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化：关键议题与理论解析
鲍 磊
内容提要 ｜ 非人化是对人性的贬抑甚或抹杀，它将人降低到动物的层次，使其失去作为人应有的价值与地位。非人化思想源远流长，至今一直存在。非人化造成人们对他人道德支持的回撤，形成一种道德上的推脱，大屠杀发生的深刻心理根源也在于此。克服非人化，既要理性主义的启蒙，也要激发出人们的共同情感与价值，认识到人性的相互牵连与证成。当前西方学界有关非人化现象的研究多以心理学为主，侧重于个人或群体的认知与态度，而从社会、文化与制度方面进行的考察相对较少。从总体上说，非人化仍是一个亟待展开的话题。
关 键 词 ｜ 非人化 人性 亚人类 大屠杀 道德推脱
作为20 世纪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如此写道：“一切罪恶之首，莫过于对人类的贬损和侮辱。”1 [英]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译林出版社，2009 年，第201 页。 心理学家菲利普·G.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也认为：“人对人类手足能做出的极端恶行，莫过于剥夺他人人性，也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去人性化过程让人失去存在的价值。”2 [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第263 页。 这关涉的正是“非人化”（dehumanization）议题。非人化无处不在。哲学家大卫·L.史密斯（David L. Smith）发现：“在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各个时期，它一直都存在着，甚至在史前时代也是如此。非人化在东方有，在西方也有，在最发达的地域、最老练的人身上有，在亚马逊最偏远的部落里也有。它的痕迹可见于古代楔形文字石板，也可见于当今报纸上刺眼的头条。”3 [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 年，第14 页。 但遗憾的是，关于非人化的研究并不多见，相关文献常常只是零散地顺带提及。在史密斯看来，这种空白“令人困惑，也非同小可”。他于2011 年出版了一部名为Less Than Human（中文译为《非人》，含“比人低、不如人”之意）的著作，目的在于将非人化从暗处带出来，以推动一场耽误了数个世纪的对话。本文旨在以史密斯的著作为线索，梳理西方学界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探讨“非人化”现象的本质，分析其思想脉络、形成机制以及它所带来的可怕后果，进而检视克服非人化也即重赋他人以人性的可能出路。
对于In元素，如图4所示，丰度最高(95.70%)的同位素115In质谱线和115Sn相重叠，即便在高分辨(R>10 000)下也无法完全分开，而Sn作为高纯锡的基体元素，其115Sn质谱线的强度非常大，对115In质谱线的干扰就不言而喻了。所以最终选择丰度次高(4.30%)的113In作为分析线。
一、非人化观念的谱系
早在公元前7 世纪，抒情诗人西蒙尼特斯（Semonides）就曾将女性形容为亚人类的动物。《伊索寓言》中有人身动物灵魂的说法。到了公元前4 世纪的亚里士多德那里，非人化理论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他所在的时代将人划分成两类：自己人和其他人，前者是文明的典范，后者则为野蛮人。亚里士多德声称，野蛮人天生就是奴隶，他们不具备足够的人类品质可以为自己做主，无法进行理性的思考。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就此断言野蛮人是亚人类，但他声称野蛮人是“不完整的或未完成的”（incomplete）人，在某些方面和亚人类的动物相似。也就是说，野蛮人摇摆于人类和亚人类之间，只有完全臣服于自己的主人（即人类），他们才能间接地获得作为人的地位。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本质与表象的区别成为哲学思想的一个主要部分，也成为亚人类特征这种构想的主要成分。1 [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 年，第324 页。 事实上，如果不对事物的表象与实质做出区分，就很难确定非人化现象存在的依据。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至今，哲学便一直不曾忘记对“本质”（essence）的探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事物的本质，指的是使之是其所是的东西，而非表面的现象。在此基础上，看待一个人也就要看其内在的核心本质，内在是否具备人性。将他人非人化，实际上是将他们看作人类的“赝品”（counterfeit），即看似像人却没有人类本质的生物，而这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因为人们生来就倾向于认为，存在一种以本质为基础的自然种类（natural kinds）。亚里士多德将奴隶看成“活的机器”，与动物尤其是家养的动物无异。
到了奥古斯丁，他开始宣称：一个人的生理外表与其作为人的地位和精神价值毫无关系——使人成其为人的是内在之物，即理性的灵魂，而非外在的躯壳。其后古罗马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亦译“波爱修”）认为，邪恶之人由于沾染上非人的动物本质，从而会丧失人性、丢失自己；丧失良善之人，就成了野兽；那些被恶行改变之人，人们不可再将其视为人。在波伊提乌的时代，很多人都相信有一条“存在巨链”（scala naturae，或称“自然之梯”）。这是西方思想史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西方思想家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可以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线索，但史密斯认为，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这条存在巨链乃是“由大量的，或者说——根据严格却很少精确运用的连续逻辑来看——是由无限数量的、排列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序列中的环节所构成，这个序列……经过‘每一种可能的程度’，一直上升到完满的存在。”2 [美] 阿瑟·O. 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史的研究》，张传友、高秉江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65 页。 一个较完整的说法是，该链从上帝开始，往下依次是天使、魔鬼、星辰、月亮、君王、王公、贵族、凡人、野生动物、家养动物、树、其他植物、珍宝、贵金属及其他矿物质。一般来讲，人处于巨链的中心，随后是动物，亚人类便处于人与动物之间的链层上。无论如何，亚人类的地位都在人之下。这一思想既是非人化的渊源，也是非人化概念存在的先决条件。
受波伊提乌的影响，15 世纪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讨论了人在存在巨链上的地位，以及人类返回到比人类低等的状况的可能性。他认为人们能够自由选择在存在之链上的位置，可以尽力去接近神，也可以选择降低至动物的层次。同时代的菲利普斯·冯·霍恩海姆（Philippus von Hohenheim）则认为，人类和亚人类的要素在人们的本性之中呈现为拉锯战，人身上具有动物性的一面，人是否会变成非人，全在于对亚人类潜能的控制。3 [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 年，第32 页。
启蒙运动时期，休谟第一个对非人化进行了心理学的探究。他的《人性论》一书即是采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人性，书中有关爱恨起源的讨论涉及到他对于非人化的思考。人们倾向于喜欢让自己愉悦的人而讨厌令自己不快的人，人们亲近本群体成员而歧视外来成员。这构成了所谓的外群体偏见（outgroup bias）：如果对他人的偏见过于强烈，会不再将其视为人类。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认为，人们的道德态度并非建立在规定和原则之上，而是基于感觉，基于“同情”（sympathy）的心理能力。对于非我群类者，应当通过“共通的观点”来克服偏见。尽管如此，休谟认为非人的生物没有参与人类社会的必要途径，因此如何对待它们也就无涉正义与道德。1 [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 年，第40 ～41 页。
启蒙运动倡导普遍的人权，但恰在这一时期欧洲人犯下了大量残暴的殖民罪行，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冲突。解决之道恰恰就是否认被压迫者的人性。康德是继休谟之后非人化概念发展的重要推手。但康德以理性为基础，反对道德感觉论，主张人们有义务以目的而非手段的态度来对待人性，无论针对的是自己还是他人。他认为，非人的动物作为手段，只有相对的价值，因此被称为物；但理性的存在之物则被称作人，因为人的本质使其自身成为目的。“人不应当像对待动物那样对待他人，而应该将他们视为拥有同等自然馈赠的人。”
在理解非人化现象方面，人类学显然具有重要席位。19、20 世纪之交的人类学家通过更严谨的数据收集方法，在实地考察各种文化后发现：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倾向于认为本文化优越于其他任何文化。对此，威廉·G. 萨姆纳（William G. Sumner）称之为“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认为它随处可见。这种论调发展到极致是相信自己文化的成员是唯一真正的人类，从而表露出将其他文化的成员进行非人化对待的倾向。之后的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很多原始人部落认为本部落的人唯一有资格被称作人，外来人在语言上被称为“它”，与动物无异。相信自己的国家或民族高于任何外在的目标或属性，这不仅仅是法西斯主义者的观点，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这种信念的感染。
20 世纪的语言哲学强调人类语言中有关自然种类的话语与有关人为范畴的话语。自然种类被认为是像化学元素或生物物种一样的事物的自然范畴，它们分享共同的隐蔽结构，如基因或原子排列。人为范畴是由人做出的对事物进行的主观分类。暗含在自然种类范畴背后的隐蔽结构被称为本质，这一范畴下的所有成员都被赋予共同的本质，范畴之外的成员则没有如此待遇。本质决定成员身份，具备这种本质的成员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面化特征。因此，赋予一个群体以共同的特质，相当于对该群体的接纳。很多人认为，潜在的本质是社会范畴的真正基础，尽管类似种族、宗教或民族范畴带有更多相似性的主观人为范畴。自然化（naturalization，亦称“归化”）是一种策略，它使社会群体之间显在的差异具体化，同时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裂痕加深，它是消除人性或贬低人性修辞的核心。2 Peter Holtz and Wahner Wolfgang, Dehumanization,Infrahumaniz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in Daniel J. Christie (ed.),The Encyclopedia of Peace Psychology, NJ: John Wiley & Sons,2011, pp.1-5.
20 世纪中期以后，爱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提出了文化上的假物种差异（cultural pseudospeciation）概念，旨在描述一种文化分化的过程：人虽然是一个物种，但它一直都是并将持续处于群体分裂的状态，这让群体内部个别成员养成了高人一等的信念，甚至坚信自身之不朽。尽管在论述这一概念时偶尔也提出过非人化，但他并未将二者对立起来。物种差异只是非人化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到了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他就开始淡化二者之间的区分：假物种形成的阴暗面在于，它让人们认为与自己不一样的成员不是人。
当然，在史密斯看来，要探讨文化何以会形成，还要到前文化的领域寻找答案，即借助于生物学的策略。用生物学解释人类行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热捧。不过，他们都采纳了文化假物种的概念。除洛伦兹外，伊瑞纳斯·埃布尔-艾贝斯菲尔特（Irenaus Eibl-Eibesfeldt）开辟了人类动物行为学，并利用动物行为研究中的一些原则来分析智人（Homo sapiens）的行为。由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领衔的生物学家们则建立了社会生物学，对包括人类行为在内的社会行为进行生物学研究。文化假物种之形成和非人类的排外主义类似，而排外主义的生物学解释有助于理解非人化的理论。
从以上简要的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出，围绕这一议题的相关探讨虽是分散在各类文献之中，研究缺乏系统性，但我们依然能够从中窥探出它在西方思想史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源远流长又历久弥新。
另外，在汉语中是谓语动词如以下的“顺应”，以谓语出现，但是在英语中却可以翻译成状语或就是状语，这类情况也要善于识别。因为汉语的表达有时是多样性的，不是唯一性，而英语变化性较小。
二、非人化的基本内涵
“非人化”一词在19 世纪初出现在英语之中。《牛津英语大词典》将该词最先使用的时间追溯到1818 年。就字面意思而言，它是指“剥夺人性”、“去掉作为人的特征”。在去掉这种特征或属性之后，剩下的就是似人的生物：虽有人的外形，能够双腿行走、说着人话，大体上也以人的方式行事，却不被视为人。非人化即是将人视作比人类低等的生物而非人类的行为。对这种低等生物的专有称呼是“亚人类”（subhuman，或译为次人、类人），“亚”（sub）意味着其在自然界的等级序列中处于较低的级别。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分析非人化的主要内涵：
一是在语言层面的拟（动）物化。使用贬损性语言来对待他人，是非人化重要的外在表征和判断标准。史密斯认为，被非人化的人往往被视为三种可鄙可憎的动物：（1）危险的掠食者。它让人害怕，但又有点让人着迷，它与邪恶相联，人们会为了自卫将其消灭掉。（2）不洁的动物。如害虫、致病病菌与寄生虫，包括老鼠、蠕虫、虱子、蛆、狗、杆状菌，让人感到恶心、反感，夹杂着恐惧，在人（那些“纯洁”或“洁净的”人心中）心中激起除掉它们的冲动。（3）猎物。这是远古时代人们捕猎时留下的思想遗产，猎物能给人们带来好处，捕猎也颇有吸引力。1 [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 年，第216 ～224 页。 在这一传统中，迈克尔·比利戈（Michael Billig）检视了各类偏激或极端宣传中“憎恨话语”（hate talk）对群体之外的成员加以非人化的方式。2 Michael Billig, Henri Tajfel’s Cognitive Aspects of Prejudice and the Psychology of Bigot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41, 2002, pp.171-188. 但纯粹语言上拟物化，并不构成非人化的充分条件。
二是在心理层面上的去情感化。非人化并不只是一种言说方式，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心理行为，是一种看待他人的态度。在史密斯看来，“辱骂是以语言为武器的伤害和羞辱，而将他人非人化则意味着认定此人比人类低等”。3 [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 年，第13 页。 梅根·N. 科扎科（Megan N. Kozak）等人认为非人化是一种与基本心理过程相关的现象，它是对心理的否定或者“去情感化”（dementalization），这种情感上的否定或者针对人的能动性（思考、自控、交流等），或者针对人的体验（情感、意识等），也有可能两者兼而有之。4 Megan N. Kozak, Abigail A. Marsh and Daniel M. Wegner,What Do I Think You Are Doing? Action Identification and Mind Attribution, Personal Social Psychology, vol.1, 2006, pp.543-555.
1 2012年9月，拜厄特作为英国文化协会“艺述英国”活动的特邀嘉宾来华，与中国文化界代表展开对话。南京大学学者徐蕾对她进行了专访，并在《当代外国文学》上发表了题为“神话﹒历史﹒语言﹒现实：A.S.拜厄特访谈录”的文章。
“人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概念，人的意义只有在社会关系或类的关系中才得到彰显”[9]，人虽然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于世界，却始终保持着类的特性，自我发展的生命历程离不开各种社会关系的建构，始终与“他者”保持最亲密的联系。正是因为类的存在，确立了个体在公共领域中交往的可能性，实现人在群体之中的双向对象化实践。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公共空间都是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是人共同努力的成果，人拥有平等的权力共享发展的成果。每个人既有享受公共成果的权利，也有捍卫每个人平等身份的义务，公共空间才能在有限的场域中，呈现最大的价值。
早期，雄激素抑制剂是作为针对前列腺癌标准疗法中的雄激素剥夺疗法而进行研究的。WONG等[15]研究证明了雄激素暴露与大鼠患乳腺癌之间的关系，证实雄激素在诱导组织学转化方面具有促进作用。
三是在行为层面对人类生存形态的剥夺。在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赫伯特·克尔曼（Herbert Kelman）看来，人类的基本生存形态包括两个方面：能动性（agency）与共同体归属感（communion）。前者指的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及其作为个体的独特性，后者指的是作为与他人相联系的人，在依赖他人的同时也关怀他人。非人化的目标被视为缺乏善意、缺乏人类的一致性、缺乏人类的情感联结与依附。典型的非人化的受害者是特殊种族、宗教、民族或政治群体的成员。2 Herbert Kelman, Violence without Moral Restraint:Reflections on the Dehumanization of Victims and Victimizers,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4, 1973, pp.25-61. 将他人视为人，即是授予其以身份/认同（identity），并将其纳入某一共同体（community）之中：前者意味着视其为个体，独立于他人，可与他人区分，能够做出选择，也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目标生活；后者则意味着将其纳入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网络之中，人们在其中彼此关照，认可彼此的个性，尊重彼此的权利。这两个特征共同构成个人价值的基础。被非人化的人被视为缺少亲社会性（prosocial）的价值。
丹尼尔·巴-塔尔（Daniel Bar-Tal）认为，非人化以一种去合法化的形式，贬低或动摇人类共同的信念，将其中的某个群体打上亚人类或恶魔的标签。3 Daniel Bar-Tal, Delegitimization: the Extreme Case of Stereotyping, in D. Bar-Tal, C. Grauman, A. Kruglanski and W.Stroebe(eds.), Stereotyping and Prejudice: Changing Conceptions,New York: Springer, 1989, pp.169-182. 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也认为非人化意味着去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的极端形式，个人被剥夺了完全意义上的人应得到的同情与尊重。4 Henri Tajfel,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68.
在此情况下，就连正常的、道德正直甚至具有理性主义倾向的人，也可能做出毁灭性的残酷行为。“单是对他人的人性特质不予回应，就会自动促成毫无人性的行为。”只要把人去人性化，将他们视为如物一般的“客体”，那么，“粗暴地忽视他们的需要和恳求，或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们，甚至如果惹自己生气就干脆杀死他们，都会变得容易许多。”1 [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第354 页。 纳粹分子大多都是正常人，并非疯子或者怪物，与“你我”无异。但纳粹的公共文化建立在“并非长着人脸的都是人类”的符咒（mantra）之上，而这是最令人不安的。
我们看到大多数家庭经过一场场疾病走向阳光和健康，但也有的父母像轩轩的爸爸妈妈那样，在疾病面前自己先变成了弱者，总在心里向疾病求饶，替宝宝“负罪”，失去了一颗平常健康的心态，给宝宝的性格打上一些特殊的烙印：疾病是一个砝码，可以换来我想得到的一切，尤其是有需要就能满足的优越感。因此，我们常听见有的父母说：“宝宝刚刚大病一场，现在变得特别娇气，有点要求不满足，就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有的父母则说：“生完病，宝宝的脾气特别大，不像以前那样乖，总想迫使大人让着他。”
四是在道德层面上的贬抑。非人化使得他人的道德价值地位降低，在侵害他人时，自责的约束力也会大打折扣。苏珊·奥波图（Susan Opotow）就认为非人化是一种道德排斥，其中人被置于“道德价值、规范以及公平对待的边界之外”。6 Susan Opotow, Moral Exclusion and Injustice: An Introduction, Social Issues Policy Review, vol.1, 1990, pp.1-20. 在他看来，非人化不是对特定属性的否定，而是一种把人从道德共同体中排斥出来的明确行动，它使得人对他人的痛苦与受到的不公漠不关心。但道德显然也是人的特定属性之一。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也强调，非人化促成了侵害他人者在道德自我许可方面的解脱。7 Albert Bandura,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3,1999, pp.193-209.
就目前对该项议题的研究来看，以心理学为主，偏重于关注人格、人性特质，而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角度进行的探讨尚不多。事实上，考察人及人性除了要考虑有关其自身的事实，也不能忽略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制度。在提到非人化发生的条件或环境时，哈斯拉姆与拉夫曼认为，情感、动机、感知者的认知状态、威胁之类的情形以及诸如权力这样的社会结构因素都有很大的影响。3 Nick Haslam and Steve Loughan, Dehumanization and Infrahuman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5, 2014,pp.399-423. 津巴多尽管也是一名心理学家，但他看重的是非人化中情景与系统的力量，而非动机、特征、基因等个人特质。他认为，在特定的情景与系统中，好人也会变成坏人，人们会改变对他人的看法。情景力量以某种非预期的方式形塑着人类的行为。许多平时表现良好的动机与需求，一旦受到情景力量的刺激或被扩大、操纵时，就有可能让人们走上歧路，人们甚至觉察不到这种力量。情境主义的思维方式“让我们不会立刻去拥抱把好人跟坏人区隔开的高道德标准，却轻易放过情境中使人为恶的原因”。系统性权力意味着授权或制度化的许可。人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服从什么样的规定，采取什么的行动以符合既有的法律、规范及伦理道德，都由这种系统性权力来批准或授权。它通常披着人们看似“正确无误”的意识形态的外衣，使那些为了达到某个“至高目的”所需采取的一切手段都显得合情合理。4 [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第267 ～268 页。
让-菲利普·莱恩斯（Jacques-Philippe Leyens）及其同事创生了“贬低人性”（infrahumanization）一词，用来指涉微妙的、不易察觉的情形。他们认为，人与动物共感的情感可视为初级情感，如喜悦、恐惧与发怒，仅有人类体验到的情感是“次级”情感，如爱（积极性的）与尴尬（消极性的）。1 Jacques-Philippe Levens, Stephanie Demoulin and Jeroen Vaes, Infra-humanization: the Wall of Group Differences, Social Issues Policy Review, vol.1, 2007, pp.39-172. 与外群体相比，人们往往会给群体内的成员以更多的次级情感，这就会导致一种微妙的对外群体成员的人性的否认。“贬低人性”是对共同体之外的他人价值的否定。藉由相应的心理学机制，如情感的理智化、拒绝承认、排斥孤立，人们在意识中贬低或否认他人与我们所共享的人类特质。去人性化关系的特质是客体化的、分析式的，对待他人缺乏情感上的共鸣，没有同情式的理解。
五是在对象层面的弱势化及其“还施彼身”的倾向。哈斯拉姆与斯蒂夫·拉夫曼（Steve Loughnan）发现，那些缺乏热情又无能力的群体最易遭受非人化的对待。那些地位较低的群体也常被非人化，尤其是那些地位最低的群体。2 Nick Haslam and Steve Loughan, Dehumanization and Infrahuman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5, 2014,pp.399-423. 但是，非人化发展到最后必然是相互的。人在非人化他人的同时，也同样可能被他人非人化。当年，纳粹将犹太人、苏联人都称为非人，同样，苏联红军在抵抗及后来反攻德军时，也对后者进行非人化处理。当然，非人化的意象是不对称的，相对弱势的一方多被以弱小的动物来指称，如老鼠等；相对强势的一方则可能被视为魔鬼、恶魔。尽管后者在力量上是超人的，但在地位上仍然不如人或者说次于人，是低级的物种。在非人化的意象上，没有人会将他人非人化成吸引人的动物，而必然是该遭受侵犯性对待的动物。
非人化可以是极端的或者是温和的，前者见于种族灭绝与大屠杀，后者则在日常社会、政治与经济边缘化中出现。5 Sophie Oliver, Dehumanization: Perceiving the Body as(In)Human, in P. Kaufmann et al.(eds.), Humiliation, Degradation,Dehumanization, New York: Springer, 2011, pp.85-97. 换言之，非人化可以经由公然的方式进行，也可能采取微妙的方式。
其中，i、h、j、t分别表示企业、HS六位码产品、出口目的地和年份；lnpihjt表示t年的企业i出口到目的地j的产品h的价格(以人民币计价)；vsit表示企业层面垂直专业化水平；lnRERjt表示t年中国与出目的地j的实际汇率(间接标价法)；lnXit表示t年的企业i层面随时间而变的控制变量，包括生产率、工资和企业规模；φ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φihj表示“企业-产品-目的地”层面的固定效应，εihjt为随机扰动项。
用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话来说，人性化的关系是我—你（I-Thou）关系，是情感性的关系，而去人性化的关系则是我—它（I-It）关系。随着时间的逝去，去人性化的施为者会被吞没进入负面性的体验之中，造成“我”之本身发生变化，最终导致施为者与受害者之间形成一种“它—它”关系。“于是人们通过标签、刻板印象、标语和形象宣传的方式，助长了将某类他者视为次等人、劣等人、非人、下等人、可有可无之人或者是‘禽兽’的错误观念。”3 [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第264 页。
三、非人化的发生机制
我们可以这样看待非人化：在语言上，使用贬损性的称呼；在思想上，将他人的人性排除，认为其地位不如人，是次人，甚或是一种动物；在行动上，役使、折磨甚至屠杀他人。从思想到语言再到行动，一以贯之。那么，非人化的冲动为何会在人们内心深处起作用，并动辄轻而易举地凌驾于知识的论断之上？为什么非人化会具备这样的力量？这就需要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在将他人非人化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史密斯看来，最佳的答案应当在心理学中寻找。他认为，人们具有一种无意识的倾向，即将陌生人当作亚人类的动物。“我们允许自己杀死陌生人，是因为在内心深处，认为他们并不是人。”4 [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 年，第45 页。 史密斯援引约翰·T. 麦柯迪（John T.MacCurdy）的话说，在高度紧张时，无意识中陌生人属于敌对物种的想法就会变成有意识的信念，认为其是一种有害的动物。
基坑周边地面沉降量随着土方开挖深度而增加，9月29日1～3轴开挖深约5 m时，变断面以北基坑两侧的地面沉降值均很小，10月11日1～3轴开挖深8 m～12 m时，变断面以北基坑两侧的地面沉降值开始增加，11月29扩大端底板结构混凝土浇筑完成，变断面以北基坑两侧的地面沉降值达到最大值，停止土方开挖后上述地面沉降趋于稳定(见表3)。
史密斯概括了人们在对他人进行非人化时的五种心理特征：（1）必须具备特定的朴素生物学认知模型，它使人们出于直觉而将生物世界分为不同的“物种”；（2）必须具备特定的朴素社会学认知模型，它将人类世界分为不同类型的“种族”；（3）必须能够进行二阶思考，使人们能够反思与自己有关的物种和种族的观念；（4）必须认识到，生物物种和人类种族各自有着独特的本质，这种本质造就了它们，使它们独树一帜，并能代代相传；（5）必须认同自然种类具有高低贵贱的等级之分。2 David Livingstone Smith, Less Than Human,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2011, pp.249-250.
尼克·哈斯拉姆（Nick Haslam）提出了两种非人化方法：动物式的（animalistic）与机械式的（mechanistic），进而区分了人类的独特性（human uniqueness）与人类的本质（human nature），前者界定人与动物界之间的边界，后者是原型的（archetypal）或“本质性的”人。否定人类的独特性会视他人“类同于动物”，没有礼貌，不文明，缺乏道德感，认知水平低，智力低，邪恶，行为更多受到动机、欲望和本能的驱使等；否定人类本质特征会视他人缺少情感、不够热情、认知不开放、没有个人能动性，这种类型的非人化将他人视为客体或机器人，它多发生在医学或技术领域。1 Nick Haslam, Dehumaniz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3, 2006, pp.252-264.
意识形态凭借宣传获得传播的效果，这种宣传利用非人化的观念，又再度引发非人化，甚至加剧非人化。如卢旺达的图西人在政府的广播中被描述成蟑螂，纳粹将犹太人之类的假想敌绘制成可怕的图画，在苏联的政治艺术中法西斯及其同盟则被表现为野兽。对宣传所造成的非人化后果，阿道司·伦纳德·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曾这样说过：“大多数人都不会折磨和杀害和自己一样的人。但当别人说此人好像不是人，而是一种邪恶准则的代表时，我们就不会有丝毫顾虑了。……所有的政治和民族宣传目的只有一个：劝服一类人相信另一类人并不是真的人类，自己有权利对其进行掠夺、诈骗、欺诈甚至谋杀。”5 [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 年，第116 页。 可以说，正是在宣传的作用下，不仅在纳粹分子眼里，在当时德国大多数普通民众心中，犹太人都成了邪恶的象征。
首先，就是其比较“另类”的焦段。正如你纠结的一样，是选35mm还是50mm？这是很多摄影爱好者甚至是职业摄影师的苦恼，如果你也在犹豫，那么这支40mm镜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折中选择。既没有35mm那样的小广角形变，又没有50mm镜头那么太过刻板的视角，取两者的优势满足更多拍摄场景需要。
史密斯虽然突出心理的作用，但他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进一步打开视野。他认为，非人化是生物学、文化和人类思维结构三者共同的产物，要抓住非人化的本质和运作机制，必须兼顾以上三种要素，排除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得到满意的答案。而这三大维度之交汇便是种族。在很大程度上，非人化根源于种族主义，种族区分能够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种族本身就是被非人化的对象，种族思维的内容是由文化信仰和意识形态决定的。各民族共享一种定义该类的本质，有一种神秘的“事物”使人成为某类人，这个本质处于人的内部，而不是聚集在某个特定身体部位，它往往被认为是由体液尤其是血液携带的。一个人的种族特征被认为是必要的而无法改变的特征。1 [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 年，第11 页。 知道一个人的民族种族，意味着能够对其隐匿属性做出推断。
史密斯采信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观点，认为人类是唯一残忍的动物。作为狂热的达尔文主义者，吐温一反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认为人是由高级动物退化而来的，人类位于存在巨链的最末端，而不是顶端附近。尽管有反对者以蚂蚁和黑猩猩的行为为例进行反驳，因为蚁群偶尔也会攻击同类的其他蚁群，但蚂蚁的“战争”行为，主要是由于化学信号产生直接反应的本能行为。黑猩猩的行为虽然与人类共同祖先的行为相似，但它们的攻击行为都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的，是临时的计划，不像人类行为那样有预谋。人类的突袭行为涉及到传统准则、信仰和习俗等，黑猩猩的行为则往往是一时冲动的结果。人类能够借助一系列的概念去认知周围的世界，并且能够对外在世界进行描述与评价，而在人的评价性判断与动机之间具有重要的联系，人们会回避那些自认为错误的行为，否则会感到内疚与矛盾。因此，如果人们认为某种行为残忍，他们就尽力避免做出这种行为。但人们为何又会做出残忍之举呢？原因就在于人们选择性地收回了道德约束。人具有道德地位，而非生物的物体是没有的。在存在巨链中，离人们越近的事物就越容易被赋予道德地位。而将某些人视为非人，断言自己所害之人是亚人类，对于自身应有的道德约束就降低了，将某人视为非人就是否认他具有人类的本质。
零工经济下劳动者权益“归零”问题当引起重视。而且，对此媒体不止一两次进行报道。倘若新就业形态下相应的社保配套制度屡屡“慢半拍”，不仅会让行业劳动合同不规范、劳动关系不稳定，劳动者社保关系挂靠难、接续难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更会阻碍新业态经济的发展。因此，相关法律的完善是保障零工经济劳动者权益的基础。
在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看来，犹太人是危险的亚人类动物，因此，毁灭他们并非残忍的行为，而是应尽的道德责任。从社会意义而非临床意义来看，犹太人不是人，而是动物，是垃圾。1 [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 年，第116 页。 戈培尔授意拍摄的电影《永恒的犹太人》着重强调的是，犹太人在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与污秽、腐败和疾病存在密切的关联。犹太人代表着邪恶与腐败，而日耳曼文明则代表道德上的纯洁，具有某种神圣性。因此，正是借着犹太人道德不纯的概念，纳粹不停地去清除生物学上的不洁和病态意象。
一方面，人们大肆屠杀自己的同类；另一方面，人们又因此心存恐惧、感到罪恶，这正表现了人性的双面特征。人们即是被这“两种相互争斗的态度拉扯着”。2 [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 年，第171 页。 人们之所以会屠杀他人，从心理学上看，是一种原始的驱力在发生作用。而事后之所以内疚，是因为杀人违背了社会禁忌，对道德造成了损害。而选择性地将其他共同体及其成员非人化，人类就克服了这种模糊的态度。
四、非人化的影响：道德推脱与大屠杀
非人化作为一种机制，以一种贬损的态度来看待个人乃至整个群体。“它是种族灭绝的典型特征。”3 John Hagan, Wenona Rymond-Richmond, The Collective Dynamics of Racial Dehumanization and Genocidal Victimization in Darfu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 2008, pp.875-902. 哈斯拉姆与拉夫曼总结了非人化的四种后果：（1）人们对个人或群体形成非人化认知时，对待他们便不会采取一种亲社会的行为。对那些按照次级情感进行自我表达的人，人们做出的反应更具有亲社会性，因为这些人被默认为更具人性。（2）与前一点相反，非人化认知或许会增强人们用反社会的行为对待他人，如侵略、惩罚甚至大屠杀。（3）非人化影响人们的道德评价，非人化可能造成对他人道德支持的回撤或取消。（4）非人化认知对于认知者本人和非人化的对象都具有某种功能性的后果。1 Nick Haslam and Steve Loughan, Dehumanization and Infrahuman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5, 2014,pp.399-423. 对于第四种情况，如在医学领域，否定一位假想病人的人类本质特征，可能更有助于治疗。当然，这一点与其说是非人化，不如说是对人的客体化。因此，本文暂时忽略这种情况。第一点与第二点其实是看问题的正反面，涉及到人们在将他人非人化时的态度及行为；第三点是人们如何审视与看待自身的态度与行为。这里，我们先来分析人们的道德态度与评价，因为这是人们随后摆出相应态度和做出行动的前提。
一些研究者注意到，非人化会造成“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或译“道德搁置”、“道德松绑”）。这一概念由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因受到社会化规范影响而接受的道德标准指引着人们的行为，并遏止反社会行为的出现。这些外在道德标准会不断成为个人内心的行为准则与标准，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控制，尽力表现出人性，避免出现不符合人性的行为。但这些自我约束机制和个人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动态之中。一方面，个人可以选择性地启动道德的自我监控，以便表现出可被社会接受的行为；另一方面，个人也可以选择性地解除对某些受指责行为的自我监控，从而将伤害行为转化成道德上能够接受的行为。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人们在某些时候或者在某些情景下，只需暂时解除往常的道德运作，自身的道德感就可以继续得以维持。这是一种基本的人性过程。班杜拉归纳了道德推脱的八种机制：（1）认可有害的手段能带来好的结果；（2）做无罪化解释，把有害的实践变成善意的甚或公正的；（3）使用无害的或令人费解的语言来掩盖伤害；（4）分散个人责任；（5）推卸个人责任；（6）改变自己对于行动造成真正伤害的看法；（7）重新建构对被伤害者的认知（去人性化）；（8）认为受害者是咎由自取。2 Albert Bandura,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3,1999, pp.193-209.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1981 年提出了另一个相近的概念：道德圈（moral circle）。3 Peter Singer, The Expanding Circ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pp.120-121. 这一概念提出，相较于不熟悉的人，人们倾向于对同类予以更多道德关注，偏爱亲属甚于非亲属，相比非群体成员更偏爱群体成员，相较于其他种系的人更偏爱同种同系的人。随着历史的发展，该圈的半径已经放大，包括了所有人类甚至非人的动物。但它实际上比理论上要小得多，例如在不同的民族之间，敌方无辜成员的生命价值要低于同胞的生命价值。事实上，一个人越是与某个社会群体相一致，他对他人道德关注的圈就越小。
在将一个群体降级到亚人类的地位后，人们便排除了对他们负有的普遍道德义务。如历史上的黑奴贸易者，将非洲黑人视为非人，这样就摆脱了良心上的不安以及从中获利时的道德纠葛。津巴多通过模拟实验发现，非人化或者说去人性化所带来的重要后果，也会导致平凡人性情大变，变得冷漠无情，在犯罪时甚至于肆无忌惮。它遮蔽人的思考，让人觉得敌对的一方猪狗不如，应当予以消灭。津巴多指出：“将某些个人或群体排除在人性领域之外，去人性化的施为者便可以暂时搁置道德感，而不必遵守以理性行为对待同类的道德束缚。”4 [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第353 页。
29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per diem expense of in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a tertiary referral hospital in Shanghai
这进而形成了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所谓的“破坏性服从”：人们放弃责任，将其交给上级管理人员，自己进入“中间人”状态，然后接受权威对情景或现实的描述。一个人把责任交给发布命令的权威之后，他自己就不必决定行为中的伦理性，权威已为他做出了选择。2 [美]托马斯·布拉斯：《电醒人心》，赵萍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232 页。
当对暴力的这种道德约束被解除时，就会带来大肆的屠杀。在法西斯主义者眼里，劣等的阶级、种族或个人的劣根性是天生的，是不能根除的，根源在于血统、人种或者其他不可改变的特性。因此，“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从根本上清除他们、消灭他们。人与人之间不再有共同的本性，相应地，人也就分裂成两个群体，“一方是真正的人，而另一方则是其他的人，那些下等的人，是不同的生命等级、劣等的种族、低劣的文化、低于人类的生物、遭到历史谴责的民族或阶级。”3 [英]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译林出版社，2009 年，第182 页。 而这一新的态度就允许人们把他们身边数以百万计的人不完全当人看待，可以不带一丝犹豫地挥刀屠戮，也不再需要考虑拯救他们，或是给他们以警告。纳粹将犹太人视为亚人类，因为他们确信，虽然犹太人处处看起来都和雅利安人一样，但在这背后，犹太人其实是污秽的寄生虫。他们是隐蔽的亚人类，他们表面上的人性至多也只是表面现象而已。4 [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 年，第193 页。
克尔曼分析了大屠杀发生的三种心理与社会机制：首先是授权（authorization） 。5 Herbert Kelman, Violence without Moral Restraint:Reflections on the Dehumanization of Victims and Victimizers,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4, 1973, pp.25-61. 当位居权威位置的人支持暴力行为时，犯罪之人就不会轻易地认为自己应该单独承担责任，因此心中的内疚感亦会减弱。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受审中，不停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只是接受命令行事。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也表明：在对方毫无敌意的情况下，普通人仅仅因为要完成任务，也能在恐怖的毁灭过程中变成施害者。不仅如此，即使工作的毁灭性后果得以显现，并且自己受命执行的工作与道德的基本标准格格不入，设法反抗权威的人也很少。
农村消费市场是我国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消费对于保持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发展消费信贷是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方式之一，发展消费信贷不仅能够增加农村资金投入。除此之外，还能够从侧面提高农民收入，引导农民对合理消费。健全社会消费信贷体系，增强农村消费信贷信心，完善农村金融法规和政策，加快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健全社会消费信贷整体结构，完善消费信贷发展问题，从金融对策方案促进农村消费升级。
其 次 是 绝 对 的 服 从（unquestioning obedience）。6 Herbert Kelman, Violence without Moral Restraint:Reflections on the Dehumanization of Victims and Victimizers,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4, 1973, pp.25-61. 杀戮与折磨他人成了日常行为与单调工作。这从两个方面克服了道德约束，一方面，机械地遵从常规排除了任何做决定的需要，因此也能避免尴尬的道德问题；另一方面，专注于程式化工作的细枝末节，使犯罪者能够更加容易回避行动的意义。鲍曼、阿伦特有关大屠杀的分析似乎就止步于此了。对权威的盲目服从，造成了无思，但此时人们的道德抵抗仍然存在。
第三步引入的就是非人化。只有“当受害者被非人化时，道德原则才不再起作用，因而道德抵抗也随之克服”。7 如果他人并非真正的人，那么我们就能随心所欲或按照指示对待他们，而不用被道德上的限制所阻挠。纳粹的士兵和军官将犹太人看作必须被消灭的“动物”。“思考为行为制定好过程，而将这些人看得比人类低等则为暴行做好铺垫。”1 [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 年，第5 页。 将人类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道德权利和义务体系，而将犹太人比作老鼠、水蛭、虱子、细菌和接触性传染病的携带者，正是在本质上将他们排斥在这种体系之外。在反思大屠杀现象时，阿多诺说过这样的话：“无论何时，只要是人们看到一个屠宰场并认为：他们只是动物而已，那么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出现了。”2 Charles Patterson, Eternal Treblinka: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Lantern Books, 2002,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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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走出非人化：理性启蒙与情感诉求
就目前来看，非人化研究仍然是一个亟待展开的话题。究其原因，非人化观念根植于长期的刻板印象以及群际关系，它们往往是无意识的或自发形成的，且常常又因其本身强烈的动机与偏见而得到增强。3 Nick Haslam and Steve Loughan, Dehumanization and Infrahuman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5, 2014,pp.399-423. 人们关注非人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理解它所导致的严重负面后果，进而找出解决的办法。在史密斯看来，有两种基本的道路：理性主义之路与情感主义之路。呼吁理性的声音最为经久不息，从柏拉图到康德，直到当今他们的传人等大多数道德哲学家，都曾经或含蓄或明确地提倡这种做法。这种理性主义观点认为，非人化是无知的症状，通过一剂智性的启蒙之药，就能治愈。4 [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 年，第230 页。 这种观点企图达到的目的是，让人认识到人之为人的真理之所在。
但在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看来，这种理性主义的做法其实是缘木求鱼，既无效，也易致人误入歧途。因为它避开了谁应当被当作人的问题。人类根本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它是一个朴素的概念。“人权并没有轻易守在什么地方等待被发现，人权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发现出来的。”5 [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 年，第231 页。 因此，罗蒂走上另一条情感主义的道路，即诉诸人们的感情，而不是干巴巴的理论，通过告诉人们“令人哀伤的、催人泪下的长长的故事”，达到彼此的了解，从而让人们“不那么轻易认为与自己不同的人就是准人类（quasi-human）”。人类这个术语，应当扩大到所有的人。
显然，罗蒂的策略过于简单。人的本质是不应该忽略的，否则就无法从自己的本性中寻找非人化的起源。罗蒂反对“我们是什么？”的问题，转而提出了“我们能成为什么？”的问题。但在史密斯看来，这实际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原因在于我们能成为什么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我们只有先明白人类本质的属性，才能期望取得理想的结果。故事要发挥作用就必须清楚：为什么人类这种动物会对所讲故事做出各样的回应。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感性（或情感）与理性乃硬币之两面的话，那么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或缺的：解决非人化问题既需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动人。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冲突只是态度上的，二者在彰显自身时各自做了排他性的宣称，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史密斯最后认为，只有用科学手段来解决非人化问题，才是“唯一理性的结论”、“唯一可能成功的手段”。不过，他并未就所谓的“科学手段”做出详细的解释。但这种论调也是需要斟酌的，纳粹在大屠杀时，不也利用了现代的科学手段吗？非人化的“解药”并不能只通过科学来提供。
在具体层面，哈斯拉姆与拉夫曼提出了解决非人化问题的两种办法：一是增加群体间的接触。这一点无需做过多解释，因为很多误识、误解乃至妖魔化，都是因为缺乏彼此的了解或者道听途说造成的。二是在不同亚群体之间促成一种共同的或高一级的身份认同，突出相似性与共同的命运，并弱化之间的边界。1 Nick Haslam and Steve Loughan, Dehumanization and Infrahumanization, vol.5,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4, pp.399-423. 不过，对此也有人提出警示，要避免那些已对他人造成伤害的群体利用共同的人性为借口，歪曲集体的责任与罪过并期望不应有的谅解。共同人性的意识有时也会降低对受害群体的同情。2 K.Greenaway, W.Louis and M. Wohl, Awareness of Common Humanity Reduces Empathy and Heightens Expectations of Forgiveness for Temporally Distant Wrong Doing, Social Psychology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vol.3, 2012, pp.446-454.
其实，从一些研究发现的反面出发，我们也能够改变对他者的认识与态度，进而探求合理的解决非人化问题的路径。例如，应当认识到，非人化并非纳粹分子、极权主义者、恐怖分子或其他什么人的专长，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都可能以非人化的态度对待他人，也同样有受到他人非人化对待的可能。由此出发，人们就应当考虑是否要去重新思考自己的思想与行动。揭露人们针对自己行为进行道德松绑的心理机制，有助于重新确立道德约束在促进人道情怀中的作用。3 [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第358 页。
更根本地说，千年古训“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应当成为克服以非人化态度看待他人的出发点。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人类具有某种共同的情愫，“对于人性来说，不管有多么复杂、多么善变，只要是还可以称之为人，其中必然含有某种‘类’的本质。”4 [英]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译林出版社，2009 年，第82 页。 在此基础上，认识到人性的相互牵连与证成：“我的人性被系于你的人性当中，与你的人性难解难分；我们属于一组生命，我们说‘通过他人才成为一个人’，不是‘我思故我在’，我之为人乃是由于我从属、我参与、我分享。”5 [美]伊丽莎白·杨－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成、刘小鸥译，译林出版社，2009 年，第84 页。 此外，我们还要认识到，通过合理的途径，人在失去人性后是可以恢复人性并重归人类共同体的。
“当我们做出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判断时所诉诸的那些法则和原理，至少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它们是不能废除的……对待它们，不是当作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祖先随意选择的东西，而是根本上视为人之为人的前提条件，是与他人共存于一个共同世界的前提，是识别同类、同时也是识别自身的前提。”6 [英]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译林出版社，2009 年，第26 页。 这些所谓的法则和原理即是普遍的价值，是人之为人的构成要素，它包括自由、平等、权利等等。这也应当是人与人交往、对待他人以及重赋人性时的根本参照。
Dehumanization: Related Key Issue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BAO Lei
Abstract: Dehumanization refers to a person or a group of people who demeans, enslaves, and exterminates others. It drags human down to animal level, and makes people lose the value and identity as human being. The concept of dehumanization has long history and continues to the present day. Withdrawing moral support for other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sequences of dehumaniz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moral disengagement. Besides that, dehumanization is the major psychological root of the holocaust. To overcome dehumanization, we should realize that, on the one hand, rational conceptions of enlightenment are necessary; on the other hand, what makes us human beings lies in shared feelings and common values. Humanity is mutual justification and support. The discussion on the subject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mainly on the psychological aspect, exploring recognition and attitude among individuals or groups, and there are comparatively few works which discuss on social,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issue requires further study and solutions.
Key Words: dehumanization; human nature/humanity; subhuman; the Holocaust; moral disengagement
译者简介 ｜ 鲍磊（1982—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南京 210004）
（责编：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