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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我们生活在生态危机的时代。打开报纸，打开电视，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响着生态警钟的新闻：沙尘暴、水污染、核废物倾泻、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酸雨、物种灭绝、水土流失、石油泄漏、食物中毒、铅等重金属中毒致残、森林大火……，我们生存的环境正在日益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看看我们生存的环境，我们的日常生活被噪音包围，空气中弥漫着有害生命的污染物，生活中的垃圾以淹没城市的速度堆积；现代化带给我们物质生活享受，带来了社会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破坏着生态环境，破坏着我们生活的家园。
科技的发展催化并膨胀了人类战天斗地的盲目雄心，我国在60—70年代提出的一些口号“人定胜天，敢为人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加速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行为，大片森林被砍伐，条条河流遭污染，“大炼钢铁，围海造田”等，扩大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范围和规模，创造着人类超越自然的现代神话。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今天人们开始反思，自然界真就是人类征服的对象吗？人与自然、与周围环境、与生存在地球上的万事万物的关系果真是征服、控制的关系吗？这个答案也许已经部分地隐藏在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土耳其大地震、新疆大地震、伊朗大地震、台湾大地震、日本大地震等等似乎在暗示着我们地球的愤怒，夺去数以万计生命的印度高温、欧洲高温，以及频繁发生在全球各地的洪水和台风似乎在向我们讲述着人类征服自然背后的故事。地球生态严重失衡已为人类生命延续的前景罩上了阴影。
一、传统意识的樊篱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以人类自身发展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奉为圭臬，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实质上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在此基础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产品日新月异，人类确实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成果，科学知识的不断丰富，改变了人类自原初以来对自然的敬畏与膜拜态度，人类开始肆无忌惮地、无约束地改造自然。大规模使用机器的时代，生态环境成为问题，这就和工业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农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都是通过百十年甚至数百年的积累才显现出来，极端恶性的生态后果往往是伴随着天灾人祸而来，并且也不是在所有农业文明区域普遍发生的。工业文明则不然，由于人们日渐全面、深入的认识自然规律，能够全面利用自然力达到自己当下的目的，使得工业体系所到之处立即对当地环境产生巨大影响，生态体系开始发生本质性变化。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人类只是对当地的局部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包括局部的污染和个别区域生态体系的破坏等，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生态开始发生深度裂变，大规模热带雨林的消失、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臭氧层的破坏、温室效应等导致生态环境的基本要素受到致命威胁。
我们不仅看出传统观念中，忽略了自然自身的价值，走向极端人类主义轨道上，这种个人主义对待自然只能是一种索取物质财富的态度，用追逐物欲的狭隘眼光来对待自然，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的劫掠式的开发，如果再不觉醒，一代一代下去，那么我们赖于生存的地球将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然而，地球上可供人类生活的不可再生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上可再生资源的再生率也是有限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给它造成的污染的承受力也不是无限的。我们现在多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就意味着我们的后代将要少消耗同样多的资源，我们现在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如果超过了其再生速率，就破坏了其可再生性，就意味着我们以后不能再继续开发利用它了，我们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如果超过了其可承受能力，就意味着它将遭受到永久性毁灭。
云南在生态问题上同样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历程，围海造田造成了对滇池的严重破坏，加之周边工厂污染，森林被滥伐，被称为高原明珠的滇池失去了昔日的魅力，影响着昆明后人的生活。锡都个旧，铜都东川在完成了她开采冶炼重任的今天，两大矿山面目沧桑，森林没有了，留下的是严重的自然灾害，荒山、泥石流……到处都是，痛定思痛，云南人开始反思，渴望寻求一种全新的理念，不再仅只为了满足自身短暂的欲望，而留给子孙后代毁灭性的灾难。
二、呼唤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
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使我们意识到建立生态文明，重建被工业文明体制和人类传统意识破坏的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我们改变旧的传统的文明意识，调整我们的整个思维方式，建立生态文明意识。
人类今天的觉醒是经过了漫长痛苦的经历，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保护资源，保护环境，追求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新的思维、新的生态伦理意识，这是值得庆幸的，然而要真正贯彻好这一新思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资本市场对人类的洗礼，使人类获取了许多聪明才智，同时也使人类变得更加唯利是图，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仅只是停留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要真正做到以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为前提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生态文明则需要经过不断转换观念，培育崭新的文明意识。
云南是我国西部民族边疆地区，是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后发展区域，社会发育程度和生产力水平低，生态建设滞后，总体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较低的发展层次上。其大部分地区处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交织的状态，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发育程度低；一部分山区、边疆和民族聚居区，甚至没有工业，生产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交换则以“草皮（街）为市”，养鸡为换盐，养猪为过年是典型的自然经济。从总体上看，属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地区和小康社会建设的后进地区。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云南省一方面将因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而有可能延缓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使小康社会的建设显现出更大的不平衡和多阶段、多层次性；另一方面，也使云南有可能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避免传统工业化进程中带来的畸形伤害，突破先污染，后治理的被动发展模式，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胶着期、甚至从农业文明直接过渡到生态文明的发展期，走上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实现生态文明与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云南只要在后发过程中始终保持有良好的生态条件，即拥有生态环境这一巨大的潜在生产力优势，就有可能朝着正向加速发展，实现向新型工业化道路和生态文明的跨越式发展前进。经验证明，后发地区暂时的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生态环境条件的恶化。任何后发性地区，只要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都是有可能在新的发展模式下实现由潜在生产力到现实生产力的跨越式前进，都是有机会赶上先进地区的。同时，应当看到，云南不但以往、而且现在始终经历着传统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现实破坏，即使是在最不发达的边远的单一农业文明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严重的，一些未曾开发的地区同样有因垦植和掠夺而发生严重破坏生态的问题。它说明，在农业文明的形态下，同样会造成对环境的巨大伤害。只是这种伤害，同工业化进程中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其表现和特点有所不同罢了。因此，在云南，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1、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要从基础抓起。一方面，要立足于云南各地广泛存在的生态保护的自发性基础，把生态保护的各种感知、习俗上升为自觉的思想认识和行为习惯，包括把汉族和少数民族中本来就存在的对于森林、山峦、江河、湖海、植物、动物等的自发性保护，吸纳到人与自然相互和谐关系的范畴中来，上升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要在干部群众中进行最广泛的生态知识、环境知识、人口知识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教育，诱发干部群众强烈的生态意识，使之理性化，并内化为自身的文化观念，用以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指导生产、工作。
2、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要从基层抓起。基层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第一守护神。云南各族干部群众创造了丰富的环境文化和积累了成功的生态建设经验。基层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就是要把这些环境文化和成功经验总结起来，用以教育群众并在群众中坚持下去。比如，在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藏族有“天人祥瑞”的思想、“老大当家”的做法（男女都可执掌门户，不会因子嗣性别问题而多生子女），傣族有种黑荆树为柴、轮闲耕地保护地力和自愿少生优育、男女一样（傣族妇女普遍主张生1胎或2胎）的传统，以及流行于傈僳族的“禁山期”，纳西族的“敬栎树”，彝族的“风水林”等，都是值得提倡的生态文化。此外，对于资源保护极有意义的“洗澡革命”（由城镇直至乡村的太阳能广泛利用），以及各地积极推行的“沼气池”、“节能灶”、“节能炉”（适合于栽种烤烟地区）、“生食养猪”等，对于生态环境保护都有极重要和直接的作用。据调查，云南森林资源较好的地方，在通常情况下，山区农户每天烧柴不下15公斤，一年大约要烧掉5000公斤以上的木柴，有些地方甚至只烧“花丫子柴”（即砍活树、断齐、破花、晒干再烧），而羞于捡烧古枯枝叶，致使森林资源耗损巨大。在这种情况下，在广大的农村基层，为了保护环境和资源，普遍订立了着眼于保护森林植被的各种形式的乡规民约。以上这些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观念和行之有效的做法，极易为群众所接受，在实践中能起到长远作用。
3、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要着重解决好领导干部的认识。在干部中必须形成新的发展观。很多地方环境保护流于形式，显得较被动，一旦政策松动就会有大量破坏生态环境的事件发生，这说明领导干部并没有真正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历史决定了，在相对落后的云南，一定时间内各级领导干部依然是地方经济决策甚至运作的主体，如果领导干部的生态文明意识不能牢固树立起来，在急功近利的发展方式往往可以产生巨大诱惑力的情况下，云南发展的忧患将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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