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开放新闻”实践的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16)7-017-07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16.07.003 从某种意义上说，《卫报》已经成为“传统”主流媒体应对网络时代的一个“象征”(另一个“象征”是《纽约时报》，这两者也常被放在一起比较)。创办于1821年的《卫报》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大器晚成”。虽然很早就跻身英国主流报纸的行列，但与《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相比，《卫报》只能说是一份地区性的重要报纸，20世纪60年代还一度因为经济困难谋求与《泰晤士报》合并。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卫报》通过一系列创新：创办星期日版、进行版式革命、成为报纸网站的先驱、第一个使用全彩报纸等，不仅巩固了它在舰队街的地位，而且成为一个足以代表英国媒体的新闻符号。尤其是进入网络时代后，《卫报》一方面推出如“棱镜门”和“窃听门”事件这样的重磅调查报道，一方面大胆创新新闻实践方式，使自己在互联网上的知名度和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根据ALEX2016年1月21日的排名，《卫报》网站是全英所有网站访问量排名的第20位，排在它之前的报纸网站只有通俗报纸《每日邮报》网站。《卫报》网站在美国的访问量排名也达到126位，相比之下，长期被视为英国第一大主流日报的《泰晤士报》网站在英国的排名是467，在美国的排名则是9 256。其他权威排行榜亦可佐证《卫报》的受欢迎程度：eBizMBA2015年全球最受欢迎新闻网站排行榜上，《卫报》名列第十；[1]Searchmetrics2015年1月发布的报告称《卫报》是英国社交网络中最受欢迎的新闻网站。[2]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证明：尽管还不能说《卫报》已经在网络时代建立了成功的商业模式，但是2015年年中发布的卫报媒介集团财报显示，数字新闻部分的收入比2014年大幅增加了20%，占集团总收入的40%。用集团主席Neil Berkett的话说，“这种上升趋势是值得信赖的”。[3] 因此，当下的《卫报》多少承载着人们对既有新闻业的某些最乐观的设想：既坚守严肃新闻传统，又表现出面向网络时代的大胆创新和良好适应性。《卫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办网站迄今，在新闻实践上的一系列创新或可用“开放新闻”(Open Journalism)来概括，这个概念也被《卫报》在2011年正式提出，作为其数字新闻战略的核心理念。[4]本文通过分析《卫报》“Open door” “Datablog” “GuardianWitness” “Ophan”和“Open platform”等多个创新项目，试图从产品和生产两个角度阐释《卫报》“开放新闻”实践的具体运作。笔者认为，《卫报》倡导和实践的“开放新闻”运动，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的“开放”——面向使用者的开放、面向数据的开放和面向平台的开放。这三者在新闻实践上的表现方式不同，但共同体现出新闻观念在网络时代的深刻变化：新闻生产者与使用者的协商性新关系、基于大数据的计算机技术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以及新闻流动性的增加等。 一、面向使用者的“开放” 《卫报》的开放新闻理念最早表现在1997年设立的“读者编辑”(reader's editor)角色上。《卫报》是英国报纸中最早设置这一职位的，并且很快被《观察家报》《独立报》和《每日镜报》效仿。2003年《纽约时报》也设立了“读者编辑”一职，证明其已成为主流媒体新闻生产的一个趋势。互联网造成的传播语境的改变，使得新闻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大，甚至形成如新闻创新研究者Boczkowski所说的“新闻鸿沟”，而《卫报》的“读者编辑”则要打开传统新闻生产的封闭大门，弥合读者与新闻记者之间的分歧，促进两者的互信和对话。[5]现在看来，这一20年前的举措是有远见的。其首任“读者编辑”Lan Mayes(任职时间1997年-2007年)说：“当我接受这个职位时，全英国的媒体还盛行着一种拒绝更正的文化。而我认为新闻组织总是让别人更加负责和开放，那么它们自己也得这样做。”《卫报》的读者编辑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职位，除了接受总编辑任命和在报社领薪水外，其稿件全部独立签发而无需任何审查。Mayes在《卫报》长期开设的专栏名为“开门”(Open door)，这个栏目在Mayes离职后也一直保留，成为历任读者编辑与新闻使用者沟通的平台。“开门”奉行对话新闻学的理念，《卫报》网站对这个专栏的介绍语是：“读者编辑所写的即是您的建议、关心、抱怨和任何您想与我们交流的事。”研究者在分析了Mayes为“开门”所写的309篇专栏文章后认为，读者编辑最主要的工作方法是和编辑记者们谈话，并且把与他们讨论的内容写到专栏上，比如讨论记者编辑如何处理直接发给他们本人的电子邮件等。[6]谈话的主题来自于读者的申诉和读者编辑的判断，通过制度(读者编辑职位的完全独立)和文化(读者编辑都是在编辑部内受尊重的资深编辑)保证这样的对话不流于形式。 尽管单靠“读者编辑”一人远不足以完成促进新闻生产者与使用者对话的责任，但这一角色所传达出的“开放”理念已经成为《卫报》新闻价值观中的一部分。对于传统媒体的记者来说，如何处理使用者生产的内容(UGC)是他们在网络时代面临的一大挑战，从早期的博客、在线评论到社交网络上的海量内容，迅速增长的各种类型的UGC不断“进入”过去由新闻生产者把控的领地。前人的研究表明，在这一变化中新闻从业者往往更倾向于抵制而不是采纳UGC内容。[7]《卫报》记者同样在这一过程中感到困惑，但“总体上，在文化冲击之后，卫报记者和使用者之间正在发展出一种协商性的新关系(negotiating new relationships)”。[8]《卫报》的传奇总编C.p.Scott(他担任了57年总编辑，并成为《卫报》的所有人，其子创立斯科特信托基金以确保《卫报》财务独立)在《卫报》创刊100周年时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评论是自由的，事实是神圣的》，该文章成为《卫报》的信条。2006年，《卫报》即借用斯科特的这个著名标题创办“Comment is Free”栏目，吸引了大量读者评论。但是基于“事实神圣”理念，记者编辑仍然对UGC内容奉行把关原则，缺乏依据和过分冒犯的读者评论会被删除。研究者在对《卫报》记者的深度访谈中发现，《卫报》的编辑记者仍然普遍捍卫“卫报价值”，他们担心UGC中的“恶心评论”会损害《卫报》的品牌，但是他们也普遍意识到“旧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我们需要时间来找到最好的反应方式”“忽略那些有恶意的，反馈那些更有建设性的”。[8] 因此，《卫报》新闻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新型”关系具有协商性，既非过去的生产者凌驾于使用者之上，也不是被使用者牵着鼻子走。生产者积极倾听使用者的抱怨和建议，通过“读者编辑”这样的制度设置予以反馈，而且在新闻产品上开创固定板块，吸纳并鼓励使用者参与新闻生产。除上文提到的在“观点”板下的“自由评论”(Comment is free)是一个由读者来评论的栏目外，《卫报》还在2013年开辟了“见证”版(Guardian Witness)，鼓励使用者为新闻生产提供内容。“见证”在《卫报》网站上以独立网页的形式显示，并有专门的APP。该版编辑不断向使用者发出“邀请”，既有日常话题性的，也有很强新闻性的。如近期的一些“邀请”有：请读者晒出自己的“求爱信”、请读者用自己的视角记录发生在2016年的事(该项目将持续到2016年年底)、请美国和英国的读者分享他们在美国西海岸暴雪和英国极端天气下的个人经历。“见证”面向使用者的“邀请”每一次都以郑重其事的口吻恳请读者分享宝贵的个人经历，并有类似“尽管我们十分愿意聆听您的故事，但您个人的安全是最为重要的。极端天气常常不可预测，请务必把您和他人的安全问题放在首位”等充满关心的话语。在每个邀请项目的后面都附有结构化的表单，包括参与者姓名、报道主题选项、上传图片的选项、进一步补充信息的空白框、询问参与者是否愿意以及以何种方式发表的选项等内容，使用者只需要按照要求填写、提交即可，编辑从中优选后放入“见证”的“你的故事”栏目。这样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者引导、组织UGC的新闻生产方式。 总之，《卫报》面向使用者“开放”的特点是：积极主动。他们主动开放空间、聆听意见并反馈、设立多种渠道鼓励使用者参与新闻生产。与此同时，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角色界限实际上并未“模糊”。在生产者与使用者的协作关系中，新闻生产者采用了新的工作方式，并以更友好开放的态度对待使用者，但仍然掌握着主动权。一方面，这可能是严肃新闻媒体维系新闻品质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以《卫报》为代表的传统新闻媒体共同的困境——因为无法也不愿抛弃传统，他们常被批评为缺乏互联网思维，缺乏颠覆性的创新能力。这个问题如果用静止的视角看，恐怕只能回到精英或大众的无解哲学辩论上，但如果用一种动态发展的观点看，或许可以在变动中求解。在面向使用者“开放”的新闻实践中，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关系、各自的观念、构成和交往方式亦在不断发展。一项对《卫报》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专题报道用户跟帖的研究表明，有理有据的评论占到了五成，从业者原来十分担心的“恶评”(如没有依据的谩骂、人身攻击等)只有12.4%，而且很多评论来自对环保问题十分熟悉的“行家”。[9]这有可能使新闻记者与使用者的关系出现新的前景：生产者与使用者越来越默契并建立起关于“新闻”的共识，从而两者能以更加深入和平等的方式来合作生产新闻。《卫报》可能亦感知到这一前景，最近“见证”在建版三周年之际，不仅邀请使用者参与讨论和设计这一板块的未来，并宣布要发布一个能让更多使用者直接上传内容的新平台。 二、面向数据的“开放” 《卫报》最被人乐道的创新，恐怕要数它在2009年开设的“数字博客”(Datablog)栏目了。因为这是全球主流媒体网站中第一个开设的纯数据报道板块，很容易被看作是此后在新闻界非常流行的“数据新闻”“大数据新闻”或“数据驱动新闻业”的代表。“数字博客”的确也生产过不少有重大影响力的数据新闻作品，如2009年的英国国会议员开支丑闻报道、2011年的维基解密阿富汗战争记录报道和伦敦骚乱系列报道等。这些报道通常基于海量信息——议员开支丑闻事件中，英国议院发布了646个议员4年来每项开支的报销情况，共有70万个独立文档页面，维基解密公布的阿富汗战争记录有92 201行数据，伦敦骚乱报道则基于257万条推特信息。而且这些报道通过简洁的可视化形式(如数据地图和交互图等)给出了有关这些重大事件的“神圣的真相”。[10]以伦敦骚乱报道为例，《卫报》的数据新闻以可视化的方式显示社交媒体上的谣言如何在时间轴上生产、扩散和消失，它证明了社交媒体具有一定的谣言澄清功能，而此前政界一度将骚乱归罪于推特上的谣言和煽动。《卫报》的这一系列数据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政府对社交网络管理的公共政策”。[11]“数字博客”的创设以及上述这些知名度极高的数据新闻案例的确具有里程碑性质，但这绝非“数据新闻”的全貌，如果仅仅观察这些重大而独特的案例，反而可能忽略了面向数据“开放”的理念在日常新闻实践中的意义。 作为一个常设的新闻板块，“数字博客”并非“横空出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与新闻记者、研究者迈耶在20世纪60年代提倡的“精确新闻”(Precision Journalism)一脉相承：在新闻中采用社会科学的信息获取和统计分析的方式，呼吁政府和其他社会机构更多地开放数据以保障公民知情权，认为这样的量化新闻报道有助于促进社会民主等。这些理念对于新闻界来说并不陌生，美国至少在四十多年前就出现了“计算机辅助报道”(Computer Assistanted Reporting)。中国的都市报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例如《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等十几家报纸都曾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公众调查”“数字中国”“调查/观察”等精确新闻专版，领一时风气。本文分析了“数字博客”上最受欢迎的10个数据新闻报道(根据2016年2月1日的卫报网站排名)，发现选题主要是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硬新闻”，具有娱乐性的只有排名第九的热门金曲数据竞猜。从这些数据新闻的表达方式上看，两则报道只出现了数字，五则报道只使用了数据图表，两则报道使用了可查询的图表和静态信息图，只有一则报道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可见，“数字博客”的日常新闻生产接近于此前的“精确新闻”或“计算机辅助报道”的理念，并非某种全新的新闻产品。一项针对“数字博客”的数据新闻报道(N=260)进行的内容分析显示：报道最常用的呈现方式还是传统的图表(28.8%)、图片(25.4%)和简单的静态信息图(21.9%)，在视觉上更具冲击力的互动信息图只占18.8%。[12]这也佐证了本文的观察。“数字博客”上的数据新闻报道并不是某种全新的新闻产品，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在新闻生产层面上促使记者对“数据”的使用进一步常规化。 新闻记者一般把“人”视为信源，新闻专业对采访的诸多要求和技巧都针对如何与具体的“人”打交道，从他们那里得到“故事”。但研究者对“数字博客”的内容分析发现，数据新闻中79.8%的报道没有指名道姓的“信源”(human source)。[12]这意味着，构成数据新闻报道主体的不再是人具体的、独特的言论和经历，而是非人格的由数字反映的社会现实。正如研究者已经指出的，这一差别是信息社会本身的特质带来的。[13]在前信息社会，新闻记者只能以寻找独特或典型“个案”的方式工作，只有在信息社会中，个体才可能留下他们的数字痕迹，并且以“总体”“抽象”的方式呈现在新闻中。这一变化也被称为新闻报道的“量化转向”。[14]各种信息普遍的数字化，加之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大便利了数字化信息的获取、分析、储存和传播，使得数据新闻能够成为一种普遍常规的新闻产品。相比之下，作为先行者的“精确新闻”因为没能享受到网络时代的数字红利，始终只是新闻报道的一个“亚品种”而非“主流品种”。但正如量化研究不能代替质性研究一样，量化新闻报道也不可能取消新闻记者对独特和典型信源的发掘，这两者会共同丰富新闻对当代社会的知识呈现。从“数字博客”的实践可以看出，数据新闻正日益成为新闻产品的一个常规品种：数据更加易得(各类社会机构正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大量数据)，操作方法更易掌握(《卫报》鼓励记者采用各种免费简易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工具)。数据新闻当然还会不断出现伦敦骚乱报道这样的“大制作”，但与文字报道中的重磅调查新闻一样，它也只能是稀有且昂贵的。就像“数字博客”的创始人Simon Rogers所说，日常情形下的数据新闻不是牛津剑桥式的精英主义，而是将变成一种行业趋势。[15]它不需要把记者变成程序员，但它需要记者能够对已经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作出反应，并在认知方式和报道方式上作出调整。 面向数据的开放不仅意味着数据新闻将成为新闻报道的常规品种，它还正在改变新闻生产的规则。世界编辑论坛(World Editors Forum)在全球新媒体大会上发布的《新闻编辑室趋势2015》指出，利用数据和分析来“指导”新闻编辑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趋势。[16]该报告特别提到了《卫报》的Ophan。Ophan是一个完全由《卫报》自行开发的“实时”新闻使用分析工具，它可以用来帮助记者和编辑了解新闻在网络上的传播情况，包括每篇报道的点击率、使用者在每一个页面上的注意时长。这个分析工具有几个特点：其一，它是实时的。新闻界一直有受众调查的传统，尤其是电视行业，“收视率”常被当成风向标。但所有这些“事后”调查都是完成时，而从业者在进行下一轮新闻生产时仍然需要“预判”受众的兴趣。Ophan则不同，它可以帮助编辑处理眼下的新闻工作。比如一个新闻页面在发布之后，编辑可以根据Ophan的实时反馈决定是否要调整该页面的新闻排序。又或者，什么时候是推送一个新闻的最佳时机？什么样的新闻选题会引起人们关注？从业者都可以根据Ophan对相似主题新闻或近期受众关注热点的反馈作出判断。其二，Ophan面向《卫报》全体人员开放。这与以往媒体对受众反馈数据的态度很不相同。受众调查数据一般被视为媒体“机密”，只被少数管理者掌握。而Ophan对编辑部全面开放，从资深编辑到实习生，都可以实时掌握《卫报》报道的传播情况，截至2015年4月，每月《卫报》有950人使用Ophan。其三，Ophan为生产者服务，并不是凌驾其上的指挥棒。[17]Ophan的开发者之一Moran认为，不能把Ophan视为一个“魔法公式”，比如阅读注意时长(中值)虽然比阅读人数更能反映新闻使用的状态，可仍然只是一个相当模糊的度量，它与很多因素相关，不能简单视为报道质量的评判标准。Moran及其团队的工作是帮助编辑部成员更好地使用Ophan“探索”新闻使用的数据，但并不是把新闻生产简化为数据运算。 越来越多的编辑部开始引入类似的分析工具和写作机器人，这表明“数据”在新闻生产中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作为新闻报道的一部分(过去常常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一部分)，还可以成为常规新闻报道的主体，甚至使新闻生产过程也变得越来越数据化。但这一编辑部的变革过程并不顺畅，它常常充斥着内部的文化冲突。因此，尽管网络社会的趋势将是全面的数据化，但面向数据的“开放”新闻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实现的。Ophan的相对成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是编辑部自身数字文化的结晶并高度内嵌于《卫报》的日常新闻生产中，而不是一个外来的、强硬的、容易引起编辑部文化抵抗的数据工具。 三、面向平台的“开放” 对网络时代的新闻业来说，“平台”成为一个高频词汇。随着新闻使用习惯的改变，新闻媒体不得不在传统的新闻展示平台之外开辟新的平台。比如，当“纸”变得不方便时，新闻媒体自然会想到开办“网站”；当人们上网的行为变得多元之后，新闻媒体也随之开辟不同的网络平台，如我国媒体普遍采用的“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户端)。“多平台生存”成为“网络时代的新闻业策略”。[18]但“多平台”(Multiplatform)策略只能说是新闻业应对网络时代挑战的第一步。“多平台”意味着新闻媒体要把报道推送到各个“网络流量”密集的地方，以增加报道的能见度。大众传播时代以媒介为中心的信息结构已经被网络传播时代以个人为中心的信息结构取代，“多平台”即体现了适应这一变化的努力。然而，网络社会的空间关系既是变动的也是区隔的，媒体可以努力跟上变化不断为新的平台提供内容，但却难以保证内容能够“适配”这个新平台。开发的平台越多，为适配平台投入的成本越大，这在新闻业本身资金捉襟见肘的今天，更加难以承受。因此，不少采用多平台策略的媒体也陷入困局：为了节省成本，记者需要多头作战，“一个稿源、多次改编、多处分发”，工作量倍增，薪酬却未随之增加。投入不足和新闻从业者的“不情愿”使得不少面向新平台的新闻生产只具有象征意义，只是证明本媒体尚不落伍而已，甚至在事实上成为媒体新的包袱。因此单靠“多平台”策略还不能解决问题，《卫报》提出的“开放平台”策略则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 2009年3月，《卫报》推出了开放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服务，并在一年后正式启动以此为核心的“开放平台”(Open Platform)战略。开放平台指打破新闻媒体封闭的内容分发和管理系统，允许来自外部的开发者使用媒介内容并应用到自己的程序中。开放API是其主要的实现形式。API是应用程序的编程接口，开放API意味着外部的使用者可以自由“接入”《卫报》的内容，而且可以对内容进行修改、整合、使用和再创作，并形成新的应用提供给自己的用户。这一思路正是与内容生产者千方百计进行的著作权保护(copyright)背道而驰的著佐权(copyleft)运动，这样做有何价值？首先，开放API能促使新闻“流动”。《卫报》提供了大量优质的新闻内容，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涌到《卫报》的网站和APP上去使用这些内容，有时候太多的内容对一些使用者来说反倒成为“负担”，他们可能更青睐于一些轻量级的垂直应用。《卫报》开放API的目的就是鼓励外部的内容生产者把《卫报》的新闻内容整合到自己的服务中供不同的消费者使用。对于《卫报》来说，它不可能放弃自己面向“大众”的媒介定位，也没有精力顾及各种小众的受众市场，而对于很多轻量级的垂直媒体提供者来说，他们可能是业余玩家或小团队作业的自媒体，由于经费和精力所限不可能提供太多优质的新闻内容。因此开放API对两者来说可谓是“双赢”。《卫报》Open platform上汇聚了大约3 000名外部开发者，他们可以根据《卫报》开放的超过170万条免费内容打造自己的应用。其次，新闻“流动”也提升了《卫报》的商业价值。使用API服务无需付费，但《卫报》对出于商业目的使用API的限制条件是要分享第三方应用的广告收入或者导入自己的广告。比如《卫报》上有很多关于足球的报道，但球迷对自己所属的小群体文化认同更强，因此《卫报》这样的大众媒介未必能吸引英超阿森纳队的球迷，其网站上的广告价值也不如专门为阿森纳球迷服务的媒体上的广告价值高，采用开放API后，《卫报》的报道可以提供给为阿森纳球迷服务的垂直媒体，也能从它们精确定位的市场上分享广告利润。[19]开放API可以帮助媒体应对网络时代的两大挑战：顺应大众主动进行知识生产的需求和开辟新的利润增长方式，因此它也成为新闻编辑部变革的一大趋势，《纽约时报》、NPR等主流媒体都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20]“开放平台”策略不仅仅是“开放API”，它还包括设置社交媒体编辑、数字受众编辑等新的岗位，与不同的社交网络平台合作、提供更多的跨界平台服务，如在《卫报》网站上提供寻找“灵魂伴侣”的交友平台服务等。总之，“开放平台”比起“多平台”策略更强调内容对平台的适配以及不同平台的对接，在内容的“流动”中实现商业价值。 《卫报》总编辑Alan Rusbridger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所谓“开放新闻”的核心乃是对新闻业在网络时代的角色的重新理解：“当代新闻事业是一种实质交错于信息网络中的事业，所有新闻事业的经营与运作，必须考虑信息网络的勾连、信息的选择、过滤与共构等事实。同时，唯有当新闻媒体成功地扮演起协助读者出版以及文本分享的角色时，媒体方得以延续其对世界的影响”。[21]也就是说，“开放新闻”基于从大众传媒时代到网络传播时代的根本性的范式更替，它是编辑部新闻理念和新闻文化的重大转变。“开放新闻”意味着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变得更具依赖性，编辑记者不能再“自行其是”，而必须将新闻生产深度“链接”到不同的社会网络中，并在各种互动关系中提供新闻产品。“开放新闻”不只是一个运动和宣言，它浸润在《卫报》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驱动编辑部向数字化的方向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卫报》的实践不断丰富着“开放新闻”的理念，并将其落实为三个方面的“开放”——面向使用者的“开放”，强调生产者与使用者的平等对话与合作，使UGC成为新闻内容的一部分；面向数据的“开放”，强调内部新闻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把数据视为信源，使数据新闻成为一个常规的新闻品种，把数据视为工具，帮助生产者进行新闻选择和呈现；面向平台的“开放”，强调编辑部与外部生产者的合作，在不同平台之间进行对接和适配，促成新闻在更广泛的空间流动，提升新闻服务的商业价值。有研究者认为，开放式创新的三种理想型是：由外而内(outside-in)的开放、由内而外(inside-out)的开放以及这两者的结合。[22]《卫报》的“开放创新”实践兼而具有这三种类型，面向数据的开放偏向于由外而内的开放，它引入外部的信息改变了编辑部的新闻生产；面向平台的开放偏向于由内而外的开放，它将编辑部的新闻生产信息开放给外部的合作者；面向使用者的开放则结合这两者，使生产者与使用者的地位趋向平等，促进两者的协商对话，并合作生产新闻产品。 从笔者对《卫报》的个案分析看，“开放新闻”理念目前对新闻生产层面的影响大于对新闻产品造成的改变。如果看《卫报》的各种新闻产品，无论是网站还是APP，虽然在设计和细节上屡有创新，但从内容到风格仍然延续着严肃新闻的传统。这表明《卫报》的努力方向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调适而非颠覆，这也正是当下传统媒体“转型”的目标。对于很多陷入“转型”困局的媒体来说，《卫报》的创新经验具有借鉴价值，尤其是“开放新闻”全方位渗透新闻生产过程的理念。但是，这是否就是未来新闻的发展方向，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新闻”的定义可能还会出现激烈的变化，既有媒体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建构的现代主义的“新闻”形态很可能只是未来“新闻”的一小部分。超越了“过去”与“当下”的时间界限、超越了描述事件的叙述特征，甚至超越了男性化精英化的专业判定标准之后，通往未来“新闻”的道路可能远不止《卫报》及传统媒体“转型”这一条。但无论如何，“开门”——借用《卫报》自1997年开设至今的专栏名称Open door所表达的“意象”——不管对《卫报》这样打算延续新闻传统的媒体，还是对天生具有互联网基因的新媒体来说，都是必要的理念，只有不断打破自我固化的倾向，才能在一个交互依存的网络化社会信息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