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易学在南宋后期的流传与发展*
谢 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100089）
[摘 要] 从朱子辞世至南宋灭亡这一历史时期，朱子易学作为一门新兴之学，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朱门后学成为传习朱子易学的主要力量，但已开始分化为尊朱与不尊朱两派。非朱门后学的学者，则以不盲从朱子，发明补正朱说为特色。搜集整理朱子文集、语录中论《易》遗文的著作，在此时期纷纷出现，成为研究热点。此外还有学者开展了将程朱易学著作合编为一书的尝试。以上几方面内容，均下启元代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 朱熹，易学，南宋，《朱文公易说》，《周易传义附录》
易学是朱子学术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子在世时，通过《易本义》《易学启蒙》等著作，构建了其庞大精密且显然有别于前人的易学体系，在易学史与理学史上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朱子辞世至南宋灭亡，其间不过七八十年，在这一段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朱子易学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发展成为易学研究中的新热点。目前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朱子易学本身，而其在南宋后期流传发展的情况与影响，则鲜有论及者。有鉴于此，本文将南宋后期学者传习朱子易学的情况，分为朱子门人与非朱子门人两类，述其概况与特色。又将今人关注较少的《朱文公易说》《周易传义附录》等著作，纳入研究视野之中，据此探讨南宋后期学者辑录朱子易说、合编程朱易学著作的情况。由此勾勒出朱子易学在南宋后期发展演变的全貌，并揭示其与元代朱子易学的关系，从而完善宋元易学史与朱子学术史的相关研究。
一、朱门后学对朱子易学的传习
朱子门人弟子中治《易》者不少，朱彝尊仅收集“作《易传》《五经说》，及以《易》义问答，见于语录者”，①就得一百余人。《经义考》卷31所载，自陈淳《周易讲义》以下二十余种，大都是朱子及门人弟子的易学著作。再传以下治《易》者亦多，如阳枋与族侄阳岊从学于朱子门人度正、
渊，②深研朱子易学。其尝避地泸南而绝粮，“惟《易本义》一编未尝去手”，③年八十尚玩《本义》不辍，④ （宋）阳少箕、阳炎卯：《纪年录》，《字溪集》卷1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32、437、435页。 曾辑朱子《易》说精要，为《文公进学善言》，⑤ （宋）阳少箕、阳炎卯：《纪年录》，《字溪集》卷1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32、437、435页。 又有《易正说》二卷。⑥ （宋）阳少箕、阳炎卯：《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字溪集》卷1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第442、470页。 他如陈沂、黄以翼皆学于陈淳，饶鲁学于黄榦，徐几学于蔡渊，是为朱子再传。⑦吕大圭学于陈淳门人杨昭复，是为朱子三传。⑧这些朱门后学于《易》皆有著作，其在治《易》过程中，均应或多或少受朱子影响，且其中一部分人对朱子极为推崇。例如，陈淳即称道《易本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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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我宋康节邵子之图出，于是乎伏羲之精，画卦以示者，始可得而见。伊川程子之《传》出，于是乎文王、周、孔之蕴，因卦以发者，始可得而明。今晦翁先生《本义》之书，盖又发挥邵图之法象，而申明程《传》之旨趣，本末兼该，精粗具举，推本四圣所以作述本然之义，而《易》道之盛，至是无余蕴矣。其纲领备于《五赞》，未可直以占法视之也。抑程子昔以《传》示门人，曰：“只说得七分，后人更自体究。”若晦翁是书，其补程子之三分，而上以达于四圣之心也欤！① 林庆彰等主编，（清）朱彝尊：《经义考新校》卷28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135页。 （宋）陈淳：《易本义大旨》，《全宋文》（第29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1页。
陈淳认为，《易》经羲、文、周、孔四圣始备，而宋代之前《易》道不彰，或溺于象数，或泥于文义。至宋，邵雍作卦图，程子阐义理，《易》义始明。而朱子《本义》，又超越二家，上接四圣。其所以然之故，陈氏在另一文中讲得更明白：
朱氏《易》则大概本诸邵子。《启蒙》明述先天图，而赞《易》之词谓“邵明羲《易》，程演周经”，此意可见。曾亲闻辅汉卿广之说，《易》须是识得辞、变、象、占四字。如初九“潜龙”云云，此辞也。有九则有六，此变也。潜龙即象，勿用即占。人谓《本义》专主占筮者，此未识先生之意。某每以此看《本义》，诚是精密。② （宋）魏了翁：《答丁大监黼书》，《全宋文》（第309册），第395页。
在南宋后期朱门后学的诸多易学著作中，出现了一部与众不同的，试图将程朱易说合编于一处之作《周易传义附录》。其作者董楷，《台学源流》有传曰：“董克斋名楷，字正翁，临海人，御史亨复之子，尝从潜室陈器之得晦翁再传之学。宝祐四年举进士，为绩溪簿，直冤狱，赈饥馑，修城捍水。未几擢守洪州，有惠政。终吏部郎中。所著有《克斋集》。”⑫ （明）金贲亨：《台学源流》卷6，《续修四库全书》（第515册），第261页。 不甚详尽。今按：《宋季三朝政要》载董楷于景定三年（1262年）分司安吉公田，⑬ （元）佚名：《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3，王瑞来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91页。 《癸辛杂识》亦谓“董正翁楷为公田”，⑭ （宋）周密：《癸辛杂识》，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0页。 可为旁证。约在咸淳三年（1267年）提举松江市舶司，楷自言“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载”可证。① （宋）董楷：《受福亭记》，《全宋文》（第355册），第158页。 咸淳七年，又改知瑞州。② （宋）董楷：《锦江桥记》，《全宋文》（第355册），第159页。 后为湖南转运使，《舒阆风先生行状》谓“故人董正翁楷除湖南转运”，③ （元）刘庄孙：《舒阆风先生行状》，《阆风集》卷末，1915年，《嘉业堂丛书》本。 舒氏祭文亦曰“君漕湖湘”，④ （宋）舒岳祥：《祭董正翁文》，《全宋文》（第353册），第37页。 均指此事。按文天祥《通董提举启》“常平使者之新辔，公念南湘”，⑤ （宋）文天祥：《通董提举楷启》，《全宋文》（第359册），第4页。此文标题下有小注曰：“号克斋，永嘉人，前知瑞州。”知董是从瑞州改任。 而文氏于咸淳九年任提点荆湖南路刑狱公事，应在董氏到任之前，故为启以贺之。董氏于咸淳十年跋《皇王大纪》，有“漕治”等语，⑥ （宋）董楷：《皇王大纪跋》，《全宋文》（第355册），第156页。 亦可证其到任应在咸淳九、十年间。其后董氏似受贾似道援引，方回在德祐元年（1275年）后上书，弹劾贾似道时，即提及“董朴、董楷虽才，不近人情，号为刻吏，而以为人品”。⑦ （元）方回：《乙亥后上书本末》，《全元文》（第7册），第485页。 可能在此之后，董氏即罢官归里。舒岳祥诗称之为“寺丞”，⑧ （宋）舒岳祥：《八月十九日得董正翁寺丞书兵疫后城中故旧十丧八九怆怀久之顾我已多幸矣》，《阆风集》卷3。 似乎其官尚不止于吏部郎中。此诗约作于景炎二年（1277年），⑨ 邱鸣皋：《舒岳祥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1页。 此时董氏仍然在世。舒岳祥卒于元大德二年（1298年），而能为文以祭董氏，是董氏卒于其前。其知洪州时间不详，《万历新修南昌府志》系于淳祐八年，⑩ （明）范涞修、章潢纂：《（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12，《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206页。 此时董氏尚未举进士，显然有误。
与陈淳等尊朱派学者相比，南宋时期另有一批朱子后学，对朱子之说并不一味遵从，而是颇有异同于其间。如蔡渊为朱子的重要门人之一，其易学著作今传者有《易象意言》《周易卦爻经传训解》。而陈淳却对其说颇有微词，谓“蔡伯静《易解》，大概训诂依《本义》，而逐字分析，又太细碎。及大义则与《本义》不同，多涉玄妙，终不能脱庄列之习，岂真知《易》之所以为《易》？良可叹矣”。④ （宋）陈淳：《答郭子从书一》，《全宋文》（第295册），第38页。 又如被誉为“朱门颜曾”的黄榦，解《易》亦不尽同朱子。其说家人卦《大象传》曰：
风自火出，明内齐外之义。今曰“身修家治”，则于风自火出之象有所未明。火在内卦为明内，明身修也；风在外卦为齐外，齐家治也。上九一爻，是其义也。⑤ （宋）黄榦：《易说》，《全宋文》（第288册），第364页。
“身修家治”乃朱子《本义》语，黄榦认为其释“风自火出”未明，而改以“明内齐外”释之，可见其不愿拘泥朱子之意。至其门人饶鲁，此种倾向更加明显，阳枋曾批评其图学云：“近又有双峰《五行先后次序图说》，某亦见其不必如此。此公学问粹明，不知如何亦然。”⑥ （宋）阳枋：《与宋东山书》，《全宋文》（第325册），第340页。 可能也与其不尊朱子之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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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不敢离析程《传》，又不敢尽失朱夫子之意。于是仿节斋蔡氏例，以《彖传》、大小《象》《文言》各下经文一字，使不与正经紊乱，而程《传》及朱子《本义》又下一字，程子、朱子附录又下一字，则其序秩然矣。⑬ （宋）董楷：《周易程朱先生传义附录》卷首《周易程朱氏说凡例》。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派不尽同朱子的学者，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朱子易学的发展与完善。如朱门四友之一的冯椅，辑《厚斋易学》五十卷，何孟春称其“本吴斗南，颇与朱子异”。⑦ 林庆彰等主编，（清）朱彝尊：《经义考新校》卷37，第653～654页。 林庆彰等主编，（清）朱彝尊：《经义考新校》卷31，第552页。 但其在经传编排方面，“以程沙随、朱文公虽本古《易》为注，犹未及尽正孔传名义。乃改‘彖曰’、‘象曰’为‘赞曰’，以系卦之辞即为彖，系爻之辞即为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释彖、象，与商飞卿说同。又改《系辞》上下为《说卦》上中，以《隋经籍志》有《说卦》三卷云”，⑧ 林庆彰等主编，（清）朱彝尊：《经义考新校》卷38，第667～668页。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3，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标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96页 实际是在朱子基础上，对古《易》篇章问题做出的新探索。此种补正发明，也形成了南宋时期朱门后学中传承朱子易学的另一派。
《文公易说》之外，南宋时期另有一些已亡佚的著作，也属于此种辑录汇编朱子遗文类型。例如，何基著有《朱子系辞发挥》二卷，其自言该书之内容曰：
二、朱门之外的学者对朱子易学的讨论
南宋后期另有一批学者，从学术谱系上来讲，并不源出朱门，但对朱子易说较感兴趣，因而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援引、阐发甚至批驳，由此形成了研究朱子易学的另一派力量。例如，南宋时期的著名理学家魏了翁，虽与朱子门人辅广交好，并从其得朱子诸书，但并无师徒之实，故《宋元学案》亦仅称为“私淑朱张之学”。①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80，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50页。 其对朱子易学即颇有研究，曾评价之曰：
此朱文公《本义》之书作，所以必表伏羲图象冠诸篇端，以明作《易》根原之所自来，一出于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为智巧之私。又复古经传次序，推原四圣所以成书之本意。递相解释，而惟占法之明，随人取决，而无偏辞之滞。而天下义理为之磨刮精明，依然涵萃于其中，本末精粗，兼该具举。近以补程《传》之所不足，而上以承四圣之心。所谓开物成务之大用，至是又益周备，而《易》道之盛，于此无余蕴矣。学者当因是书，各就四圣一贤本义稍详。果能知其因时设教，所以为心者，盖并行而不相悖，然后于易学可进。而《易》书之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始可与提纲张目，徧观而尽识。至所谓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者，其根原脉络归宿，皆由是其可通乎。② （宋）阳少箕、阳炎卯：《纪年录》，《字溪集》卷1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32、437、435页。 （宋）陈淳：《原辞》，《全宋文》（第295册），第324～325页。
其论朱子易学源出邵子，《本义》不止于占筮，都是建立在对朱子易学的深入理解基础之上。其所编《大易集义》64卷，辑周敦颐以下宋代十余人之说，朱子即为其中之一。且所收不止《本义》，还于其后附以语录等相关内容，可见其对朱子还是较为重视的。又如李心传之学术谱系，为谯定传冯时行，冯传李舜臣，李心传则为舜臣之子，大致与程门蜀学一系关系比较密切。虽然史传谓其父舜臣著《易本传》33篇，“朱子晚岁每为学者称之”，③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30，第1087页。 但大概也只是朱子得见其书，且并非十分满意，常评之曰“他是胡说”，④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8，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91页。 除此之外并无太多联系。尽管如此，李心传却对朱子易学颇为尊崇，谓：
晦庵书最后出，世之学者往往未究其蕴，而反以象占之说为疑。同志者于此傥有取焉，然后知程、朱二传，不可相无，而晦庵之为书，其条理愈密，其意味愈长，诚未可以骤窥而轻议也。⑤ （宋）李心传：《丙子学易编》卷首《丙子学易编序》，《通志堂经解》（第2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第196页。
甚至其父李舜臣之说，在李心传看来，亦“类多与晦庵合，第先君子专自圣人画卦之意求之，晦庵兼自圣人命爻之意求之，此为小异，要亦相表里耳”。⑥ （宋）李心传：《丙子学易编》卷首《丙子学易编序》，《通志堂经解》（第2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第196页。 其所作《丙子学易编》，以四家之说为主，朱子即为其中之一，且在经传编排方面全取朱子，可谓深受其影响。其余南宋学者受朱子易学影响者尚多，有易学著作存世者如易祓《周易总义》、方实孙《淙山读周易》等，散佚者如谢升贤《易通》“大意皆推本朱文公之言”，⑦ （清）朱彝尊：《经义考新校》卷35，第613页。 方逢辰《周易外传》“盖发明程朱之说”，⑧ （元）俞琰：《读易举要》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册），第470页。 都与朱子有不同程度的关联。
比较起来，由于非朱子一系的学者较少门户束缚，故而也更能够在治《易》过程中，提出一些与朱子不同的说法。例如，在河图洛书问题上，朱元升即明确表示不同意朱子的十图九书之说，而支持刘牧的九图十书说。其言曰：
若夫关子明以四十五数为洛书，以五十五数为河图，与刘长民所述不同。朱子文公黜长民之说而是子明，愚也本夫子之辞而符长民。匪曰敢自异于先生长者，亦惟其是而已耳。⑨ （宋）朱元升：《三易备疑》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册），第744页。
朱氏所著《三易备疑》，虽多受朱子影响，其中不乏对朱子的称赞，如论及先天方圆图时，其即说：“邵子所以有功于作《易》之圣人。虽然，微朱子孰明其蕴？是亦有功于作《易》之圣人也欤。”⑩ （宋）朱元升：《三易备疑》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册），第761页。其图亦不尽同于朱子。 但在遇到河图洛书这种分歧较大的问题时，其亦不惮表明自己不能盲从朱子的态度。至于魏了翁，索性将朱子的河洛体系完全打破，在与蒋山（字得之）的信件中，其提出：
在并尊程朱思想的指引下，董楷即着手将二家易说汇编为一书。其困难主要有二：一是，程氏《易传》用经传合一之王弼本，朱子《本义》则用经传分离之古《易》文本，篇章编排并不一致。对此问题，董氏在卷前《凡例》中提出解决办法：
至朱文公，始以九图十书为刘长民托之陈图南，辞而辟之，而引邵子为证。然邵子不过曰“圆者河洛之数，方者图书之文”，第言圆方，不言九十……今得之断然谓河图则先天图也，洛书则五行生成数也，戴九履一图，不过太一下行九宫数耳。此不为无见。⑪ （宋）魏了翁：《答蒋得之》，《全宋文》（第 309册），第 335、336页。
在魏氏看来，朱子的十图九书之说，与刘牧九图十书说一样值得怀疑；而蒋山之说，以先天图为河图，以五行生成图为洛书，九宫图别为一图，反而更为有据。下文即引《参同契》等以证成之，最终得出河图、洛书、九宫图“起数虽异，其论则一”的结论。⑫ （宋）魏了翁：《答蒋得之》，《全宋文》（第 309册），第 335、336页。 这就把《易》之源头，由河洛二图扩展为三图，从而实现了对朱子的超越。总的来看，此种不愿拘泥于朱子的情况，在非朱子派学者中普遍存在，是其较为显著的一个特色。相较于朱门中不甚尊朱之一派，其补正朱子的作用更为明显。如项安世小朱子二十余岁，与朱子交而不列于门人。其自言易学本诸程子，但“其文无与《易传》合者”，① （宋）项安世：《周易玩辞》卷首《周易玩辞序》，《通志堂经解》（第2册），第26页。 乃是综合了包括朱子在内的诸家之说，故徐之祥谓“其于《本义》多所发明，惜书成于《本义》二十年之后，朱子未及见也”。② （元）徐之祥：《周易玩辞》卷首《周易玩辞序》，《通志堂经解》（第2册），第26页。
三、对朱子论《易》遗文的搜集整理
除了已成书的《易本义》《易学启蒙》之外，朱子尚有大量的论《易》文字，散落在文集、语录之中。朱子身后，一部分南宋学者开始对此批材料进行辑录，以羽翼朱子易学。其中存世且较具代表性者，为朱鉴《朱文公易说》。
朱鉴，字子明，为朱子长孙，生平见刘克庄《朱鉴墓志铭》。③ （宋）刘克庄：《朱鉴墓志铭》，《全宋文》（第331册），第 388～390页。 据朱氏识语，此书乃其“假守富川时所会粹”，④ （宋）朱鉴：《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说》卷末，《通志堂经解》（第2册），第388页。 而《楚辞集注》《诗传遗说》卷末端平二年（1235年）朱氏跋文，皆题“孙承议郎权知兴国军兼管内劝农营田事节制屯戍军马”。⑤ （宋）朱熹：《楚辞后语》卷末，《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13页。（宋）朱鉴：《诗传遗说》卷末，《通志堂经解》（第7册），第592页。 兴国军治所在永兴，而富川为永兴旧名。⑥ （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25，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29页。 可推知朱氏编《文公易说》，应在端平前后。成书后曾刻之于建阳，约在淳祐十二年（1252年）又刻一次，但这两个本子都没有流传下来。今传世最早者为元刻本，今藏国家图书馆，该本卷中有毛晋钤印，乃毛氏旧藏。入清后归张金吾，卷1已阙，张氏为之抄补。⑦ （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续志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43页。 后又归汪士钟，即《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所载元本。⑧ （清）汪士钟：《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页。 末归瞿氏铁琴铜剑楼，瞿氏且觅得其佚失之首卷，⑨ （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于是全书复完。清《通志堂经解》本据云出自“汲古元本”，盖即此本。⑩ （清）翁方纲：《通志堂经解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国图另有一清抄本，钤“翰林院印”大方印，乃四库进呈本。按《编修励第一次至六次交出书目》有此书，⑪ 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74页。 而此本卷中有“信天庐”印，乾隆曾御书此三字赐励守谦氏之父宗万，⑫ 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卷3，《雪桥诗话全编》（第4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297页。 可知即励氏进呈者。另有“臣绍丞印”“北平黄氏万卷楼图书”等钤印，可知其还曾经黄叔琳、俞绍丞收藏过，后归罗振玉所有。⑬ 王国维：《罗振玉藏书目录》，《王国维全集》（第2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808页。 《四库全书总目》谓四库本从励氏进呈本出，⑭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8页。 但今见此本，与四库本差距很大。如卷1《河图洛书》，抄本第一条即无“閤皂甘君叔怀”云云以下，第二至四条全阙，而四库本皆不阙。可知四库本必不出自此抄本，更可能是出自《通志堂经解》本。
《朱文公易说》采用分类纂集的方式，收录朱子与友人弟子论《易》文字。其中涉及《周易》经传者，以《易本义》经二篇、传十篇为类，此外又另立“河图洛书”“太极”“两仪”“四象”等十九类。在此书之前，黄士毅于嘉定十二年（1219年）编《朱子语类》，其中已有分类纂集朱子易说的部分。但今传在黄本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徽州本《语类》，与《文公易说》从次序到内容上并不十分一致。次序上，徽本《语类》不为《彖传》《象传》《文言传》单独立卷，朱子的相关语录仅附见于各卦之下，这一编排方式也为后来的黎靖德辑本继承下来。而《文公易说》则一尊朱子所定古《易》，有关《易传》的语录全部单独立卷，比《语类》的分类更为精细。内容上，《文公易说》中的不少语录都不见于徽本《语类》，如《文公易说》卷1舒高录“或问河图自五之外”云云一条，即不见于徽本卷65《河图洛书》，而黎靖德辑本则有之。⑮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65，第1611页。 又如卷7吕辉录“问乾元统天”一条，徽本亦无，黎本则引作吕焘录。⑯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68，第1699页。 束景南教授曾从《文公易说》中辑出周僴、黄有开、黄显子、吕辉等记语录多条，① 参见束景南辑：《语录抄存》，《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6册），第467～483页。 多是不见于徽本与黎本《语类》者。可见《文公易说》在朱子语录部分，至少不会是全部取材自已有的黄士毅编《语类》，还是有相当的一部分资料为其自行搜集补充。此外，《文公易说》不仅取“门人记录问答之语”，② （宋）朱鉴：《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说》卷末，《通志堂经解》（第2册），第388页。 还广泛收录朱子书信、诗文、论著中有关《周易》的部分。如卷1《河图洛书》，即收文章《书河图洛书后》与廖德明、程大昌、郭雍等书信以及《感兴诗》等内容，为研究朱子易学的学者提供了更多资料。故明人杨士奇即评价之曰：“凡杂著及门人所记口授之言，其精义皆在此书……学《易》之士所不可无者。”③ （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1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579页。
目前，大多数高校预算编制的流程基本相同，即各个职能部门和学院（系）将预算年度所需的经费支出进行上报，财务部门对其进行整理与初审，汇总之后将其上报给学校校务会讨论，再由校务会最终审批，有的高校预算还需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虽然根据高等学校内控制度的要求，高校都会履行预算的编制和审批流程，但无论是学校校务会还是教职工代表大会见到的大多只是预算的指导思想、原则及分配的框架，但缺乏具体预算项目安排的合理性、效益性等审核。
人口老年化问题不仅仅是老年人口数量增多和比例提高的问题，带来的也不仅仅是老年人的民生保障问题，而是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将会影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领域，关系到所有人的晚年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积极应对人口老年化是全社会的责任，是一项带有全局性、综合性、系统性的任务。
始愚读大传《说卦》诸篇，见其渊微浩博，若无津涯，而说者类皆汗漫不精，涣散无统。及得朱子《本义》之书，沉潜反覆，犁然有会于吾心，洙泗微旨，乃可得而寻绎。然其辞尚简严，未能尽达也。因徧阅文集语录诸书，凡讲辩及此者，随章条附于《本义》之后，首尾毕备，毫析缕解，疑义罔不冰释。④ （宋）何基：《何北山先生遗集》卷1《系辞发挥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页。
可见其书是将朱子文集、语录中有关《易》的部分辑出，附于《本义》之下。俞琰谓“何基朱氏《大传发挥》，纂朱子《系辞》《说卦》《序卦》《杂卦》”，⑤ （元）俞琰：《读易举要》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册），第469页。 似其所辑仅限于《系辞传》以下的《易传》部分。何氏自己并无论说，故门人王柏曰：“晚年纂集朱子之绪论，羽翼朱子之成书，不敢自加一字。”⑥ （宋）王柏：《系辞发挥后序》，《何北山先生遗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320册），第83页。 另有《启蒙发挥》二卷，⑦ （宋）王柏：《何北山先生行状》，《何北山先生遗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320册），第87页。 似即是王柏所说“引《本义》之彖辞，参于变占之后，使千百年离而未合者，两无遗憾”，⑧ （宋）王柏：《系辞发挥后序》，《何北山先生遗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320册），第83页。 亦即以《本义》注《启蒙》。元代程端礼编《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将何氏此二书与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注》、朱鉴《朱文公易说》并列，作为节抄朱子论《易》文字的重要来源，⑨ （元）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1，姜汉椿校注，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第42页。 可见其书之性质。又如，李心传曾拟作《本义笺》，其与黄榦信件中说：
心传旧作《学易编》，今考语录及他书，亦间有与《本义》不同者。恐学者不知所言先后，有误讲习。妄欲纂集入《本义》之下，仍加以音释训诂，谓之《本义笺》，不识可乎？虽不当以门人耳受之语，易先生手著之书，然《本义》在先，语录在后，其间十数条意义尤密。又《启蒙》所引沙随占法，不无差互，未经改正，恐学者以为疑。既非大义所关，不知可宜卷末作今案附见否？皆乞指教。古书与《本义》暗合者，妄意亦欲表出之。如汉玄儒娄先生碑云“父安贫守贱，不可荣以禄”之类。⑩ （宋）李心传：《丙子学易编》卷首，《通志堂经解》（第2册），第196页。
从李氏的叙述中可以得知，《本义笺》除了将朱子语录及相关著作中的易说纂集入《本义》之外，又加以李氏自作的音释训诂，以及前代之说有合于《本义》者，卷末还附录一些正误的内容。与何基之“不敢自加一字”相比，李氏的态度要积极一些，但仍不出“以朱注朱”的窠臼。《本义笺》不知最后成书与否，但黄榦对其构想尚属推崇，谓：“今若考订精密，亦先师之意、后学之幸也。因古书可以互见，正当拈出，前辈考经，此类亦多，不可失也。”⑪ （宋）李心传：《丙子学易编》卷首，《通志堂经解》（第2册），第196页。
四、《周易传义附录》合会程朱的初步尝试
此处陈氏指出《本义》之贡献有三：一是作河洛先后天等图，以明《易》之本；二是经传分离，恢复古《易》；三是以占筮解《易》。有此三者，故能超越前代。学者学《易》，亦必尊是书。其对《本义》的推尊，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陈氏文集中，有不少论《易》文字，如《易讲义》一卷，包括《原画》《原辞》《原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四篇；又有《河图洛书说》《四象数说》《先天图说》《后天图说》等，大致均依傍或推广朱子之说。如《河图洛书说》一文，全从《易学启蒙·本图书》而出。其与师友以《易》义问答时，亦多据朱子之说。如陈氏答郭叔云问先天后天之说，谓“若逆顺之说，则在《启蒙》《本义》，解释已极分明，恐读之未详，请更子细消悉”。③ （宋）阳少箕、阳炎卯：《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字溪集》卷1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第442、470页。 （宋）陈淳：《答郭子从问目》，《全宋文》（第295册），第 351～352页。 此种大力弘扬，对朱子易学在南宋的传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学术谱系上来看，董氏学于朱子门人陈埴，盖因陈氏为永嘉人，与董氏里贯相近之故。但其还曾游于吴子良之门，舒岳祥祭文云“癸卯之秋，仆游霞城，荆溪座中，识君弟兄”可证。⑪ （宋）舒岳祥：《祭董正翁文》，《全宋文》（第353册），第 37页。 而吴子良为叶适门人，陈埴早年间也曾从学于叶适，故董氏之学，亦不专主朱子。其所编《周易传义附录》，实际是以并尊程朱为其基本宗旨。在卷前序言中，其引用陈淳《原辞》之说云：“《易》之作本于占筮，自占筮之既立，则理又寓于占筮之内，而不可以精粗二其用也。此正程子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者。若偏于象占而不该夫理义，则孔子之意泯；一于理义而不及夫象占，则羲文周公之心，亦几乎息矣。”⑫ （宋）董楷：《周易程朱先生传义附录》卷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陈氏此语，本来是意在推崇朱子，强调学者不能重义理而轻象占，故下文盛称《本义》，谓学者当因是而求圣贤之心。而董氏节取其说，则转为程朱并重、象理兼通之意，实际与陈氏原意有一定距离。后文又引陈淳语，谓程朱“未可以优劣校之”。但此语是陈淳答陈沂问《论语》之文，与《易》无涉。董氏的此种有意无意地断章取义，颇能体现出其不同于正统朱子后学的倾向。
我国历史上对书籍进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的历史性拯救的是在西汉时期。汉代惠帝、武帝和成帝曾分别下诏，在全国范围广泛征集与收藏图书，这是秦朝“焚书”后的历史性拯救。仅汉成帝时期，刘向父子所校定的典籍，就达132269卷之多。
Electronic searches of the literature, published till September 2015, were conducted using PubMed database to identify articles reporting the pain management of pancreatic cancer.
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福利国家的经验促使中国政府也认识到国家必须为日益增多的老年人提供适当的生活保障,承担起必要的照顾和帮助老年人的责任。2000年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动和引导社会力量提供老年服务。而这个阶段与改革开放初期福利化改革的根本区别在于强化国家责任和推进社会化进程的并行及有效平衡。养老服务业管理体制的核心是理顺和规范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主体作用；政府部门职责权限边界明确，社会力量权利义务具体清晰。
对于企业来说，物流是第三利润，通常情况下，企业总成本当中物流成本的所占比例大概为四成左右，而生产成本只有一成左右；物流时间为九成左右，制造时间仅为一成左右。因此，企业物流水平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资金周转率的，且物流体系对企业的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资产损益表等均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若能够将物流总成本最优作为基本原则来开展企业的整体规划与整体运作，则企业财务业绩会获得大幅提升。
董氏从蔡渊《周易经传训解》得到启发，以程《传》为主，而将合于上下经的《彖传》《象传》《文言》低经文一格，以示区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朱子经传分离的面貌。另一问题是：程朱注《易》，文句起止有时并不一致。如蒙卦《彖传》，程《传》分为三段，分别于“志应也”“渎蒙也”“圣功也”后作注，而朱子则分为两段，自首至“险而止，蒙”为一段，余别为一段。遇到此种情况时，董氏即以一家为主，而在另一家注文中注明经文起止。如上述蒙卦《彖传》，董氏先依程《传》分三段，各段下附以程子注文，再将《本义》相对应的部分，连经文带朱注整体采入，附于其后，以保存朱子之分段。又如《系辞上传》第一章，董氏则依朱子分为八段，而将程子说附于第一段下，注明“天尊地卑止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⑭ （宋）董楷：《周易程朱先生传义附录·周易系辞程朱氏说卷之上》。 四库馆臣所说的“其《本义》无所附丽者，则仿诸经疏文某句至某句之例，朱书其目以明之”，①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3，第20页。 即指此而言。
到1907年，俄国在唐努乌梁海已建立了一百多个村镇。当地居民坚决抵抗俄国的侵占，双方冲突不断。当时唐努乌梁海总管海都布奉乌里雅苏台将军之命，对侵略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俄国就派出哥萨克武装进行镇压。
除了合编《传》《义》之外，董氏还首创了“附录”之法，即将程朱论《易》之文章语录搜集起来，附于相应的注文之下。其体例为：
[1]向邱.品管圈活动在呼吸重症监护病房的应用与效果[J].护理管理杂志,2013,13(2):104-105.
二程《文集》《遗书》《外书》，及于《易》者殊少，已悉行铨次。朱子《文集》之有及于《易》者，亦取其精切之语以附。若朱子语录，则纪录者多，其间有重复而微不同者，则择存其一。或初说后说之不同，则悉以《本义》折衷去取。或有与《本义》不同，而不可删去者，则备录以俟参考。② （宋）董楷：《周易程朱先生传义附录》卷首《周易程朱氏说凡例》。
多端柔性直流配电网的保护配置目标是防止危害直流系统内设备的过应力，以及危害整个交直流配网运行的故障，应自适于各种运行方式、潮流方向以及功率反转。设计典型保护配置策略如表1所示。
这一体例概括了董氏编制“附录”的几个原则：第一，二程有关于《易》之论述尽量全收；第二，朱子附录不限于语录，还包括文集中相关部分，此点与朱鉴《朱文公易说》是一致的；第三，朱子语录为择要收录，并非全收；第四，朱子语录中遇前后之说不同时，取合于《本义》者，也兼存一些与《本义》不同之说。如《朱子语类》中收录一条朱子解“介于石”之语录，谓“两石相摩击而出火”，乃“介然之顷，不待终日，而便见得此道理”之意。③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0，第1771页。 此说与《本义》“其介如石”之说全然不同，故《传义附录》未收。而朱子另有一条论师卦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之语录，谓《本义》不可封小人以爵土之说不妥，因另作新说，但未改入《本义》。此条语录《传义附录》予以收录，④ （宋）董楷：《周易程朱先生传义附录》卷3。 应属董氏认定的“与《本义》不同而不可删去”的范围。
董楷此种合会程朱的尝试，招致了一些非议。如元人吴师道即说：“天台董楷集程朱《传》《义》，而附以门人所录，已有可议。”⑤ （元）吴师道：《吴师道集》卷11《与刘生论易书》，邱居里点校，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24页。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纂集程子《易传》、朱子《本义》并或问，萃为一书”⑥ （元）俞琰：《读易举要》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册），第469页。 的合编方式，确实也有便于观览的好处。在董氏之前，纂集朱子易说者，已有朱鉴《文公易说》，但为单独成书，未附《本义》以行。而程子论《易》之文字，尚无人搜集整理。潘雨廷先生已指出：“程子之《易》，除《易传》外，其说尚散在集中，而董氏此书乃什九辑入，辅以朱说，可谓备程朱说理之全。凡读《程传》后，此书不可不读。辑而未作，其资料已可贵焉。”⑦ 潘雨廷：《读易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 此外，其在卷前易图部分，辑入朱子《易学启蒙》的相关内容，又搜集程朱总论《易》义之说，编为《纲领》，置于卷前，都较有特色，亦多为后世同类著作所效仿。故而其书约于咸淳二年撰成之后，即颇受欢迎。仅传世的元刻本，即有延祐二年（1315年）圆沙书院刻本、至正二年（1342年）居敬书堂刻本、至正九年庐陵竹坪书堂刻本等多种。此三本为求简省，已经不再遵照董氏《传》《义》分列的体例，而是在经文之下接排《传》《义》，《传》《义》后又接排附录。后二本甚至将卷前凡例中“于是仿节斋蔡氏例”以下删去，正因为其所述行格高下之法，此二本已不再遵从。目前所知，仅上海图书馆藏另一元刻残本与清刻《通志堂经解》本，尚不失董氏原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义附录》在宋元时期应较为流行，故很多书坊尽管因其卷帙较繁而变易格式，但还是一再刻印。此后又从该书中衍伸出删去附录，仅存《传》《义》之本，以及程《传》《本义》之单刻本，⑧ 顾永新：《经学文献的衍生与通俗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9～336页。 在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结语
通观南宋后期朱子易学流传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朱子易学作为一门新兴之学，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已发展壮大。传习与讨论其学说者日益增多，其中既包括朱门后学，也包括与朱子并无师承关系的学者，多种类型的成果也不断涌现。这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启了元人对朱子易学的进一步研究：
第一，朱门后学成为传承朱子易学的主要力量，但在传承过程中也逐渐出现分化。朱子身后，黄榦、陈淳、胡泳、蔡渊等门人，积极刊刻其易学著作，弘扬其易学思想，对朱子易学在南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元代，元代研究朱子易学的中坚学者，如张清子、胡方平、胡一桂、熊良辅、胡炳文等，其师承关系均可追溯至此。另一方面，南宋朱子门人在传承朱子易学时，已有尊朱与不甚尊朱之别，至于元代，此种分化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蔡渊一派自蔡氏《周易经传训解》不用朱子古《易》文本始，历徐几、丘富国至张清子，① 按：张清子与丘富国无明确师承关系记载，但张氏所著《周易本义附录集注》中，大量援引丘氏之说，从此点而言，可将其视为蔡渊一派在元代的代表性人物。 遂出现了元代唯一一部以经传合一之本为基础，集注朱子《本义》之作《周易本义附录集注》。而黄榦门人董梦程与朱子从孙朱洪范，《宋元学案》皆将之归入《介轩学案》，以“训诂之学”为其特色，②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89，第2970页。 较为保守。元初传人胡方平等，亦延续了这一特色，至胡一桂晚年与董真卿时，方有所转变。此种不同学派间的差别，不少都发轫于南宋时期。
第二，“以朱注朱”类著作的出现，启发了元人此方面的研究。南宋时期出现的《朱文公易说》《系辞发挥》等，其基本思路，都是辑录朱子文集、语录的相关内容，以羽翼阐发朱子易学著作。这一思路被元人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由此出现了张清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注》、熊良辅《周易本义集成》等一批类似的著作。且其书不止于辑录朱说，还添入了朱子之外的诸家解说与辑录者自作之说，较南宋时期又有了明显发展。
第三，董楷《周易传义附录》折衷程朱的尝试，对元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元代较具代表性的同类著作中，赵采《周易程朱传义折衷》于经文后列程朱《传》《义》，《传》《义》后又分别附以语录诸书，似乎即是从董氏书得到灵感，区别仅在于不明确列出“附录”部分而已。董真卿《周易会通》虽然对董书颇有微辞，谓其“据王弼本分为高下字行，以别四圣二贤之《易》，已不能尽行于《系辞》诸篇”，③ （元）董真卿：《周易会通》卷首《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序》，《中国易学文献集成》（第6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2页。 实则深受其启发，《会通》中程朱附录，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董书。④ （元）董真卿：《周易会通》卷首《周易会通凡例》，《中国易学文献集成》（第65册），第10～11页。 可见，元人在易学方面合会程朱之风，也能在南宋时期找到源头。
当然，南宋后期作为朱子易学兴起的阶段，其发展尚未至于全盛。专门研究朱子易学的著作，数量不仅较少，且多为简单辑录朱子《本义》《启蒙》外易说之作，尚停留在资料收集时期。全面深入地对朱子易学展开讨论，由此在易学界内掀起尊崇朱子、研究朱子之风的任务，仍有待于元代学者予以完成。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Zhu Xi’s Yi-ology in the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bstract: From the death of Zhu Xi to the en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Zhu Xi’s Yi-ology had been spreaded widelyas a new know ledgement.Zhu Xi’s students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studying and teaching his Yi-ology,despite that,it also began to split into two parts,one obeyed Zhu Xi’s explanation,the other one didn’t.Meanwhile,there are still some scholars who were not Zhu Xi’s disciples.They didn’t want to follow blindly with him,and tried to make some supplement and rectification.Many books appeared in this time which collected and arranged Zhu Xi’s talks and articles about Yi-ology,and became the hots pot of research.Besides that,some scholars also began to combine the Cheng Yi and Zhu Xi’s work of Yi-ology.All this respects were enlightened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Yuan Dynasty.It can be seen that the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a connectingperi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Zhu Xi’s Yi-ology.
Key Words: Zhu Xi，Yi-ology，Southern Song Dynasty，Zhu Wen Gong Yi Shuo，Zhou Yi Zhuan Yi Fu Lu
[中图分类号] 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4-0020-08
【收稿日期】 2018－12－08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代朱子易学研究史”（项目编号：14CZS050）之成果。
【作者简介】 谢辉，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古代思想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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