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国民党主和派的和平救蒋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国民党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主和派和平救蒋活动
西安事变是一次突发性事件。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如何处置事变问题上，一开始便出现了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即以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武力讨伐派和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主和派。在事变期间，双方一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如何处置事变，不仅表现为事变结果的方式不同，甚至会影响到中国政局的走向。
事变爆发当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即邀集国民党在京的党政军首脑交换意见，认为张学良劫持统帅，为维护纲纪，须兴兵讨伐。初步决定将张学良撤职查办，军队归何调遣。何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后，立即开始调兵遣将，命令中央军开进潼关，直抵华阴、华县；同时，派飞机轰炸渭南。战事一触即发。
针对讨伐派的武力政策，主和派针锋相对，展开了积极的和平救蒋活动。
首先，主和派主张在事变真相尚未明了之前，反对贸然兴兵讨伐，积极寻求“万全之策”。
事变爆发时，宋氏兄妹、孔祥熙均在上海，得悉事变消息后，即邀请端纳连夜返回南京。因当时西安与南京电讯联系中断，事变真相不明，“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注：参见《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内刊），第524页。），对于事变情形谣传颇多。兴兵讨伐之声遂不绝于耳。宋美龄认为：讨伐派“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措施太骤”。“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为非健全行动”。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注：参见《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内刊），第477页。）。为促使事变早日和平解决，主和派作出了积极努力。
其一，奔走呼号，陈说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和营救蒋介石的重要性。宋美龄回京后，声言中国除蒋介石外，无人可以领导全国，一旦酿成战祸，则将给日本进一步侵华以可乘之机，要求各方面“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在“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注：参见《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内刊），第514页。）。事变期间，宋美龄与讨伐派进了“数次‘风暴般的争议’”（注：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第230页。）。孔祥熙也多次明确表示，对于事变“希望能以和平解决”，甚至认为“张联共抗日，可商”（注：陈兴唐等：《从有关冯玉祥档案中看国民党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对策》，《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竭力反对贸然兴兵。由于主和派坚决反对进兵西安，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对讨伐派多方施加压力，迫使讨伐派的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讨伐”令虽出，部队也已向西安推进，飞机开始轰炸渭南等地，但终未对西安大举进攻。这就为和平营救蒋介石，促成事变以和平方式解决赢得了时间。
其二，稳定乱局，努力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途径。事变当天，孔祥熙即致电张学良，对张的态度进行试探。就任行政院代院长后，孔利用其首脑地位，展开了积极活动。13日，孔致电各省市当局，慰勉有嘉，希望他们一致拥护中央既定国策；同时分别致电兰州于学忠、北平宋哲元、济南韩复榘、开封商震、青岛沈鸿烈等，恩威并施，拉拢分化。孔还多次致电阎锡山：“请公即电汉卿，促其反省，即日陪同介公南来，一切弟当保其安全”，希望阎出面斡旋，防止事态“形成骑虎，欲罢不能，日久形成僵局”（注：《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页。）。冯玉祥也致电张学良“请先释介公回京”（注：《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五十期。），并愿作张的担保人。由于主和派的积极努力，整个事变期间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混乱局面，为事变早日和平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三，委派端纳赴陕，了解事变真相，架通和平桥梁。
其次，宋氏兄妹不顾讨伐派的阻挠，毅然赴陕，代蒋谈判，加速了和平解决事变的进程。20日，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往陕西，展开了和平斡旋活动，在弄清了西安方面和中共态度后返京。22日，宋氏兄妹不顾讨伐派的阻拦，毅然赴陕。在西安，宋氏兄妹频繁同各界人士接触，并代蒋参加和谈。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终获和平解决。
二 主和派和平救蒋的目的及其作用
西安事变期间，主和派之所以积极展开和平救蒋活动，其目的主要是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和脱险，维护蒋氏统治地位；其努力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
事变初期，讨伐派以“维护纲纪”为由，力主讨伐，并曾一度占上风。主和派则据理力争，主张和平解决，其着眼点是以蒋介石的安全为出发点的。如前所述，宋美龄回京后即四处奔走，陈说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特别强调营救蒋氏的重要性。她还以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秘书长身份向中央军校学生发表演讲，希望他们“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并特别指出，主张讨伐的人是“别有用心”。宋美龄曾多次向黄埔系将领陈说救蒋的重要性，希望他们不要附和讨伐派，兴兵讨伐。在宋的努力下，多数将领在讨伐问题上没有像何应钦一样积极。孔祥熙主持行政院后，也多次召集政府中枢大员开会，商讨营救蒋氏的办法；还亲自邀请阎锡山等人从中调停，希望西安方面释放蒋介石；甚至直接与张、杨联络，要求张、杨送蒋回京。
宋氏兄妹亲赴西安后的活动也无一不是围绕着使蒋早日脱离险境，和平解决事变而展开的。首先，以所谓“国家民族大义”规劝蒋介石不要轻言牺牲。宋美龄认为：“倘委员长不获生还，中国之分裂与灭亡立见”，“若幸而脱险，则国家之团结益固”，“而为国家之大庆”，因此，力劝蒋“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矣……更应宝贵君之生命”，并告之“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其次，奔走西安各种势力之间，以求释放蒋介石。宋美龄在西安期间，凡“欲与余面晤者，可遣之来见。凡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尽量设法化解矛盾，缓和对抗局面。宋美龄对张学良更是软硬兼施，不遗余力。一方面强调蒋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以所谓“大义”相劝，要求张要维护蒋的领袖地位，尽快收拾“危局”，送蒋回京，不要做千古罪人；另方面以军事压力相恐吓，“余告张学良圣诞日为停战限期之最后一日，如今不能释放委员长回京，则中央军必开始进攻，我等固死，汝亦不能独免”，希望张尽快释蒋。第三，代蒋和谈。兵谏后，在如何处置蒋的问题上，西安方面内部分歧很大，西安舆论界要求将蒋交于人民审判的呼声很高。蒋的安全问题一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同时，由于兵谏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与西安方面已处于敌对状态，讨伐派开始实施其武力政策，前线战事一触即发。宋美龄担心“轰炸西安，必置委员长于死地”，因此，除对张施加压力外，宋氏兄妹代蒋和谈，以期尽快使蒋获释，早日解决事变。
主和派的和平救蒋活动虽然出发点是保证蒋介石的安全脱险，维护蒋的统治地位，但从客观上来说，却加速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在促使蒋的态度转变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蒋介石一贯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必欲先除之。蒋曾公开表示：“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注：《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11页。）蒋此次亲临西安，亦是“咨询情况，指授机宜，告以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注：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可以说，蒋的“剿共”政策是一贯的，根深蒂固的。
西安事变打破了蒋介石的美梦，但张、杨并未因此而立即把蒋从剿共的泥潭中拯救出来。事变后，张、杨即提出了逼蒋抗日的八项主张，张还多次面劝蒋领导抗日，停止内战，均遭蒋严厉斥责，蒋甚至以维护其领袖人格尊严为由以死相抗。事变初期，蒋的抗拒心理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未改变。端纳赴陕后，蒋的对抗情绪有所缓和，但也没有改变过去自己一直坚持的反共立场，蒋甚至认为“事变迄今已一星期，安危生死所志已决，……不作回京之希望”了（注：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宋氏兄妹亲临西安，为寻求事变解决奔走各方之间，特别是利用其特殊身份，对蒋安慰奉劝，在促使蒋介石态度转变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态度的明显转变主要表现在：其一，蒋的态度没有以前顽固，抗拒心理有所缓和。其二，事变前期，蒋除张、杨外，对西安其他各方人士的抗日呼声一概不予理睬。宋美龄到西安后，“凡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代表蒋本人频繁接触各方人士，从中斡旋。宋美龄的举动，虽不能说完全受蒋的委派，但至少可以说是得到蒋的默认的。其三，事变发生后，蒋对张、杨提出的八项条件概不接受，更不愿同中共代表见面，根本不愿意接受任何条件，甚至劝告宋美龄，“如他人或有以非义之言托为转劝者，必严词拒之，余决不能在此有签允任何条件之事”（注：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但事实胜于雄辩。不久，蒋即全权委托宋氏兄妹同张、杨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和平谈判，蒋本人也亲自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通过谈判，最终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蒋以领袖人格担保回京后兑现。在离陕登机前，蒋还一再表示将履行自己的诺言。凡此种种足以说明，蒋介石的态度随着宋氏兄妹的到来才有了很大转变，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毛泽东同志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注：毛泽东：《矛盾论》。）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关键是蒋介石态度的转变这一内因要起作用，而在促使这一内因起作用的过程中，主和派是最重要的一支外因力量，如果没有这一支特殊的外因作用，则事变的和平解决就会变得复杂得多。
三 主和派和平救蒋活动取得成功的原因
主和派救蒋活动之所以获得成功，西安事变最终能以和平方式得以解决，并不能完全归功于国民党主和派的和平努力，更谈不上是宋美龄个人外交的成功，它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国民党主和派是和平力量中的一支，只不过是顺应了和平潮流而已。
张、杨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无害蒋、制造内乱之意。兵谏后，张、杨即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救国八项主张，并声明对蒋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只求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注：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张、杨发动事变的初衷。因此，只要蒋接受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等条件，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也是张、杨的共同心愿。
中国共产党是和平解决事变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对事变的态度一开始就非常明确，极力主张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中国共产党分析了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明确指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和平解决事变做出了重大贡献。
国内外各种势力，虽然各自立场不同，但绝大多数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苏联和共产国际虽对西安事变颇有微辞，指责张学良“在目前形势下采取此种行动，客观上终只能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但同时明确表示“盼能早日迅速和平解决”（注：《世界文化》第一卷第四期，1937年1月1日。）。英、美等国在事变期间不仅在舆论上支持南京政府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赞同宋氏兄妹营救蒋介石的活动，而且还分别通过其驻华大使向孔祥熙表示拟进行调解，他们希望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双方达成协议”（注：《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英国汇丰银行还应孔祥熙、宋子文的请求，帮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对黄金外汇实行无限制兑换，使事变期间的上海金融市场得以保持稳定，从客观上表示了对南京政府的支持。除日本外，国际舆论都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国内舆论绝大多数也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反对新的内战。各地方实力派对事变反应不一，但基本上倾向和平解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李济深等均发表自己主张，希望张、杨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
和平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面对汹涌澎湃的和平潮流，主和派采取了比较明智和务实的态度，顺应了人民的要求和历史潮流，在促蒋转变上发挥了独特的关键作用，为和平解决事变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客观上有利于全国抗日大局。这些都是应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