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院系统为何 “热衷 ”搞智库研究与智库评价
李 刚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智库研究和评价方面有个有趣的现象，除了南京大学和光明日报社之外，都是社会科学院系统的。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据了解，2018年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也会发布一个智库的专题评估报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社会科学院系统为什么“热衷”做智库的评价报告，这是简单的一种跟风，还是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社会科学院系统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进入21世纪以后，有一段时间比较低落，找不到明确的定位。在学术研究上，很多方面社科院比不过高校；在决策研究上，也比不上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室。怎么办呢？上海社会科学院早在2005年就很明确，决定要办智库。但是智库到底是什么？运营规律是什么？它的特征是什么？它发展路径是什么？这都是建设现代智库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社会科学院系统做智库研究和评价的出发点肯定不仅仅是为了抓话语权，而是要弄清楚自己是谁，自己往哪里走。目前的几大智库评价，每一份研究报告，都有它独特的价值、个性和创造性。所以，并不是有人做了，其他人就不能做了，应该是多元化的，最终要把社会科学院系统办新型智库的规律把握住。
社会科学院向现代智库转变，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自我认知、自我认同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很多问题就没法解决，这里面存在一个重新定位的问题。既然定位为现代智库，增量部分好办，增量部分做智库。但是不要忘记，社科院有很大的存量。存量的这些研究方向、研究人员、研究机构怎么办？如果说我们已经明确认同中国的社会科学院体系要向现代智库转变，如果转型成功，中国的社会科学院系统肯定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乃至全世界现代智库的一种独特的、极具特色的板块，对现代智库理论与实践的贡献都是世界性的。
社科院转型智库的实现路径，最重要的抓手就是建立现代智库组织。作为现代智库组织的社科院应该和全世界的智库有大致相类似的地方。比如说全世界的智库几乎都很重视研究政策咨询方面的研究，他们都很重视传播、运营和发展。
易太太是在自己家里，没穿她那件一口钟，也仍旧“坐如钟”，发福了，她跟佳芝是两年前在香港认识的。那时候夫妇俩跟着汪精卫从重庆出来，在香港耽搁了些时。跟汪精卫的人，曾仲鸣已经在河内被暗杀了，所以在香港都深居简出。
智库本身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中心，需要有研究室，有办公室，这样我们的智库专家才能够建立自己的课题组。另外，智库研究员要坐班，需要到研究室和同事交流。只坐在自己家的书房，那不是智库专家。对于现代智库来说，无论是建筑，还是它内部机构的设置，都服务于现代智库形态的组织要求。这一点，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就做了很多探索，利用“创新工程”等抓手，很大程度改善了内部组织形态。另外，社科院体系还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智库单轮驱动，还是纯粹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双轮驱动。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显然双轮驱动更适合现在的环境。因为社科院体系的存量资产中有很多的特色研究、特色团队，有很多做纯学术的大专家。对于这种深厚积累的存量资产，虽然跟决策研究关系不大，社科院还依然要保持，要把它做大做强。现代智库虽然也做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但这是与战略研究、对策研究密切相关的，前者服务于后者。很多社科院都在提双轮驱动战略，但是不要忘记，双轮驱动的前提是两个轮子是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两个轮子，甚至反向而行的两个轮子，就起不到驱动的作用，会把不同方向的力互相抵消，整个车原地打滑和空转。凡是提双轮驱动发展战略，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因此，社科院要做大做强优质存量资产，一定要考虑存量优质资产如何变现的问题。例如，四川省社会科院的神话学很有名，要把这个优质存量资产变现，要把它向智库型的方向演化，把这个产业链拉长，做各种各样的特色小镇和文化创意都可考虑神话学作为支撑。现在的儿童读物很多都是西方的，来自我们中国神话的读物内容还很少，智库范式的神话学研究要考虑这个问题，这关系到中国文化及文化发展安全。
朝敏很无奈，她无法改变周暄的江湖痞气，只能尽量少跟他一起出去，有些事情眼不见为净，不知道心里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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