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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09)01-0019-07
一
时光倒回到30年前，我还是一个懵懂的青年。那时眼里的好文章，现在看来不免文艺腔的盘旋，也曾激动过自己的心，想起来有许多可感念的地方。历史是人的心绪的组合，以文字的方式存活着。这些文字深浅不一，每个时段都仿佛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现在，在与这些记忆相逢时，就感到了不同的灵魂的闪现，好像那个驶去的时代飘然而至了。
汉语言在20世纪遭遇了不同的命运，从文言到白话，从平民语到文人笔墨，从党八股到小布尔乔亚之文，它实际已拥有了多种可能。实用主义一直是汉语身上的重负，以致其审美的功能日趋弱化了。六七十年代，汉语的表达是贫困的，文字的许多潜力都丧失掉了。所谓新时期文学，恰是在这个贫困的时期开始的。“四人帮”垮台后，中国重新开始了梦的书写。那时还是观念的现代转型，个体意识的萌动还是后来的事情。到了80年代，文化的自觉意识在学界和文坛蔓延，随笔、杂文的风格也渐趋多样化。开始的时候，还是文字的合唱，鲜见独异的声音。一切还是被观念化的东西所包裹，后来就渐渐神采四射，有深切的词语登上舞台。最初引人关注的还只是社会问题层面的话题，个体生命的呻吟是稀少的，几年后自省式的短章才不断涌现。当时的作家沉浸在思想解放的神往里，全然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痕迹。中止“文革”时期的思路，寻找失去的年代，不乏狂欢的文字，境界较之先前已有了不同的色彩。
一个八股的时代正在隐去。蠕动的非流行的文字不时出现在各类报刊上。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转变，在此后一直是个时断时续的主题。五四风尚、明清小品、俄苏笔意、意识流、现代主义等在人们的笔端流出。世界突然五光十色了，人们知道冲出囚牢的意义。有趣的是，那时候给人们带来兴奋的不是青年，恰是那些久经风雨的老人。
我们可以举出无数名字来：巴金、冰心、曹禺、钱钟书、胡风……他们身上明显带有旧岁月的痕迹，偶尔能涌出别致的景观。这些人大多经历过个人主义精神的沐浴，后来转向国家叙事，晚年又重归个体情趣。巴金以讲真话的胆量在呼唤鲁迅的传统，冰心在预示着美文的力量，钱钟书的谈吐不乏智者的神姿。那时报刊的文章在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如唐弢、黄裳的写作把旧有的文人气吹到了文坛，他们的文字是典型的报人风骨，留有民国文人的趣味，没有被当代的文风所同化。在他们的书话、随笔里，民国的影子是随处可见的。从历史场景和国故里寻找话题，人生的体验深含在其间。孙犁的文字在晚年越发清俊，以爽目、坚毅、优美的短篇洗刷着历史的泥垢。孙氏的作品，有田野的清风，没有杂质，一切都是从心灵里流出来的。一方面有作家的敏感，另一方面则流动着学人式的厚重。他在许多地方模仿鲁迅的思路，又自成一家，给世人的影响不可小视。贾平凹、铁凝等人都从他那里获得了启示。我们从刘绍棠、从维熙等人的作品里甚至也能呼吸到类似的新风。杨绛的笔锋是锐利清俊的，她对知识阶级的入木三分的透视，乃学识与智慧的交织。那里有西洋文学的开阔与晚清文人的宁静，有时带着寒冷的感觉，有时是彻悟后的闲情，将文字变成智者的攀援。较之那些哭天喊地的文学，她的不为外界所动的神态，消解了世俗的紧张。五四时期是青年的天下，新时期却是老人尽显风姿的日子。历史像开了一个玩笑，文化的历程如果只是老人在昭显一切，那是社会的教育与生态出了问题吧？我们在回望一个民族的再造的时候，不该忘记老人群落的书写，不是“新青年”在引领艺术的风骚，而是“旧人物”展示了丰沛的土壤，在这个土壤里，中断了的五四遗产重新闪现着。
应当说，学问家的写作在这个时期是风骚俱现。季羡林、金克木、费孝通、冯至都以自己的短章让世人看到了文字的魅力。他们在自己的领域耕耘之余，放松心境地倾诉内心的情感，留下的是别类的心得。述人、谈己、阅世，渗透着生命的哲思。不都是哀怨，有时坚毅的目光照着世界，使我们在这样的文字面前感到世上还有如此宽阔的情怀，不禁欣慰。王蒙曾呼吁作家的学者化，其实就暗含着对汉语书写的灵智力的召唤。从胡风事件后，文人的书写越发失去了个体风采，学识与想象力都残缺不已。一些学贯中西的老人散出了他们的光热，长久的精神空白，由于他们的存在而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二
在老人的书写群落里，张中行与木心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们曾被久久湮没着，无人问津。可是这些边缘人的出现，给散文界的震动非同小可。80年代，张中行的作品问世，一时旋风滚动。到了2006年，木心被从海外介绍过来，引起了读者的久久打量。
张中行的思想是罗素与庄子等人的嫁接，文章沿袭周作人的风格，渐成新体。他的文字有诗人的伤感，也有史家的无奈。哲人的情思也是深埋其间的。在他的文字里，古诗文的意象，与现代人文的语境撞击着，给人沉潜的印象。他在体例上受到周作人的暗示，也自觉沿着周氏的路径前行。可是有时你能读到周作人所没有的哲思，比如爱因斯坦式的诘问、罗素式的自省，这些因素的加入，把当代散文的书写丰富化了。他的审美意识与人生哲学，有着诸多矛盾的地方。意象是取于庄子、唐诗，思想则是怀疑主义与自由意识的。在他的文本里，平民的情感与古典哲学的高贵气质，没有界限。他的独语是对无限的惶惑及有限的自觉，文化的道学化在他那里是绝迹的。也因于此，他把周氏兄弟以来的好的传统，延续了下来。
自从木心被介绍到大陆，读者与批评界的反映似乎是两个状态，前者热烈，后者平静。偶有谈论的文章，还引起一些争论。谈论的过程，是对流行思维的挑战的过程。作品的被认可，在过去多是借助了文学之外的力量，或是现实的心理需求。有时乃文学上的复古，明清的所谓回到汉唐，80年代的回到五四，都是。木心绕过了这一些。既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主义的标榜，不拍学人的马屁，自然也不附和民众的口味。在晦明之间，进行着另一个选择。东西方的语汇在一个调色板里被一体化了。他把痛感消散在对美的雕塑里，忘我的劳作把黑暗驱走了。这是一个独异的人，一个走在天地之间的狂士。类似鲁迅当年所说的过客，只不过这个过客，要通达和乐观得多，且把那么多美丽的圣物呈现给世人。有多少人欣赏自己并不重要，拓展出别一类的世界才是创造者的使命。
文学本应有另外一个生态，木心告诉了我们这种可能。白话文的时间太短，母语与域外语言的碰撞还有诸多空间。他的耕耘一直与文坛没有关系，与批评家的兴奋点没有关系。木心说的不是时代的话，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没人能说而需要说的话。文学史家对他的缄默是一个错位，不在文学史里却续写着文学史，便是他的价值。看看网络的反应，足可证矣。
汉语在流淌的精神激流里，才能闯过认知的盲点，穿越意识的极限。一些杰出的画家如吴冠中、范曾、陈丹青是同木心一样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的。这些画家偶然的写作，打破了文坛的格局，使我们瞭望到新奇的存在。散文界的杰作常常出自于非文学界的人，科学家、社会学家和画家的介入，引入的是新的景观。杨振宁、李正道都写一手好的文章，奇异的思维改写了人的记忆。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汉语的可能，远未被调换出来呢。
三
为一个多样的书写群落进行词语的概括是困难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当代文学存在着两个不可忽略的传统，即鲁迅的传统与周作人的传统。现在这个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其实这来自周作人当年的思路，我不过转用罢了。30年代，周作人认为文章存在着“载道”和“言志”两个流派。这和明代小品的重新发现大有关系。钱钟书曾对此表示异议，那是学术之争，难说谁对谁错。在我看来，“载道”与“言志”后来经由鲁迅兄弟的穿越，形成了现实性与书斋化的两种审美路向。至少在80年代，散文还在鲁迅、周作人的两个传统里盘旋，其他风格的作品还没有形成气候。鲁迅的峻急、冷酷及大爱，对许多作家影响巨大。优秀的作者几乎都受到过他的思想的辐射。邵燕祥、何满子、朱正、钱理群、赵园、王得后、林贤治都有鲁迅的风骨。这些人普遍有着受难的意识，文字是直面苦难的紧张和审视自我的痛感。邵燕祥短文有犀利的力量，毫无温吞平和的虚伪。常常让人随之心动，正切合了“无所顾忌、任意而谈”的传统，这也恰恰是鲁迅当年所欣赏的。何满子谈历史与现状，袒露着胸怀，何曾有伪态的东西？朱正严明、牧惠深切、赵园肃杀，是真的人的声音。对世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些作家的自我表达，多了批判的笔触，与其说是指向荒诞的存在，不如说也有无情的冷观自己。他们在直面社会难题时，也把自我的无奈和尴尬表现出来。只是他们中的人对西学了解有限，没能出现大的格局和气象，这是与鲁迅有别的地方。
周作人的传统在历史上被诟病，可是实际是存在这样的余脉的。其实沈从文当年就是受到周氏的影响，后来的俞平伯、江绍原走的也是这个路子。80年代后，周作人的作品重印，他的审美认同者们也被推出水面。舒芜、张中行、钟书和、邓云乡都有学识的风采与笔致的神韵。他们把金刚怒目的一面引到自然平静之中，明代文人的灵动与闲适杂于其间。个人主义在中国一直没有健康的空间，文人的表达也是隐曲与委婉的。以“说出”为目的，而非言“他人之志”为旨趣的表达，在更年轻的一代如止庵、刘绪源等人那里得到了响应。
鲁迅与周作人的传统也并非对立的两极，把两种风格融在一起也成了一种可能。一些人既喜欢鲁迅的严峻，也欣赏周作人的冲淡。在他们眼里，两个传统是并行不悖的。唐弢的文字其实就介于明暗之间；黄裳在精神深处流动着激越与闲适的意象；孙犁的小品文在两种韵味里游动，虽然他不喜欢周氏，可是这两种笔意是难以摆脱掉的。钱理群其实是赞成两个传统的互用的。他对周氏兄弟的研究无意中也影响了知识界对新文学传统的看法。刘恒、叶兆言都欣赏周氏兄弟的文采，在他们的随笔中，偶尔也有那些历史的余光闪烁吧？
其实在周氏兄弟之外，散文的样式很多。像汪曾祺这样的人，就杂取种种，有着缕缕古风，是自成一格的。他说自己的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可是意境悦目，是有逆俗的笔意的。汪氏虽参加过样板戏的创作，却没有宏大叙事的笔法，性灵的一面楚楚动人。他深谙明清笔记，喜欢古人书画，字里有柔美的东西。《梦溪笔谈》、《聊斋志异》的痕迹偶可以从此看到。他还从废名、沈从文那里受到熏染，温润而含蓄，给人暖色的慰藉。汪氏举重若轻，洒脱中是清淡之风，颇有士大夫的意味。与他同样诱人的是端木蕻良、林斤澜等。端木的晚年散文炉火纯青，不被世人看重。可是我觉得其分量不在汪氏之下。至于林斤澜，其文恍兮惚兮，有神秘的流风，吹着精神的盲点，让我们阅之如舞之蹈之，很有醉意的。他们都生在民国，受过旧式文人的训练，文字不时流出古雅的气息。“文革”的话语方式在他们这些人那里开始真正地解体了。
在这个层面上，说新时期的文学是回到五四的一次穿行，也是对的。世人也由此理解了为什么是老人承担了这一重任。那些久历沧海的人不都是暮气沉沉的过客，也有聊发少年狂的洒脱。启功的幽默，聂绀弩的狂放，贾植芳的率真，柯灵的无畏，都衔接着一个失去的年代的激情。不同的是他们带着半个余世纪的烟雨，有了更为沉重的肩负。读这些人的作品，常能感到道德文章的魅力，身上还带着旧文人的抱负。与五四那代人比还显得有些拘谨，而心是相通的。历史的磨难把一代人的锐气钝化得太久，他们的重新起飞，有着今天的青年想象不到的代价。
四
因为痛恨说教的文学，一些新面孔的书刊在30年间纷纷问世。《散文与人》、《随笔》、《美文》等杂志，引来了散文的流变。林非等人主编的散文年选使这一文体日趋通往纯粹化之路。而民间刊物《开卷》、《芳草地》、《文笔》等不断推出异样的作品。这些刊物是从颠覆僵化的文体开始引人注意的。回到自身而不是别人那里，给文坛带来诸多新姿。有眼光的杂志，从不局限于狭窄的作者群落，《散文与人》就注重译介外国的随笔，《天涯》与《读书》的问题意识是不限于几个单一的话题的。西方世界的难题也进入了写作者的视界。许多青年正是在这些译文里得到了启发，7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者更多是吸取了洋人的笔意。不过考察30年间的作家，引人注意的作者大多是经历过磨难的人，高尔泰的酣畅淋漓，张承志的清洁之气，北岛的浑厚磊落，史铁生的寂寞幽远，周国平的绵远深切，在吸引着我们的读者。这一群人在心绪上都有独特的一面，中国的历史在他们内心的投影实在是长久的。你能感到他们的痛感在肌肤间的流动，不安与奔走的快感在词语间传递着。也因为阅历的深切，他们没有沿袭僵化的制义笔法，没有将思想捆绑在别人精神的躯体上。在挣脱了八股文化的束缚后，许多人一下子就把自由的心放逐到天地之间。
从80年代开始，散文的疏朗感日趋明显。从小说里走来，从哲学里走来，从诗歌里走来，各种视角下的文体都开始登场。张承志模糊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心绪之阔大直逼圣界。他的沉郁冲荡的笔触背负着苦难里的圣火。史铁生的独语从诗情进入到天人之际的哲学之境，其寂寞的心承载着有限与无限的辩驳。余秋雨的苦旅，把学术随笔与游记结合起来，解放了小品文的套路，在荒漠的地方流出温润的历史之光。在高尔泰的心语里，画家的与史学家、哲学家的色彩都能看到，我在他的咏叹里感到了心境的苍凉。而章诒和的记人作品何其大气磅礴，所写人物常常让读者怆然泪下。她的历史语境覆盖着一个曾被虚化的世界。和她相似的还有徐晓，我在读其回忆文字时，听到了她空旷的心灵里无边的大爱，那一刻在心里对其过往的苦难感到了震撼。同样的，林贤治的回肠荡气撕毁了世人的伪饰，他内心的刚烈在词语里形成了一个气场，把人引向遥远的高度。上述诸人善写长文，有回旋往复之力。即便是民国间，这类文字也是少见的。
在这些作者身上，明显带有旧岁月里的风尘，也能看到他们苦苦地挣脱旧影的痕迹。他们已无法像鲁迅那样做当下话题的喷吐，于是转向历史与自然的言说。这种转向造成了对当下生活判断的失语，风月之谈与历史回望遂成了潮流。从文化史的角度打量生命的秘密，在一个时期成为一部分人热衷的实践。余秋雨的出现使许多人随之登上一座座时间的峰峦。地域性的大随笔层出不断，有的思想的断章是出新的。祝勇写湘西，王安忆谈上海，车前子的江南，马丽华的西藏，贾平凹的陕西，各臻其妙，谣俗的风情后是心理原型的冷观。读山川大河，田野村落，老店古庙，古人都有奇语。相思之状与惆怅之调，我们都没有忘记。但近30年来民俗学与史学新理念的出现，诱发作家从理性的层面进入历史，以免使感性的直观被幻影所囿。贾平凹的文本就提供了社会学的图景，原始思维对乡民的暗示，常能在他的作品里找到。刘亮程的乡下笔记，是过去文人从未有过的摸索，文体上的拓新是爽目的。土地与历史的关系，乃常恒的主题，文学家提供的意象，是理论家们的一个参照。在寓言与梦想里的写作，不可避免的是唯美因素的增加与直面锐气的引退。从隐喻出发，以隐语结束，也造成了文本的暧昧。而一些人的士大夫气造成了书写的分裂，悠然之间，思想的力度被各类幻影吞噬着。
有时，偶与这些文字相遇，我就想，其实我们的作家沉浸在各自的世界的时候，都自觉地舍弃精神的另一面，向着柔软的感知领域挺进。深浅不一，力有大小，而呼吸的空间似乎渐渐扩大。他们无法直面的时候，便内敛着，将自己的心贴到时光的隧道里。那些文字就是这隧道里的火光，一点点燃烧着，释放着暖意的光泽。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一方面是认知的退化，一方面是审美的挺进，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书写。
五
记得汪曾祺在谈到散文时，讲到了文体的意义。文体是个缠绕我们的作家的难题，人们普遍认识它还是80年代。被世人喜欢的散文家多有特有的文体，鲁迅、周作人、张爱玲、张中行、汪曾祺、孙犁，无不如此。当代有文体特征的作家不多，能在文字中给人以思维的快乐的人，大多是懂得精神突围的思想者。李健吾、杨绛、唐弢、王蒙、谷林、赵园、李长声在写作里贡献给人的都是新意的存在。文章之道里吹动着缕缕清风。文学的变化，一定意义是文体的演进，不能都说是进化之声，可是独特的独语是无疑的。
那些有过翻译经验的人，在写作上是有表达的自觉的。李健吾的作品不多，可是词语里是隽永的质感。法国文学的绵软多少感染了他。杨绛的随笔不动神色，西洋人的精致与东方人的顿悟在她那里形成奇俏的笔意，大的哀凉与大的欣喜都被沉淀到无有之中。李长声的短文有着日本小品的寓意，在什么地方也承袭了周作人的调子，散淡闲情里跳出的是趣味。异国语境里的中国思维，碰撞出的是绵密优雅的品格。散文在他手里成了生命中的漫步，不经意里是无边的苦思。至于周国平的深沉的歌咏，也可能是受到尼采的启发。他译介尼采时的激情，后来在自己的随笔中也有。如果不是西洋艺术关于心灵的拷问的存在，他的作品可能不会有灵与肉的紧张。那些文字的流动感似乎也是受益于域外艺术的。这使我们想起80年代人们对双语问题的讨论。在单一背景下，文字的表达是有限度的。人们对鲁迅的译介意识对其文本的辐射力的认识也是那时开始的。可是当时能在此领域给人惊喜的作家，还为数不多。
散文随笔、读书札记，是古已有之的文体，可借鉴的内容是多样的。大凡有古典文学修养的作家，在文笔上自然有厚重的地方。古典文学修养对我们的作家的影响，在今天也越发被人所注意。文体家的妙处是常常能从旧的遗存里找到呼应语。赵园的文字就有五四气与明人小品味儿。她的清纯与悲悯交织着一个远远的苦梦，唱的是知识群落的夜曲。金克木的读书札记，有印度古风与旧文人的厚实，在他的漫步里，伟岸的思想之风徐徐拂来，畅快而自由。舒芜的杂感有平仄的韵律，他知道白话文也脱不出古文的影子，所以在谈天说地时从来不忘与历史的对话。何满子、王春瑜、黄苗子、朱正也不乏明清狂士之风，常常也仗了古典文学修养的优势，他们与现实对话时，并无单薄之感，浑厚的笔力将一座座旧的堡垒击落了。
文体是精神的存在形式，不妨说也是一个人气质的外化。不同的读书记忆汇聚在一起，有了一种属于自己的亮点。40年代后，新华体横扫一切，后来是毛泽东体、样板戏体等流行于世。这些语体都有点阳刚之气，带着排山倒海之势。可是这30年发生了实质的转变，宏大叙事之外的细小的东西多了，不都是史诗的神往。当一个人开始用自己的生命感受切身地表达自身时，那文字也许是有奇力的。所以，我们的作家一点点从此摸索，回到自己的世界，尽收天下甘露，成一家之言，诚为幸事。那些久久让我们激动与悦目的篇章，使我们想起走出旧影的快慰。不再是前人的奴隶，在荒芜的地方走出自己的路，是创作者应有的使命。表达自我的渴求也是读者的渴求。感谢我们的耕耘者，为世人留下了如此丰盛的精神之宴。
六
青年的面孔构成了这些年散文写作的庞大的队伍。90年代后期，一些更年轻的作家显示了他们的写作才华。各类青年文丛就推出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作者：余杰、王开岭、摩罗、李大卫等。另一些有特色的青年人也不断推出自己的著作，祝勇、周晓枫、安妮宝贝等都开始走进读者的视野。这是无所顾忌的一代，他们中许多人在默默地写作，形成了青春的气韵，各自有不同的路向。给人深的印象是没有散文腔，天马行空地游走着。自由地阅读与自由地书写，在这一代开始可能了。
思考的快乐也未尝没有给他们大的忧患。在回眸过去的一瞬，他们无法绕过历史的一页。所以那看人的目光就有了隔代的沉静，有时甚至无端地消解历史的黑影。不过他们的承担也照样有前人的大气，未被琐碎的羁绊所囿。有时未尝没有愤怒的激流，“愤青”的称谓其实是一种舆论的责怪和默许。如果没有他们的身影，我们的文坛将是何等的单调。
在各类风格的作品行世后，青年人已有了自己的生态网络。他们不再惊奇什么，也不必去为语境焦虑。于是回到内心，真实地坦露，有趣地往返，游戏的一面也出现了。有人惊奇于安妮宝贝的独异，在这位作者的文字前，旧有的理论解释似乎失效，那个合乎青年读者口味的著作，昭示了汉语的私人功能的各种潜能。而这一切都是在网络上实现的。网络写作日趋活跃，各种博客的文体跳进文苑。它们表现了迅速性、个体性、无伪性等特点。许多媒体在其间发现了一些新人，连边远地区的青年也加入网络的大军了。
那些匿名的写手在网络上创造了许多阅读奇观。他们不在意自己的荣辱，可是文字轻风般吹来。大胆的猜测与无边的神往，使文字拥有了另一种味道。他们创造了新词语，有些表达式只有一些群落才能知晓其间的含义。也许那些文字还幼稚和简单，可是它们是从内心无伪地流出来的，新的语词已丰富了我们当下的语言，对自我经验的演绎，大胆地袒露己身，其实是新的价值理念的萌动。网络语体的层出不穷，能否影响未来也未可知。
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对这些青年的出现，不知如何解释。可是网络语言的确在颠覆那些格式化与标准化的书写。文章越来越不像文章的时候，也许会出现真的文章。只是我们还需要等待时间，在批评家未曾关注的地方，往往有文学的生长点，那也是不错的。
七
散文的世界广矣深矣，岂可以一种语体概括？人各有己，思路是不会齐一的。就我的阅读经验来说，闲适的笔触不易为之，狂狷者的笔锋更难，因为可以刺痛我们的躯体，使人不陷在自欺的麻木里苟活。在这些年所阅读的作品中，有几个人令我久久难忘。这都是些思想者类型的作家，他们的书籍是我们这个时代闪亮的灯火，给我们诸多反观自己的内省。那些灼亮的思想曾被世俗的声音掩埋着，至今也未能朗照于一切。可是他们对知识阶层的影响力，是另一类人所不及的。
王小波以小说闻世，可他的随笔惊世骇俗，智慧与幽默表述得淋漓尽致。他的文字没有做作的痕迹，是心灵的自然喷吐，上下左右，天南地北，大有鲲鹏扶摇之态。伪道学被颠覆了，帝国心态被撼动了，奴态的语言被洗刷了。他从不正襟危坐，从消解自己开始，再去消解荒唐的世间，犹如戏剧里的滑稽小丑，以嬉皮笑脸的方式亵渎神灵。王小波的语言常常是文不雅训的，似乎是坏孩子的句式，可是在嬉笑怒骂里，却有大的悲悯，那神来之笔让我们体味到非正宗语体的伟大。神圣的教条在他的目光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嘲笑。猥琐的阴郁也被奇妙之语一个个奚落着。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量的清道夫之一，其锋芒起到了思想界许多人无法起到的作用。我阅读他的文章时，常常发笑。我知道那是在笑别人，其实也在笑我们自己。这是只有在读拉伯雷这类作家的作品时才有的情状。而现在，中国也终于出现了类似的人物。只会哭天喊地、简单地愤怒的作家，在他的面前就显得无趣和乏味了。
李零是另一位值得反复阅读的人物。他的文字和王小波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在考古学和历史学方面，他有许多创见，功底是深厚的。可是他没有学院派的呆板气与模式化，心性散淡，幽默滑稽，而思绪漫漫。他的随笔都是自由的谈吐，从中国人那里找到原型的东西。比如他讲孔子与孙子，就有胡适与鲁迅那样的眼光，士大夫的那一套是没有的。文字也是清谈平和，而颇有力度。有时直逼核心，有六朝人的清脱。《花间一壶酒》、《放虎归山》等书，多是奇笔与妙笔。放浪形骸之外，有个体的无边的情怀。他是少有的得到五四真意的人。我在读他的文字时，就想起钱玄同的诙谐短章，在古今的穿梭里，依自不依他，独往于江湖，真真是有狂人之风的。我们在读这样的人的作品时，才知道知识的力量。现在有此类风骨的人，几乎不多了。
比李零稍小一点的汪晖，早期的散文很幽玄、灵动。写人与写物，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他的思想和诗意的感受是连为一体的，整个文字有哲思的气象，情感像一道激流穿梭在夜的世界，很有质感和意味。后来因为专注于理论思维，这样的随笔写得不多了。李敬泽也是个很有穿透力的思想者。他的文学批评爽朗大气，有很好的感受力，而散文也洋洋洒洒，往返于感性与理性之间，世间的冷热、人情的深浅都在缓缓流动，滋润着读者的心。与他相似的还有南帆、郜元宝、张新颖，在自己的世界里把学识与诗情笼为一身，绝没有平板的呆气。当情感渗着思考的时候，我们读出的不是简单的抒情，而是生命温润的状态。在浊流涌动的年代，不是每个文人都能激发出超俗的美质的。
我常常感动于这些思考者的文本。在普遍缺乏自省的时代，几个清醒的文人给世界留下的不仅仅是几段句式，而是睁了眼的梦想。有了这些文字，我们的生活便不再那么粗糙了吧？一百年间，中国人的书写一直被一种苦梦所纠缠，在国家、自我之间挣扎与搏击着。动荡与平静下的知识群落，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过程，视界自然就变换不已。旧的记忆被不断改写着，思想也不断被激活着，美的闪光也源源不断地流动着。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的再生的活力，是从没有丧失过的。30年间收获的，也许还不止这些。但在面对渐渐远去的历史图景时，我们的目光怎么会能凝滞？
如果上述的描述也算一种盘点的话，那么30年间杰出的散文给我留下的至少是以下几点印象：
1.文学从没有离开对现实的关注，受到读者青睐的大多是远离“瞒”与“骗”的人，直面的文学还是最鲜活的文学。
2.个体意识的萌动，才真正意义地撼动着伪道学的艺术。五四新文学的这个传统，虽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可是它对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3.智慧的召唤与趣味的滋养，是散文生长的土壤。我们现在的作家，能在此有独异贡献的人还不多见。“载道”的传统大于“言志”的传统是我们的悲哀，未来的写作照例面临着这样的突围。
4.年轻的一代已浮出水面，新锐们已显示出比父辈更热情和自我的意识。“人的文学”在他们那里开始成为可能。而对历史的惰性的跨越，如果没有对前人智慧的借鉴，也许失之简单。丰富自己依然是一条苦路。
我知道这样的归纳只是含混的一瞥，不过一孔之见。其实许多作品还没有进入我的视野里，那是目力不及的缘故。我相信30年后，人们在审视汉语的书写时，或许有另外的视角与兴奋点。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对未来除了祈福，不敢有别的猜想。
收稿日期：20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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