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杨荫榆与女师大风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潮论文,师大论文,再论杨荫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5)02-0104-12 DOI:10.14082/j.cnki.1673-1298.2015.02.013 1924年2月，杨荫榆正式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女师大)校长。此时的她，新近自美国留学归来，踌躇满志，又深得学生的爱戴，成为接替被学生驱赶下台的前任校长许寿裳的不二人选。[1]但不到一年，在这所已经升格为大学的学校里，学生们又重演了驱赶校长的一幕：她们先是到教育部陈述校长杨荫榆自掌校以来24条罪状，呈请即日撤换；又于次日致函杨荫榆，要求其自动离校，否则将以“最后之手段对待”[2]。这篇态度决绝、语气严厉的宣言，出于不久前还热烈欢迎她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之手。自此，围绕着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与校长杨荫榆、教育部长章士钊以及各方利益群体之间，迁延一年有余的女师大风潮就此拉开了帷幕。 迄今为止，对女师大风潮的研究与鲁迅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早在1978年就出版了《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人民出版社，1978)一书，从革命史的角度分析了风潮背后以鲁迅和学生代表为主的革命力量与杨荫榆、章士钊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之间的斗争。作为开风气之先的作品，该书也奠定了女师大风潮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格局。此后也有不少学者将冲突斗争的思路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女师大风潮背后还有教育界内部的派系争斗以及政党间的权力之争。①相对而言，学界对杨荫榆个人的考察则相对较少，基本上是以生平介绍梳理及史料考证的形式展开。⑦其中以日本学者樱庭弓子的《女校长之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一文，最具“了解之同情”，提出杨荫榆与学生“分歧的根本在于时代的差别”，她被认为不适合当校长是由多种因素所致的，“她越忠实自己的职责，就越加深与学生的矛盾”。[3] 女师大风潮大致可以划分为“驱杨”和“反章”两个阶段，以杨荫榆武力驱逐学生出校并由此酿成的“八一惨变”为分割线。“驱杨运动”从1925年1月底持续到8月初，有近七个月的时间，学生自治会与杨荫榆之间的争斗，也经历了互不相让到学生一方力量逐渐占优，并由此占据了主动的转变。以往对这段史事的分析，基本上只采信鲁迅的论述，无论是对事件的描述还是评价，大都只站在鲁迅的立场，而未给另一方杨荫榆以同等的发言机会。即便是引述杨荫榆的言论，也多是为证实其为阻碍进步学生的罪魁祸首。鉴于此，本文希望能够并置女师大风潮中多方力量不同的表达，特别注意杨荫榆言论的收集，解读其在女师大风潮中扮演的角色，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风潮背后产生的原因。 一、女师大与女校长 在近代中国大学史上，大学并不完全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是与学校历史传统与文化交织在一起，有着各自独特的风格。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行事方式以及性情能否与大学的品性相合，更是影响到该所大学的实际走向：如果两者相合，学校大多会渐渐呈现出一番新气象，比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而如果两者不甚相合，则校园风潮往往极易发生，一般的结局或是教员学生驱赶校长或校长开除闹事学生，比如罗家伦之于清华大学，杨荫榆之于女师大。校园风潮对大学的影响，其负面作用毋庸置疑，但若想探究原因，分清责任，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非黑即白就能辨明，时局、人事关系，到各方背后的观念冲突，甚至是偶然事件的相互作用，都是要考虑的范围。换句话说，只有在厘清史实，认清事件的多重复杂性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史实的解释和学理阐扬。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8年建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该校最初是为培养女学教习而设，民国后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4月再次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府。1924年5月，教育部发布训令批准女高师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任命杨荫榆为女师大首任校长。在许寿裳任内(任期1922.7-1924.2)，女高师完成了“改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但还未等看到女师大宣布成立，他便被学生赶下了台。 在女高师几任校长之中，许寿裳的任期相对而言并不算长③，但正是他把女高师“从一个相当于中学的学校改为专门以上，从那些设备简陋到规模略具”，可谓劳苦功高。[4]123但他任职不久，女高师学生即于1923年7月发起驱逐校长运动，并提议由新近回国的女高师原学监杨荫榆接任。④女高师部分学生为了催促许寿裳离职，甚至不惜恶言相向。[5]从平日的性格来看，许寿裳与学生的关系显然还没有到如此剑拔弩张的地步。周作人就曾评价过他是“一个大好人”，只是对于学生的要求“总是迟疑不决”，即便“到后来终于依了要求，受者一点都不感谢，反而感到一种嫌恶了”。[6]343许广平也承认许寿裳本是“没有什么瑕疵”，被逐不过是“欲加之罪”，即“大艰难的成绩不在意，却从极小的不留心到的地方寻瑕求疵”。[4]124 与此同时，杨荫榆自美国学成回国的消息也开始在校内各处流传。欢迎杨荫榆也就成为学生迫使许寿裳下台的一个筹码。女高师的学生之所以希望杨荫榆可以掌校，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她与女高师素有渊源，曾担任过舍监的职务，颇具威信且深得学生喜爱；二是以女子出任校长，开女界之先声，符合女权论的潮流。[7]许寿裳辞职后曾推荐杨荫榆继任，也有过类似的表示，“以为办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长，况且美国是杜威的家乡，学来的教育一定是很进步的”[6]343。许广平也承认，“关于她的德政，零碎的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了，而且又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的女子做大学校长，是多么荣耀呀!”[8]296自“五四”后，因留学经历或专业学习经验而带来的“新派”标签也已经成为衡量校长是否称职的标准。常道直在分析学校频发风潮的原因之后，就曾提出了要使“教育趋于职业化”的问题。他希望可以将真正有志于以教育为职业者组成全国教育界的同业联合会，只有具有专门学识、经过专业的教育的训练和经验者才准许加入。[9]此种办法最大的效果在于强调教育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只有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之后才有从业的资格。如果以此作为标准，杨荫榆无疑有着相当辉煌的专业履历。自1902年起，她先后就读于锡金公学、苏州景海女中、上海务本女学堂。1907年被江宁学务公所派遣为官费留学生，入日本青山女子学院学习，后又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3年，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14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及数理教员。1918年，即被教育部选送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1923年获教育硕士学位后回国。[10]92-98可以说，早年的教育实践经验，又曾有专业的教育学研究经历，再加上留学美国的学术背景，都是杨荫榆获得众人青睐继任校长的原因。 女高师作为国立最高女子师范学府，其示范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女校学生身份特殊，对于女权问题都相当敏感，对于女子能否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力更是一直竭力争取。1912年，女师大前身的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就曾因“教生”(由在校学生中选取高材生为附设小学的教师)是否可以享有特权的问题掀起轩然大波，延续数月。因该校监督吴鼎昌处理不当，引起学生激烈反应，并逐渐演变为对女子教育争取权利的斗争。[11]此后，学校名称、章程虽屡有变革，但学校做全国女学之榜样的风气与传统仍多有继承。特别是经过“五四”的洗礼，杨荫榆成为中国首位大学女校长，无论对于女师大，还是对于全国教育界来说，都是一种表率，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1924年3月底，杨荫榆就任女高师校长的消息由教育部正式公布，并有与学生“感情素洽”，可收“驾轻御熟之效”的评价。[12]女高师校内“一部分人的欢迎声，校中的贴纸写出欢迎字句，应有尽有”。[10]296作为研习教育学的专业人士，杨荫榆在留美期间就颇为注意观察美国教育状况。她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上以公开信的形式，详细介绍了赴美后的学习状况，以及大学校园课程教学状况、生活状态、社会风气等等。[13]她还在《申报·教育与人生》周刊上发表了《性教育之误解》一文，介绍欧美性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礼俗之间关系，对学校内如何开展性教育也有详细的描述。[14]据杨绛回忆，杨荫榆十分看重曾在女高师任教的经历，对学校的各种新变化更是时常挂念。[11]她曾从美国写信给女高师自治会诸位同学，详细询问校中情况。她称赞学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行为，对学生们能从提倡国货、教授贫民、劝止烟酒和缠足等小事着手，做到了“不务虚名，不辞劳苦”；同时她也提醒学生“荣誉当得知于己身过世之后”；即便是大事业也须从小事上着手，不必每件事都要惊天动地，“盖当世之荣誉不易得，虽得易朽；死后荣誉，方能经久也”。[15]这些话字字出自于肺腑，并无矫揉造作之态，与其在女师大风潮中一贯被人们所认知的形象可谓大相径庭。与此后风潮中学生一方建构的杨荫榆形象相比，杨荫榆自己的叙述应该是更为可靠的，更能体现其行事方式与性格特点。 可以说，杨荫榆在担任校长的最初阶段，与女师大的教职员、学生及北京其他各校的关系相当融洽。作为留美的教育学博士，她回国后曾受到清华学校教育学社的邀请，围绕智力测验问题做过专题讲演。虽然题目稍觉专门，但演讲“由浅入深，循循善诱，颇能引起听者兴趣”，听众皆反应受益匪浅。[16]就任校长不久，正值“五四周年纪念”，她还出席各校学生联合纪念会并发表了演讲，可见与学生之间关系并不疏远。[17]可以说，从其一贯的性格来看，杨荫榆是办事一丝不苟且颇有想法之人。与同时代出掌大学的女性校长(如吴贻芳、郑毓秀等人)相比，其学识、资历、经验都可以称得上毫不逊色。 不过杨荫榆就职不久，女高师就闹过风潮。据《申报》报道，教员张泽尧、程千云、许世璿、曾绍舆等15人与杨荫榆久不相能，又以设董事会及改建大学事发生龃龉，于是联袂辞职，不再到校。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也因此受到影响，处于半停顿状态。[18]因与学生自身利益休戚相关，此事件一出，女高师学生也立刻做出反应。具体意见可大致分成“拥杨”“反杨”和“中立”三派：“拥杨派”认为，教员去留，自有校长一人主持，毋庸学生过问；“反杨派”则认为，教员因反对校长去职者已达15人之多，不能因校长一人之故，致使学校陷于停顿；“中立派”则以各系毕业生为主，多主张调停，并不希望更动教员，也不坚持排杨立场，只要保证能照常上课即可。[19]为此，学生自治会又开会讨论办法，经最终表决，同意全体挽留者占多数。[19]此时学生意见虽有分歧，但大致仍属于就事论事范围，与校长杨荫榆并无直接交锋。但其间的不同立场也提示了对于此后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也要考虑到更多的可能性。 教员辞职事出之后，杨荫榆曾邀请辞职教员饮宴，希望借此“杯酒释嫌”。但当日辞职教员无一人到场。还另有消息传出，辞职教员中有数人态度强硬，表示“非杨校长去职，则彼等决不进女高师校门一步；只要杨做校长，此次风潮万无调停余地”。出面调停的教职员李大钊、马裕藻、李泰棻、罗庸等17人，也深觉事态难以扭转。杨荫榆的做法显然是希望能以私下较为轻松的方式解决危机，但辞职教员的强硬态度也使得此事难有回旋余地。于是，杨荫榆转而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另聘新教员到校授课，而对于已辞职教员则分别挽留或予以辞退。学生方面虽仍存不同意见，但因学期末临近，也开始完全上课。[20]女高师此次事件才最终告一段落。 综观此次辞职事件，尽管有部分辞职教员态度相当激烈，但仍有不少教员，特别是日后在女师大风潮中表现积极的李泰棻等人，主动站出来进行调停，显然并不希望风潮扩大。其实早在当年3月底，女高师教员否认部派董事一事中，李泰棻、沈兼士等人就站在“拥杨派”的立场，对于杨荫榆出掌女高师也有“人地两宜”的评价。[21]而若联想到女师大风潮中，这些昔日的“拥杨派”集体走向反对杨荫榆的一面，这中间究竟是何种力量使得他们的态度发生逆转，还需要做进一步考察。而作为初任校长的杨荫榆，面对15位教员的发难，并非完全不通人情世故。但是，她性格里执拗和不输男子的气概，也有其固执的一面，不会轻易被强势的外力胁迫。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注意到了杨荫榆性格上的特点与其在女师大风潮中表现的关系，但基本的描述大致是以一种“妖魔化”形象出现。这对于理解和评价女师大风潮无疑是有失偏颇的。 从女高师学生驱许迎杨中的积极表现来看，学生对杨荫榆掌校的热切盼望或许并不只是其宣言中所称的理由，而是有着借此赶走许寿裳的现实考虑；而杨荫榆因其在女高师多年的教学经历而对学校有着特殊感情，也是她同意出掌女高师的动因之一。学生一方需要的只是许寿裳的替代者，而杨荫榆显然是希望学成归国，一展所长，这两种由对女高师关注的不同着眼点而带来的认知上的差异，也为此后的女师大风潮埋下了伏笔。 二、“驱杨运动”中的杨荫榆 女师大风潮以1925年1月底开始的“驱杨运动”为开端。“驱杨”运动的导火索，是1924年秋季开学以后，杨荫榆以整顿校风为由开除了三名因江浙战争交通中断未能按时返校的国文系预科二年级学生，引起了学生们的不满。此后，学生自治会代表学生与校方多次交涉，迟迟未能得到解决，于是激起学生更激烈的反对，酿出一场大风潮。在以往的论述中，杨荫榆一般都会以负面形象出场，被贴上“反动校长”的标签。已有研究者指出，对于像杨荫榆这样“在历史的一瞬间浮上来，而后又突然从历史上消失”的人物，是不能从表面现象来判断的，而是要“从多侧面观察分析”[3]，这对于理解女师大风潮中的杨荫榆，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人曾总结了学潮“一个很普通的历程”：“先由学生方面，骤起暴动，封锁门户，断绝交通，殴辱校长(或教职员)；继以罢课，打电报，发宣言，请愿官厅，求援外界。后由校长呈报官厅，藉助军警之力来开除学生，或解散学校”[22]。在女师大风潮之中，这样的概括也可说大致不差。如果从学生角度分析，女师大“驱杨运动”之所以会超出一校校务范围，并最终导致教育部与北京各校关系破裂，与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持续不断的要将事件扩大化的运动策略有关。以往研究往往将女师大学生置于弱者的位置，学生是出于反抗压迫的目的起而发动风潮。不过，从“五四”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生来看，学生与校方、教职员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弱势与强势之分，更多时候是出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在女师大风潮中，推动整个事件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正是学生自治会，而非杨荫榆。 女高师学生自治会成立于1919年12月17日，其宗旨为“本互助之精神，谋个人能力之发展，及校务之发达”，下设评议部、干事部、纠察部。[23]据1920年3月的统计，绝大多数女高师学生都加入了自治会，人数居校内社团的首位。⑤从下设的机构和日常职责来看，女高师学生自治会，主要的职责是围绕规范校内学生的行为以及督促学生的课业成绩，以实践学生自治的精神。女高师学生自治会成立后，便渐次开始着手对于校中专制恶习进行改革。但不时有自治会与职员意见不合的报道付诸报端，甚至有自治会将会被解散的传闻出现。[24]学生自治是由西方引入的观念，其本意强调的是学生的自动与自觉，要求的是学生之间要做到对学业成绩与操行规范上的互相监督与管理。但学生自治的观念被中国学校大肆宣扬之后，又被加入了其他的含义，他(她)们希望获得的是处理校务问题上的平等权力。 女师大风潮最初发出驱逐校长杨荫榆的宣言正是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起草的。⑥1925年1月22日下午，学生自治会代表四人先是赴教育部请愿，述校长杨荫榆罪状，请求撤换。第二天，又致函杨荫榆，要求其“为女子教育计，为校长名誉计”，即日离校，否则“将以最后之手段对待”，并要求杨荫榆于六小时内对学生的要求做出答复。对此，杨荫榆并未理会，只以校评议会名义致函学生自治会，对于其能否代表全体学生公意做出解释，并要求自治会负责同学到校长室签名“借示群疑”。[25]2月1日，学生自治会一面致函评议会，先是澄清其组织是由学生所公举，自然可以代表全体学生意见，反过来又质疑杨荫榆是假借校评议会的名义，认定其“所发表函件为非法”，因此拒绝签字要求；[26]另一面又特意公开招待新闻界，报告“驱杨”经过以请求支援。但新闻界因对校中事务难下判断，又加上“以近年来各校学生驱逐校长，多有内幕”，所以“殊少表示援助者”。[27] 1925年3月的《现代评论》曾发表署名为“一个女读者”的《女师大学潮》一文，对“驱杨运动”的爆发表示不解：“第一可讶怪的是，为什么这个杨校长在八九个月前被女师大学生欢迎得非常热烈，现在陡然被她们骂得体无完肤？第二可讶怪的是，那些宣言书中所列举杨氏的罪名，既大都不能成立罪名，为什么这些将来要成为全国女子所师范的女子偏要口口声声的‘寡廉鲜耻’、‘败类’……骂她们的校长比骂世界上什么人还要利害？”[28]相对客观地说，女读者的质疑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偏袒倾向，但许广平对此的解读则完全不同，她认为执笔者“多与校长一派，很替她出力的话”，而且“校中一部分的人，确也有‘一个女读者’的那种不通之论”。[29]19,22 在许广平的回忆中，最初代表被开除学生与校长交涉，本就是学生自治会的责任，因为“学生自治会向来代表全体，对内对外的，反对校长的工作也是该会代表群众的一桩事”。但学生自治会正式发表驱杨宣言之前，自治会内部一直都对是否驱逐校长问题起过争执，直到1925年年假之后经过“慎重的讨论”才做出决定。全班四十多名学生中，“直写反杨的有二十余人，写随多数的十来人”，于是“算是全体通过”。许广平所在的国文系四年级，有五人担任这届学生自治会职员。其中有两人分任正副会长，两人任总干事，一人任总纠察。[8]297-298从投票结果来看，虽然总票数超过半数以上，但如果再考虑到自治会职员人数、同班同学之间交谊亲密程度，国文系四年级一个班级的投票结果能否代表“公意”，就需要再作斟酌了。周作人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提到当年2月28日日记中曾有“女高师旧生田罗二女士来访，为女师大事也”的记载。二人是“中立派”，找他帮忙是“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平息”。[6]343曾在女师大风潮中有积极表现的吕云章，后来也回忆说：“我们班里有四十五个同学，只有三四个活动分子，我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全体到教育部请愿，由许广平致词，她的广东话也不得好感，加上我的反对，所以全班只有三分之一参加请愿。”[30]女师大风潮初起之时，正值学校放寒假，留在校中学生并不算多，且往往持观望态度的中立立场，其中应该也不乏所谓的“不通之论”。由此，杨荫榆对学生自治会能否代表公意的质疑也不无道理。 女师大风潮此时逐渐陷入到了僵持之中。继任校长迟迟不能选出，杨荫榆又坚决不愿辞职，一向活跃的四年级毕业生面临毕业，再加上北京教育界又将注意力转移到反对新就任的教育总长王九龄身上，“驱杨运动”此时还只限于一校之内，并没有得到公众的过多关注。为此，许广平此时给鲁迅写信表达了自己的烦闷情绪。[29]29对此，鲁迅回信说，许广平“苦闷”的原因是在她太过“性急”了，因为“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29]33。在以往的研究中，鲁迅是女师大风潮的核心人物，对学生持绝对支持的态度，由始至终关心事态的发展，并适时施以援手。不过有人说，鲁迅虽然一直在女高师国文系兼任教员，但因为“对学校的腐败情形是不很清楚的，所以，当女师大风潮发生的时候，他是颇为沉默的”。[31]但是随着鲁迅与许广平通信愈加频繁，他们的私人关系也逐渐超越了普通的师生关系。许广平是“驱杨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这个话题自然而然也开始得到鲁迅的关注。 整个女师大风潮的转折点，发生在“五七”国耻日之后学生自治会六名干事被开除学籍。1925年5月7日，女师大学生召开国耻纪念日大会。杨荫榆不请自来，意想登台演讲，不料却被学生驱逐出会场，因此大为动怒，遂于9日贴出布告，以校评议会名义开除了自治会浦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六人，理由为“不守本分，违背校规，甚至鼓动风潮，妨碍公众学业”。[32-33]同日，杨荫榆一面分别致函开除学生家长及保证人，通知各项具体情形；[34-35]一面又发出告诫全体学生的公函，称其之所以有开除学生的举动是因“少数学生以滋事犯规”，“初时一再隐忍，无非委曲求全。至于今日，裁成绝望，乃有此万不得已之举”。她希望多数志在求学的学生，要与校方以诚相见，并表示彼此都要“以学校为前提”，“与诸同学等本互助之精神，图前途之发展”。[36]此外，她还向代理教育总长章士钊递交呈文，详述当日经过情形，表示是学生扰乱秩序，公然侮辱师长，“若再姑息一时，转恐遗累全体”，[37]所以才会开除六名学生。对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也不甘示弱，进一步壮大了“驱杨运动”的声势。5月11日，女师大学生在操场召开紧急大会，全体议决誓将杨荫榆驱逐出校。因杨未在校，派出与其交涉的代表无功而返，于是学生决定仿照已被解散的北京美专学生闹风潮的办法，封锁校长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及其寝室，并派人轮流看守校门，严禁杨荫榆入校，以示与杨势不两立。[38-39]她们还在校门口贴出以“行矣杨荫榆”为题的布告，要求其“以人格为重”，“勿擅入校门”。[40]12日，学生自治会邀集教职员举行师生联席会议，马裕藻、李泰棻、吴沅等二十多名教授出席，议决在教育部未派员代理校长以前，校中事务均由评议会负责。[41]同日，鲁迅发文讽刺杨荫榆得到校长之位后只知道“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按鲁迅在《华盖集》“后记”中的说法：“我的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这是第一回”。[42]自此，鲁迅开始正式加入到支持风潮中学生一方的队伍中，并有相当积极的表现。 此后，校长杨荫榆与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皆各自积极寻找后援，正是所谓“学生跳梁于内，校长侨置于外”[43]104。1925年5月21日，学生自治会在校内礼堂召开校务维持讨论会，商定维持校务事宜。但各方意见颇为分歧，遂无结果而散。[44]早在此前一天杨荫榆就发出油印启事，表示：“用学生纸张和名义指挥讲师职员，招集校务维持讨论会，学生之志则大矣，学生之号则不可，本校素尊部章，无此学制，亦无此办法”。[45]从风潮开始杨荫榆以评议会名义回复学生自治会到此篇启事，杨荫榆所关心的在于学生自治会的资格和权限问题。所谓自治会的资格和权限，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生自治会能否作为全体学生的代表，二是学生自治会与校方、校评议会、校教职员联合会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学生自治会能否参与学校日常事务管理和决策。可以说，杨荫榆的质疑并非故意挑起争端。“五四”后确实存在着不少学生假借自治会名义掀起学潮的现象，其根源正是在于对学生自治概念的不同理解。[46]但是在风潮过程中，一方面杨荫榆本人未能更多从学理意义上阐发其观点，另一方面则是受风潮冲突双方情绪影响，其质疑合理性部分并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鲁迅等人对杨荫榆的讨伐只是抓住其论证中偏于描述性或是力图以情理说服人的一面，如对其“本校且为国民之母之母”及“须知学校犹家庭”的批评，却回避了杨荫榆提出的质疑，这也就使得女师大风潮也逐渐表现出在各种学潮中都难以避免的情绪化问题，而失去了引申至学理性的讨论的可能。 从现实层面来看，杨荫榆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就在风潮已然剑拔弩张之时，女师大学生有不少人即公开发表声明，称自己在风潮中选择中立。5月19日，体育系和音乐系全体学生在《晨报》上刊出“紧要启事”，声明“严守中立”。[47]女师大哲教系亦在同一版上以全体同学的名义也发表了紧要启事，反驳其他刊物上所载哲教系在风潮中绝对服从自治会之说，表示她们平日在校只是专事攻读，而对自治会在学期内种种经过情形“并未参与”，而所谓“服从”之说则是“尤所不敢”。[48]同日，另有教育系预科四名学生也联名刊出启事，公开宣布自己要保持“始终如一，矢不与闻”的态度。[49]据不完全统计，女师大共有在校学生248人，其中哲教系有学生19人，体育系25人，音乐系11人，⑦如果再算上教育系预科的4人，估算下来约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学生曾明确表示并不参与学生自治会的活动，保持中立态度。 不过，虽然有不少学生有过绝不参与风潮的声明，校长杨荫榆也一直质疑其能否作为女师大全体学生的代表，但是作为经过公举而成立的学生自治会仍然继续履行其职责。截止到当年5月底，女师大学生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已经发出了五次驱逐杨荫榆的宣言。随着事态的升级，宣言的语气和用词也愈发激烈，[50]甚至不再只限于对杨荫榆治校能力的批评，而是上升到对人格和品德不信任的高度之上。这种彻底的不信任也使得女师大风潮难以再有调停的余地。 当年5月20日，杨荫榆在《晨报》上刊出《“教育之前途棘矣!”》的公开宣言，痛斥学生封锁校门的极端行为，强调此次风潮实为少数人所把持。[51]如果从杨荫榆对女师大素有感情而论，她在宣言中所言出掌女师大时所抱有“牺牲一切”的决心以及对女师大未来的憧憬，都应该是真实的表达。不过，当现实境遇与其最初设想发生冲突之时，她所固守的治校理念以及性格上的某些“缺陷”，都影响到了她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表现。许广平就曾批评杨荫榆最大的毛病就是“自尊自是，而又识浅力薄，用人不当，以致措置乖方，偏私，患得患失，也是她最大的致命伤”。[8]297其实，许广平所谓的“自尊自是”从另一面说或可称作有主见、有原则，坚持己见而不易轻易妥协。杨荫榆对于女师大怀有深切的希望，也期望看到女师大在自己的治下能够有所发展，恐怕也从未想过会受到学生们如此的对待。这也就使得杨荫榆在面对学生逐步升级的驱逐行动，特别是封锁校园、文字谩骂之类的武力驱逐之时，难以做到充分地冷静反而更易因其特有的性格走向互不退让的对抗和冲突。 当年5月21日，女师大评议会教务会联席会议发出通启，劝告学生以学校前途为重，恢复正常秩序，早日平息学潮。[52]但校长杨荫榆与学生自治会之间已经到了难以调停的程度。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校外人员加入到双方的辩论之中，女师大风潮开始由一校之内的矛盾朝向受到普遍关注的公众话题转换。此时《晨报》上就刊出了女高师毕业生包珂的来信，公开为杨荫榆辩护。作者在校时对杨荫榆的印象是其办事“过于认真，待人过于严厉一点”。直到她亲身担任职务之后，“才知道杨先生办理事务及管理方法，无一非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且无一非先思而后行的”。所以，她希望女师大的同学们能明白，“身为一校之长，无论校中任何一部事务，都应有过问之权，并非他过问了任何一部的事情，就是干涉任何一部分的之权”。在她看来，女师大学生驱逐校长却只是意气用事，有被他人利用，拿少数人意见代替全体名义之嫌。[53]虽然包珂明确表示自己与杨并没有任何私交，也无意偏袒任何一方，只不过是想“悉本良心说几句公话”，但此信仍招致了女师大激进学生的反驳。三日后，《京报副刊》即有署名“无偏”写给包珂的回信，对包文中为杨荫榆辩护的诸条理由逐一做出了驳斥。作者表示杨荫榆的“认真”“严厉”只是待人而没有律己，而她所谓的学问也只是“混得几十张文凭”而已。学生们把守校门只是“不得已的一种办法”，因为“在教育当局高压手段之下，学生无拳无勇，既无金钱四出请客，又无强有力者作后援的时候，为人格之保障，学校之光明，正义之声讨计，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54] 此后不久的5月27日，鲁迅邀集了女师大教员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在《京报》上联名发表了《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为被开除六名学生自治会职员抱不平，是最早站出来公开支持学生的女师大教师。宣言指责杨荫榆“以品学二字立言”是难以说得通的，因为“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性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表示若以此开除学生实在“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宣言文末说道：[55] 况六人俱为自治会职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遂相率引退。可知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 正是这段语气措辞被批评为“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太平允”[56]的文字，引起了周氏兄弟与北大教授陈源(西滢)的不睦，并由此引发了“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持续的争论，使得女师大风潮进一步扩大。 就在鲁迅等人发表《宣言》的同一日，女师大学生在上课时发现国文系点名册上刘和珍、许广平等被开除的六名学生“已被墨刑(姓名上涂了墨)”[29]57。学生们遂派人质问教务处质问教务长薛培元，并未得到满意答复，后又先后多次与薛交涉均未有进展。由此，学生认定薛只知“终日为杨效忠”。当日学生自治会便组织召开全体大会，公决以对待杨之办法待薛。[57-58]当年5月30日，薛培元提出辞职，并声称自己是受到学生“故意为难”及“妄肆侮辱”才决定辞职。[59]显然学生已将对杨荫榆的不满无限扩大，凡听命于校长者皆驱之而后快。女师大哲教系代主任汪懋祖，后来就致信《晨报》为薛鸣不平。自风潮发生之后，他曾向多方劝说，也提出过解决方案。[60]但是此时学生情绪已颇为激动，以为能够帮助她们攻击校长者才是爱护她们，不支持她们的便是破坏，致使调停并未成功；再加上又发生了“轰辱薛教务长之举”，使得风潮更难收拾。信文最后，汪懋祖还为杨荫榆做了辩护，表示杨的为人“颇有刚健之气”，热心办学，“欲努力为女界争一线光明，凡认为正义所在，虽赴汤蹈火，有所不辞，宁为恶势力所战败而去”。[60]但是，学生自治会方面已认定是杨荫榆有感于“势穷力促”才利用汪懋祖来做和事老，遂积极招待新闻界，再次表示坚决“驱杨”的决心。[61-62]女师大风潮更是陷入到各方均难以调停的地步。 因五卅惨案爆发，北京教育界师生积极组织援助上海学生及商界。学生示威游行运动声浪高涨，公众对于女师大风潮的注意力也略有减弱。就在此时，代理部务的章士钊因“五七”学潮问题处理不善，颇受教育界指摘，辞职出京。部长职位悬而不定，部务几近停顿。[63]直到当年7月31日，章士钊才宣布卸去司法总长之职，专任教育总长。重新接掌教育部的章士钊，立即发布整顿学风的命令，并从解决教育经费问题入手，希望借此以重整教育界颓势。[64]当日，杨荫榆即以改组女师大计划请示于章士钊，并得到批准。杨荫榆遂连夜在校内贴出布告，宣布取消补习科指令外，并以修缮校舍为由，要求仍然住校学生迁入补习科暂住；同时解散学生自治会，实行改组。[65]学生方面见此布告立即予以撕毁，并发通电历数杨荫榆罪恶，希望争取各方更多支持。8月1日晨，获得章士钊支持的杨荫榆，率领保安警察四十余人、侦缉队稽查等十余人进入校园，张贴布告宣布解散鼓动风潮的大学预科甲乙两部、高师国文系三年级及大学教育预科一年级四个班。学生闻此并不服约束，而杨荫榆则要求巡警迫令学生出校，同时切断校内外联络、停水、断电，以迫使学生即早迁入补习科。[66]双方相持不下，巡警于校门之外看守，阻止学生外出；学生亦在校门之内守卫，以防校外人员进入。双方冲突再次升级。以杨荫榆此时发表的宣言来看，她选择解散四个班级是出于“正本清源”重新改组的考虑，希望能借此将有参与鼓动风潮的学生开除，以便逐一对学生进行鉴别，以早日结束风潮。而学生方面则认为，杨荫榆带领军警入校，“不惜牺牲多数学子，以保全自己地位”，是摧残教育之恶行。学生自治会发布“紧要启事”，宣布要“为教育界争人格，为学校争存亡，为女子争人权”，“誓与死斗，非与拼命不可”，[67]由此将此次事件上升至“教育界人格问题”，并进一步表示如果此时不能奋力争取，“将来教育界必入纷更反动之时期，非化神圣教育为奴隶教育不止”。因此，希望同人等“为一己争自由，为教育界争人格”，与杨荫榆势不两立。[68]此后，社会各界也纷纷施以援手，掀起了驱逐杨、章的高潮。北京各校、各社会团体、全国学联总会、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等均发表宣言及函电，请求当局及全国各界援助。[69-71] 至此，女师大的“驱杨运动”已经进行半年有余。尽管自“五七”学潮之后，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女师大风潮的进展，但其影响范围仍大致在北京教育界内部。这段时间，杨荫榆与学生方面经过多次交锋，双方互有攻守，难分伯仲。而此时杨荫榆带领军警入校的行为，使得女师大风潮中对立双方形势逆转。一直以来，“八一惨变”之后学生一方的言论都占据了当时舆论及后续的研究的中心位置。作为这场决定女师大风潮最终走向的冲突中重要的另一方，杨荫榆发出声音的机会无疑被剥夺了。在章士钊的描述中，当时的情形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顽劣学生，手持木棍砖石，志存殴辱，叫骂追逐，无所不至。又复撕毁布告，易以学生求援宣言，并派人驻守校门，禁阻校员出入，其余则乘坐汽车，四出求助，旋有男生多人，来校恫吓，并携带快镜，各处摄影，种种怪状，见者骇然”。[43]104-105而作为亲历者的杨荫榆，也证实了学生中的确不乏“叫嚣谩骂”之人。杨荫榆辩解其请求警署保护是出于适当自卫[72]，却也难逃曾援引武力的指责。以武力解散学校，早在年初北京美专风潮中即有先例，但对女校及女学生而言，“武力”的介入更与欺凌弱小、践踏女权联系在一起，无疑是相当严重的事件。上述所引宣言、函电均以此攻击杨荫榆，其在公众面前的形象由此亦完全倒塌。 8月2日，杨荫榆又令各住校教员迁出，同时在请示章士钊之后，发出启事分致家长和保证人将学生带回。3日晚，杨荫榆再发声明书，详述自其掌校以来直至女师大风潮所经历变故，对其校长生涯进行了总体上的回顾。她自视为“秉性刚直，不善阿附”之人，以至于“有时处理事务，自问过于认真，容有不见谅于人者”。之所以仍勉励维持，“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而“少数暴劣分子”的行为，妨碍学校行政，破坏学校风纪，“不特有碍一校之进行，甚且贻误全国女子教育之前途”。因此，希望少数学生能及早觉悟，自动离校。[72]这封声明书是杨荫榆对女师大风潮的整个过程最后一次予以回应，历数了任职以来的心路历程，很难与以往叙述中不学无术的杨荫榆联系在一起。她对自己个性的认识，可与上文分析互为印证，称得上相对客观。此时的杨荫榆大约是已经预想到自己只能以主动辞职来结束这场风潮，但心中仍有不少郁结之气难以平复，才会站出来对其治校的基本想法再做解释。如果站在杨荫榆的立场分析，学生频繁出现的干预校政、破坏风纪的“越轨行为”是女师大学风不良的根本原因。她之所以有开除学会自治会职员的举动，是出于整饬女师大学风的考虑。但是学生一方对此却有着完全相反的认知。当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也发表了长篇的驱逐章杨宣言，其中也提及在她们眼中校长、学生与学校的关系：“敝会同人以为国家设立学校，原以实施教育养成国家健全优良能负责任改造社会之份子为宗旨；学校之设置，校长不过统筹全局，为学校设施一切备公众驱策之一公仆，学校既为教育学生而设，则学生当然有权可以过问学务；校长既为一校之公仆，则执役不善，主人有随时辞退或解雇之权。”[73]在学生们的眼中，自己才是学校的主人，学校的一切设施、校政，也包括校长、教职员都只能是服务于学生。这与上述杨荫榆在校长立场上的表述有着本质性区别。可以说，学生能否干预校长，甚至决定校长的去留，或者说，学生在学校日常行政管理之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师生之间不同观念的冲突正是引发女师大风潮的重要因素。 同年8月4日，章士钊亲自到女师大视察，拟定解决方案，并提交阁议讨论。6日，阁议通过仿照美专办法停办女师大。8日，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辞职申请得到教育部批准。此后，在教育部接收女师大之时，杨荫榆也曾出面予以协助。9月初两校各项交接手续办理完成之后，[74]杨荫榆的名字便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与在欢迎之声接任女师大校长相比，她的黯然去职也显出不少无奈与悲凉。杨荫榆辞职之后，女师大风潮的主题也进入到了驱逐章士钊及复校阶段。 三、结语 周作人后来曾反思自己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表现，表示自己反对杨荫榆的态度是“逐渐造成的，也并不由于什么公愤或义愤，只是根据于我个人性格及思想的一种好恶”。他明确声明对于杨荫榆“并无什么芥蒂”，他在女师大任教期间“也是颇被校长所优容的”，所以一直以来都“对于杨女士总当她是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怀着相当的敬礼”，甚至直到四月份都没有什么反对的意思。而后杨荫榆希望通过开除学会自治会职员、发表回应启事等方法消弭风潮，才使得周作人逐渐对其失去了信任。“八一惨变”之后态度更是完全逆转。[75] 女师大学生为什么会驱逐校长，以往最为常见的表述是因为对杨荫榆的封建家长式统治和压迫的反抗。许广平的叙述就相当的典型，她说：“风潮初起，确为校内学业问题，后来杨荫榆违反学生希望，戕贼教育前进，更结合黑暗势力，玩弄政客手段，因之由校内问题扩张为黑暗与光明的争取。”[76]但若就上文对于杨荫榆就任校长之后的实际状况而言，究竟是杨荫榆压迫学生，还是学生胁迫校长，恐怕很难有唯一确定的答案。 20世纪20年代正值学校风潮风起云涌之时，女师大风潮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风潮中“独领风骚”恐怕离不开“鲁迅”与“女性”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作为全国女子师范的唯一高等学府，又是由女性担任校长，本身就足以引人注目。鲁迅虽然较晚才介入到风潮之中，但他的参与使得学生一方得到强大的后援，迅速扭转了整个风潮走向。1925年初风潮初起之时，无论是教育界内部还是社会公众，大多对女师大校内的争执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但学生持续不断的驱逐行动以及杨荫榆执著坚守，使得女师大风潮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处于僵持状态。此后，学生利用学会自治会职员被开除及“八一惨变”逆转了风潮的整体走向，社会公众及教育界的态度也由开始关注风潮发展到对学生的普遍同情，进而使得舆论几乎完全倒向支持学生一方，并最终导致杨荫榆的辞职。可以说，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为代表的学生群体，是女师大“驱杨运动”中的主导力量。 五四后，女权运动风起云涌，不过，即便是倡导女权最盛的教育界，对女性的认知和评价仍是根深蒂固。特别是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的专业女性，往往会被要求遵守比男性更加苛刻的标准。因其新派标签而被学生热切欢迎的杨荫榆，不久便成了保守而又落后的代名词，人们更愿意沉醉于她背后的象征意义，而基本上忽视了其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风潮过后，杨荫榆便回到故乡苏州，先后任教于苏州女子师范和东吴大学。无论生活还是事业上，她都有不少特立独行的“怪癖”，仍令周围人侧目；[10]109如果再算上她被日寇杀害这个戏剧性的人生结局，杨荫榆人生无疑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回望因女师大而改变人生轨迹的杨荫榆，除了唏嘘其命运多舛之外，或许也可以对个人在时代风气转换浪潮中的复杂性有更丰富的认识。 收稿日期：2014-06-14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可参见吕芳上著：《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13-246页；林辉锋著：《马叙伦与民国教育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182页。 ②比如沈岚：《杨荫榆其人的是与非》，载《民国春秋》1997年第5期；魏善玲：《再看学潮外的杨荫榆》，载《怀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杨荫榆与“女师大风潮”》，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吴勤生：《杨荫榆史料补遗》，载《苏州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③参见《本校略史》，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274页。许寿裳自1922年7月至1924年2月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其中有近7个月的时间并未在职。1923年1月至5月，因北京学界发起“驱彭挽蔡”运动，许与北京三校校长(北京医专校长周颂声、北京工专校长俞同奎、北京美专校长郑锦)一并向教育部辞职。同年10月中旬至12月中旬，因故南下，并以“经费奇绌，病体难支”为由提出辞职。 ④关于许寿裳的去职，有学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是受到教育经费支绌的影响，校务难以维持；第二是面对校内外各种势力的聚合而选择洁身引退，参见何玲华著：《新教育·新女性：北京女高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164页。 ⑤据孙继绪的记载，自1919年3月到1920年3月间，加入学生自治会的人数有256人。因资料原因，女高师时期在校具体学生人数不详。有记载“女高师”前身“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8年度的在校生为244人，可估算出1919年度学生人数不会超过300人。孙继绪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附录)，载《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3-1034页；《全国示范学校一览表》(1918)，载《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99页。 ⑥关于女师大学生正式开始“驱杨”运动的具体时间，个人回忆及媒体报道多有出入。据秋阳考证，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第一次发表驱杨宣言应是在1925年1月21日。在此之前虽已有相关报道，但还处在“婉劝”辞职的缓冲之中，因而不能说是女师大学生正式驱杨的开始，参见秋阳：《有关女师大风潮史料的两点质疑》，载《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8期。 ⑦据《女师大各项学生统记表》所记，1925年女师大共有在校学生206人(见《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第277页)，但因该项纪录没有标注具体系科人数，不便于统计。因女师大招生人数基本保持稳定，暂以1924年度在校各科系人数，取其约数做一说明。192d年度女高师在校学生人数共248人，参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第51期，1924年1月6日，转引自何玲华著：《新教育·新女性：北京女高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