜寻与选择过程需要根据家庭自身的实际状况与金融市场的金融供给条件相互结合来进行。归纳起来，上述两类家庭金融需求的满足需要考虑到： 1.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收入水平影响家庭金融需求主要通过改变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来实现，这一影响因素在西方已有的经典文献中经常提及。以交易性需求为例，收入水平高的家庭在向商业银行进行借贷时，往往被认为具有较高的信用等级，这样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来进行大额支出(例如贷款买房)，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往往能够得到有效缓解，而收入水平低的家庭则往往会受到正规融资渠道的“歧视”，进而无法获得交易所需的流动性，转向其它非正规融资渠道。与此同时，低收入家庭承担股票等风险资产投资成本的能力较低，进而会出现低收入家庭在风险资产方面的“有限参与”(孟亦佳，2014)。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金融需求当中的交易性需求会逐渐得到满足，流动性约束逐渐消除，保值增值的需求逐渐成为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主要动机。此时，家庭需要将多余的货币转换为其它一些具有较高收益的资产种类(例如股票、债券和基金等)，以抵消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实现家庭保值增值的金融需求。 有些研究将家庭的资产水平一并考虑，事实上，家庭资产与收入是紧密联系的。二者相比，本质区别在于收入是流量指标，而资产是存量指标，因此，家庭资产可以看作是家庭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逐渐“沉淀”的结果(刘晓欣、周弘，2012)。而且，经验表明，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资产规模之间是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的，因此家庭收入水平和家庭资产规模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矛盾。 2.家庭生命周期 大量研究表明生命周期效应不只存在于个人消费行为当中，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过程也受到生命周期的影响(Guiso，et al.，2000；Heaton and Lucas，2000；吴卫星等，2010)。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成员在未来获得的收入流也会很不一样，家庭往往会根据预期收入流的现值作为参与金融市场的主要参考标准。例如有些金融理财师会建议年轻人更多地参与股市，年老者以保本稳定型金融工具作为主要选择。但是生命周期效应并不是单一地影响家庭的金融需求，它往往随着收入水平、财富水平的影响而逐渐体现，因此，在针对不同研究样本的情形下，生命周期效应往往表现得更加复杂。 3.金融市场中产品的丰富程度 家庭金融需求的实现还要取决于供给层面的因素，即金融市场中产品的丰富程度。Caballero(2006)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资产创造能力明显不足，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财富资金无法有效转化为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因此，在寻求投机性货币利润的过程中，泡沫被不断制造出来。对中国而言，这是形成目前金融资产短缺状况的重要原因(范从来等，2013)，其严重制约了金融产品的供给，限制了居民家庭获得优质金融资产的可能，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庭对金融市场的参与。事实上，目前中国金融市场中存在的各类金融产品，也并不是全部都符合家庭参与需要的，由于各种限制条件，满足家庭金融需求的产品种类可能只是市场当中的一部分。在面临不同种类金融产品的同时，家庭对每一种金融产品进行选择时的排序也可能不同。因此，可供家庭选择的金融产品丰富程度，也将对家庭金融需求的被满足状况产生显著影响。 具体地，本文借鉴Maslow(1954)金字塔式需求层级结构，构造反映家庭金融需求层级结构的金字塔及其对应的金融产品种类，如图1所示。
标签：金融论文; 生命周期理论论文; 金融结构论文; 收入效应论文; 产品生命周期论文; 产品层次论文; 产品需求论文; 金融资产交易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