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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哲学有无关系？哲学对同时代的管理思想有无影响？一种管理理论是否蕴含着自己的哲学前提？它不仅涉及思想史上的事实真相，而且涉及我们如何处理哲学与管理的关系问题。我们在吸纳各种管理思想的时候是否需要考察它们的哲学前提？我们对管理理论的研究是否需要自觉地审视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文仅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与同时期的泰罗的科学管理（简称泰罗制）的内在关系作一分析，以引出必要的结论。
一
美国实用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皮尔士提出的“实用原理”，后来詹姆士、杜威等人对其进一步发挥，使它逐渐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哲学思潮，并被称之为“美国精神”。对泰罗制的哲学考察，首先从实用主义经验论开始。
实用主义把经验当作世界的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经验范围。皮尔士首先提出了实用主义经验论的基本观点，把客观实在归结为经验，把全部经验的内容归结为效果。因此，在他看来，实在就是我们感觉经验中的效果。其后的詹姆士的“纯粹经验”论、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实质上是把物质的自然界统一于主观的经验和意识之中，仍是一种经验论。
泰罗的《科学管理》是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的标志。它的创立并非是空想主义的结果。我们知道，他首先是作为一名机械工人在特普里斯水压厂工作，然后转到米德钢铁厂，由一个普通的工人被提拔到相当于主任工程师这一段经历，为他创立科学管理理论奠定了实践经验基础。他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他观察工人为什么会磨洋工等现象的结果。正如他所说，他的科学管理理论就是他实践经验的结果。
实用主义的经验论并不表现为对理论假说的否定，而是表现为强调假说必须由经验、实验来证明。皮尔士在《信念的确定》一文中考察了四种不同方法，即“固执的方法”、“权威的方法”、“先验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他认为，“科学的方法”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可取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的逻辑手段运用科学的假设和推理形式。而泰罗是以强调要用科学的精神来研究管理活动而著称的。他所进行的工时研究实验、搬运生铁块实验、铁锹实验和金属切割试验，都采用自然科学普遍采用的观察、实验和逻辑方法，并加以理性的分析和综合，以确定最有效的科学管理模式。所以在他的管理思想中强调了方法理论的运用，力求每一项管理都能实现标准化、制度化，这就是科学管理的一项管理原则。
二
实用主义之所以被称为“实效主义”，是因为它所强调的是人的实践的最终效果。皮尔士在《信仰的确定》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中明确指出，事物、观念的意义在于它所引起的行动以及产生的效果。詹姆士把皮氏的效用原理进一步庸俗化，提出了“有用＝真理”论。他指出只有这种联系能给人带来利益、效果，才算是真理。正如他所说：“根据实用主义的原则，只要关于上帝的假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能令人满意地起作用，那这假设就是真的。”（注：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4页。）从这可以看出， 他所强调真理的意义在于有用，也就是能满足人的需要、欲望和利益的就是真理。杜威在这基础上，提出了真理是工具的真理观，指出思想、理论是一种假设、工具，并认为能起作用的假设就是真实的，能指导我们的行动获得某种预期结果的就是真理。这就是他的工具主义真理观。实用主义者夸大真理的价值性，把真理等同于有用，否定真理的客观性。真理是人们对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具有客观性，这是真理最根本的属性。当然真理又具有有用性，但有用性是建立在客观性之上的。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只讲有用性，就是唯心主义真理观。
这种以“效用”为中心的，把“效用”既作为判断是否具有意义的标准，又作为判断观念的真假，即是不是真理的标准原则，在泰罗那里表现为管理效率和效益至上性原则。泰罗指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就是要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效益。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提高生产效率。泰罗的时间与动作研究可以制订出各项标准，使劳动定额达到合理；“头等工人”和科学地挑选人员，是设法使人们的能力和工作要求更加相称的尝试。差别计件工资制，目的是在付给较高工资的情况下设法提高和降低单位劳动成本。职能工长制是为了使生产得到专业化专家的指导和领导；把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分开，其目的在于加强和改进计划工作。
三
实用主义者认为，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人是行动的人，而人的行动是自由的、非决定的。因而，皮尔士反对科学研究中的固步自封，反对崇拜权威，主张自由讨论和自由研究。后来的詹姆士和杜威都极力反对绝对主义的机械决定论，认为宇宙中没有永恒不变的秩序和法则，当然也就没有人完全可以依靠的，足以保证人的行动成功的绝对真理，因此绝对主义哲学沉湎于对这种永恒不变的确定性的追求，这是“最基本的哲学错误”（注：杜威：《经验与方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21页。）。这就要求人们既不能完全依靠过去形式的理论， 也不能完全依靠以前的经验，人们必须不断探索，不断进取，不断找出新方法，解决新问题。这就是美国民族的一种勇于探索，努力进取的人生价值取向。同样，实用主义又极力宣染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然人性论。他们认为，只有天才人物才是决定社会历史的力量，人民群众天生只是愚笨的，无所作为的，只能跟天才人物走。正如詹姆士所说：“下等的智慧是非常平庸的……他们是习惯的奴隶，他们做别人教会他们做的事……他们的唯一天赋是忠诚和老实，……它使我们想到与其说是那种善于作出抉择的坚强的人的意志，不如说是一块死材料的不变特性。如果我们去看野兽，它的这些特性就更明显。”（注：詹姆士：《信仰意志》，1917年纽约英文版，第244页。）就自然人性论而言， 实用主义者认为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人的行动是人作为有机体来适应环境的过程。詹姆士认为不仅吃饭、喝水是本能，而且“所有权”、“占有欲”也是本能。杜威从这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去解释一切社会历史现象。他说“有一种需要和兴趣，自然会在一种人群发生，譬如男女之欲，是一种天性的情欲，有了这种需要，然后有男女居室，成一家族……”（注：《杜威五大讲演》，北京晨报社1920年版，第16页。）。这种人性论是从人的本能感受而产生观念、思想和采取行动计划，个人只能凭着自身的理性，依据趋乐避苦的原则，追求私利。这就是自爱的原则。因而，自然人性论就是把人看作生物的、孤立的存在物，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因为它没有从人的社会性考虑，抹煞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现实性、主体性、社会性，这就不可能真正地揭示人的真正本质，也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270页。），而且“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这就是说只有把人放回到实践力量的对象化的社会、社会关系中去进行考察，才能揭示出人之为人的内在奥秘。
泰罗创立科学管理及其理论的内容就反映了这种价值取向。在18世纪到19世纪这100年间， 工业生产管理基本上是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的经验管理。但是泰罗没有沿袭这种理论，而是通过几十年的实践总结、积极探索，终于在1911年完整地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泰罗依据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理论，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认为金钱是人的动机，工人和资本家一样都是具有经济动机的“经济人”。在这种经济动机的驱动下，工人最关心的是自己货币的收入，因此，他提出了“计件工资制”，以金钱来激起工人工作积极性，同时对刻苦工作的个人进行奖励或者对个人努力进行酬答。这种管理制度把人看作是单纯的“经济人”，只强调个人作用，忽视了工作中的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方面；把人看作各自孤立的“活机器”，反对工人的集体行为；把工人看作无知、迟钝的、不会有创造性和积极性，只能服从管理人员的权力，只能按照别人的决定、指示、命令劳动。从而漠视了传统的关于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等等价值观念，他所讲的劳资双方的“心理革命”也就难以实现。这是科学管理的一大缺陷。
四
实用主义不仅在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人性论等方面向科学管理渗透，而且实用主义的伦理观在科学管理中也显现出来，即“心理革命”。皮尔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讨论了伦理学问题。他认为，善是伦理学的核心，至善（Summum bonum）是行为的最终目的，“至善”目的的实现过程是此过程中合作的人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它必须是社会所有人的共同目的。这就意味着他所要讨论的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如何结合，行为和理想如何可能。
詹姆士的伦理道德理论以其心理学和认识论为前提。他认为人的大量道德情感出自人的纯粹内在的心理活动，从而伦理道德的起源问题可归属于心理学问题。他认为最能体现道德上的莫过于满足人的需要。这表明满足个人需要即为道德。
同样，杜威认为伦理是带有功利性的。他认为判断一个行动是不是有价值的，不是看它是否令人满意，而是看它是否可以创造一种有利于人发展的条件，创造了发展条件的就是有价值的行动，创造妨碍发展条件的就是反价值行动。他又反对把内在的目的价值和外在的工具价值割裂开来。因为，这样就会使道德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了任何功利。所以他要求彻底废除道德的善（如美德）和自然善（如健康、经济的安定、艺术、科学等类似的东西）的传统区别，认为不存在抽象的、最终的善恶，一切都是具体的，相对于人的生存条件而言的。在这基础上，他提倡一种“改善论”：“改善论相信一时存在的特殊情势，无论其为好坏，是总可以改善的。它鼓励智慧去研究善的积极手段和那些手段的实践的障碍，而致力于情势的改进。”（注：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修订版，第96页。）他又从这种善的观念出发，建立幸福论，反对脱离幸福谈善良，脱离适应和改造境遇的行为谈幸福，“任何一种可贵的幸福都是以美的感觉和享乐为主要成份”（注：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修订版，第97页。）。同时他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制度，而是道德问题；不是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是道德落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他主张用改良的手段解决社会矛盾，主张通过教育来改变人性，建立起适合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新的道德观念和新的价值标准。
但这种以满足个人需要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始终没有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没有解决其社会所固有的尖锐矛盾，只想借此来愚弄人民群众，维护其资产阶级的统治。
泰罗在众议院听证会上作证说，科学管理不是任何一种提高效率的手段，不是一种新的计算成本的制度，不是一种新的付给工人报酬的方案，不是计件制度，不是奖金制度，不是工时研究，不是动作研究或工人动作分析；单有这些方法不等于科学管理，这些只不过是科学管理的辅助手段。从实质上讲，科学管理就是要在工人和管理部门两方面实现一种“心理革命”。这个发生在思想态度上的彻底的心理革命，要求“双方把注意力从被视为最重要的分配剩余的问题上移开，而共同把注意力转移向增加剩余上，一直到剩余大大增加，以致没有必要就如何分配剩余的问题进行争吵为止”（注：徐文俊编著：《西方文化与管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97页。）。泰罗认为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就是当劳资“双方以友好合作和相互帮助来代替对抗和斗争时，他们就能共同使剩余额猛增，以致工人工资就有大大增加充分余地，制造商的利润也会大大增加”（注：徐文俊编著：《西方文化与管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98页。）。因此，这种“革命”试图通过实现个人自我利益来强调社会的共同利益，实现个人伦理和社会伦理的结合，强调合作，强调和谐一致，减少对剩余物分配的重视而强调降低价格和提高工资而生产，试图通过提高效率为美国带来社会秩序与和谐一致，通过调和来取得各种社会力量的平衡。这种“革命”只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能给工人最低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没有真正实现工人追求自尊、自由等价值观念。因此，这种“革命”以实现资本家最大限度利润化为基础、以满足自然人性为论调的一种管理“改良”，企图掩盖其阶级实质，但始终不能调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和斗争。
综上所述，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对泰罗的科学管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见，科学管理无一不打上一定的哲学烙印。以为管理科学与哲学之间无缘是没有根据的，只不过就具体形式而言，管理思想在每个时代有所不同，在不同学派和不同的代表人物那里也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我们在对不同管理学派的研究必须考察它们的哲学前提；更加没有理由把哲学排挤在管理的边缘，使哲学成为学院的玩物。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既要在管理领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又要以它作指导，科学地研究前人的管理思想，吸取其精华，依据我国国情，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文化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本文于1998年7月20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