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童工公约的批准影响因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童工论文,公约论文,因素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童工数量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在很多工业化国家已经接近于零。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依然有大量的儿童从事长时间的甚至是危险的工作。童工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儿童的未来发展和福利，也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陷阱。从历史角度观察，经济增长和制度因素都能对童工的减少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虽然工业革命带来的工资水平上升和技术改善减少了工作场所的童工，但法律干预对于低技术部门的儿童保护依然非常重要。研究发现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以下时，童工劳动随着人均GDP增加而减少是一个历史性模式；但在1000美元以上时，这一负相关则变得不明显，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可能开始起到较大的作用。①贫困本身是不能认识和保护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根本原因，但并非唯一原因，制度的缺乏会进一步恶化基本权利的保护。
国际社会自20世纪开始就致力于设立国际规则，影响各国立法，规范童工行为。国际劳工组织是最早处理童工问题的组织，自1919年成立起就把童工问题作为设立劳工标准的重要方面。起初，国际劳工组织主要通过对不同部门雇佣年轻工人给予限制来实现，限制龄设置为14岁。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又通过了《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有害童工形式公约》(182号公约)，更为具体地规定了成员国在禁止和消除最有害童工形式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和应采取的措施。两部童工公约各有侧重，互为补充，构成了目前国际制度范畴内最为重要的(消除)童工制度安排。国际劳工组织还将138号和182号公约纳入核心劳工公约的范畴，赋予它们重要地位。截至2012年12月底，已有163个国家批准了138号公约，175个国家批准了182号公约，国际童工公约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国际劳工公约的批准由成员国自愿选择。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成员国在批准国际劳工公约后主要承担三项义务：报告义务、答复义务和接受调查的义务。国际劳工组织也对批准国实施三项机制：监督、技术援助和财政支持。所以一般认为国际劳工组织缺乏正式的惩罚机制，面对违反公约的行为最多只能进行道德规劝，对于公约的批准国，国际劳工组织没有强制执行力，公约的执行和监督都在自愿约束的基础上进行。这也引发了国际劳工公约批准行为存在任意性的猜测。但是如果批准真的是没有成本的行为，那我们应该看到所有的国家会在几乎同时都批准公约，而事实远非如此。为什么国家会选择批准国际童工公约？我们如何去解释国家在批准行为上的差异？这些需要更为正式的分析。
而从儿童保护的角度出发，国际童工公约的批准也有重要意义。成人可以组成特殊利益集团进行游说活动从而影响制度形成，而儿童没有这种能力。儿童本身对于自身权利保护话语能力和话语权的缺失使制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其他人权领域相比，在童工领域可能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也更需要国际制度的规范和保障。国际童工公约是儿童权利保护的重要维度，而公约的批准是国家认同国际制度的起点。因此本文以国际劳工组织的童工公约(138号和182号公约)为研究对象，利用成员国批准公约的相关数据，通过事件史的方法系统分析成员国批准童工公约的行为模式。
一、文献综述
二战后伴随大量国际条约的问世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基于条约所建立的国际制度的接纳，国际制度规范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日益扩大。相关研究证实了《儿童权利公约》和138号公约对消除童工的作用。外生制度因素对减少童工的作用不仅在历史实践中被观察到，也逐渐为研究者所证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制度对于童工的影响逐渐得到关注的同时，关于国家为什么接纳国际童工规则却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
以国际童工公约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经验研究文献十分少见，Abu Sharkh分析了138号公约的批准影响因素，发现国家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会影响公约的批准。即使我们把文献范围放宽到国际劳工公约范畴，国际劳工公约的批准研究也并不活跃。该领域最早的研究由Haas进行，他发现共产主义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有更高的批准可能。较为近期的研究文献主要有：Chau和Kanbur分析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四个核心公约的批准影响因素，发现经济因素对于公约批准没有系统影响，政治因素及伙伴效应则对公约批准有明显作用。Boockmann等在两项内容相近的研究中估计了国际劳工组织29份公约的批准原因。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公约批准模式。发达国家的公约批准主要受国内政治压力影响，而发展中国家的公约批准主要受经济成本因素影响。这些研究对国际劳工制度研究做出了推动，但与国际人权公约领域类似研究的活跃度相比，国际劳工制度并没有获得研究者应有的关注，存在很多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在童工公约领域尤为突出。因此，本文选择国际童工公约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分析国际童工公约的批准影响因素，解释国家接纳国际童工规则的行为模式，使童工问题的国际制度因素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在更广泛的国际人权公约的研究背景下，我们也期望本文能以童工公约的分析为切入点，观察联合国人权公约领域的一些既有研究结论在国际劳工公约这一相似性和相异性并存的领域是否继续适用，为现有的研究提供补充。
二、研究假设、方法和模型
(一)研究假设
目前国际制度理论研究主要分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两条路径，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理论范式。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对于国际制度的认同和接受取决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是出于成本和收益分析而采取的行动；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对国际公约的认同和遵守取决于权力因素，只有在面对压力、奖励或制裁的环境下才会得以发生；建构主义认为，国际规范同时具有管制效应和建构效应，管制效应会影响成本收益计算，而建构效应则会影响和构建国家认同，建构效应可能会使国家在某些时候不以理性主义的方式行事，可用以解释难以用传统理性主义观点解释的现象。因此，本文以三大流派对于国际规范的研究为理论背景，借鉴Hathaway和Simmons等人对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研究框架，同时考虑劳工公约与人权公约的不同特性，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研究假设。
1.批准成本更低的国家会更容易批准公约
公约会对批准国产生成本负担，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批准成本更低的国家会更容易批准公约。一般认为公约的批准成本主要有主权成本和遵约成本。主权成本是指国家因为批准公约丧失部分主权造成的主权损失，其对每个批准国都是相同的，无助于解释公约批准行为的差异，所以本文对主权成本不做控制。遵约成本是指国家因为批准公约而改变行为所造成的成本损失，国内实践与公约要求差别越大，遵约成本越高。因此，当事国会更倾向于批准公约要求与国内实践相符或相近的公约。本文的遵约成本取决于批准国的童工状况，我们预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童工较少的国家会更倾向于批准公约。但与一般人权公约不同，童工公约的批准还会有额外的经济成本。童工的减少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产生额外的福利损失。批准也会使国家面临国际劳工组织审查，使童工行为更易暴露于国际社会，童工产业可能更容易面临贸易制裁。因此，从成本角度我们预期一个童工较多和贸易开放度更高的国家会更不愿意批准公约。
批准也会产生特定的“政治成本”，如引入新的劳工立法和定期向国际劳工组织汇报等政治负担。这类成本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英美法系国家因法律体系的独立和对判例法的强调，政府引入新法律会面临额外阻力，从而使批准的“政治成本”更为明显。左翼党派通常更强调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护，会比其他党派当政更愿意批准劳工公约。而民主政体也会比独裁政体更愿意接纳国际人权规范。因此，我们引入政治制度变量、党派变量和法律制度变量来表征公约批准的政治成本。
2.对国际社会有更多依赖的国家会更愿意批准公约
现实主义的国际制度理论认为国家对于国际制度的认同和接纳取决于权力因素。虽然公约的批准是自愿的，但外部压力会影响一国的批准决定。因此，国际援助接受者、高度依赖外部世界的经济体可能会更倾向于批准公约。我们引入一个国家接受官方发展援助贷款和IMF优惠贷款的比重来表征外部压力的存在。另外，由于近年来以贸易手段推行劳工标准的观点日益流行，贸易开放变量也表征了一国可能面临的来源于贸易渠道的外在压力。
3.国家社会化的程度会提高公约的批准可能
建构主义认为，虽然权力和利益因素可以使国家接纳国际规范，但其改变的只是国家行为，而不是国家身份，一旦上述条件丧失，国家就可能会选择不受国际规范的约束。只有国家社会化后，即将国际规范内化成为自身行为后，此时国家因身份改变才会将遵约视为当然。国际规范并非通过在给定的偏好集中限制国家行为来改变国家，而是通过改变国家偏好来改变国家行为。建构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化程度受到世界文化模式的影响，一个国家“嵌入”世界文化环境程度越深，受到有关“现代化”的理念影响越大，越有可能认可国际规范。国家的社会化认同主要通过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和伙伴影响实现。本文通过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数量、所在地区的公约批准情况和与同领域公约的历史联系表征国家社会化的程度。贸易开放也具有某种建构效应，所以贸易开放变量将同时影响成本、压力和社会化，其方向难于预先确定。
(二)方法和模型
事件史分析是用来分析事件随时间推移从一个质性状态向另一个质性状态变化或转换的统计模型。一个事件被定义为在特定时间区间内状态的一次变化。而通过对于个体的追踪观察，可以获得有关个体状态在不同时间点的前瞻性信息，从而收集到个体的反应模式。由于在社会科学领域，个体由一个质性到另一个质性的转换率如何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关注的重点，因此事件史分析近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识与应用。本文选择以事件史分析方法考察国际童工公约的批准影响因素，该方法比仅使用二元因变量的Probit和Logit模型能涵盖更多信息，它不仅可以区分是否批准，而且能更进一步区分和使用何时批准的信息。在事件史模型下行为动机更强的国家不仅会选择批准公约，而且会更早地批准。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协变量对于批准久期的影响，因此无需指定批准久期的完整分布，Cox部分似然估计是一个恰当的方法。假设国家i在t－1期内没有批准公约，则国家i在t期批准公约的条件概率为：
(三)变量和数据
根据公约通过时间和数据可得性，本文中138号公约的数据期间为1973年～2010年，涉及国家142个；182号公约数据期间为1999年～2010年，涉及国家148个。因为只有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才有批准国际劳工公约的权利，所以我们的研究对象仅限于该组织成员国②。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t期(t－1期未批准)国家i的138号和182号公约的批准风险，批准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具体如下(如无另外注明，数据均来源于WDI数据库)。
1.成本变量。CL：童工值。以(100－初等学校入学率)获得③，取滞后一期值。Polity：政治制度。该变量衡量了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程度，取值在－10～10之间，值越大民主程度越高。数据来源于Polity IV数据库。leg_british：英美法系法律制度变量。法律制度为英美法系变量取值1，否则取零。Leftparty：左翼党派变量。如在时间t执政党为左翼政党变量取值1，否则取零。党派变量和法律制度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政治制度数据库。Open：贸易开放变量，以进出口总额/GDP获得，滞后一期。
2.压力变量。ODA：接受官方发展援助在GNI中所占比重。IMF：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优惠贷款在GNI中所占比重。
3.国家社会化变量。Orgnumber：国家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取滞后一期值。该变量衡量了特定国家进入全球治理结构的程度，数据来源于COW数据库。Peerreg：伙伴效应。同地区在t－1期批准公约的国家数量除以该组国家总数，组别划分标准来源于世界银行。该变量衡量了国家因所处地区环境等地缘因素带来的角色认同对于公约批准的影响。CRC和CON138：t－1期是否批准联合国CRC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的138号公约，反映了一国在相关国际公约批准上的历史行为，衡量了其为同领域国际公约的“建构”情况，批准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
4.控制变量。lrgdpper：实际人均GDP对数；ltcgdp：实际GDP对数。数据来源于Penn World Table，均滞后一期。我们希望以此控制最基本的国家特性“国家财富”和“国家规模”对批准行为的影响，我们没有充分的理论预期它们对批准行为的影响方向。最后，我们还引入了时间趋势变量以免观察结果受到时间因素的干扰。
三、主要研究结果和解释
由于在不同时点上同一行为主体的变量具有非独立性特征，因此我们使用聚类(聚类于国家)Cox模型进行了回归。表中报告的是回归系数，大于0表示提高批准可能性，小于0表示减低批准可能。
(一)138号公约
138号公约的回归结果见表1，可以发现很多变量都显示出和预期相同的方向。童工较多的国家会较晚批准公约，国家的规模(GDP)对公约的批准没有显著影响，但人均GDP高的国家公约批准可能减低，虽然该结果没有在所有的回归中均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但方向稳定。这可能是因为较富裕的国家不容易因外在压力而改变，这也和Simmons对于CRC公约的研究结论相似。随后我们引入政治变量，发现英美法系国家会显著推迟公约的批准，左翼党派虽然对批准有正向影响，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3与回归4引入了建构变量，我们发现无论是国际组织的加入、类似公约的批准，还是同地区公约批准所形成的伙伴效应，都会提高公约的批准可能。这表明参与国际制度和由此在国际社会中形成的身份认同会大大影响国家行为。而由于同地区相似的文化、宗教、政治等因素所形成的共同身份会彼此影响，地区批准率的提高会使本地区未批准的国家批准风险提高。回归5引入压力变量，ODA和IMF贷款比对于公约批准没有明显影响，表明国际童工公约的批准并未受到强迫因素的影响⑥。贸易开放变量是唯一有违比例风险假定的变量，所以我们引入了贸易开放和时间的交互项。我们发现贸易开放对公约批准的影响随时间推移显著增大。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因为开放经济更关心其国际社会声誉，也可能是因为开放经济面临更多的风险，所以会提高对社会保障和劳工保护的需求，另外伴随贸易开放输入的主流国际价值理念对于国内社会潜移默化的建构效应，也会提高对人权和劳工保护的需求。这些影响自197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的加深逐渐增强。
(二)182号公约
182号公约的回归结果见表2。与138号公约相同，贸易开放、加入国际组织数、地区伙伴效应和此前的公约批准行为对于182号公约批准有显著的正面影响⑦。与138号公约不同的是，政治制度和童工变量对于182号公约的作用很小。这可能是两部公约的不同特性所导致：182号公约针对的是最恶劣形式的童工，政治偏好差异会大大小于在一般性童工问题上的差异。童工水平对于182号公约的批准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方向为负，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显著性减低的原因可能是该变量对于公约核心内容表征性的减低⑧。
结语：研究表明，国家对国际童工公约的批准并非任意行事，批准行为背后是系统的国家特性在发挥作用。根据公约内容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行为模式。138号公约的批准受到了经济、政治因素和国际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国家会在特定的政治偏好中根据成本收益行事。182号公约规范的是对于儿童基本权利和人权违背最为严重的童工形式，国家在批准该公约时主要受到贸易开放和国际社会建构效应的影响，成本收益动机不明显。而无论是138号公约还是182号公约，贸易开放和国际环境建构的影响都很稳健。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此前的公约批准行为和本地区地缘因素形成的社会化角色认同会使国家在童工公约批准中有更强的行为动机。值得注意的是，贸易开放在国际童工公约批准上发挥了积极和稳定的作用。贸易开放对于公约批准的作用来源于多个方面，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我们暂时无法对之进行区分和观察。贸易开放对于国际劳工制度和国际制度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分析。
收稿日期：2013－05－03
注释：
①参见国际劳工大会第95届会议报告《童工劳动的终结：可望可及》(中文版)，2006年10月。
②在1973年后才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的国家以其成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的时间作为进入138号公约模型的起点，1999年后才进入国际劳工组织的国家也以其成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的时间作为进入182号公约模型的起点。
③10～14岁儿童的劳动参与率目前没有理想数据，受限于数据可得性，研究者常选用初等学校入学率等指标来表征童工水平。
④本表均进行了比例风险检验，对于没有通过的变量我们引入了时间交叉项，引入该项后比例风险假定通过。
⑤本表均进行了比例风险检验，没有违反比例风险假定。
⑥因为样本量缩减，回归5中一些变量失去了显著性。
⑦在182号公约中贸易开放变量符合比例风险假定，影响不随时间而变化。贸易开放度提高1％，公约的批准可能提高0.55％～0.70％，此影响和我们前面在138号公约中的分析大致相符。
⑧我们认为童工水平数据和最恶劣形式的童工数据应该存在较大的相关性。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衡量童工的直接数据，现在使用的是替代数据初等学校入学率，所以其对于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尤其是14岁以上的恶劣形式的童工的反映应该不理想，但遗憾的是我们目前没有其他更理想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