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二重性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传统论文,性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作为观念系统，必然有隐于其内并统摄其架构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精神，这种基本精神，谓之“传统”。在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深入探究中国文化（本文的“中国文化”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传统，对于理性地批判、继承、转换和超越传统，从而更好地完善文化本体建设，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传统不仅是昔日的陈迹，也是现代的影象，更必是未来的基因。
中国文化作为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如果从纵向的角度来审视，并将其与别种文化形态相比较，不得不承认它有极深邃的底蕴和极强的活力。因而，虽近现当代以降，却依然不朽，连绵不绝；但近代以来实难再度辉煌，可谓饱经忧患、度尽劫波，因而其巨大的历史惰性一再显现。这充分表明，中国文化确有其毋庸置疑的优长，但也着实存在难以否认并无法一挥即去的缺憾。而且二者并非两分状态，而是交织在一起。之所以如此，从文化相对独立性的角度来看，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隐于其内并统摄其架构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精神即传统的良莠并存。
中国文化的传统在笔者看来主要有四：即崇德尚义，贵和持中，内倾趋同，强烈的家国意识。下面分别作以简要论析。
一、崇德尚义
中国文化作为伦理型文化，有崇德尚义的传统，对德行、道义、气节最为强调。
《左传》提倡“正德、利用、厚生”，认为这是人必须重视并刻意躬行实践的“三事”〔1〕。所谓“正德”，即端正品德，这是“三事”之首。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庶民百姓，都要以此为本，修身养性。
孔子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2〕，盛赞“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的仁人志士。孟子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的高尚气节。
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异常强调义利关系，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5〕，“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6〕，“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7〕，“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8〕。
这种崇德尚义的文化传统有不可抹煞的优长。因此，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人们的道德自觉的形成，不断超越物欲的羁绊，提高精神境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它也培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不畏强暴的品格，因而每遇大敌当前，终能克敌制胜。
但必须指出，这种崇德尚义的文化传统也有其严重缺点，而且往往与优长相互掺杂，虽易解而却难分。大致说来，至少有三：
其一，偏重道德的提高，而忽视意志、力量的培养。由此导致了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沉缅于“反求诸己”、“一日三省”、听任外在道德律令的摆布，个性不得张扬却反遭压抑的文化氛围；同时也阻滞了人的潜能的挖掘、人力的发挥和对自然的改造，这在近代中国尤为突出。近代中国长期落后于西方和这种文化传统不无关系。
其二，忽视外在知识的探求。在中国文化中，“知”与“识”主要表现为对“内圣之学”、“外王之道”的“习”、“述”与体认，而这是“修身”之始基，德性淳化之阶梯。所以孔子倡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9〕。因此，在传统的儒学看来，有德无知尚可，而有知无德则绝然不行。有德无知，仍不失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10〕；而有知无德，那便是“炒沙成饭”〔11〕、“游骑无归”〔12〕了。后世国人科技意识的淡漠，无疑与此相关。
其三，贵义而贱利。尚义固然不错，但把义利加以割裂，甚至视利为恶，对趋利之心非弃绝根除而后快，如“存天理，去人欲”〔13〕，则确乎有失道义，悖于人性了。
二、贵和持中
中国文化也有贵和持中的传统，强调谐和的重要、极端之不可。
《国语》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4〕《左传》亦言“和如羹焉”，“同”“若以水济水”〔15〕。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6〕，“礼之用，和为贵”〔17〕。
孔子首倡“中庸”，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18〕，反对过与不及。后世儒家对此进一步阐扬，于是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与“和”在中国文化中又是密切联系着的。《中庸》有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9〕“中和”观念被提升到本体高度。
贵和持中的文化传统有其不可多得的积极、合理因素，因而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为中华民族实现自身谐调、人我谐调、天人谐调，对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以及民族文化整体中辩证思维的生长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由于这一贵和持中的传统，使得中国文化对于天人关系、人我关系、自身关系的阐释颇具特色、极富价值，从而为东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倍加褒扬，并或承继或予创造性转换，以服务于现代人的认知和实践。
当然，贵和持中的文化传统也有其显彰的不足，归结起来，主要表现为：
第一，偏重和谐、稳定，而忽视变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然漫长、自然经济的长期主导地位；囿于既成，不求变通的消极国民心态的熔铸；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革故鼎新的异常艰难……凡此种种，不单单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念所致，更重要的恐怕与这种道德本位的贵和持中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第二，贵和持中其主旨在于消除人欲之私，以“君子慎其独”〔20〕为最终归宿。经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发挥，使其成为心性之学的重要内容和僵死不变的教条，不仅具有本体的意义，而且成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和处理人我关系的准则。再加之道家从消极方面以“柔弱之道”和“不争之德”作为回避矛盾、摆脱纷争的处世哲学，逐渐使这一传统按此路数流变为“折中调和”、“知足常乐”、“安分守己”等保守退避的文化观念。
三、内倾趋同
中国文化还有内倾趋同的传统，倡导自省、推崇一统。
孟子宣扬“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21〕，程颢认为每个人都是“完全自足之物”〔22〕，陆象山讲“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23〕，王阳明亦言“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24〕。庄子从另一路数颂赞“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的“独有之人”〔25〕。所以，儒家总是教人自省，所谓“君子求诸己”〔26〕、“三省吾身”〔27〕等等；道家亦倡言“心斋”〔28〕、“坐忘”〔29〕；甚至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也强调“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30〕不难发现，这都是主张向内用功。
与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向来倡导信仰、观念的同步化、一致性。“礼”，意在求得社会之有序，“仁”，旨在使人伦关系达于规范。“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则从多方面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趋同、求一致的传统。
内倾趋同的文化传统有其无可否认的积极效应，它不仅大大强化了中国历史和文的延续力，而且对于中国文化在长期演进的历程中道德理性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对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自觉建构，对于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得中国文化这一古老的东方文化类型在长期演进过程中熔铸而成的思维方式有了某种跨越时空的意蕴，从而为世人所关注和重视，特别是当代西方学者，他们对这一“个性殊强”的智慧之花，惊叹不已、研修不止。
无疑，中国文化的这一传统也是良莠并存的。其不足和缺陷概而言之，有下列几点：
第一，只注重内在的自我省察，而忽视外在的追求和奋斗，并由此导致了中国文化中偏狭和畸形的知识论。具体表现为“重道轻艺”、重“形而上”的研讨，而忽视“形而下”的探求；只求诸本心，乏于对外在自然的认识和把握，甚至于贬斥之至，这方面王阳明最为典型，他的《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其一便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31〕
第二，这种内倾的传统，在流变过程中的日趋空泛和虚假，使“自省”的实际结果与原初设计如歧路亡羊，相去甚远，出现的是更多的口是心非的伪君子、“道学先生”。这一传统的负面效应直到当下仍弥漫于人们的文化观念中，并影响着社会风气。
第三，倾于求同而忽视相异，导致了中国文化中个性观念的缺失，同时也阻滞了创造思维、多元意识的发展，造成了中国文化整体上死板、僵化的格局。趋同的传统，也助长了中国文化中“崇圣”、“法古”的观念，导致了思维定势的陈陈相因。中国学术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研究方法及人伦路向，不能不说与这一传统直接相关。在此意义上说，它又是中国文化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走向现代化的巨大历史惰力。
四、强烈的家国意识
中国文化的又一传统是强烈的家国意识。其他的文化类型，也有程度不同的家国观念，但由于宗法社会组织的家国同构，比较而言，中国文化的家国意识之强烈、浓重，非其他的文化类型所能比拟，甚至提升到了本体地位。在中国文化漫长的历程中，其诸多范畴，无论是“仁”、“礼”、“智”、“信”，还是“忠”、“孝”、“节”、“义”，总体上可以说都以“家”、“国”为轴心。因而在中国文化的观念体系中，总天下之“事”，不过“家事”、“国事”而已，家不齐或齐之不当而亡、国不治或治之不力而破，一向被视为奇耻大辱。所以，对家之齐、国之治甚为关注和看重。
前面已经指出，中国文化是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农业社会及农业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家庭这一细胞，宗法社会也是以血缘关系纽带维系的家庭为依托的。而古代中国又是农业和宗法二位一体的社会，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家庭观念异乎寻常的发达。在中国文化不断发展的历程中，家庭观念又被不断扩展、幅射为家族观念、宗族观念、国家观念。由于宗法社会的缘故，在古代中国，国家者，不过是宗族的国家，家族的国家，甚至于是家庭的国家。这既是一种实在情形，又是一种极强的文化意识，不仅王侯将相以此自诩，布衣百姓也予认同。
与这种强烈的家国意识相适应，在中国文化中又生长出颇富人情韵味的乡土观念，这种乡土观念在中国文化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人们生活其中的空间在不断拓展，但这种乡土观念却经久不衰。“故土难离”、“月是故乡明”、“亲是故乡人”之说就是极好的表证。
强烈的家国意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凝结、弘扬，对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树立，对于长幼有序、团结互助等亲缘人伦关系的健康发展，以及民族凝聚力、认同感的增强，对于历史进程中区域文化的丰富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其价值不可低估。
但这一文化传统也和前述的文化传统一样，具有二重性。其不足之处在于：
第一，使封建的纲常名教与家长制在中国文化中影响久远，根深蒂固，扼制了平等观念的生长，造化了无数的封建卫道士，也使众多无辜成了这种传统观念的牺牲品。同时，它使尊官贵长积淀为普遍的文化观念，从而阻滞了民主精神的传扬。
第二，培植了中国文化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大民族主义，由此导致了个别历史时期爱国意识的畸形发展和对外来文化的盲目排拒，自尊与自大的如影相随，影响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换负载沉重，步履维艰。
第三，它有外化为宗派主义、山头意识的可能。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有繁多的帮派、朋党、复杂的裙带关系，这一文化传统及其生长出来的乡土观念的影响，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它对于中国人保守观念的滋长、自我闭锁心态的生成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背井离乡而为异地之客，这是中国人视为最大的苦事之一。因而时至今日，“老守田园”者仍比比皆是。
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作如是观，那么，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跨越以往认知的误区、拔开重重观念的迷雾，进而理性、辩证地对待中国文化传统及整体的中国文化，也就不言自明了。
注释：
〔1〕《左传·文公七年》。
〔2〕《论语·子罕》。
〔3〕〔7〕《论语·卫灵公》。
〔4〕《孟子·滕文公下》。
〔5〕〔9〕《论语·述而》。
〔6〕〔26〕《论语·里仁》。
〔8〕《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
〔10〕〔11〕〔12〕参见周德丰《略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族精神》，载《南开学报》1987年第6期。
〔13〕《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
〔14〕《国语·郑语》。
〔15〕《左传·昭公二十年》。
〔16〕《论语·子路》。
〔17〕《论语·学而》。
〔18〕《论语·雍也》。
〔19〕〔20〕《中庸》第一章。
〔21〕《孟子·尽心上》。
〔22〕《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一，1981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二程集》，第1页。
〔23〕《陆九渊集》卷三十六。
〔24〕《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25〕《庄子·在宥》。
〔27〕《论语·公冶长》。
〔28〕《庄子·人间世》。
〔29〕《庄子·大宗师》。
〔30〕《船若品》第二，《六祖法宝坛经》。
〔31〕《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