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中的“原生态”问题(专题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原生态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6-0133-09
商会档案的原生态与商会史研究的发展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商会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真正的商会史学术研究恐怕只有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能够出现那么多很有分量的成果，还有一支可观的研究队伍，这是令人欣喜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州商会档案资料的发掘。我记得，在1992年芝加哥会议上初次提到苏州档案的时候，曾有人质疑它的历史价值。但真正的历史学家，不管当时在意识形态上存有多大的分歧，政治背景上有多大的差异，都是非常重视这种档案的。档案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只要是长期、严肃地从事具体研究的人都会知道，档案是具体研究课题的生命，现在也许不需要再作任何解释了。天津、苏州、上海等地的商会档案、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珍贵档案，它们的重要性对很多很多的学者们来讲都是学术的生命。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商会史研究仍将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继续深入发展下去。
近二十余年的商会史研究，之所以还能够取得一些为国内外同行所认可的成果，与“原生态”的商会档案的发掘和利用分不开。如果说商会史的研究是近二十余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亮点的话，那么，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原生态”的商会资料。我将时下流行的“原生态”一词借用到历史研究中来，无非是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现在艺术工作者提倡艺术的原生态，他们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发掘、整理少数民族的歌舞，原汁原味的民歌、民曲和民间舞蹈，为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房地产开发商甚至将居住环境的原生态作为卖点，满足了消费者崇尚自然、回归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心理。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是一件非常富有远见的宏伟事业，以原生态的形式保存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使民族文化更好地得以传承、创新。
我从中产生一些联想，“原生态”的提法切中时下学术界某些论著不重视发掘史料、不重视运用原始资料的浮躁之风。现在我们用史料最大的缺陷、当然也是最方便的就是用电脑。电脑储存、电脑检索，确实很方便，但不一定容易消化。由于没有弄清楚史料在整个历史资料中的位置，往往不了解上文和下文，它的来龙去脉没有弄清楚，就凭这个按自己的框架、自己的思路去拼凑，结果使得写出来的论著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史学的价值及其品格首先就表现为要认真看原始材料，仅仅依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过的“二手货”，是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现在学术界弥漫着急功近利之风，有些人写文章根本就不注意收集原始资料，往往自己先有了结论，再去找材料印证，有的甚至不是自己掌握一套完整的材料，而是从别人那里将材料转引过来。先有观点，后找材料，不仅忽视了史料的原生态，而且颠倒了史学研究中论点与史料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学术界有些人总是急于创新，但是手头的资料很可怜，穷得像上海过去的“瘪三”一样，但是还在写一些豪言壮语，堆砌一些空洞无物的词语。有些学者研究海外华工，原始的资料都没有看到，就胆气冲天地写华工。我们提倡对于一些重要的史料必须读原文、读原本，文本是必不可少的，尤其要考虑文本的完整性，必须知道这些材料是从哪儿来的、背景是什么。我给地质大学的学生作报告，说我们是同行，他们不理解。其实，我不仅在大学选修过地质学课程，而且我现在从事的历史学和地质学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史料的发掘如同矿藏勘探，不是你知道这个地方有铁矿就行了，对于铁矿的位置，处于哪个矿层，矿脉怎么样，周围的环境怎么样，古生物遗存情况如何，包括当时的水陆情况都要弄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开展有价值的勘探。
只有充分运用了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保持它的生命力。顾炎武曾用“采铜于山”形象地比附对资料的考订与排比。他在致其友人信中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挫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以顾炎武之博学多才，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一年辛苦才“仅得十余条”。但慢工出细活，此《日知录》之所以历经三百余年而魅力仍在。
我们要继承并发扬古人“采铜于山”的精神，搜集应有尽有的相关原始资料，虽不可能“竭泽而渔”，但要确保重要的史料不漏网。苏州档案馆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把三千五百卷商会档案全部扫描，既快又好，好就好在它保持了商会史料的原生态，这比出史料选编好得多。当然，史料选辑、汇编在历史研究中起了很大作用，新中国建立初期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对推动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苏州商会档案尽管还没有出完，也已经在学术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史学家来讲，对诸如此类的史料汇编应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因为，任何史料选集、汇编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史料的原生态。史料编纂的本身都有一个框架，一种导引，编辑本身就有一个思路，选什么，不选什么，都是建立在这个思路基础上的，你一看就知道里面的内容。很清楚，编辑者是根据他自己的判断，但是，编者的判断不能代替研究者的判断；否则，研究者便只能跟着那位史料编辑者，根据他导引的路来走。
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史料，尽量利用原生态的史料；另一方面，也要重视解释，追寻研究对象的原生态。我不是史料至上的学者，我也经常作一些解释，作一点宏观的判断，也作一点评判的工作，但是不管怎么样，历史研究的本身首先是求真求实，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尽可能的不作不着边际的评论，不带任何偏见，保持价值中立。任何人都有主观，但是要做主观因素少的人。过去我常想，历史究竟应该研究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要探索历史的原生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原生态，就是其本来面貌，就是它们的真实面相。
但是，时下有些学者似乎偏离了历史研究的求实存真的学科品格，将方法、模式、范式之类的东西置于首位。当然，对学术史的总结有助于我们了解已经走过的路，避免重复，使现有的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史学研究的方法在不断更新，有人从范式的角度总结出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从革命史范式，到现代化范式、市民社会范式的转换。一方面，我们要允许这种探讨，新的范式不一定就是对已有范式的颠覆；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它的泛滥，动辄某某范式、某某模式，好像只有某种范式处于最高位置。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创造某种范式，在研究的中间自然就会形成自己的模式，而且很多范式就是在研究中间成就的。见识不多的年轻学者容易轻信外来的东西，以为只要是西方的都是好的。实际上，西方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新的，有些是很老旧的。比如，汤因比的东西就是很老旧的。汤因比的世界文明的分类，现在觉得很新鲜，其实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在使用；解放战争后期，金陵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就开设了汤因比的讲座，这已不算什么新的东西。即使是新的东西，里面也有不同的层次，有些层次比较高，有些层次比较低，也还要有所区分。要看是不是好货，好货我们就借鉴。就是借鉴，也不能当作“拐杖”，像过去那样，离开了经典作家的话语就不能写作，那叫做“拐杖”。我们现在对很多西方书籍进行译介，西方的学术思潮大量涌进中国，这对促进中西学术交流本是一件好事，但交流是双向的，不能认为凡是西方的就是好的、就是新的，我们只有接受的命，这只能使中国学术界永远跟在西方的后面，甚至完全用西方的范式来指导中国历史的研究，用中国的历史来证实据之于西方的所谓模式的普适性。我们不要有中国过去半殖民地那种民族自卑感，要有自己的分辨力，首要的一条就是把自己的东西保存、利用好。我曾经大声呼吁，走自己的路！
[章开沅(1926—)，男，浙江省湖州市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原生态与历史研究的原创性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章开沅教授将“原生态”概念引入史学研究，强调原生态史料的发掘与运用，这使我联想起历史研究的原创性问题。原生态与原创性，一字相通，又一脉相连。史学研究的原创性建立在对历史的充分理解与科学解释的基础上，对历史的理解与解释又是以历史的真实性为前提的，真实历史的构建是从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历史资料入手的，它们之间形成了“原生态史料——原生态历史——原创性理解或解释”的路径依赖关系。其中，原生态史料是史学研究原创性的基石，原生态场景的构建则是原创性理解或解释不可缺少的手段。
原生态本是指事物的原初生存形态或生活状态，是事物最原始、最本真的一面。原生态历史当然应该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的原初状态，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其最初的载体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各种文本。从历史哲学意义上看，原生态历史就是本体的历史，要使这些本体的历史再现在世人面前，有赖于历史学家创造性的劳动。史学研究的原创性是指认识历史、包括理解和解释两个层面上的原始创新，就理解而言，是指史家对历史过程的原生性的分析。史家所处的时代与知识背景的差异常常会造成他们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不同，但真正符合历史本体的理解只有一个，我们将这种理解称之为原生性的理解。就解释而言，是指研究主体对尚未被认识和发现的、沉淀在历史过程中并影响历史发展的共性因素的完整归纳和高度概括。有学者提出，学术原创体现在三个层面，即质料层、结构层与理念层，并将三者之间的关系比喻为“肉”、“骨”、“魂”的一体化，须臾不可分离①。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质料层就是史料的原生态，结构层就是时下学界所津津乐道的范式问题，即方法创新，理念层原创则体现为一种新观念或新概念的提出与运用，旨在更合理地分析、更科学地解释历史的演进过程，从而为现实社会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撑。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在场性。已经逝去的历史无法复原，历史事实不可重复，历史学家无法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实验室里模拟一个相同的现象，而只能借助各种手段间接地认识历史，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依靠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或曰“文本”，其中既有亲历者的记载，也有旁观者的描述，还有道听途说者的转述。但是，史料并不等于历史，只有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关于某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各种各样的“文本”搜集起来，构成一个“作为文本的世界”②，并通过对“文本的世界”的反复比对、考证，才能使得史家重构起来的历史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相。因此，史料学意义上的原生态是尽可能地占有研究对象的各种文本，尽可能地掌握“文本的世界”里所包含的完整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原生态史料视作历史学的生命所在，是恰如其分的，离开了它，历史充其量只能是任人把玩的古董，任人操弄的工具，离开了它，历史学求真求实的学科品格及其严谨性亦将不复存在。
穷尽“文本”固然不易，分辨、提炼并准确运用“文本”中的信息或许更难。一方面，广义上的“文本”(尤其是地下文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被发现，不断走进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中，所谓“穷尽”只能是相对的，与其说是一种实然性的状况，不如说是一种应然，是史学研究者应有的一种追求。另一方面，有些“文本”是靠不住的，即便是亲历者的记载，也有因为观察视角的不同(如战争中敌我双方的记载往往大相径庭)或记忆失误造成的错误，那些旁观者、道听途说者留下的“文本”，失真的可能性更大。毕竟，作为历史资料的记载，往往是某些个人独特视角选择的产物，而且那些资料或文本被传承下来，受到很多偶然性的制约。更何况，历史上那些喜欢捉弄人的“好事者”常常与后人开玩笑，或故意掩盖历史真相，或编造历史假象，因此，不下一番认真爬梳整理的功夫，往往会不自觉地进入古人设下的“圈套”，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历史的真面目往往被掩盖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文本的世界”有时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迷宫，虽乐在其中，却反被淹没。
既要走进“文本的世界”，又要走出“文本的世界”，才能构建真实的历史，“理解历史文本本身并不是历史学家的全部任务，历史文本只是历史学家进行诠释的中介”③。如何走出“文本的世界”？中国的史学传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那就是考据与考证。司马迁写《史记》，不仅反复比对历史文献，而且还通过实地考究纠正了一些传闻的错误。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考异》，将考据与考证发展到具有丰富内涵和十分自觉的程度。到了清代，更形成为乾嘉考史派，考证方法更加系统化，有学者从中总结出归纳演绎考史方法、比较考史方法、溯源考史方法、实事求是考证法、参互考证法以及辩证考证法④，这些方法构成我们走出文本世界的路径。近代史学界许多前辈学者也十分重视史料考订与历史考证，澄清了近代史上一些重要史实，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例如，姚薇元根据中英两方有关鸦片战争的主要材料和著作，对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全文加以考核，补正了其中许多缺误之处。《道光洋艘征抚记》是魏源根据他亲身见闻与经历写成的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进步意义的“当代史”，记述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按常理言，当时人记当时事，史实的准确性应无问题，但姚薇元进入“文本的世界”后，发现其中的一些缺漏和舛误之处尚多，于是大量搜集各方史料，爬梳整理，多方考订，纠正或澄清了其中若干错误的、模糊的史实，终以《鸦片战争史实考》行世。试想，治鸦片战争的学者，如果不充分运用各种原生态史料，怎能写出一部接近历史真实面貌的鸦片战争史？
通过考证原生态的史料，构建出清晰的、准确的史实，这是史学研究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它保证了研究主体对历史的理解、解释不会建立在虚假的、模糊的史实基础上。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理解与解释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狄尔泰将这两个不同的范畴描述为“我们解释自然，对人则必须去理解”。两者的区别在于，“解释涉及的是因果性，而理解针对的则是意义性，前者是主体对客体的外在认知，而后者则属于主体间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人的自我认知”⑤。对历史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与古人对话的过程，然而，时空的隔绝常常使得这种对话难以进行，原因何在？在我看来，如何构建一个虚拟的原生态场景，是能否准确理解历史的关键。原生态场景，要求研究者回到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去，回到当时的历史时代中去，将自己置身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下，甚至虚拟角色换位。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历史人物行为背后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也就是陈寅恪倡导的“同情的理解”。解释历史则是以具有普遍规律性的概念作为解释原则，探寻历史事件背后起作用的共性因素，这是历史学的崇高使命，司马迁写《史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重在“通”与“变”，变什么、怎样变、为何变——变的背后一以贯之的原因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加强调历史的普遍规律，并将阶级斗争史作为一条贯穿历史的主线，此后，相继出现过现代化概念、市民社会概念等等。问题在于，这些所谓普遍性的概念究竟有多大的覆盖面？是否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其实，历史的背后有没有一种普遍规律起作用，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论题。我们既要承认人类文明的共性，但也要看到文明方式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其历史演进未必遵循着完全相同的模式，其背后起作用的因素也未必一样。所谓普遍性的概念，也只能是一种高度的抽象——一种忽视了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差异性的抽象。因此，史学应将理解与解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理解历史是要注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个性及其意义，解释历史则是尽可能地找出历史背后那些覆盖面较大的共性因素。我们要承认这些共性因素覆盖面的有限性。在我看来，一个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民族，历史的同质性更高，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异质性更多。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共性因素，不一定在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进程中起相同的作用。
历史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具有人文学科的特质，也具有社会科学的特性，与此相应，在历史研究中，理解与解释常常构成一对最深刻的理论张力，折射出史家们认识历史时的主体性与客体性两个维度。由于历史人物常常与特定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因此，是理解性地诠释历史事件呢，还是解释性地分析历史呢？往往使研究者在同一历史事件上形成不同的观点，如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⑥。然而，强调理解也好，偏重解释也罢，两者都必须建立在依据原生态史料构建起来的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即便是从一般意义上解释历史，也离不开原生态场景。既然历史解释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建构，那么，它同样离不开原生态场景。在这里，原生态场景在两个向度上延伸。首先，它是指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存在的具体环境，这些环境虽然同样不可复原，但在解释历史时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否则，就会造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在时空上的移位、错位，进而造成解释的失当。其次，它是指用以解释历史的工具的原生性。解释历史的预设理论或普遍性概念的来源，是从史实中抽象出来的原生性概念，还是从其他学科中拿来或借用过来的，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原生态场景的构建。严格意义上说，不加甄别地拿来或借用某些概念，不仅有违历史研究的逻辑，而且会带来削足适履或填鸭式弊病。当下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所谓范式如现代化范式、市民社会范式等等，企图以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来解释中国近代的历史，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史家的理论视野，但是，这些具有西方色彩的范式大多是对西方历史与现实的抽象，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概念，用之于解释中国历史时，应对构成这些概念的条件与内涵仔细分析，否则，要么是用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的历史，要么是用中国的历史填充西方的理论，更谈不上所谓原创性研究。学术无国界，其中既蕴涵着学术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又寄托着学者对国与国之间学术交流的期盼。但是，目前的现状是外国学术进入中国的多，中国学术真正进入外国的少，原因何在？就在于我们尚未构建起分析中国问题的原生态场景。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外相关学科的养分，从中国的历史出发，创造出自己的概念与理论体系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历史。章开沅教授曾在多种场合大声呼吁“走自己的路”，其意义或许就在于此。
历史一旦逝去，就沉淀为一种客观实在，经过史家的创造性工作，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即原生性历史。原创性的理解与解释就是在原生态场景下、在原生态史料的基础上构建出原生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并抽象出过程背后起作用的那些共性因素。原创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历史需要不断地被重新认识；史家认识历史的过程，也就是人类不断认识自身文明的艰难过程。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如果历史一代代被重写，那么，这不仅仅是因为后来的证据已经明确地发展出对先前的假说进行反驳性的检验，而且是因为对现存的证据材料赋予不同的重视以提出与现行的意识形态相吻合的各种不同的解释。”⑦ 不同的解释形成不同的观点，这不仅有赖于新史料的发掘，而且取决于善用新的意识形态去解读已有的史料和新发掘的史料。时代的不同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不仅使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各种“文本”进入史家的视野，而且使史料中蕴涵的、尚未被人们认识的价值重新浮现出来。因此，新史料、新方法、新观点便成为历史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构成历史研究原创性的主要体现。
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可以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下来，在时间上可以划分为断代史、通史，在内容上可以区分为专门史、整体史，进一步细分，断代史中亦有专门与整体之分，专门史中也有断代与通史之别。与此相应，历史研究的原创性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形成。第一是个别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研究中的创新。这种创新旨在为断代史、专门史研究的突破奠定基础。只有在单个历史人物、事件或历史现象上的创新，才能形成对某一时段的历史过程的新认识。第二是断代史、专门史研究层面上的创新。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主题，不同领域亦有不同的运行机制，原创性研究要求史家对某一时段内的历史过程或某一领域内的运行机制进行科学解释，形成正确的断代与历史时期的划分，进而为通史、整体史的创新创造条件。第三是通史、整体史研究中的创新，即“通古今之变”。这是原创性的最高境界。历史本来是一个整体，无论是时间上的区隔，还是内容上的划分，都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只有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不间断的、完整的过程加以认识，才能真正弄清历史过程背后潜在的共性因素。上述三个层面上的原创性逐步升华，其中，第一层面上的原创性是基础，是第二、第三层面创新的依托，只有将单个历史人物、事件和历史现象在历史上存在的深刻原因、意义真正弄清楚，才能尽可能还原出它们在历史上的本来面貌，也才能使第二、第三层面上的原创性观点建立在充分的、可信的历史依据之上，这样的创新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否则，刻意的标新立异，只能昙花一现，因为，虚假的历史支撑不住任何原创性的论点。
综而论之，历史研究的原创性是原生态史料基础上、在原生态场景下、通过原生性历史过程的重建而形成的对历史的理解与解释，不同时代、不同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史家，对历史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者把经济史当作阶级斗争史来写，约翰·希克斯等自由市场论者把经济史当作有效率的市场的发展史来写，道格拉斯·诺斯等新经济史论者则将经济史当作产权的演进史，他们都不断深化着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这就是源自于原创性的史学的魅力。
[彭南生(1963—)，男，湖北省武汉市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原生态与历史解释的适度原则
罗炳良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众所周知，无论是自然科学中的地质学、地理学，还是社会科学中的民俗学、考古学，都非常关注研究对象的原生态。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学问？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考察清楚历史的真实面相？怎样才能达到对研究客体的正确认识？对于上述问题，历代学者不断思考并且试图作出种种答案，成为历史学中历久而弥新的主题。毫无疑问，历史学也需要探查和考究研究对象的原生态，但因其研究对象是过去的人类历史，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研究者无法直接面对研究客体。记得一位国外历史学家曾经这样说：“我们向历史学学习从历史中学不到的东西。”这句话意思很清楚，人们认识历史只能通过历史学这一载体的解释。因此，要考察人类历史的原生态，就必须探寻历史学解释方法的适度原则。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代史家对历史的解释不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前贤研究历史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宋明时期的“予夺褒贬”和清代乾嘉时期的“据事直书”两种理念，然而两者都没有探索出历史解释的适度原则，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和借鉴。
研究历史主张“予夺褒贬”的一派，突出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的褒善贬恶之义，强调史家必须对历史作出价值判断，否则历史研究没有意义。宋代的一些史家认为，学者读史如果不用义理指导，就会使人心粗；倘若治史而不求义理，就是玩物丧志。南宋胡大壮为胡寅的《读史管见》一书作序，极力宣扬“后圣明理以为经，纪事以为史。史为案，经为断。史论者，用经义以断往事者也”⑧。朱熹说得更明确：“若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处，便汲汲焉以看史为先务，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⑨ 他们把儒家的义理思想凌驾于历史事实之上，强调只有依据儒家义理观念解释历史，才能体现出历史研究的价值；如果不用儒家义理观念指导历史研究，那么历史上各朝代的治乱兴衰只不过是一幕幕相互争夺的闹剧而已，看不出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的意义。这类史家为突出儒家义理的教化作用，撰史强立文法，好发议论，对历史作出予夺褒贬。欧阳修撰《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处处效法《春秋》，记载历史人物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以此寓含褒贬之意，而对具体历史事实不甚措意，甚至无视历史的客观存在。这种解释历史的理念发展到极端，就形成驰骋议论的研究风气。所谓驰骋议论，我把它的内涵界定为“宋明以来的一些史家受理学思潮的影响，完全以儒家义理为标准，不顾客观历史事实和具体的社会环境，抽象地评价历代制度，议论历史人物。这种史论不但本身没有史学价值，而且会把历史事实颠倒搞乱，严重损害史学的求真性质。后人从这样的议论褒贬中去认识历史，显然不可能看到历史的真相。这种治史方法背离了历史评价的正确原则，逐渐形成了不顾历史事实而空洞议论褒贬的流弊”⑩。驰骋议论的直接后果，导致了研究者对客观历史不负责任地解释，得出的史论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台湾史学家杜维运教授指出：“史论是否属于历史解释，是一极富争论性之问题。正史上之论赞，往往能高瞩远瞻，以剖析历史；苏轼、吕祖谦等则又效纵横家言，任意雌黄史迹。……此实为纵横捭阖之论，全无历史意味。凡苏氏之史论，皆此之类，虽文字铿锵有声，史实屡被称引，而文字流于虚浮，史实全无地位，以此类史论，视之为历史解释，自极不可。”(11) 因为在历史学的解释中，历史事实是解释历史的基础。驰骋议论离开特定史实而臆度褒贬，按照主观意愿纵横捭阖，抽象地评价历代制度和历史人物，大大超出了历史解释的适度原则。
研究历史主张“据事直书”的一派，批评驰骋议论的空疏学风给历史学造成的危害，强调历史记载应当据事直书，历史研究必须求真考信。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认为，只要把历史上的善恶事迹记载和考证清楚，后人自然可以从中借鉴前人成败得失，知其善恶，明辨是非，无须研究者画蛇添足，再加议论褒贬。王鸣盛指出：“作史者宜直叙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与夺；读史者宜详考其实，不必凭意见发议论。”(12) 这是把史家记载和考证历史事实是否确切作为历史学宗旨来看待，其目的在于追求历史的真实。钱大昕认为“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13)。因为确立的主观评价标准越多，在划定事实归属上越容易出现紊乱，导致历史评论的失实。这类史家不赞成前人对历史任意褒贬的做法，主张历史学的终极目标是记载与考证历史事实的真相，发展到极端就出现近代史家傅斯年提倡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逢着的史料”，对任何材料都“存而不补”，“证而不疏”(14)，不抒发语言解释和历史哲学。这种研究历史的理念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早为20世纪后半期中外历史学的发展所证实。正如何兆武教授所说，尽管19世纪实证主义思潮“力图把历史学拉到朴素的事实的层面上来，但事实本身却并不构成其为历史学。历史本身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实证的，尽管它并不排斥自己有其实证的一方面，然而归根到底，它在其本性上并不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也不可能把自己限定在实证的范围之内。证据或史料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说话的乃是掌握了这些材料的人”(15)。因为历史的意义并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它是在史家对历史的解释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事实无穷无尽，而研究者却只能从自己的特殊视角去解释历史，不同的人解释历史或同一个人变换不同角度解释历史，就会产生不同的历史意义。对此，庞卓恒教授曾经概括和总结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让史料说话’，根据史料把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无需对史实作解释。因为任何解释都只是解释者自己的主观认识，都会损害历史的客观性。但对此持异议者却指出，史料本身不可能‘说话’，对任何史实来龙去脉的叙述都是叙事人对史实的解释。……显然由于这后一种说法更有说服力，现在还信奉前一种说法的人似乎不多了。”(16) 历史学不但需要记载和考证历史事实，更需要进一步对史实作出深入的研究。其实，任何史家的历史记载和历史考证里都包含着解释的成分，只不过其程度属于历史解释的较低层面，仅仅局限于这样的程度远远够不上历史解释的适度原则。
“驰骋议论”和“史学即史料学”两种理念和模式都没有掌握好历史解释的适度原则，无法使历史学达到完善程度。前者不注重发掘和利用原生态的史料，仅仅按照自己设定的理论框架裁剪历史，得出的结论与历史的真相必然越来越远；后者仅仅排比史料并不等于研究历史，即使原生态的史料也不能完全包容真实的历史及其意义。我认为，探究历史的原生态就是对历史的客观研究，既要发掘和利用可靠的史料记载，弄清历史的真相；也要对史实作出恰如其分地解释，重视阐发其历史意义，寻求史论结合的最佳角度，确立历史解释的适度原则。
首先，历史解释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原生态资料。所谓原生态资料，包括距离历史发生最近的原始记载和某一学说的初始形态两方面内容。前者如历代起居注、实录、档案等资料，尽管也包含着史家的取舍与解释，但其侧重点在于记载历史，因此往往被称作一手材料；后者可以说是对历史最早的研究，尽管研究者见闻亲切，但其侧重点在于解释历史，因此往往被称作二手资料。这两种形式的资料，应当成为后世历史研究最基本的依据。对于原生态资料的利用，中国历代史家都非常重视，并且不断从理论上进行总结。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撰《史记》，确立了“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17) 的史料取舍标准。因为“六经”是距离上古三代时间最近的记载，可信度较高。清代的史学家崔述鉴于“学者患不好古，尤患不辨真伪而好非古之古”(18) 的弊端，确立了以经证史则去古未远的考证信念。他发现历史研究中“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19) 的现象，时代愈后，传闻愈古，离开真实历史愈远。钱大昕也认为：“言有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已矣。”(20) 认识到后世的历史传闻不等于真实的历史。中国近代新历史考证学派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清人的见解，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学说，陈垣提出“史源学”概念，形成了更为系统和完善的历史研究方法论，为考察历史的原生态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研究历史之所以必须重视原生态资料，是因为这类资料系距离历史事件地域最近和时间最早的记载，没有或是较少经过后人附会，比较接近历史的真相。同时，研究历史还必须依据距离历史事件或典章制度最近的研究成果，而不能盲目相信后世距离历史较远的结论。因为一种学说不是突然出现的，必然有一个长期流传和不断附益的过程，只有考察其前后发展演变的脉络和轨迹，追溯其源头，才能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需要指出的是，原生态的历史资料和研究结论容易受到特定时代的局限，束缚记录者与研究者的见识；而后人则有可能摆脱这种束缚，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研究历史，得出的某些新结论反而更加客观。今天的历史研究既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原生态资料，又要充分吸收后世的正确研究成果，两者不可偏废。
其次，历史解释必须最大限度地深入原生态环境。所谓原生态环境，指历史赖以活动的舞台和发展演变的背景。历史解释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历史事实又受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所制约。要想做到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历史研究者就必须深入到原生态环境之中对史实加以解释。西方历史哲学家把这一方法称为移情体验或心灵重演，主张历史知识要成为可能，历史学家就必须用自己的情感去体验古人的情感，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历史。中国历代史家则习惯于使用“知人论世”、“设身处地”等范畴表述历史研究主体深入原生态环境。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21) 这是对知人论世方法最早的表述，后世史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所遵循。清初史家王夫之指出：“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22) 其方法与西方史家颇有相似之处。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更明确提出“论古必恕……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23)。所谓“知古人之世”，就是要充分考虑到不同时代的人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具有不同的思想与认识水平；所谓“知古人之身处”，就是要认识到由于客观环境的不同，每个人的遭遇和旨趣也不相同。因为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是人类存在的唯一方式。人类社会发展是由许多“时”与“位”的链条环节组成的，它们反过来又对历史的进程起着制约作用，历史解释必须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使解释者的主观标准与历史的客观实际相互吻合，避免因不察时代而空洞抽象地评论历史，这是历史解释深入原生态环境的基本内涵。由于特定的时代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具有很大影响，所以应当从时代所能够提供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条件着眼解释历史。如果离开历史的原生态环境，不弄清古人的言论是在什么情况下而言和针对什么而言，仅从字面理解就断章取义轻下断语，往往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背离历史解释的适度原则。
最后，历史解释必须最大限度地参照原生态标准。所谓原生态标准，是历史发生时所处环境中的价值观念与评价标准。它不仅是历史面相形成的氛围，而且是人们理解历史的途径。后世学者对历史上某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会一代一代不断进行下去，然而不同时代的学术观念和价值取向往往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截然对立，所以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同一事实会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研究历史要想得出正确结论，就必须参照历史发生时的原生态标准考察问题。中国古代史学中曾经出现过各种错误的历史解释方法，唐代的史家刘知几《史通》的《鉴识》、《探赜》诸篇对此作了剖析，指出这些错误主要表现为主观臆度、穿凿附会和凭空虚拟等几种做法，涉及到历史解释中主体与客体相互关系问题。稍后，杜佑总结出不可“将后事以酌前旨”(24) 的理论认识，反对用后世形成的历史解释标准套释古代历史。清代的史家崔述指出：“后世之儒所以论古之多谬者，无他，病在于以唐、宋之事例三代，以三代之事例上古。”(25) 批评世人往往用后世社会形成的评价体系作为解释历史的标准，不是怀疑历史事件的真实存在，就是附会演绎出虚假的历史，主张把不同时代的人物和事件置于各自所处时代，然后给予客观地评价，形成了朴素历史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建立以后，史学工作者强调历史解释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主观隔断历史的发展进程，用后世发展变化了的历史评价标准掩盖古人缺陷或者抹杀前贤功绩，应当正确认识历史的继承和发展的相互关系，确立历史主义地看待历史的思想观念，形成了科学的历史主义评价方法论。20世纪中叶，中国史学界曾经讨论过历史研究应当从实际出发还是应当从现实出发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如果就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和研究领域而言，可以从现实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密切关注现实社会对历史学提出的问题；而就历史解释标准来说，还是应当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参照原生态标准解释历史。倘若一味强调从现实出发研究历史，容易造成给古人装扮现代色彩，拔高历史，或根据现实需要苛求前人，贬抑历史的错误。当然，这并不是说后人解释历史不能在理论认识上超越前人，因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会逐步深化，后人完全可以依据新发现的史料，站在更高的认识水平上对历史作出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解释。关键是在历史解释中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要尽量避免出现完全不顾原生态标准的非历史主义错误评价方法，进一步完善历史学评价体系。
[罗炳良(1963—)，男，河北省定兴县人，历史学博士，安庆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注释：
①邹诗鹏：《学术原创的三个层面》，载《光明日报》，2005-11-01。
②安贝托·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第2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③韩震、孟鸣歧：《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第1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④乾嘉学派对考证、考据方法的具体运用请参看罗炳良：《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第308—431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⑤周建漳：《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第3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定我们认为如果路易十六不那么懒散和疏忽大意，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就是说，如果他像他的先辈路易十四或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那样恰好具有一个真诚的国民公仆的长处，革命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那么从那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就会是一个个别的历史事件……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社会变革的一种表现，这种变革即使法国处于开明君主统治下也会出现，而且确实潜移默化地在其他国家出现了，那么法国革命会成为一个比较一般的现象的一个特例，这在理论上便可以讨论了。”(参见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⑦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5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⑧胡寅：《读史管见》，明代刻本。
⑨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⑩罗炳良：《王鸣盛史论性质商榷》，载《学术研究》，2001(8)。
(11)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第16—18页，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
(1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北京，中国书店，1987。
(1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见《嘉定钱大昕全集》，第7册，第35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4)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出入史门》，第70—8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5)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序言——历史与理论》，第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6)庞卓恒：《史实·解释·规律》，载《光明日报》，2003-08-19。
(17)司马迁：《史记》，第21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19)崔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520、2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0)钱大昕：《潜研堂文集》，见《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第245页。
(21)焦循：《孟子正义》，第428页，诸子集成本。
(22)王夫之：《读通鉴论》，第9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23)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36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24)杜佑：《通典》，第8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25)崔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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