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述评
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的分支或流派，如果以1986年10月在南开大学举行的首届研讨会为标志的话，至今已正式开展了10个年头。从首届研讨会学者们就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进行热烈讨论起，便体现出诸说并存、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精神，此后不断有关于学科理论的文章问世，进行学术商榷，这10年是理论探索的10年；经过众多学者采用不同方法对不同学术问题进行探讨，形成各种学术风格，诞生了一批学术论著，这10年也是具体课题研究葋得突出成绩的10年。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10年历程，有助于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从而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史”是什么，理解社会史理论研讨中的不同意见。为此，笔者草成此文。
一、社会生活研究：还历史以血肉
谈到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不能不涉及从50年代到70年代30年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的特点，也不能不涉及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众所周知，社会大论战起因于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和中国国内为此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争论，由此涉及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论战讨论的主要问题：“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二是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问题；三是所谓‘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历史断限和特征问题；四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问题；最后又从历史回到现实，认识近代中国是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问题”[①a]。由此可知，论战讨论的“社会史”，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的问题，属于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因在中国学术界取得支配地位而迅速普及，当年在社会史论战中成长起来的史学家，成为史学界的领导，中国的历史研究沿着当年社会史大论战的轨迹继续发展。自50年代起，史学研究的重心有“五朵金花”之说，即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其中后四个问题均同社会史有关，分期、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由如何认识社会性质引发的，农民战争是印证中国革命道路和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真正动力”而成为显学的。此外，史学界还进行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以求得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特征的认识。上述研究中，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越来越受重视，同时阶级斗争的观点不断被强化，特别是“文革”10年中，中国历史几乎成为一部阶级斗争史，历史学被强烈地政治化。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学术重心和特征，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新中国历史研究的根本特征是优先考虑社会史和经济史。”他充分肯定通过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和社会——经济研究方法可以获得新的丰富的认识能力，但也看到了5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敏锐地指出：“在某个时期提供了促进力量和鼓舞的思想在另一个时期却可能转化为教条。”[①b]总之，社会史是50年代至70年代3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
那么，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研究的理论模式是什么呢？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在30年代发表的《社会史导论》中说：“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中，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构成，是一个先决的课题。”1986年他在自己文集的《自序》中又就社会史研究先从经济学入手问题指出：“‘社会发展的一般构成’即指社会经济形态”。他认为：“研究历史，首先要知道生产方式，根据生产方式来划分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性质。”[②b]他总结自己的社会史研究是探讨社会形态发展史。侯外庐的概括，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特征，首先在于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变迁的发展史，也就是说，带有强烈的宏观社会史和通史的特点。
为了更准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理论，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概括，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c]所以，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史即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我们知道，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具有经济社会史的特征。前引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给人们留下了尚需解释的余地；一是人的生活可以是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广义的社会生活，也有与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并列的狭义“社会生活”；二是与生产方式并存的应该还有生活方式，它由于社会生活有广义、狭义之分而同样可分别为广义的生活方式和狭义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制约着生活方式。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没有对具体“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的系统论述。如此说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主要表现在广义的宏观社会史方面，所建构的宏观社会历史的理论模式，是一种“骨架”的社会史，它还需要补充作为“血肉”的狭义社会生活、生活方式的内容，而这方面恰恰是中国理论界长期忽视的。
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这种重新思考的大历史背景是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思想解放，其动力主要来自史学界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对史学理论方法的反思、由于现实生活方式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理论的探讨、国外社会史理论传入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重建的三方互动。为了说明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我们侧重从这三方面的特点分别试作说明。
首先，就中国历史研究的主流而言，多数学者从历史实际出发，感到史学研究应该补充由于既往研究的理论模式而丧失的历史内容。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领域是政治、经济、思想三大块，学术重心是阶级斗争史，农战史被过分抬高了。当历史学被极端歪曲的时候，也就容易使人看到它存在的问题了。冯尔康先生谈到他倡导社会史研究的由来时说：“十年动乱之后，我最感到不满意的，是历史学界讲政治史（农民战争史）的现象，我觉得它不能涵盖历史的主要方面，把历史搞得像个小瘪三。……想到（历史上）人们的衣食住行、婚嫁丧葬、文体娱乐、岁时节日的风俗，必定影响历史的进程，……我的同事也对历史研究状况表示不满，70、80年代之交提倡研究阶级关系史，以代替简单化、教条化的阶级斗争史。我在搞了一段阶级关系史之后，认为还应当深入到等级关系史中，要研究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结构。”[②c]80年代初，史学界感到对封建社会的认识不仅要了解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而且要对地主、农民及其社会集团内部结构及生活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于是，《历史研究》杂志社、南开大学历史系以及云南大学历史系、天津师大历史系等单位，分别于1983年8月和1985年5月召开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这样就突破了阶级斗争是剖析封建社会唯一方法的认识，把认识社会的目标指向多种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民众生活。田居俭先生在为会议论文集所作序言《略论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变迁》一文中提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完成了“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阶段，而当前则应该把史学研究继续推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阶段，也就是“从以往的中国通史研究格局中解脱出来，从流行半个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史著框架中解脱出来，高屋建瓴，穷目局部，从事各式各样专史和专题研究，特别是那些过去很少有人问津的鼎足之下的边缘地带或空白区域的研究，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比如，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可以撰写一部尽收衣食住行、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风俗礼仪于笔端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也可以分别撰写中国古代衣冠、饮食、房舍、舟车、婚姻、家庭、丧葬、祭祀，朝聘、庆典等若干专题史。“因为生活方式是构成社会具体而重要的因素，它的演变，综合地体现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研究生活方式，有助于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①d]。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抽象”层次的宏观社会形态史研究成绩的基础上，倡导开展“具体”层次的生活方式的研究。
1985年9月，冯尔康先生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学生开设了“中国古代社会史”选修课，讲稿的《绪论》部分以《开展社会史的研究》为题发表。他在文中提出：“恢复、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已是当今史学界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认为“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立体的史学，形象化的史学，科学的史学”。试图以“血肉”的历史充实由阶级斗争建立起的“骨架”的历史。此后，他又提出：“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②d]。冯尔康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框架和成果，还体现在与笔者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鉴于50年代以前对中国社会群体、社会生活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冯尔康主持编撰了《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清理了自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以来的社会史研究史。
在1986年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上，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学者们的认识不尽一致，对社会生活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一般都把社会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将目光投向社会的主体——人民大众。如历史研究编辑部宋德金先生出版了《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了198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十卷本断代史丛书的撰写，并于1987年6月召开了专门会议，就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概念、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进行了讨论。该套丛书目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两卷，即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1994年版）、史卫民的《元代社会生活史》（1996年版）。
其次，学术界对建构生活方式理论做了努力。“文革”的结束，标志着“四人帮”极端专制主义的告终，随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进程，人民群众在生活领域极大地增加了自由度，经济形势的好转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现实生活促进了人们对“生活”的新认识，生活方式在人的社会活动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学者也开始在理论上思考它。1986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玉波等所著《生活方式》一书，作者在《导言》中说：“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和整个社会，对生活方式问题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人们对此往往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是的，无疑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直接原因。但是根源不仅如此，更加深刻的原因在于，‘四人帮’垮台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应该而且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这样，自然而然地就把怎样生活——生活方式问题当成了思考的目标和探索的一个兴奋点。不言而喻，在‘四人帮’搞封建专制那一套的年代，人们连起码的一点生活自由（如养花、钓鱼……）都没有，生活方式问题又有什么好考虑的呢？又怎么会提到理论研究的日程上来呢？”这段话反映了现实生活对生活方式理论的呼唤。
学术界对生活方式理论的注意，来自思想敏锐的哲学界，他们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这里仅举数例，以见一斑。比如1984年12月3日《光明日报》哲学版发表了钟国兴《生活方式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结果，生活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加以重视”。该文引起讨论，如黄绍辉著文《生活方式属于社会存在吗？》[①e]与钟文商榷；姚永杭也以《马克思主义与生活方式研究》为题，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生活方式的论述，为研究生活方式留下了广阔的天地[②e]。哲学界的这些探讨，共同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方式的同时，也重视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是亟需深入研究的领域。
哲学界对生活方式的探讨也影响到史学界，特别是从事哲学研究的王玉波先生还将生活方式理论引入了史学研究。1984年5月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要重视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读吕思勉史著有感》一文，重提历史学家吕思勉对社会生活的重视，呼吁人们开展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接着他在《为社会史正名》一文中，把社会史和社会发展史区别开，认为“社会史是以人的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为基本内容”，“社会史可以说就是生活方式演进史”，而把社会发展史作为哲学范畴[①f]。
再次，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界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人口学等学科相继恢复，国外社会科学的著作和动态被大量介绍到国内，开阔了历史学者的理论视野。史学研究者更加认识到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开展历史研究的必要，尤其是社会学对社会史研究的借鉴作用非常明显。前面提到的几位学者都曾从社会学和国外史学界的研究吸取了营养。乔志强先生则借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框架倡导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一文中，提出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职能[②f]，并以此框架主编了《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新时期最早系统译介国外社会史学的学者大约是彭卫，同时他也倡导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并从理论和方法上都做了较好的阐述[③f]。彭卫所著《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就是一部运用新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著作。蔡少卿先生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翻译了国外社会史研究的众多重要论文，他还同孙江参照国外学者关于社会史的内涵的观点著文，认为社会史主要应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其广义定义是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其狭义定义可以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时普通人的经历。并指出：“由于社会的日常生活与经济状况、政治活动的密切关系，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人们有理由对其予以较多的关注。”[④f]在蔡少卿、乔志强先生的社会史定义中，社会生活也占有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尽管学者们对社会史的理解和表述不同，但由于学术大背景相同，所以都把普通群众的社会生活、生活方式作为社会史的主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主流是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史。
二、社会文化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具有经济社会史的特征。5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史和农战史研究盛行，在揭示普通人民大众的经济生活方面取得不少成绩，但反映普通民众精神生活的著述甚少，历史研究需要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揭示社会的精神面貌。关于此点，1985年李侃、田居俭先生向第十六届国际历史大会提交的《近五年（1980—1984）中国历史学概述》中写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又一个新气象。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的兴趣从过去的考订个别史实和叙述王朝兴亡以及政治事件转向社会经济的研究，这在对历史作唯物主义的理解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相对而言，历史学中的文化领域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这种现象，近年来开始有了变化。首先是一些古代区域性的文化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而另一些长期致力于断代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们，也开始注意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成就。”[①g]文化史的研究从1984年起进入高潮。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文化学的理论，而文化学是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基础上，理论性总结文化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科。学者认为，文化人类学是研究包括物质性、制度性和观念性文化在内的人类大众文化——生活方式的科学[②g]。因此，文化史的研究必然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收入视野，探讨作为人民大众文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一般分类中的制度文化，亦即社会文化，是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正是新时期社会史主要探讨的领域。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深入必然引发对社会史的探讨。
关于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关系，刘志琴先生多有论述。她在《复兴社会史三议》中认为，社会史的复兴，是以文化史为前导，或者说文化史的发展必须要在社会史领域内深入。在《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一文中指出：“社会史从一诞生，就与社会学、民俗学同根相连，互有补充。可以说回溯社会生活和民俗的历史，也就是进入社会史的领域。”“文化史热的发展必将召唤社会史的复兴，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这是观念变革最能动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总趋势。”赋予社会史以重要的文化使命。她又在《从社会史领域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个性》中提出：“伦理价值通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作用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成为群体无意识的自发意识，这样的文化才真正具有在各种波澜曲折中得到稳定传承的内在机制。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个性。”[①h]事实上，文化史的研究有一个从研究文化生活、文化成就向社会生活转移的过程，或者说文化史研究的全方位整体探讨，必然会涉及社会史的研究。
基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交叉关系，自然产生了互相结合的社会文化史。李长莉于1990年发表了《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新角度》一文，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作了分类，引入文化学的观点，将社会文化作为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鼎足而立的领域，认为社会文化史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从探讨人类社会生活来说，它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重合的，均探讨社会组织、制度、教育、法律、风俗习惯、文化传播方式、娱乐消闲方式等内容。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也有区别，前者更注重社会结构和运动的客观性，而后者则主要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的是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后面的精神因素[②h]。为了推进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于1992年联合《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举行了一次“社会文化史研讨会”，该室正在编写《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③h]。
处于社会史与文化史交叉部分，属于社会文化范畴的还有风俗史。风俗史主要研究社会风尚和生活习惯，与风俗史近似的说法是民俗史、礼俗史等，这方面的研究本世纪初曾被重视过；80年代中期，在民俗学重建的影响下，与文化史大约同时再掀研究热潮。严昌洪、林牧、姚伟钧先后撰写专文提倡风俗史研究[④h]，其中严昌洪认为：“各个时代的社会风俗，作为社会意识诸形态的一种，就像一面镜子，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风貌。”并将所从事的风俗史研究领域定名为“社会风俗史”，出版了《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二书。风俗的研究受到普遍关注，有数种丛书问世，如林牧、韩养民先后任主编的《中国风俗丛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从1986年起分批出版，该丛书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古代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5年一次性推出《中国社会民俗丛书》十种。此外，反映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丛书还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发行的《江湖文化丛书》，第一批已出版5本书，其中陈宝良的《中国流氓史》（1993年版）颇见功力。
社会文化研究的兴起，若从中国历史学研究重心的角度考察，也可以视为从社会经济史向社会文化史的转移。即由过分重视经济变为经济、文化并重，而在新时期，社会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学术潮流。这种转移在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镇厦门大学表现得比较明显，傅衣凌先生治社会经济史的方法之一是从经济史角度剖析社会，从社会史角度研究经济，而他在80年代培养的学生，则逐渐转向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如先前研究赋役制度的陈支平，近著有《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与李少明合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郑振满先前研究福建乡族经济，博士论文则为《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并从家族组织的研究进一步转向民间宗教等；1993年他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者丁荷生共同主持，成立了“兴化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他从1989年起还参加了美国鲁斯基金会资助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武雅士教授与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庄英章教授主持的“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将出版12册的资料集。类似的“转移”在不少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身上都有程度不同的发生。
揭示社会精神面貌、认识社会特质的社会文化研究，必然要以集体现象的无意识本质为研究课题，探讨人类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静态文化结构，涉及到文化人类学。关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著名人类学家李维·史陀（即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二者均以社会生活为研究的主题，以对人类更深刻的了解为共同的目标，在方法上除了各种研究技巧比率有所差异外，大致上也是相同的。”[①i]因此，社会史应当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从事跨学科研究[②i]。在我国有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已有一些学者借鉴人类学方法从事华南社会史的研究。
三、区域社会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
从空间上，以地理、行政区、市场等标准划分地区单位，将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内作综合的历史探讨，这是区域史研究的方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来说，是将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反思以往过分重视宏观社会形态史、忽略历史地理空间因素之际，受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刺激，区域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地方史志的编纂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中与国史、家史并重，具有古老的传统。80年代“科学春天”到来之时，各省市纷纷成立或重建社会科学院，并成立历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本地区的历史，他们和地方史志研究者构成了地方史的研究队伍，地方史的研究在向区域史研究方向转化[①j]。区域史与叙述一地历史的地方史有所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区域史属社会史的分支，研究对象是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探讨其经济结构的变化，该地区的阶级、阶层、社团、秘密会社、市民运动、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社会风貌、民俗、中外文明交汇和冲突以及城市化（包括市政、交通、文教兴革等问题）”[②j]。
区域社会经济史在80年代以前已有学者研究，傅衣凌教授就特别注意地域性、细部研究和比较研究，对福建、徽州及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史多有探讨，形成了重视社会调查和使用民间文献，强调借助历史学之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学术风格，而要解决的基本课题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问题。80年代初，此前已对徽州有相当研究的叶显恩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表现出较强的区域社会史特色。由于社会经济史自50年代之后一直比较受重视，80年代初国家制定“六五”、“七五”社会科学规划时，把开展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作为重点方向，涉及的主要区域有广东、福建、苏松杭嘉湖、西北，区域社会经济史在获准项目中占有很大比重。在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还有1987年在广州举行的“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暨第四届清史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叶显恩主编的《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为区域社会史（及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八五”期间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的区域研究已由社会经济史向社会史转移，重要的项目有华北和华南的农村社会研究，社会史的研究取向是明显的。如广州的学者先后承担“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和“近代华南农村社会”的项目，两项课题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探讨16世纪以后珠江三角洲的社会历史变迁。“九五”规划更把区域社会比较列为课题指南的重点，是典型的区域社会史题目。
区域文化的研究，是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不少大的区域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文化特色，区域文化曾是考古学、民族学较多关照的视角，新时期的区域文化研究则更向着整体化的方向发展。区域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探讨，为特定区域整体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区域社会研究提供了相关成果。
区域社会研究的开展，还同借鉴国外区域研究和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方法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有一定关系。国外区域史研究中，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勒曾创立中地理论，认为以城市和市镇为中心，向周围地区提供服务，形成一个区域内的中地体系。从该理论还发展出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区域系统分析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区域研究中极具影响力。施坚雅的三级市场理论是以中国乡村为基础的，他将清代以来中国区域社会划分成九大巨区。这些均为中国区域社会研究提供了理论模式。80年代，这些理论被介绍进中国，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有一定的启发、借鉴作用。如赵世瑜尝试以中地学说概括庙会发展规律[①k]，从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中，可以看到施坚雅理论的影响。8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社会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田野调查引起较多学者的重视，最明显地体现在对华南社会史的研究上。这种借鉴还伴随着大陆学者与海外学者交流、合作进行，特别是与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一起开展社会历史学的田野调查，进行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从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中国学者注意到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阐释学的理论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如陈春声强调小社区的研究和田野调查[②k]。郑振满也和美国、加拿大及台港地区学者多次合作，将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结合，把人类学理论置于历史过程中检视，对人类学“祭祀圈”重新探讨[③k]。中国社会史学会1994年西安年会和1996年重庆年会将区域社会及其比较研究作为会议主题讨论，以推动区域社会史研究。四川、闽粤地区之外，徽州、长江三角洲江西以及华北等地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也有一定的进展。
新时期区域社会研究中，对于市镇的探讨引人注目。80年代前，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市镇曾受到关注，80年代的市镇问题则在新形势下被重新提出。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呼吁开展小城镇研究以适应现代化。历史学的市镇研究除了重视传统的经济问题外，也把视野扩展到整体探讨，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代表作是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除了特定地区的研究外，断代性市镇研究则有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小城镇研究也引起日本学者的关注，名古屋大学历史学教授森正夫在中国学者协助下，同该校地理学者合作，出版了《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城市研究也取得很大成绩。随着现代化建设中的城市建设、城市文明发展和城市化的需要以及史学自身的变革，城市研究深受人们重视。传统的城市史是作为地方史存在的，往往把地方历史作为通史的缩影处理，强调重大事件和政治、经济。新的城市史研究强调城市的特点，把城市作为整体的特殊区域来探讨它的结构与功能，注重城市人群。在古代城市研究方面，传统视角主要在考古发掘、历史地理、地方史方面。80年代以来，随着古都研究和城市经济的探讨，城市研究呈现出活跃的势头。城市研究方法从城市位置考订、设计规划、类型区别发展到对城市诸方面进行综合探讨，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城市社会已引起学者注意，城市管理、市民构成、市民运动、行会组织、城乡关系、城市风俗与文化的研究有了一定开展[①l]。周宝珠的《宋代开封研究》是古代城市研究的重要著作。在近代城市方面，国家“七五”社会科学规划中把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列为重点项目，有力推动了近代城市研究的开展。自1988年以来，以上述城市为主要举办单位，召开了若干次城市史讨论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还于1988年创办了《城市史研究》刊物，主要发表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论文。以上述城市为中心的近代城市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四个城市的课题已相继完成。如同城市学在国外常常列入社会学、城市史列入社会史一样，新的近代城市研究更加体现出社会史的色彩，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社会主体，把城市化视为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广泛社会运动过程。刘海岩在清理了城市研究的学术史后指出：“城市史应当把城市的行为和城市环境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中心，既要研究城市的行为方式，又要研究城市环境的形成和结构，以及城市人的行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②l]并认为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发展趋向是近代区域城市研究、近代城市社会研究、近代不同类型的城市研究以及近代城市的比较研究。后两者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强调类型学和比较的重要性；而前两者是从研究内容上讲的，重视的是区域和社会，反映出强化社会史研究的趋势，它说明了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特征的一个侧面。
区域社会史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已有所涉及，在70年代的欧美学术界发展到兴盛时期。一些大学甚至设立区域研究系，提倡区域研究，目的是综合各种研究法，以实现社会科学的科际整合；通过不同学科学者通力合作，培养具有新问题意识的学生。在日本，战后中国史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刻影响，历史演进中的发展阶段论和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学说盛行。1981年森正夫提出了地域社会论，指出把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认为人们在共同秩序下，由共同领导人领导被整合的地域场所是地域社会[③l]。地域社会论提出后代替“乡绅论”成为明清史研究的主流，并对中国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区域社会研究流行较晚，但已成为国际区域历史学研究的一部分。
四、社会史理论的三个讨论问题
10年来，国内就社会史学科建设而发表的文章至少有60篇，此外尚有20余篇会议综述多少涉及这一问题。在有关社会史学科建设的论述中，存在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笔者试在总结当代社会史研究特征的基础上，略陈己见。
第一个分歧，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抑或通史。自1986年倡导社会史研究以来，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史主要以社会生活、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是历史学的专史或分支，也认为它与其它学科在研究内容上有局部重叠，又是具有边缘、交叉性质的学科。但是也有些学者认为社会史不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而是通史，是综合史。陈旭麓指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所注重的是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由此延伸出来的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种种人际关系都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就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观察和分析的入口是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三方面[①m]。张静如则认为：“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的部分，是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的学科。社会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是动态的具有复杂相互关系的人群结构。研究社会，必须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考察社会组织、社会阶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等。总之，研究社会，就要研究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生活诸方面。所以研究社会史，也就是研究社会生活诸方面之史的演化和变革。这样，社会史的对象，应该说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其研究范围极为广泛。”[②m]不难看出，陈旭麓、张静如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模式，但是又加上了社会生活、社会意识以及把阶级关系扩展为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他们的看法直接体现在自己的著作中。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在纵向论述中国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融进了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说明。而张静如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分为社会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社会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社会意识8章，可以看出，与传统历史构架相比，前4章是原有的，后4章则是近10年人们强调的新领域，大体属于狭义的社会史范围。因此我认为，专史与通史的分歧之点，如果从研究对象考察，其实并无实质性分歧，专史说不过是强调在社会形态骨架外研究其“血肉”，而通史说则要把专史的“血肉”填在通史的骨架中，殊途而同归，均强调的是“血肉”，只是摆放的位置有所区别。专史说并非只研究生活方式而不要政治、经济、文化，冯尔康在《三论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中补充说：“社会史渗透到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凡是这些专史中属于人们社会关系的内容，也就是社会史的内容”；“社会史不应停留在了解人们生活的现象上，还需要深一层研究人们社会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意识”[①n]。专史说同样主张研究综合史，只是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潮流，专史说可能更反映了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特征。当然，作为社会史学科的理论来说，专史说和通史说可以并存，反映出学者对社会史的狭义理解和广义理解。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80年代社会史兴起的背景之后，是很能理解这种不同看法的。就国际史学界而言，社会史同样存在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如德国学者科卡明确把社会史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前者是“社会史”，后者为“社会的历史”，社会史一方面被确定为局部范围的历史，另一方面被确定为对一般历史的社会史解说[②n]。这或许反映了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特点。中国社会史学界的分歧，类似国际学术界。早在1986年彭卫就曾指出：“在广义和狭义的社会史概念中，狭义的社会史是较为恰当的界说。这是因为，做为特定意义的社会史，研究的应是社会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相互作用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的过程，从而有别于其它领域的历史。混淆这一点，也就泯灭了社会史自身特征，使社会史变成了人类发展史，这显然是不妥的。”[③n]这种看法既妥善处理了社会史的学术定位，也符合1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点。
第二个分歧，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与绝大多数人主张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史或分支的看法不同，赵世瑜指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④n]此后常宗虎也有类似主张，认为社会史只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新视角、新态度和新方法。作为方法的社会史，主要是全面审视法、跨学科研究法、结构分析法以及新史料、新手段和技术的运用。社会史方法具有整体性、全面性、开放性三大特色[⑤n]。对于这些主张，持专史说者有所辩解，王先明同常宗虎商榷，认为广义上，历史概念涵盖了社会，社会却无法包括历史；狭义上，人类的活动在政治、经济、文化之外，还有诸项难以包含的“社会”内容，可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学之下的“社会史学”[⑥n]。
事实上，作为方法的社会史，虽然否定社会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但事实上仍然是一种有别于大的历史学和小的经济史、政治史等专门史的史学中的一种。由于强调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于广义的社会史，或者说，广义的社会史也强调方法论（还有整体史），同作为方法的社会史无实质的严格界限。这样不管作为方法的社会史承认与否，它自然也成为历史学中的分支或流派。这种社会史以方法来界定学科，便产生一个如何认识新方法的问题。概括地说，持“方法论”的学者最主要的方法是两点：一是跨学科的方法，二是总体史的分析方法。关于第一点，方法说是作为“新社会史学”出现的，但带来的问题是它不能同“新史学”区分开。因为强调新方法正是以社会科学化为特征的新史学的特征，把社会史仅仅界定为新视角、新态度、新方法，反映不出“社会史学”的特点，存在着泛化的问题。如常宗虎指出的新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政治史、经济史等学科，当然也适用于社会史，成为“新史学”的特征。只强调新视角、新方法，区别不出社会史作为新史学分支同新史学的差别。
关于第二点，方法说强调社会史的整体性，强调写总体史。“整体性”和“总体史”这两个词汇是年鉴学派提出和重视的，以后在霍布斯鲍姆1971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中被发扬光大，以至成为很多学者建构涵盖人类全部历史之史的理论基础。然而，这样宏伟的历史追求尽管激动人心，至今却没有真正实现，也难以实现。这种目标仅仅是一种追求而已。实际上年鉴学派倡导的历史整体性和总体史一般只是体现在区域史的研究中。著名史学评论家伊格尔斯说，年鉴学派的倡导者吕西安·费弗尔的《腓力二世时期的弗朗什·孔泰地区》（1924年）一书，“这是在《年鉴杂志》创刊17年之前试图在认真分析基础之上——不仅分析政治的，而且分析经济的、宗教的和艺术的史料的基础之上——编写一个地区的第一部总体历史的伟大作品”[①o]。这种把“一定地区内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之与思想行为之间紧密结合”的著作，受惠于“地理学、经济学和人类学在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紧密结合”，使得年鉴学派强调“跨学科的特性”[②o]。在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作——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中，历史的整体性和总体性得到了更好的贯彻，作者把这一时空范畴内的地理、生态、气候、经济、社会、思想、政治诸因素糅合起来进行综合探讨，以反映这个时代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区社会生活的面貌。该书同样也是一部区域史。区域史有利于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容易实现对历史的整体性和总体史的追求。现在国内对历史整体性和总体史的理解偏重于通史、断代史的整体性和历史哲学的高度，而忽略了它主要体现于区域史的特点。历史哲学和通史的整体性或总体观，也只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定层次，如果以此出发批评当今社会史的研究琐碎，一定程度上说是不太恰当的。后者也是一种视角，而且是更能实际贯彻“总体史”的一种视角。国内主张社会史是专史的学者同样也强调社会史的整体性，如王玉波先生就从加强史学的整体化、综合化角度，论述了社会史的学术价值，他指出：“由于社会史的综合性，所以社会史以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为中心和中介，把历史科学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式的整体系统。社会史的综合性也有助于促进史学和其它学科协作、应用和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使史学不断创新和发展。”[①p]因此，从新视角和新方法的角度是不能否定社会史作为学科存在的。在社会史学科建设中开拓新领域和运用新方法同样重要，不能把研究对象和方法截然分开，新时期的社会史无论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都带着不同于传统史学的面貌，二者从来没有真正分开过。“方法说”的意义或许是提醒人们对于社会史学科下定义时，必须在研究对象之外加上方法论的说明，以区别于旧史学。
第三个分歧，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及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社会学与社会史在研究对象上极为相似，历史学借鉴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是社会史学者的共识，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社会学同社会史的关系，王先明认为：“社会史作为独立的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日益受到社会学的影响。它是建立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点的一门边缘学科。因此在探讨社会史的许多问题时，我们不能不同时使用历史学和社会学中比较成熟的概念、范畴、一般理论。我们应该力求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部寻找我们研究的突破点”[②p]。作者把社会史学作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可知是多么重视社会学对于社会史的影响，几年后他又指出，大量借用社会学理论、概念、范畴、方法使旧有的史学理论陷入“失范”状态[③p]。前后论述似有矛盾之处，或可视为作者观点的修正。就社会学同社会史的关系而言，霍布斯鲍姆曾“十分怀疑把社会史看作社会学向过去的投影，就像把经济史看作是经济理论还原一样，因为这些学科目前并不能给我们提供有用的模式或分析框架来研究长时段‘历史的’社会经济变革”[④p]。即社会史应有属于自己的模式和分析框架。对于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学泛滥的观点，常宗虎则认为：“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绝大多数的论著根本不存在过分社会学化的问题。”[⑤p]
王先明近年来多次呼吁建立社会史理论体系。他认为：“新的理论范式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课题那串‘多米诺骨牌’的首张”，“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规范，即不甚完善的理论体系，具体的社会史研究就根本无从入手”[⑥p]。又说：当前“社会史研究不成熟之处在于忽视对于学科体系和基本规范的理论研究”[⑦p]。认为只有先建立体系然后才能开展研究。常宗虎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指出：“没有哪一门学科在提出研究对象的同时就能勾勒出学科的理论框架”[①q]。
我认为，由于社会学与社会史学在研究对象上有相当大的一致性，都需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面貌，特别是社会学讲社会原理，在社会史建立体系和理论框架方面，很值得借鉴。事实上，目前有关社会史的理论文章，没有一篇不受到社会学理论的影响。社会学理论框架对于写作社会史概论、断代社会史、社会史通史最有参考价值，近年出版的几部断代社会史都程度不同地打上了社会学的烙印。然而，社会史研究不在于套用社会学的理论模式，而在于从中国社会历史事实和过程中总结出与理论的契合点，以建立起中国社会史理论体系。因此，先建立理论体系再搞具体研究，不免失之偏颇。社会学由于“社会”的特殊性和难确定性，甚至导致人们怀疑它有无自己系统的理论，能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在这方面，社会史也颇类似社会学。不过有的社会学者指出，社会学的一些“基本内容方面还是一致的。例如，都讲社会化、社会交往、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社区、社会控制和管理，社会变迁和社会现代等等。在这些内容中就蕴含着从社会关系到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到社区，直到整个社会的分析过程，存在一条理论主线”[②q]。这可能也是社会学一直作为一门学科而不是方法存在的原因。社会史的状况也与社会学的上述情况类似，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及理论体系不妨借鉴上述社会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做法。
以上已经涉及到社会学在社会史研究中的运用问题，然而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又不是社会史研究的唯一理论基础和方法，恐怕也不能说社会史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的产物。由于社会学理论只是一般原理，而社会历史复杂多变，新时期的社会史又重在探讨民众日常生活，揭示其文化特点，这样社会学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最适合该类研究的方法，则是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以之可以诠释人们生活及行为中的仪式和符号。当然，地理学、计量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对社会史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果说倡导社会史研究之初，因为借鉴社会学有利于建立社会史大的研究框架和圈占学术领地，而对其有所强调的话，那么，现在更应该多借鉴以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为主的多学科研究方法，才更有利于研究的深入。
五、重提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社会史，不论作广义理解、狭义理解还是视为一种方法，在国际学术界均有陈说而无定论，所以有人认为社会史的“最杰出的研究家们总是明智地用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它，而不是为它下定义”[①r]。我认为我国目前对社会史的不同定义均可存在，都可以以自己的学术主张选择研究取向，而不必纠缠于概念之争，更不必以自己理解的定义来否定别人研究的学术价值，以促进学术发展。
如果我们把社会史作为学术流派或一个学术领域看待的话，它究竟如何建立学科体系和开展研究呢？费孝通教授1937年在其论著《乡土中国·后记》中对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看法及研究思路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和指导意义。他讲到：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是最年轻的一门，早年的学者孔德、斯宾塞视其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统称，而到后来社会学降到了和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并列的一门学问。由于现代社会科学的不断分化，社会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其实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讥笑社会学的朋友曾为它造下了个“剩余社会科学”的绰号。随着专门性社会学的产生，社会学这名词在潮流表面上是热闹了，但是实际上却连“剩余社会科学”的绰号都不够资格了，所剩的几等于零。鉴于社会学面临的此种局面，费孝通提出，“社会学也许只有走综合的路线”。具体来说，综合的路线分为两条，“一是从各制度的关系上去探讨”，即“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另一条路线却不是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上求综合，而是从社会现象的共相上着手。社会制度是从社会活动的功能上分出来的单位：政治、经济、宗教等是指这些活动所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如果抽去了它们的功能来看，原是相同的，都是人和人的相互行为。这些行为又可以从它们的形式上去分类，好像合作，冲突，调和，分离等不同的过程。”“总结起来说，现代社会学还没有达到一个为所有被称为社会学者共同接受的明白领域。但从发展的趋势上看去，可以说的是社会学很不容易和政治学、经济学等在一个平面上去分得一个独立的范围。它只有从另外一个层次上去得到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综合立场。我在这里指出了两条路线，指向两个方向。很有可能是再从两个方向分成两门学问；把社区分析让给新兴的社会人类学，而由‘社会学’去发挥社会行为形式的研究。”
费孝通教授既有深厚的现代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素养，又立足“乡土中国”从事具体的应用研究，他的上述见解实乃经验之谈。对照社会史学科广义、狭义的不同理解，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社会史也应该走综合的路线，这同国际社会史学界倡导的整体性、总体史精神是一致的。费老指出的两条综合路线，第一条体现在社会史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而第二条则需要社会史学者探索，因为如果把费老所说的方法应用到历史学，实际即成为历史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特征是对研究对象要有历史过程以及历史背景的说明，这与社会学不同，社会学并不能解决历史学的这种要求。不过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确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就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现状来说，我们看到它具有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区域社会三大内容。区域社会研究属于社区分析一类，而社会生活、社会文化既可置于社区的时空中研究，也可作为社会现象、社会行为、社会制度来探讨，可归结到费孝通所说的第二条路线。
事实上，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研究也是当今世界流行的“新社会史”的内容。台湾著名社会史家杜正胜在总结了两岸社会史研究历程后认为，80年代以前的大陆社会史研究处于“教条主义的困境”，而台湾史学研究则面临“社会科学的贫乏”[①s]。从而提出解决的途径，即所谓“什么是新社会史”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所讲的‘新社会史’即是汲取以前历史研究的成果，增益人民生活、礼俗、信仰和心态的部分”。新的研究领域可以分为物质、社会、精神三个层面，皆脱离不了人群，以人民生活为主体才是历史研究的重心，新社会史的终极目的在于掌握该社会的特质，即民族社会之文化特色。“新社会史虽然标榜全史，但不是百科全书，也不要求无所不包；相反的，它应有适度的范围和重心。它既以人群为主要对象，当探求各个社会、各个时代，该人群利用资源方法，他们能创造的生活情境，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所企盼的人生意义，以及安顿生老病死等（凡做为人必定要面临的）问题的手段。大抵上，可以囊括在‘生活礼俗’四字之内，所以‘全史’的意义毋宁是探求这些问题间的关系，并且提出一个贯通各问题的概念，以说明某一社会与文化的特质，那是整体而且是联系的。”[②s]他所认为的新社会史的内容，实际也正符合大陆所重视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的研究内容。中国社会史目前的研究重心，同国际社会史的潮流也是一致的。伊格尔斯1993年在评述本世纪晚近20年间的历史理论和历史编纂学时指出，联邦德国的历史学表现出“社会史从一种社会结构与进程的历史向生活与文化的历史”扩展，这也表现在其它国家，“在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特别是在英国，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社会史也日益从结构转向人们的生活世界”[③s]。年鉴学派70年代以后的第三代学者，在注重生活世界的同时，尤注意于社会意识即心态史学的探讨。其定义如阿尔蒂塞所说：“意象（偶象、神话、思想和观念）体系（具有其自身的逻辑和结构）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并起着历史作用。”乔治·迪比认为：“当今人文学科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相互关连的不可分割的各种活动构成的整体中，一方面确定经济条件的影响，另一方面确定习惯和包括禁忌、戒律在内的道德规范这类事物的影响。”[①t]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使得国际学术研究状况呈现在中国学者面前，中国学者已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当代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表明，中国学者的学术追求同国际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趋向是大体一致的。
综上所述，新时期10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具有重在探讨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区域社会的特征，只有把握这些特征，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史理论讨论中的不同观点，进而有助于认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恰如其分地评价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并选择未来研究的路径。回顾10年来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历程，瞻望21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前途如何呢？我想借用杜正胜的话作为结束语：“一种新的学风形成的基础不在于简洁明确的宣示，也不在动人心弦的博辨，而在于具备历史宏观又经得起细部推敲的著作，法国安那史学之所以成功应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所期盼的是源源不断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什么是新社会史’这种问题，应该不须再浪费笔墨阐述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以新著作说明新作风，作品一旦累积到相当程度，什么是新社会史自然迎刃而解。”[②t]我们相信，经过10年的努力和累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一定会有一批新的优秀著作问世。
注释：
[①a]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2页。
[①b]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②b]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
[①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②c] 冯尔康：《治史习史杂谈》，《文史知识》1992年第11期。
[①d] 《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南开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d] 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①e] 1985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哲学版。
[②e] 《学术界动态》第9期，1985年3月30日。
[①f] 1986年9月10日《光明日报》。
[②f] 1986年8月13日《光明日报》。
[③f] 彭卫、孟庆顺：《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第4章《多样化的史学视角——社会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后记所署日期为1986年11月，第4章为彭卫撰写。类似的内容又见于石谭《社会史学研究和方法评析》，《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彭卫《社会史学研究的历程与趋向》，《史学月刊》1987年第5期。又，彭卫《略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方法》，《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④f] 《回顾与前瞻——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①g] 中国史学会编《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5页。
[②g] 石奕龙：《文化人类学与文化学刍议》，《未定稿》1988年第18期。
[①h] 以上三文分载《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5期。
[②h] 该文收入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③h] 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
[④h] 严昌洪：《关于社会风俗史的研究》，《江汉论坛》1984年第2期；林牧：《中国风俗史研究概论》，《人文杂志》1986年第4期；姚伟钧：《中国风俗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
[①i] 见其所著《史学与人类学》，《食货》（复刊）第12卷第12期。
[②i] 参见贾宁《关于历史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探讨》，《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
[①j] 朱金瑞：《区域性历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州学刊》1995年第3期。
[②j] 见万灵《中国区域史研究理论和方法散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①k] 赵世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②k] 陈春声：《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国际合作》，《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0期；《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重视田野调查》，《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③k] 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史林》1995年第1期。
[①l] 参阅申言《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概说》，《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曲英杰对古代城市研究的系列综述，分别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7期、1990年第9期、1996年第2期。
[②l] 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③l] 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的地域视点——中国史研讨会〈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和领导者〉基调报告》，《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文集》83，史学28，1982年。
[①m] 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②m] 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①n] 《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社会史专辑。
[②n] 孙立新：《于尔根·科卡：德国的批判史学与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1992年第3期；又，国内对社会史学的定义，似以覃光利等人主编的《文化学辞典》较为全面而准确，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27—429页。
[③n] 见作者前引书。
[④n] 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⑤n] 常宗虎：《社会史浅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⑥n] 王先明：《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①o]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续一），《史学理论》1995年第2期，第149页。
[②o] 《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续二），《史学理论》1995年第3期，第155页。
[①p] 王玉波：《为社会史正名》，1986年9月10日《光明日报》。
[②p] 王先明：《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河北学刊》1990年第2期。
[③p] 王先明：《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④p] 《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7页。
[⑤p] 常宗虎：《也论中国近代史的理论研究——与王先明同志商榷》，《历史教学》1995年第9期。
[⑥p] 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⑦p] 王先明：《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①q] 常宗虎：《也论中国近代史的理论研究——与王先明同志商榷》，《历史教学》1995年第9期。
[②q] 刘应杰：《论社会学的理论主线》，《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①r] 《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50页。
[①s] 杜正胜：《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特从理论、方法与资料、课题论》，中兴大学历史系《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青峰，1991年。
[②s] 杜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3卷4期，1992年12月。
[③s] 《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续三），《史学理论》1995年第4期。
[①t] 乔治·迪比：《社会史与意识形态》，勒戈夫、皮埃尔·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②t] 杜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3卷4期，199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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