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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处在一次严重的金融和政治危机的控制之下。如果听任这次危机不受抑制，它将导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这是一次将永久地改变世人对待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态度的危机。它已经推翻世界上一些建立时间最久、看来不可动摇的政权。它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可能是持久的和深远的。
这种形势的发生是出乎意料的，几乎无异于晴空霹雳。即使是对亚洲危机有所预料的人们，以及我的公司——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也想象不到这次危机的程度或者它的破坏力。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第一个预料到泰铢1997年的贬值是不可避免的，而泰铢的贬值引发了全球性连锁反应。
使这次危机变得在政治上如此令人不安、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来说又如此危险的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自身是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更确切地说，这次危机的起源能在确定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的机制中找到：自由、竞争的资本市场使私人资本不断流向全球各地，以便寻求最大利润，寻求所推测的世界的投资和储蓄的最有效分配。
这次亚洲危机最初被归咎于特定国家和特定市场的各种偶然的弱点，大多数经济学家最初把注意力集中于政策判断错误。这种判断错误造成货币估值过高和过分依赖外币贷款。随着危机的扩大，变得明显的是，这种经济判断错误是表明存在更深刻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征兆。政治评论家们谴责社会政治安排的裙带关系，这种裙带关系现在被轻蔑地说成“任人唯亲资本主义”，但以前被吹捧为“孔夫子资本主义”或“亚洲模式”。这些说法有点道理。大多数亚洲政府确实犯了严重的政策判断错误，在某些情况下是由于受到国际投资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鼓励。亚洲政府听任投资和资产的急速发展不受抑制，并为时太久地使其货币与美元挂钩。总的说来，亚洲模式是资本主义体制十分扭曲的和不成熟的形式。
然而，随着危机的继续发展，变得显而易见的是，危机的扩大不能仅仅归咎于宏观经济错误或者具体的亚洲特征。归根结底，为什么危机的蔓延现在已波及东欧、拉丁美洲和俄罗斯，甚至开始影响欧洲和美国的发达经济和有效的金融市场？
金融钟摆还是粉碎机铁球？
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是，这次危机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固有的病症的症状。国际金融市场不仅仅充当了危机蔓延全球的消极传递机制；国际金融市场自身就是经济流行病的主要原因。
如果自由金融市场的运作本身真的是目前危机的基本原因，那么，对解除管制的金融市场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进行彻底反思就是不可避免的。在缺乏急迫改革的情况下，这种反思可能引起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强烈抵制，尤其是在处于其周边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本质问题在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仅以全球自由贸易为特征，而且更明确以地资本自由流动为特征。这个体系可被想象成巨大的循环系统，它将资金吸入中心地区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接着输出资金——或者以贷款和证券投资的形式直接将资金注入周边地区，或者通过跨国公司间接地将资金注入周边地区。
在泰国危机之前，中心地区活跃地吸入并输出金钱，金融市场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不断增长，而周边地区的国家通过开放其金融市场，从中心地区获得充裕的资本供应。全球一派繁荣景象，而新兴市场在这种繁荣中尤其是一枝独秀。在1994年的某个时候，流入美国共同基金的资金总量的一半以上进入了新兴市场的基金。亚洲危机使这种资金流向发生了逆转。资本开始逃离诸如韩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一开始，这种资金流向的逆转有利于中心地区的金融市场。 可是， 自俄罗斯灾难于1998年8月发生以来，中心地区的银行和金融系统也受到了不利影响。 结果，整个世界经济目前正受到威胁。
由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威胁的基本原因是解除管制的金融市场所固有的不稳定性，世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正面临历史性挑战。金融市场目前所扮演的角色，是与经济理论以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盛行学说分配给它们的角色很不相同的。自从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80年代初倡导自由市场基要主义以来，自由市场基要主义已席卷世界。根据自由市场基要主义的意识形态，竞争的市场始终是正确的——或者，至少竞争的市场所产生的结果是始终正确的，不可能通过非市场的机构和政治家来改善这种结果。尤其是金融市场应该带来繁荣和稳定——如果金融市场的运作完全不受政府干预，而它们的全球扩张不受限制，它们带来的繁荣和稳定应该更坚实。
目前的危机已证明，这种市场基要主义意识形态存在不可补救的缺陷。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断言，股市和信贷流动的波动是短暂的偏离，对经济基本面因素不可能产生持久影响。只要对金融市场不加干预，金融市场从长期来说应该表现得像钟摆一样，始终能恢复平衡。但可以证明，这种平衡概念本身是错误的。金融市场是固有地不稳定的，而且将始终是不稳定的。金融市场具有过分波动的倾向，而一旦经济繁荣和萧条的连续过程超过某种程度，金融市场的波动势必会改变经济基本面因素。经济基本面因素再也不能返回其起点。金融市场不是像钟摆那样摆动，而是可能像粉碎机的铁球那样滚动，从一个国家滚向另一个国家，摧毁挡道的一切东西。
目前的危机向决策者提供了或许是最后的机会，使他们在这个粉碎机铁球把目标对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之前，认识到金融市场是固有地不稳定的。那么，必须做什么？
使资本主义免于自毁
许多得到广泛讨论的解决目前危机的办法旨在改善金融市场效能，并通过诸如解除控制、实行私有化和提高透明度等等手段强化市场纪律。可是，推行市场纪律意味着推行不稳定。金融市场总是低估未来，这种低估依市场中盛行的偏见而定，而期望与结果之间的反应性相互影响产生不稳定的效果。市场纪律是可取的，但市场纪律必须得到另一种纪律的补充：要稳定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需的国际资金流动，并使金融市场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受到控制，公共政策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为了不受金融不稳定性的影响，已经存在政府干预的有力框架。美国有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金融当局，它们的使命是防止其国内金融市场出现崩溃，并在必要时充当最后的贷款人。这些金融当局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坚信，它们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事实上，现在，在目前危机的第二阶段，随着周边地区的问题开始向中心地区蔓延，并使美国市场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金融不稳定局面，稳定机制已开始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联邦储备委员会紧急地放松了货币政策，并明确表示将继续印制钞票，只要金融稳定需要印制钞票。更引起争议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迫使私营部门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救援——联邦储备委员会自己曾宣布，该套利基金实力之雄厚使其不可能倒闭。
麻烦在于，危机管理的国际机制是非常不适当的。欧洲和美国的大多数决策者如今担忧，他们的国家是否可能免受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可是，处于全球层面的问题更广泛得多，在历史上也更重要得多。即使西方的经济状况和银行系统在未受太大伤害的情况下经受住了目前危机的考验，周边地区的经济状况和银行系统已经受到严重损害。
世界如今面临的选择不是在国际上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控制，以确保它们履行其作为全球循环系统的职能，就是听任每个国家保护其自己的利益。后一种方针无疑将导致全球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主权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像阀门一样采取行动。它们可能不会抵制资金的流入，但是，一旦它们认为资金的流出是永久的，它们无疑将抵制这种流出。马来西亚已经采取了这种方式。外汇控制的迅速扩大将必然地伴随国际投资的枯竭，以及内向型经济战略在周边地区东山再起。经济从世界市场撤退可能伴随政治分化和国内镇压（马来西亚再次成为明显的实例）。总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将分裂。
能够做些什么来阻止这种分裂过程？必须使目光超越透明度、管制、以及只能改善自由市场效能的其他机制。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从中心地区向周边地区的流动必须得到恢复和稳定。
在寻求目前危机的解决办法时，必须避免两种谬误。首先是马匹逃跑后才关闭马厩门的错误。旨在长远地改善全球金融结构的改革或许是可取的，但这种改革将丝毫无助于今天备受折磨的经济。事实上，这种改革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更高的透明度和更严格的可靠性要求可能在短期内阻止资本流动，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恢复受打击经济的长期繁荣而推行的严厉的金融政策，往往使情况在短期内变得更糟。第二种谬误是接受市场基要主义的欺骗，错误地认为，只要市场能够变得更透明，更具竞争性，而且总的说来更“完美”，市场的问题就将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今天的危机仅仅通过市场力量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为稳定世界经济而作出的紧急努力必须着重于两个目标：阻止资金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周边地区向中心地区的逆向流动，以及确保周边地区国家在政治上忠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克林顿总统和财政部长鲁宾于1998年9月谈到建立一项基金， 这项基金将能使周边地区的国家实行合理的经济政策，从而重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尽管这两人没有公开地这么说，但我相信他们内心希望，通过发行新的“特别提款权”向周边地区的国家提供资金——“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的一种储备资产，用以补充成员国的现有资产。
虽然他们的建议在1998年10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没有得到很多支持，但我认为，他们的这个建议正是目前所需的东西，诸如巴西、韩国和泰国等国家能够得到贷款，而这将立即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镇定作用。此外，这种机制将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因为它将奖赏竭力根据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规则行事、而不是像马来西亚那样屈从于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绝交的诱惑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诸如韩国和泰国等国家的计划未能产生预定结果，因为这些计划不包括恢复私人资本流向这些国家、或者减少这些国家的外债的任何方案。减债方案能够清除障碍，使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得以恢复，但这将迫使国际债权人接受并勾销亏损。问题在于，债权人可能不愿和无力发放新贷款，从而使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在找不到可供替代的国际信贷来源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恢复。这正是一项国际信贷担保计划将不仅有助于有关国家的复兴、而且也有益于世界经济之处。这项计划将奖赏按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规则行事的国家，并阻止遵循马来西亚路线的背叛。
目前，克林顿的建议没有得到认真考虑，因为欧洲中央银行坚决反对发行“特别提款权”。它们的反对出自教条主义的考虑：创设任何性质的货币，都被认为将给通货膨胀火上加油。可是，虽然将“特别提款权”用作保证金，但不会创设新货币；只是在拖欠债务的情况下，这种保证金才会被用以偿付债务。
在德国大选之后，中左政府目前已在欧洲大多数国家执政。这些政府有可能证明比其中央银行更愿意接受一项贷款担保计划，尤其是如果重要出口市场的恢复取决于这样的计划。日本同样可能支持这样一项计划，只要它包括亚洲和拉丁美洲。
国际信贷担保必不可少
虽然我坚定地支持克林顿的建议，我将走得更远。1998年初，我曾建议成立一个国际信贷保险公司。然而，我的建议是为时过早的，因为资本的逆向流动尚未成为一种确证的趋势。此外，在韩国于1997年末发生流动性危机之后，出现了一直持续到1998年4月的暂时的市场恢复。 我的建议在当时不起作用，但实现这一建议的时机目前已经到来。
一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的信贷保险机制，能为决策者和学者这些天正在谈论的“新结构”提供奠基石。这个新机构可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永久的组成部分，将在规定额度内为私人贷款人向一些国家提供贷款进行明确担保。如果某个国家拖欠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国际债权人偿还借款，接着与债务国一起制定还债方法。借贷国将有义务提供有关所有借款的资料，无论是公共借款还是私人借款，是保过险的借款还是未保险的借款。这种信息将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局能确定它愿意担保的最高金额。在不超过这种最高金额的情况下，有关国家将能以最优惠利率外加适当费用从国际资本市场获得借款。超过这种额度，债权人将自冒风险。在确定借款最高限额时，将考虑个别国家所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每个国家和世界各地的其他综合经济条件。这个新机构实际上将发挥类似于国际中央银行的作用。它将致力于避免无论哪一方面的过分行为，而且，它将掌握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这个建议所引起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划拨给某个国家的信贷保证金将如何在这个国家的借款人中间进行分配。允许政府作出这种决定，可能招致滥用信贷保证金。保证金应该通过核准的、彼此竞争的银行的渠道分配。这些银行必须受到严密监督，并被禁止从事可能引起不良贷款和利益冲突的其他种类的业务。总之，国际银行必须像美国银行系统于1933年崩溃以后的美国银行那样受到严密控制。改组国际银行体系并采用适当规则将需要时间，但仅仅宣布这种计划就能使金融市场平静下来，并为更彻底的研讨细节留出时间。
这种信贷保险计划，显然能帮助周边地区国家和西方银行系统经受眼前的危机。贷款人已被最近的和近在眼前的损失弄得伤痕累累，向他们提供某种诱惑将有助于资金重新开始从金融市场流向周边地区的国家。可是，信贷保险也将增强整个全球金融结构，增进长远的金融稳定。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成员国的内部事务方面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除非一旦发生危机，某个成员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派遣其工作人员拜访国家领导人，并与他们进行商讨，但它既没有在正常时期制定经济政策的使命，也没有制定经济政策的手段。它的任务是处理危机，而不是预防危机。通过赋予新机构监督成员国的永久角色，信贷保险计划将有助于避免国际资本流动中的过多和过少现象。
信贷保险也将有助于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不适当地扩大国际信贷方面的错误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有利于贷款人脱离困境。这种计划鼓励贷款人不负责任地采取行动，从而产生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一个主要根源。这种目前的结构的缺陷往往被描述为“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待贷款人和借款人的方式的不对称引起的。它把条件强加于借款人（国家），却不强加于贷款人（金融机构）；它的贷款使债务国能够履行其义务，间接地帮助银行收回其不良贷款。这种不对称是在1980年代的国际危机期间形成的，在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中变得极其明显。就墨西哥危机来说，墨西哥的外国贷款人毫发未伤，尽管墨西哥政府在危机前支付给他们的利率显然意味着高风险。一旦墨西哥无力支付，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进行干预，使投资者脱离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中的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可以通过贷款担保得到纠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像在1995年那样，使墨西哥的外国贷款人脱离困境，而是在保险额度内为投资者提供担保，接着允许未保险债务转换成长期债券并一笔勾销。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贷款人和投资者（包括我本人）将对在俄罗斯或乌克兰投资持更审慎得多的态度。
是否具有稳定的意愿
一些人将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能执行我所建议的复杂任务，更不必说任何新机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能对可靠的国际贷款确定适当的额度，并且是否有能力监督全球循环系统？一个新机构将不可避免地犯错误，但市场将提供有价值的反馈，从而使错误得到纠正。归根结底，这正是所有中央银行的运作方式，而且，总的说来，它们所做的工作相当出色。这样一种信贷担保计划，在政治上是否可行要更成问题得多，市场基工主义者已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许多反对意见，他们反对任何性质的市场干预，尤其是某个国际组织的干预。如果目前得益于道德风险和不对称的银行以及金融市场参与者停止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不太可能甚至以其目前的不适当形式继续存在下去。
结构性改革将要求政府、议会和市场参与者认识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存是与他们休戚相关的——而且，虽然他们可能从利用现有的解除了管制的体系的弊病中获得短期利益，但这种利害关系远比任何这样的短期利益更有价值。问题在于，这种心态变化将发生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崩溃之前还是之后。
摘自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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