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高登”网站的“胶”讨论看香港青年劳工的生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劳工论文,高登论文,青年论文,网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4)04-0029-07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4.04.005 一、引言：“一周工作”的“工作传奇”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年轻人的“工作传奇”。或许应该这样说，一个传奇之所以是传奇，不是因为它有什么惊天动地，而是它别有所指——或者补偿，或者抚慰，或者讽刺，或者提醒，或者暗喻。最近，网络上就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传奇”。 作为一个在一年52个星期内换了52份不同工作的“Y一代”(Generation Y)，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阿森(Sean Aiken)，向公众表达了他对工作朴实而真诚的理想。在网络上，阿森和他的“一周工作”[1]计划已经为人们所熟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给他提供一个为期一周的工作机会，无所谓工作性质和工作地点。 这个“工作传奇”的主角是一位工商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他在大学毕业后没有顺理成章地在投资公司、银行之类的单位中找一份工作，相反他任性地让他那些对未来职业发展的诸多困惑继续发酵。阿森用52周的时间，去世界各地体验了52种不同工作，他希望藉此能发掘出自己的职业兴趣所在。当然，他的目标是更好地理解自己需要在一份职业中得到怎样的快乐，并且启发其他人去寻找他们自己的激情——雇用他的人不需为他这一周的工作支付报酬，只需要给“让贫困成为历史”(“Make Poverty History”)的慈善活动捐款，而捐款的数额完全随心。结果，阿森的这52份工作行业跨度很大，从农民到市民，从速递员到消防员，从花王到空军飞行员，他都从中去发掘这些职业的意义，或许不是每一个职位都适合阿森，但他却在工作中发掘自身的价值。 二、香港“高登”网站与“胶” 语言是我们精神的居所之一。每个时代、每个城市、每个社群都有其自身的关键词(keywords)。关键词是这个时代的浓缩，也是这个城市的彰显。也许正是“延后的青年过渡现象”和“青年在劳动市场被边缘化现象”，使香港年轻人社群当中又兴起了一个有些怪异的新潮用语：“胶”，它来自香港本土网站“高登”的网络讨论组(Discussion group)。 网络讨论组并不生产通常意义上的新闻，而是有些像报纸或电台中的大家谈栏目，把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到一起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从量子力学到猴子的睡眠习惯，可以无话不谈。患了绝症的人可以寻求互相支持，而秃顶的男人们也不妨交流生发经验。它基本上涵盖了人类的整个生存范围。总之，它允许每个人张贴自己的见解，供他人阅读。在某个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上，个人可以发帖上去，其他人也发帖予以回答。这种形式构成了多对多的“异步”通信，而不像传统媒体的一对多形式或电子邮件的一对一形式。“异步”的意思是个人可以在稍后空闲时再回答。电话和面对面谈话是同步的，而在电子公告牌上，一个人可以在发帖之后等待响应，他无法控制别人回帖的时间。 内地当下的网络讨论组，最知名的是成立于1995年的“水木清华”，代表着内地高校的网络社群文化。1998年至1999年，“西祠胡同”、“天涯社区”、“强国论坛”等先后诞生，纷纷以其特色抢夺网民。由于人气的大量汇聚，网络讨论组不断地发展与成熟起来；它们开辟了一个简单的互动沟通环境，尤其适合传播和探讨公共话题。[2] 至于香港，代表者非“高登”莫属。香港“高登”为何物?2010年，香港艺人袁弥明在杂志《号外》接受访问时指出：“做大事的男人怎会在高登打东西，你上去就代表你真的不是做大事的。”她也许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又或者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高登是毒男聚居地，也是黑暗的角落。”可是，对于高登，香港社会却存在另一个完全相反的评价：“高登才是真正的社会。什么人都有，有‘疯人’，有‘变态的人’，有好人，有坏人，现实生活中个个戴着面具，一上到高登就像是回到家中似的，原形毕露。”[3] 一个讨论区之所以风风火火，当然是因为它所释放的能量远远超过这个讨论区。门外汉以为高登是一个位于香港九龙深水埗地区的计算机商场，其实它是一个计算机信息站，于2000年1月31日由创始人吉姆博士(Dr.Jim)及一群计算机硬件高手创立，会员以信息科技界人士(IT人)占大多数，讨论主题亦集中在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方面。不过，它也会涉及很多社会话题，因为恶搞文化，如改图、改歌和最具争议的“高登起底组”，结果它一鸣惊人，成为焦点。无论是“七折港女大闹家品店事件(2009)”、“赐座男事件(2010)”，还是“潮童欺凌女童事件(2010)”，它都能抢尽眼球，弄得香港社会人尽皆知。截至2014年1月为止，高登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网上社群，其注册会员有28万之众，性别分布为男性占大多数(85％)，婚姻状况以单身为主(85％)，年龄层属“80后”的几乎有一半(48％)，“90后”的则占四分之一有多(26％)，教育程度以大专或以上为主(45％)。高登能够在网络世界中露出头角，主要是因为它的浏览量。据谷歌分析的统计，每天高登网页浏览量为600万，每天浏览网页人数为26万，而每周浏览网页人数为130万。 高登里有一种暴烈风格。在它里头，有一批愤世嫉俗但又缺乏约束的年轻网民，他们往往自以为正义而攻击其它讨论区、网志、留言板等，逐渐为传统高登会员和外人所讨厌。尤为甚者，在讨论政治民生等敏感话题时，火药味特别浓。张扬的性格，以及撩事斗非的处事作风，使高登本身迅速成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议题。2010年8月22日，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就以“网络审判”为题，大肆引用高登会员的留言，以此来说明“网络审判”的严重性。2011年2月25日，东方报业集团控告高登讨论区诽谤案件，法庭判处高登讨论区在收到投诉后8个月才撤掉相关文章，为此将承担诽谤赔偿10万元。同时，高登讨论区亦成为香港人表达意见的网上媒体，与香港电台的《城市论坛》齐名，不断被传统媒体引述报导。2012年2月，在反“双非孕妇”事件中，高登人于短短七天里便成功筹集了数十万资金作登报之用，可见高登的网上动员力量具有全香港其它论坛无法比拟的强大力量。 高登凭其次文化以及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挑战，遂形成一个与主流价值观不同的群体。“高登人”跟其他社群一样，懂得透过符号去订立界线，区分己方和他者。他们会以兄弟姐妹相称，男性会员称为“巴打”(英文单词兄弟Brother的谐音)，女性会员称为“丝打”(英文单词姐妹Sister的谐音)。“巴丝打”的称谓产生了归属意识，使他们在遇上难关时，会相互守护。高登亦有抗议的象征物(protest of symbol)：小丑之神。它具有框限(framing)的功能，将对手框限在负面、从属、次等、糟粕的位置，任人侮辱、轻蔑。在高登，一系列的表情图案所体现的“硬胶文化”，就是讽刺那些有歪常理、逻辑犯驳、内容空洞、官样文章、教条主义、阿谀奉承等劣质作风。 一切的新，无论是新价值、新标准、新视点、新典范或新组织，就必然与想当然的俗流不同。由于新挑战着旧，当它初起步之时，遂必然因为人们的陌生而引起争端。新是一种启发，但在启发里却躲藏着争端。高登的旮旮旯旯最终都被搜遍了，有指高登是“网络黑社会”、“做大事的人不会上高登”。总之，上高登的人“沆瀣一气，共同沉溺”。可是，这些评价忽视了对高登的政治解读——它提供了一些主流媒体不敢碰或不能碰的题材和观点，以及自我解析。 “胶力”、“胶问题”、“假胶”、“烦胶”、“真心胶”、“实心胶”、“黑心胶”、“胶人”等词，表明“胶”显然是高登语系中的一个关键字，它至少反映了在高登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胶”，有四方面的理解：1.逻辑问题，指那些有歪常理、逻辑犯驳的问题；2.动机问题，指那些明知故问，仅为了引起关注的阿谀奉承；3.修辞问题，指那些空洞的修辞，言不及义，说了等于没说的官样文章；4.政治正确问题，指那些教条主义，滥竽充数，陈腔滥调。 三、被边缘化的香港青年劳工 香港统计署在2011年进行了十年一次的全港性人口普查，就普查的数据对青年人口作出了全面的分析，并于2013年1月出版了主题性报告：《青年》。其中有关香港青年升学、工作、居住和婚姻的数据，从一定的侧面述说着香港青年在这十年间的变化。可惜，香港社会对有关统计数字的兴趣不大，缺乏认真的探究，结果香港媒体中处处充满如“‘啃老族’在港出现”[4]、“同住靠父母，势变‘啃老族’”[5]、“‘啃老族’现港，子女同住取代空巢好不好？”[6]等充满戏谑的字眼。 其实，香港统计署2011年人口普查中青年人口的升学、就业、居住及婚姻的资料显示，青年过渡正在出现延长的现象，而较2001年更普遍和严重。在教育程度方面，2001年的统计显示，19.5％的青年人口拥有大专或大学学历；而在2011年，拥有大专或大学学历的青年人口上升至39.3％，即接近四成的青年人中学毕业后继续升学，并没有进入劳动市场。2001年的青年男性劳动参与率是48.2％，2011年跌至40.4％；青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则由2001年的44.4％，跌至2011年的40.4％。从不断下降的青年劳动参与率可见，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延后进入职场的时间。至于居住模式方面，虽然在本地青年是否效仿西方青年的生活方式，而于完成学业后便离开父母居住这一情况有待研究，但数据的确显示，本地从未结婚而又独居的青年人口比例有下降的迹象，由2001年的1.1％减至2011年的0.9％；而从未结婚且与父母同住的，则由2001年的91.5％增至2011年的94.6％。这反映了经历由“与父母同住”到“离开父母的过渡”(housing transition)的本地青年在这十年间正在减少。最后，2001年至2011年的已婚青年人口比例亦由3.6％下降至2.0％；而从未结婚的青年人口比例，则由2001年的96.2％上升至2011年的97.9％。这不啻说明了另一个现象：在过去十年，青年的结婚年龄正在延后。综合以上三组数据，无论是由学校到工作的过渡(school-to-work transition)，或是由“与父母同住”到“离开父母的过渡”(housing transition)，还是由原生家庭到组织自己的家庭的过渡(domestic transition)，在香港的青年人口中，都一致地出现延后的青年过渡现象(extending youth transition)。 另一个关于青年在劳动市场被边缘化的指标，是青年入息中位数①。首先，香港的青年入息中位数远低于整体入息中位数：2001年，青年入息中位数是整体入息中位数的72.7％，而2011年则只有66.7％。还有，2011年整体入息中位数是港币(下同)12，000元，比2001年的11，000元增加了9.1％，但2001年和2011年的青年入息中位数却仍然是8，000元。若再将青年入息中位数依年龄和性别细分，更见青年就业情况的倒退。2001年，15~19岁的青年男性或女性的入息中位数是6，000元；2011年，15~19岁的青年男性的入息中位数下跌至5，000元，等于整体入息中位数的41.7％；同一年龄层的女性的入息中位数更只有4，000元，仅是整体入息中位数的33.3％。若贫穷线以全港入息中位数的50％计算，则至少半数15~19岁的青年处于在职贫穷(见表1)。最后，同样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的非从事经济活动的青年人口(不包括学生及料理家务者)是5.2％，而2011年则是7.2％，统计数字一面显示非在学/在职的青年人口增多，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则反映了青年从学校过渡至工作的断裂和龈龊。[7] 四、新资本主义文化下青年劳工的生存本质 (一)弹性、胶化和碎片化的工作场域 森尼特(Richard Sennett)在分析“胶”的时候告诉我们，“胶”与新资本主义的转变及对人格的侵蚀(corrosion of character)有关。在传统社会中，即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期至60年代——当时社会以福特式泰勒制度的大规模生产主导。那些国家虽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收入大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工人阶级相对能与资本家分享较平等的权力，因此工厂对工人虽然仍是一种“铁笼”，即活在行政官僚体系下缺乏生活自主性，但个人及家庭的收入和生活较为稳定，这种社会的时间模式趋向线性，工人可在同一间厂或以同一份职业终老；而社会尚可体现一种相对互惠的关系，投入工作基本上可以换取相应的尊重与回报[8]。这时期的生产积累模式可称为“福特主义”[9]、“垄断资本主义”[10]或“去组织化的资本主义(Disorganized Capitalism)”[11]。 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开始进入“弹性资本主义”[12]、“后福特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阶段。这种新的经济制度，基于全球市场的竞争压力，生产模式日趋专门化、弹性化。因为资本变得无耐性(impatient capital)，需要将短期利益最大化，着重速度、拒绝常规，不同于旧生产的长时间固定投资；企业组织透过重构及裁员精简人手，令短线股价上涨。为了对抗旧社会的官僚化体系，企业愈益要求工人不“墨守”规则、程序，这被认为可带来更大的自由，于是企业更鼓励工人冒险、放弃耐性而增加弹性。容许资本有更大弹性、自由的社会，其失业问题变得不明显，但不平等却较旧社会大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