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吴越音乐考古资源的调查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论文,资源论文,音乐论文,吴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9104(2015)01-0056-17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长江下游地区为先秦吴、越国立国之地，谓吴越，亦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可惜历史文献中对先秦时期吴、越音乐方面记录甚少。近年来，吴越地区发现了大量音乐文物，如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葬群的发掘，出土了400件青瓷乐器，展示了宏伟的越国贵族宫廷音乐面貌；浙江印山大墓、浙江绍兴坡塘306号墓、江苏六合程桥1和2号墓、浙江长兴鼻子山墓以及海盐等地出土的大量乐器或明器，还有吴越各地零散出土和征集的乐器等。出土资料透露出重要的吴越音乐文化信息。这些音乐文物均亟待保护和研究。调查和研究吴、越音乐考古资源，不仅可弥补中国古代音乐史在这方面的缺失，对弘扬博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和促进江、浙历史文化的探究亦有重要作用。 吴、越二国的民族基础均为百越中的一支。吴人主要生活在今苏南、皖南、浙江北部一带；越国最早活动在今浙江北部以及太湖一带，与勾吴在太湖东南一代错居。 吴国即勾吴，为周族姬姓诸侯国，公元前585年，吴王寿梦称王[1](p.1)。《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伯雍。”[2](p.3)勾吴国地域主要为宁镇地区，还包括部分扬州地区和部分皖南地区等[1](p.3)。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吴国亡，勾吴存在了近670年。 越国又称于越。于越是一支有着鲜明民族特色和信仰的南方部落。“越为禹后”这一说法始见于《史记》，《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3](p.68)说明越王是少康的庶子。《春秋》载：“於越入吴。”《公羊传注》载：“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越民族崇拜蛇，断发文身，傍水而居，习水好舟，写鸟书，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民族。自夏帝少康封无余于越，越王允常建国，到秦王翦降百越之君，越国灭亡，于越大约存在了近1800年。 吴、越、楚三国同处长江流域，往来密切。吴、越两国更有着很多相似点。《越绝书·越绝外传·范伯记》范蠡曰：“吴越二邦，同气共俗”。两国的同姓同语、同风同俗，都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两族的同胞关系[3](p.107)。在音乐文化上，吴越两国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吴越两国互为仇敌，战争频繁，形成了“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的局面，发生了檇李之战、夫椒之战等。吴越各地出土了大量的钲、錞于、铎等军旅乐器为这一局面的印证。 吴越音乐考古资源调查集中于吴越古代的乐器，主要有甬钟、镈、纽钟、铙、錞于、编磬、钲、铎、句鑃、缶、琴、筝等13种。本课题拟从吴越考古角度入手，对相关的音乐文化资源作系统的梳理和研究。通过梳理、统计、比较、分析等方式，揭示吴越音乐文化内涵，并对其所显示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作试探性的研究。
图1 无锡鸿山出土的乐器缶
图2 江苏高淳松溪出土的句鑃 一、吴越音乐研究综述 本课题研究地域为先秦时期的吴国、越国，以于越和勾吴存在的时间为上下限，以吴越国出土的音乐考古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有关吴越音乐的文献及考古资料作调查和研究。 (一)吴越音乐研究文献综述 历史文献对吴越音乐文化记载甚少，近现代吴越音乐文化研究专著亦不多。近年来，大量吴越音乐文物的出土为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吴越音乐史的深入研究亦有了可能。 学术界对百越民族史的关注始于上世纪30年代。罗香林于1943年出版了专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1936年“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成立更进一步促进了百越历史的研究。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于1980年成立，先后出版多本论文集。近年则有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的《百越民族史》、董楚平的《吴越文化新探》、冯普仁的《吴越文化》等著作面世。 在考古资料描述方面，《吴越文化新探》中记载了越王者旨於赐钟、越王於赐残钟、攻敔牫孙编钟、者尚钟、者刀钟、者减钟、姑冯句鑃、其次句鑃等吴越国礼用乐器。董楚平在总结吴、越间的差距时写道：“这种差距在有铭文的礼乐器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吴国38件，越国18件，吴国比越国多一倍强；至于礼乐器的器类，吴国有钟、句鑃……器类，越国仅有钟与句鑃两类，吴国比越国多二倍多，差距更为悬殊。”他通过对吴越国的礼乐器的梳理，指出：“文献资料与出土文物，都说明吴国受中原国家的礼乐思想影响较大，越国则保持着更多的野性未驯的‘越之常性’；在东周诸国中，吴越皆尚武，越国尤甚之”[2](p.361)。 《吴越文化》一书中提到吴越音乐考古时，就出土文物进行了吴、越比较，分析了吴文化特色的乐器和越文化特色的乐器。他总结出：“吴越青铜乐器种类较多，可分为祭祀用乐器和军乐器两类。祭祀宴享用乐器主要有钟、镈和句鑃。……青铜军乐器主要有钟、鼓、钲、铙、錞于、铎等。”[4](p.40)还指出：“部分器形制基本相同，但吴越两国仍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吴越特有的青铜乐器句鑃形制和纹饰基本相同，但根据吴越有铭句鑃来看，吴器体腔狭长，器形较大；而越器则体腔宽短，器形较小。”[4](p.199)“这些青铜器出土附近，均有印纹陶分布，纹饰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这些青铜器应是吴越地区本地铸造，可见吴越地区受到中原商代青铜文化的影响。”[4](p.119)同时他将吴越两国出土玉器进行比较，吴国玉器纹饰较多，而越国玉器纹饰较为单纯。吴越国乐器形制与中原乐器有相似之处，认为应该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1988年，方杰主编《越国文化》，书中设有“音乐和舞蹈”节。文中提到，“古越族的音乐、舞蹈实为一体”[5](p.265)，文中记载了越国舞蹈分类为巫舞、防风舞、宫廷舞、舞剑、傩舞，声乐方面有婚恋对歌。在器乐上，他认为越国有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骨哨、陶埙、籥、筩，越国的句鑃、錞于、鼓、纽钟、琴等；认为“越国同样离不开乐，‘礼’与‘乐’，始终成为越国治人、治心、治国的重要杠杆。”可见，越国音乐是丰富多彩的[5](p.266)。
图3 浙江余姚河姆渡陶埙 马雪芹的《古越国兴衰变迁研究》虽专设“古越国的诗歌和乐舞”，罗列了越国的音乐舞蹈等方面内容，但篇幅过于简单。 专门论述吴越音乐文化，尤其是系统地论述音乐考古文化的专著，至今未见。涉及吴越音乐文化的论文也不多，主要有徐孟东《吴越音乐文化述略——兼论其在先秦音乐美学思想发展中的作用》、冯明洋《“百越文化”中的音乐》、林蔚文《古代南方越人音乐舞蹈略论》、徐孟东《句鑃发微——对一种先秦乐器历史踪迹的寻觅与思考》、方建军《吴越乐器句鑃及其相关问题》、李晶《试谈句鑃》、朱国伟《无锡鸿山越墓的音乐考古发现与研究》、张诚《越地乐器明器研究——瓷制句鑃研究》等；关于乐器錞于，有傅举有《古代越族的乐器——錞于》；关于乐器镈，有向桃初《南方系统商周镈再研究》、李学勤《论“能原镈”》等。 徐孟东的《吴越音乐文化述略——兼论其在先秦音乐美学思想发展中的作用》概述了吴越音乐文化的特点，指出吴越音乐状况的成形“同吴越受中原礼制影响小因而保留着更多原始质朴的野性，以及重视音乐的娱乐性等有更密切联系”[6]。 李学勤在《论能原镈》中，首先对能原镈进行断代，镈上有铭文，为鸟虫书文，作者列举其余几个鸟虫文镈比较，定位在春秋战国之际。出土地点一为瑞州，一为临江。两件镈形制、纹饰以及字体相似，可推论由大到小编成列，应为编镈钟两件。他对铭文进行研究，列举容庚等对以上铭文的解读，指出与其他越国铭文显然不同，越语难解。李学勤主要是以鸟虫书铭文对镈钟进行断代。此外，方建军的《吴越乐器句鑃及其相关问题》、张诚的《越地乐器明器研究——瓷制句鑃研究》、费玲伢的《越国乐器研究》、傅举有的《古代越族的乐器——錞于》、冯明洋《“百越文化”中的音乐》、林蔚文《古代南方越人音乐舞蹈略论》等，特别是朱国伟《无锡鸿山越墓的音乐考古发现与研究》，也对吴越音乐考古资料、特别是越国音乐文化进行了较多研究。 (二)历史文献中的吴越音乐 越国文化的重要史料主要散见于《国语》《史记》《左传》等相关篇章，以及专门讲述吴越史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等。 《吕氏春秋·知化篇》有“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的记载。先秦时期，吴、越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勾吴在吴国成形之前属于南方百越的一支，在考古和文献上都有所反映。如《越绝书·越绝外传纪策考》有“吴越为邻，同俗并土”。故一些研究百越的书籍也多将“吴”纳入其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以大量篇幅记载了吴国季札在鲁国欣赏周乐，对每一国诗歌音乐，每一种古典舞曲，都进行了评论。而《越绝书·第八》：“孔子从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礼往奏。越王后拒绝，孔子辞，弟子莫能从乎。”说明越国曾拒绝孔子的音乐进贡；而吴国季札却对西周礼乐有着深入的研究，吴越两国在音乐文化上的见解，有很大的不同。 吴、越两国在歌唱、乐舞、钟鼓礼乐和琴瑟方面，各有一些记载，其中往往带有十分浓重的传说意味。 1.歌唱 早期流传于越国的歌曲，有反映越国祖先大禹和涂山氏爱情故事的《涂山之歌》《侯人歌》，其仅有“候人”一句歌词。后刘向在《说苑·善说》中记载《越人歌》为：“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可能为后人的衍续。有反映越族先民生活的《弹歌》，《吴越春秋》中记载其词为“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吴越春秋》还记载有勾践入吴时夫人所唱的悲歌，越女采葛时唱的《苦之歌》越国木工的《木客之歌》、反映战争的《诀别之歌》《河梁之歌》等等。《越绝书·卷第一》也有“渔者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过之，曰：日昭昭，侵以施，与子期甫廬之碕”的记载。 2.乐舞 南朝梁任昉《述异记》中记载：“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之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批发而舞。”这是描述越族人民在祭祀仪式中的舞蹈场面。《越绝书·卷第二》载：“秋冬治城中……驰于游台，兴乐石城，走犬长洲”，“石城者，吴王阖闾所置美人离城也，去县七十里。”记述阖闾白天在游台跑马，在石城中欣赏音乐舞蹈，带着狗在长洲狩猎。《吴越春秋》记载了勾践使人教西施、郑旦“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在《越绝书》中还有记录教习她们舞蹈的地方叫“美人宫”。 3.钟鼓乐器 《越绝书·卷第七·陈成恒第九》载：“孤身不安床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好色，耳不听钟鼓者，已三年已。”说明越王宫廷中是有钟鼓存在的。《越绝书·卷第八·外传第十》载：“木客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冢也。……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勾践筑鼓钟宫也，去县七里。其邑为龚钱。”北郭门外道路以南，河以北有一座小城，是越王勾践建造用来存放钟鼓的房子。同时，《越绝书·卷第十·吴王占梦第十二》记载“昔者，吴王夫差之时……入门，见两吹饮而不蒸；见两黑犬皋以北，皋以南；见两烨倚吾公堂；……见后房锻者扶挟鼓小震。太宰嚭对曰：‘……见前园横索生树桐，乐府吹巧也。见后房锻者扶挟鼓小震者，宫女鼓乐也。’”说明吴王夫差在做梦也会梦到钟鼓乐，可见君王在欣赏乐工吹嗥和使用钟鼓乐的享乐场面。 4.琴瑟 《越绝书·卷第八》载：“孔子从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礼往奏。越王后拒绝，孔子辞，弟子莫能从乎。”《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载：“宫女悦乐，琴瑟和也。”《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乐师扈子非荆王信馋佞……乃援琴为楚作《穷劫》之曲。《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载：“(越王)还于吴，置酒文台，群臣为乐，乃命乐作伐吴之曲。乐师曰：‘臣闻即事作操，功成作乐’。君王崇德，诲化有道之国，诛无义之人，复雠还耻，威加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于图画，德可刻于金石，声可讬于弦管，名可留于竹帛。臣请引琴而鼓之。”说明先秦地位高雅的琴瑟之乐在当时的吴、越、楚地广泛流行。 二、吴越音乐考古资料的调查及学术价值分析 考古发现的吴越古代乐器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环太湖流域、江苏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代表性的墓葬为江苏的无锡鸿山贵族墓、丹徒北山顶春秋墓、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邳州九女墩墓和六合程桥一、二号墓；浙江的印山大墓、绍兴坡塘306号墓、长兴鼻子山墓、余杭崇贤战国墓、海盐黄家山墓等。 (一)吴越音乐考古资料统计 考古资料显示，吴越乐器主要有甬钟、镈、纽钟、铙、錞于、编磬、钲、铎、句鑃、缶、琴、筝等13种。其中，铙5件、甬钟97件、编磬83件、镈73件、纽钟59件、錞于30件、钲10件、铎5件、句鑃134件、越系圆钟127件、缶3件、鼓及鼓座8件、琴筝7件。分述如下： 1.铙 主要流行于商代的青铜钟类乐器铙，可分为两种：一为北方的编铙，商及西周早期主要出现于河南安阳一带。编铙体短阔，倒插植奏，成编列，3件一组；另一种则是流行于南方的大铙。大铙形体硕大，纹饰繁复，无定音而单件使用。吴越地区所见皆为大铙，数量不多，多饰雷纹。有学者认为春秋出现于吴越的编列定音乐器句鑃源于大铙。 1963年7月在余杭石濑徐家阪挖坑时发现一件铜铙。全器执柄长12厘米，柄端直径4厘米，柄与器腔体不通。口沿略成凹弧(相当于钟的两铣)，铣间20.2厘米、壁厚0.7厘米。口沿宽3.9厘米处饰云纹一圈。腹部饰签整杖，以圆圈纹为地，饕餮的两目作旋涡纹。舞部饰对称的云纹4组。舞部与执柄连接处，饰云纹一周，执柄上饰云纹两周[7](p.273)。此铙与1989年10月在江西新干县大洋洲乡商代墓葬出土的3件大铙形制相近。 铙是越族人的主要乐器之一。石濑铙所在的余杭地区，商周时代的历史并不像良渚文化时期那么灿烂辉煌，此时在太湖酋邦迁徙之后的夏、商、周时代，社会发展缓慢。余杭地区的青铜时代，经济、文化较中原落后，故中原文化对它的影响十分深刻，这在青铜礼器上有明显的表现。“这件铙通身饰云雷纹，兽面以粗棱线构成，双目突起，威严庄重。此时虽良渚文化早已消失，但兽面纹理也可说是继承了良渚文化的影响。”[8](p.112)余杭的铙与商代中原的编铙，在纹理和造型上都有所不同，这种形式的勾连云雷纹，一直沿用到春秋晚期，是一种地方特色较浓的江南青铜器，属于越族风格。经统计，吴、越所见大铙主要有5器，具体见表1。
图4 江宁许村铙
图5 无锡鸿山出土的甬钟 2.甬钟 甬钟是西周最重要的礼乐用器，吴、越两国甬钟的大量出现，可见其在发展国力，扩大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注意到对中原礼乐文化的接纳，或说中原在西周以来实施的礼乐制度所产生的礼乐文化对其的影响。 考古发现的越国甬钟主要见于墓葬，多为原始瓷或硬陶的明器，青铜质的实用器较少，纹饰上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如以“C”形纹、“S”形纹为多。考古发现的吴国甬钟，虽也见于墓葬，则多为青铜质的实用器。 2003至2005年，无锡鸿山发掘了7座越国贵族墓，在其中的邱承墩、万家坟与老虎墩三墓共出土了61件甬钟。邱承墩墓出土了26件甬钟，为典型的中原式，钟体呈合瓦形，平舞，斡为虎形或蛇形堆塑，枚大多呈双节圆台状。甬、舞、篆、鼓皆有纹饰，但各有不同，大致为戳印的“C”形纹、由两个“C”形纹构成的“S”形纹(以下皆只称“S”形纹)；以乳钉纹或双阴线填以斜线框隔枚、篆、钲区。万家坟出土甬钟计24件，其中1件残，形制基本相同，平舞；合瓦形腔体，斡为环形或成虎形堆塑，但是钟体与邱承墩甬钟有别，鼓部加大，体型渐短而腹部渐鼓。老虎墩出土甬钟共计11件，其中青瓷甬钟2件，形制与邱承墩甬相差不大，另外为硬陶质甬钟，形制富有特色，钟体变长，枚数加多，且为长、短尖枚交替形式，甬上出现上下两个旋，纹饰以条形纹为主。 春秋晚期的吴国器者减钟，传1761年出土于江西临江县，据记载有11件，是已见吴国甬钟中时代最早的标本。上海博物馆藏有1件，高29.5厘米，圆柱甬，甬端呈尖削状，铣棱微弧，二层圆台形枚，甬饰三角纹及蟠龙纹，舞、篆部为蟠龙纹，鼓部绕结呈长方块状、两侧翘出龙头的龙纹，非常精致。有铭文4行28字，标明为吴王毕轸的儿子者减所作的钟。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件，形制相似。 1984年，浙江杭州余杭崇贤战国墓出土甬钟4件，合瓦状椭圆筒形，甬呈圆锥体，篆部饰联珠纹，枚间刻“＄”形纹，甬有环状旋及钮，在甬和隧部均饰“＄”形刻划纹。4件原始瓷甬钟同出于余杭县崇贤一号战国墓葬，它们大小不同，可由从大到小秩序排列，现藏于余杭区江南水乡博物馆。 浙江萧山杜家村出土青铜甬钟，枚形较尖，绳索形半环旋。干部正背两面都饰以圆目凸出的细线饕餮纹，舞面饰云雷纹。枚篆交界和钲边饰连缀乳纹，每行乳纹以细线框边。篆部似为变体雷纹，枚篆教结合钲边连缀乳纹。应该为西周晚期甬钟的形制。 吴、越地区出土甬钟情况见表2。
3.镈 镈最初出现于南方赣、鄱地区，西周以后逐步流传到中原一带。镈于口平齐，形制复杂，纹饰纷繁，装饰豪华，具有明显的礼仪功能。 江苏省丹徒县大港北山顶吴国贵族墓出土的编镈，铭文中有徐王章羽，应为徐国乐器。徐国后来被吴国所吞并。吴国境内出现徐国乐器，可能是战利品，也可能为贡品或礼品，表明当时吴国力的强大，或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存在。 李学勤在《论能原镈》中记录了两件镈。出土地点一为瑞州，一为临江。两件镈形制、纹饰以及字体相似，应为编镈。镈上有铭文，为鸟虫书文，作者列举其余几个鸟虫文镈比较，定位在春秋战国之际。 冯卓慧在博士论文《商周镈研究》中提到：“在春秋战国之际，编镈的应用正值高峰，尚不见有衰落的迹象。在同一地域的不同墓葬中，编镈与编钟、编磬组合的变化，以及其所示音列背后的逻辑关系之差异，充分体现了吴越文化区受各种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周人的礼乐文明，对这一地区的影响颇深。”[9] 吴越镈追求形制庞大，装饰豪华，常与纽钟、编磬以及錞于、丁宁等乐器，组成规模宏大又富于地域特点的形式，形成了吴、越特有的乐悬模式。反映出其既有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事实存在，也顽强地保留着自己固有的民族特色。 出土吴越镈共6批74件，详情见表3。
图6 无锡鸿山丘承墩有枚编镈
图7 无锡鸿山编镈之一
图8 丹徒北山顶春秋吴墓编钮钟 4.纽钟 纽钟产生于西周末期，春秋之后数量急剧增多。由于此时用编钟演奏旋律受到重视，编纽钟在贵族中广泛流行[7](p.206)。当时的贵族们在朝聘、祭祀等各种仪典、宴飨及日常娱乐中，广泛使用纽钟。 1964年，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县程桥春秋末期一号墓出土一批纽钟9件，大小不等，依次成列，为编纽钟。造型特征为长方形纽饰三角雷纹；蟠龙形枚，篆、舞、鼓部饰螺旋形纹等。钟的正面均有铭文，内容基本相同。其中最完整的铭文共37字：“佳王正月，初吉丁亥，攻敌仲籽圈之外孙，坪之子减孙，择举吉金，自作解钟，子子孙孙，永保是从。” 吴越纽钟计为8批62件，详情见表4。 5.磬 磬在中国有近5000年的历史，吴越时期，磬已发展为具有优良音乐性能的编磬。吴越地区出土先秦时期的编磬不多，以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出土的一套12件编磬为代表。这套编磬为实用器，虽然出土于吴墓而可以看做为吴国器，但其形制与中原完全相同。用青灰色和黑色石灰岩磨制而成，曲尺形，底边呈弧形。 无锡鸿山3大墓出土54件编磬，为明器。邱承墩遗址出土磬共计16件，均为青瓷质，胎色灰白，釉色泛黄。大小不一，造型、纹饰大致相同。万家坟遗址出土磬18件，硬陶质地，深灰色，局部呈红褐色，股鼓不分明，磬体上边呈倨句形。老虎墩遗址出土磬共计20件，复原17件，其中青瓷磬5件，硬陶磬16件，残4件，形制相差较大。 从原始瓷器发源于江西、浙江一带，到最终于浙江的成熟，期间经历了窑工们无数次的变革和创新。可以看出浙江越人，尤其是越国先民们完成了瓷器诞生的前奏曲，最终成就了青瓷这一伟大的发明创造。越人敢于大胆尝试并不断创新的精神令人赞许[2](p.33)。 吴越地区出土的编磬计4批，不少于83件，详情见表5。
图9 无锡鸿山丘承墩编磬
图10 丹徒北山顶春秋吴墓编磬 6.錞于 《周礼·地官·鼓人》记载：“以金錞和鼓。”郑玄注：“錞，錞于也。圆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王子初认为：“錞于也是一种起信号作用的响器，一种不设固定的音律的乐器，常常用作军乐器。”[7](p.270-271)同时也用作娱乐用器，与乐队同列。王家山3件錞于1985年发掘于镇江丹徒县谏壁王家山一座东周墓，造型别具一格，弧顶无盘，顶立一虎纽，圆突肩，斜弧腹渐内收，有不对称的特征，腰间有纽，体表有浅浮雕人面纹，两边有螺旋纹，间以三角云纹，下饰鸟纹。
图11 无锡鸿山出土的錞于
图12 江苏丹徒北山顶墓出土的錞于 现存吴越錞于共5批30件，详情见表6。 7.钲铎 先秦时期，钲、铎、錞于均可为军旅乐器。乐器在战争中有节制进退的重要作用。钲即丁宁，常与錞于配用。吴越钲、铎多为中原典型形制。 丹徒王家山墓和北山顶墓各有3件錞于和1件钲出土，形成固定的组合模式。 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青瓷钲6件，合瓦形，平舞，柄形棱，端部有圆环。舞部C形纹，钲下部有三角纹。 著名传世器冉钲，铭文谓吴王寿梦器，直条纹圆柱柄，中有一圆形穿，柄端饰八棱台状冠，合瓦体，铣棱直，平舞，于微弧，器表除铭文外无其它纹饰。 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几乎被盗一空，在填土中发现一青铜铎，有木舌，体呈合瓦形，顶有方銎，顶部及方銎外侧饰小圆点为地的卷云纹。 统计所见吴越钲、铎有10批15件，详情见表7。
图13 丹徒北山顶春秋吴墓棱柄铜钲
图14 无锡鸿山丘承墩环首钲 8.句鑃 句鑃是吴越独有的一种青铜钟类乐器，形制与钲相似。合瓦形腔体，有柄，柄扁方柱。使用时口向上倒插植奏，一般为军乐或君王宴飨时使用。吴越地区出土句鑃数量很多。 传世品有3例带自铭的句鑃，即“配儿”句鑃[10]、姑冯句鑃[11](p.330、331)和“其次”句鑃[12](p.488、936)。三器形制、纹饰近同，甬扁长，为带锥度的长方柱形，合瓦形体，直铣，于口弧曲；甬基部饰蟠虺纹，腔体近舞饰一周雷纹带，带下接饰三角形垂叶纹，内填以雷纹，为句鑃的典型样式。 经考古发掘墓葬出土的句鑃，除鸿山墓的青瓷句鑃外，长兴鼻子山与海盐黄家山也出土了较多青瓷句鑃。它们在形制、纹饰上较统一。这些陶、瓷句鑃的形制纹饰与青铜实用句鑃非常接近，差别在于鸿山墓句鑃于口弧度较小，特别是万家坟的句鑃于口仅微凹，其他方面都均具句鑃典型特征，纹饰方面仅舞下沿及三角垂叶纹内的云雷纹和甬上方台的蟠螭纹都被越墓特色纹饰所代。 9.越系圆钟 以前发掘简报中常称悬铃或权、镇等，王子初根据其特征建议取名越系圆钟。越系圆钟是越国墓中常见乐器，它地少见。越墓中多为青瓷、硬陶制作的明器。越系圆钟的造型为馒首状，弧顶，弧腹，下口平，中空，顶部有半环形纽，内套一环，钟身以弦纹间短斜线分隔，弦纹之间戳印的C形纹。器型较小，应为高音乐器。
图15 江苏武进淹城编句鑃 现存吴越句鑃共17批122件，详情见表8。
图16 江苏高淳松溪编句鑃 现存越系圆钟共6批137件，详情见表9。
图17 无锡鸿山丘承墩越系圆钟
图18 无锡鸿山丘承墩越系圆钟之一
图19 无锡鸿山越系圆钟之一剖面
10.缶 缶原为陶制器皿的类称，用来盛放东西的生活用品。《说文·缶部》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风俗通义·声音》：“缶者，瓦器，所以盛浆，秦人鼓之以节歌。”[13]先秦时期还作为一种敲击乐器使用，古文献亦有所见。 以前考古出土的缶多作为容器，且形制多为壶状，敲击声音不佳，不像乐器。无锡鸿山邱承墩墓出土的缶与其它乐器共置一龛，首次明确了作为乐器缶的标本，这是一种盆状缶，击奏声音洪亮。鸿山墓的邱承墩共出土3件，青瓷质，胎色灰白，内外施釉。器体造型基本一致，均为深腹盆形，侈口，宽沿外卷，深弧腹，平底，矮蹄足，耳上戳印S形纹，另两侧贴有对称的蜥蜴。三足缶的形制是新出现的缶的种类，为研究缶这类乐器增添了可靠证据，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1.鼓 《越绝书·第十》载：“越王谓吴王曰：‘世无千岁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苍苍，若存若亡’。”生动地描述了越族军中乐器鼓的使用情形。 鸿山墓中邱承墩与万家坟2墓出土的鼓座纹饰、造型精美，其中几件以蛇的形象装饰为突出特点，是越人蛇图腾的实物反映，具有越人用器典型特征，从中也可见鼓在此乐队中的重要地位。 现存吴越鼓及鼓座共4批8件，详情见表10。 12.琴、瑟、筝 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琴在吴越广泛流行。《越绝书·卷十三》《越绝外穿枕中》载有“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的说法。孔子拜访勾践，“从弟子奉先生雅琴礼乐奏于越”，提到“雅琴”这种乐器。《吴越春秋·卷五夫差内传》有“宫女悦乐，琴瑟和也”的记载[14]。但考古发掘尚未发现吴越琴的实物。
展品20 无锡鸿山丘承墩建鼓座
图21 无锡鸿山丘承墩建鼓座线图
图22 无锡鸿山丘承墩建鼓座俯视
筝体呈扁长方形，由框板、面板和底板构成中空共鸣体，底部开有出音孔。筝的首尾部嵌有岳山，筝面置弦。目前考古发现的先秦实物极少，有江西贵溪春秋筝和江苏吴县长桥战国筝，距今已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 江苏吴县长桥战国筝，木质，筝尾12弦孔，是吴越地区发现的唯一实物，为筝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标本。河南固始侯古堆勾敔夫人墓中出土过一件漆瑟，瑟木制，正面的首、尾均留有19个弦孔。枘(绕弦柱)的顶部为兽首形。 出土的瑟、筝统详情见表11。
图23 江苏原吴县长桥出土的古筝 13.其他 1982年，在浙江省绍兴市坡塘公社狮子山遗址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墓葬，即306号墓。其中一个铜质伎乐铜屋，为研究吴越音乐文化提供了新材料。 伎乐铜屋模型通高17厘米，平面作长方形，面宽三开间，东、西两面为长方格透空落地式墙壁，屋顶饰以图腾柱。屋内共有6个人作跪状，分两排排列。“前排右边一人面向西，前置一鼓，应为鼓师；前排左、中两人面向南，双手交叠置于小腹，作吟唱状。后排中间一人面向南，膝上放一长方形琴，右手执一小棍，左手抚琴；后排东边一人面向南，双手捧笙，后排一人双手抚琴”[15]。这个铜屋内，共有乐器4种，分别为琴、筑、笙、鼓。4种乐器同时出现，展示了吴越时期宫廷乐舞的场面。吴越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音乐图像有如下3例，为研究吴越音乐文化提供了重要证据，详情见表12。 (二)吴越音乐考古资料学术价值分析 吴越音乐考古研究资料主要为出土乐器，包括陶器、青铜器、丝弦乐器等，因主要用来祭祀陪葬用，故以明器居多。以瓷代替铜制作的仿制品随葬，是当时越人的重要习俗。原始瓷器的制作，在春秋晚期已经采用轮制技术，与印纹硬陶仍然运用泥条盘筑法不同，显示了越人对于新技术应用的价值偏向。原始瓷器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数量较多，种类极为丰富，说明当时的窑场已具有了专业作坊的性质。原始瓷器的发展最终导致印纹硬陶淡出历史舞台。 吴越地区发现的乐器钟、镈等礼仪重器应源自中原。它们在吴越地区的出现，说明吴越与中原存在频繁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乐器多样性的发展。乐器在墓葬中的摆放和规模体现了吴越陪葬制度的特点。大量军旅乐器如錞于、钲、铎的出现，表明乐器在吴、越两国还被运用到战争中，乐队的组合富有地方特色。 以鸿山墓为代表的越国出土乐器，以明器为主。尽管它们与当时的实用乐器存在本质的区别，但研究表明，它们仍能反映出丰富的越国音乐文化的信息。首先，它们反映出鲜明的越国文化内涵。如从硬陶和原始瓷做仿青铜材料反映了越地先进的陶瓷生产和烧造工艺；鼓座上的蛇雕与钟、镈上的蛇形堆塑是越国及其先民蛇图腾的反映；叶脉纹和水波纹等纹饰是越人稻作文化、水文化的反映；“C”形纹则是体现了越人特有的审美情趣。其次，这些乐器还反映出部分以往并不明确的越国文化因素，如结合墓葬情况和随葬的乐器，人们能看到越国等级制度的存在；继长兴鼻子山墓乐器坑后，邱承墩再次出现乐器龛，越国的“重乐”之风赫然呈现。最重要的是，鸿山墓的考古发现，对越国音乐文化有了更多层面与角度的展示，揭示了许多以往并不清楚的越国社会音乐生活的面貌，鸿山墓中具越国特色的器形和纹饰都可以作为越人乐器的标准器。越国的乐器种类和组合，也有着自己的特色，集中原系统与南方系统众多乐器于一身，再配越地笙、瑟等竹木乐器，体现了越国宫廷音乐壮观的场面。[16](p.93) 吴国在地理上更近中原，统治者又为宗周血统，这样的内在和外在两方面条件，使得吴国更早也更容易接受了中原文化。特别在春秋晚期的吴王寿梦之后，吴国迅速融入中原，器物多呈中原或齐楚样式。 出土春秋时期乐器的吴墓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丹徒北山顶吴国墓[17]、六合程桥两座东周墓[18]和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19]，其中，出土乐器最丰富的是丹徒北山顶墓，从中可以看出，越墓中到战国时期才见到的编钟、编磬，已于春秋时的吴国列入大雅之堂。从器形上看，甬钟、镈、磬等皆为中原型态的乐器，在吴越两国表现为一般化的相似外，一些细部也显示出它们天然的亲缘关系。如吴国者减钟，其甬饰三角形蝉纹，位置与形状都与鸿山墓甬钟甬上所饰三角纹相似；者减钟甬呈弧锥形，旋做圆条状，都与鸿山墓中邱承墩、万家坟甬钟相通，而这些特点鲜见于其它地区。而北山顶墓与王家山墓出土的2件钲以及旅顺博物馆藏的、据铭文为吴王寿梦军用器的“冉钲”[11](p.316-317)，皆于柄中穿孔，植于建鼓或战车上，方便在战场上使用，这正与吴国国情相符。 在乐器组合上，吴国有不同于中原之处，北山顶吴国墓出土的乐器组合表现比较典型。北山顶墓出土乐器种类有编纽钟、编镈、编磬、錞于、钲和鼓(残，余有鼓环和石桴头)，编钟为编纽钟加编镈两种；而鸿山墓中出土的中原系编钟则用编甬钟与编镈的组合，这都是当时所常见的。但北山顶墓中的錞于、钲和鼓(一般认为是悬鼓)等有军用性质的乐器也与这批礼乐器同墓而出，这就不是普遍现象，这在中原地区是不多见的。这种现象同见于越地。浙江绍兴越王陵就出土有铜铎，无锡鸿山墓则也有錞于、钲和鼓同出，这是当时吴越民族为善战的表现。正如他们以铸剑术引以自豪一样，在乐队中也添加了“武”的色彩。北山顶墓据其所出器物的铭文为吴王余昧(卒于公元前527年)之墓，而其他几座吴墓或只见编钟类，或只有錞于和钲，未见共存，这可能与吴王皆为政治和军事统帅有关。 在乐器的种类上，吴国与越国相近。吴地常见錞于、钲和句鑃的出土，錞于与钲在吴墓同出除北山顶墓外，还见于谏壁的王家山墓，且这2墓都是3件錞于配1件钲，呈现出较固定的组合模式。加上吴国几个大墓中出土的编钟、编鎛、编磬等乐器，制作精致，多为实用器，可以知道吴国的音乐比较发达，这在史书上也有反映，比如著名的“季札观乐”的记载就说明了吴国公子季札对中原雅乐有着全面、深透的了解。 吴国乐器与越国乐器有相近性是有历史基础的。越国建国后的历史，都有吴的陪伴，在越王勾践入吴至返国的若干年里，双方虽然是相互防备，但表面上毕竟平和相处多年，沟通有所加强。再加上地理因缘，在两国拼杀争斗的背后，仍抹杀不了天然的趋同性[16](p.80)。 吴越音乐考古资料分析表明：吴越与中原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吴越地区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亦有严格的礼乐制度、乐悬制度。不过，吴越地区的音乐文化亦存与中原地区明显不同之处，有自身鲜明的特点。还应该注意到，吴音乐文化与越音乐文化之间亦既有共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对吴越音乐考古资料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探讨刚刚起步，吴越音乐文化渊源有自，而吴越音乐考古资料的分析则是探其渊源、览其脉络的难得切入点。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以及研究的深入，吴越音乐考古资源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乃至经济价值将会日益凸显，吴越音乐考古资料本身也会因此而重新焕发光彩。 三、吴越音乐考古资源的当代现实意义 吴越音乐考古资料不仅资源丰富，且饶有特色。我们该如何使用这批资源?它对我们吴越地区，也就是现在的长三角、环太湖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建设是否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也是本课题的任务之一。 最近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化事业也重新获得生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音乐考古学诞生并逐渐成熟，古乐器的开发利用在国内蓬勃开展。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掘和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引起考古界、音乐界、科技界等领域学者的密切关注。应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需求，编钟被搬上了舞台，引起了古乐器的复制、仿制热潮，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青铜艺术铸造分公司、武汉精密铸造厂、苏州华声乐器厂(金海鸥创建)等单位开始大量铸造钟磬产品，院校、博物馆和演出团体争相订购。世纪之交，中华和钟的铸造再次引起全国诸多有关行业、部门人员的关注，1999年底，这套由108件青铜乐钟组成的大型编钟成功铸造，对弘扬中国民族音乐文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先秦钟磬乐悬的古为今用，也为整个中国民族乐器工业由“文革”以后的复苏增添了光彩。 中国民族乐器工业的“古为今用”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及多的历程，今天正处于蓬勃发展期。本课题将吴越音乐考古资源的应用分成原生型应用、次生型应用和续生型应用三类，从不同角度对吴越音乐考古资源的现实意义进行分析。 (一)吴越音乐考古资源的原生型应用前景 所谓原生型应用是指对出土乐器进行复制、仿制，直接投入市场。 先秦古乐器中复制、仿制最多的是编钟，其次是编磬和琴、瑟等。古乐器制造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武汉、苏州等城市已有几家影响较大的厂家铸造了大量编钟销往世界各地。订购这些乐器单位以演出团体、博物馆、高校及旅游景区为主，被仿制的乐器主要集中于湖北、山西、河南、陕西等地。而吴越音乐考古发现的乐器，除了博物馆的个别需要而制作外，极少被仿制运用。江浙本地的古乐器厂，也往往不乐于考虑以吴越音乐文物为原型进行乐器仿制。其表面原因是吴越音乐考古发现中被人关注的亮点不多，吴越音乐文物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即市场的取舍所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人们对于吴越音乐考古资源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没有跟上，远远落后于湖北、山西、河南、陕西等地，直接影响到相关市场的发育和培养。 2009年可以看做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由无锡市筹建的中国民族音乐博物馆是一大突破。中国民族音乐博物馆(以下简称无锡民乐馆)由无锡市政府与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3家单位共建，无锡日报报业集团筹建，位于无锡运河公园内，已于2010年9月27日正式开放。该馆三层楼建筑，展示面积约4000平方米。展厅由著名音乐考古学家王子初先生做设计，并亲自起草了布展大纲，依中国音乐史的发展脉络，确定了各历史阶段有代表性的音乐考古出土文物(复制品)为展品，并有意突出了吴越地区出土文物，如西周江宁许村铙、战国吴县长桥古筝，还有浙江余姚河姆渡的陶埙与骨哨、南京安怀村的陶埙等。大铙是越地早期钟类乐器代表，多数学者认为中原编钟取形于大铙，在钟器发展中地位很高，许村铙器表纹饰精致，由多组卷云纹构成一兽面形，音质较好，是大铙中的精品之一；吴县长桥古筝更是贵溪崖墓筝外仅见的先秦筝类乐器。河姆渡陶埙是目前已知国内最早的陶埙；这些吴越乐器在中国音乐考古出土文物中都应占据一席之地，此馆展览能注意到这些乐器并予以复制(长桥筝还予以了复原设计)，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博物馆将这些重要出土文物向社会介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是吴越音乐考古资料成功运用的一例。
图24 南京安怀村陶埙 该馆为了突出吴越特色，民乐馆设置了“鸿山礼乐”单元。2004年、2005年间，无锡鸿山越墓发掘，出土了400件先秦越国贵族宫廷礼仪乐器。根据这个音乐考古大发现，民乐馆对这批乐器中几类有着鲜明地方特色的乐器组群进行了复原，包括编句鑃、越系圆编钟、环首钲和缶。王子初先生用青铜复原的29件套的编句鑃与34件套的越系圆编钟气势恢宏、光彩照人。29件编句鑃分三层悬挂，低音编句鑃1组8件(参考广东南越王墓所出)；中音2组14件和高音编句鑃1组7件。34件越系圆编钟也采取类似的设计，编句鑃与越系圆编钟合为一套组合越式编钟。编钟采用曲尺形架，即编句鑃和编越系圆钟分两面垂直相交，音律采用今日世界通行的十二平均律，可在较大的范围内与各种现代乐器合奏。这对我国古乐器来说无疑是个创造性的运用，为吴越出土物在当今的具体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可视为本课题的一个典范。这也提醒我们要以更开阔的眼界进行吴越音乐考古资料的应用。 不过，总体看来，吴越古乐器得以关注和应用的实例还不多。如前所述，吴越音乐考古资料的原生型应用主要体现在古乐器仿制业上，而制造这些乐器的厂家无疑首先考虑的是市场销路。市场销路往往又取决于所仿乐器的知名度。决定这些乐器的知名度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优越性及特色性，二里头埙、虎纹大石磬、妇好墓铙、晋侯苏编钟、王孙诰编钟、曾侯乙编钟等重要音乐考古文物，都因他们独特的历史价值而广为人知。吴越特色古乐器资源并不乏它的优越性及特色性，当有广阔的开发前景。随着中国重要的经济大区“长三角”格局的形成和突飞猛进的发展，雄踞东南方的吴越地区音乐考古资源有理由得到更多关注与应用。
图25 中国民族音乐博物馆复原无锡鸿山编句鑃
图26 中国民族音乐博物馆复原无锡鸿山越系圆钟 越系乐器不乏独特之处。横扇越王钟和鸿山编钟等，它们文化内涵丰富，地域特色鲜明。鸿山万家坟墓出土编钟的蛇纽、镈的扉棱、钲的环首柄、鼓座上的蛇雕等等，都是极有特色的形制特点；句鑃和越系圆钟更是越人特有的乐器品种，无锡中国民族音乐博物馆选择这两样乐器进行复原，就是看到了它们独特的艺术和工艺价值。绍兴306号墓的铜屋中的乐伎及乐器组合，构思奇巧，设计造型别具一格，也具开发价值。 吴系乐器亦有鲜明特色。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武进淹城句鑃、六合程桥编钟[18]、吴县长桥古筝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北山顶墓出土的钲、錞于、磬、甚六编纽钟、编镈、鼓环等一整套乐器[17]，据铭文推测墓主为吴王余昩，乐器揭示了吴国王宫贵族当时的用乐规模，在当今的文化事业和商业开发上，都极具开发潜力。 还有在其他地方发现的吴越有铭乐器，如者
钟、者减钟、能原鎛和河南固始侯古堆勾吴夫人墓中编钟，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物。其中者减钟、能原鎛都历有专家对其进行过专门研究。江苏邳州九女墩所出的编钟、编磬虽为徐国乐器[20]，但作为一批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出土在江苏境内，且徐与吴关系紧密，乐器本身出土于吴墓，亦可作为很好的地方资源予以重视。 吴越乐器中，句鑃特色鲜明，他地鲜见。可作为吴越地方音乐的一个标志性器物，极具开发价值。无锡民乐馆除了复原29件套的编句鑃外，还将句鑃设计成精致的12件套小件礼品句鑃。小件礼品句鑃分上下两层，带钟架，设音律，造型典雅，文化底蕴深厚。既有地方特色，又可以演奏，深受人们欢迎。除无锡民乐馆外，2009年10月，第二届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国际会议在苏州召开，主办方也选择了同类礼品做为馈赠中外各国代表、会员的礼物，各国与会者爱不释手，深获好评。事实上，句鑃作为吴越音乐代表器物之一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作为吴越音乐的象征品也已看到其可行性。如果这样的观念得到业界普遍认同，那句鑃必将成为古乐器厂家最热门的仿制乐器之一。 吴越音乐考古资料的原生型应用，无论是原文物的复制、仿制，还是缩小体量做成礼品的仿制，只要在吴越古乐器的基础上，抓住其最基本的特征，加上适当的创意或改造，是完全可行的。现在很多乐器制造厂依据曾侯乙编钟，仿造其钟架样式、钟型等，又加上了一些新的因素，如将纹饰做调换并改变铭文内容等，最主要的是变其音律为12平均律以便演奏。这样的尝试在吴越编组乐器中同样适用。 总之，吴越音乐考古资源在当前的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有着广阔前景。相关产品既可用于专业演奏，也可用于学术研究，还能作为建筑、场景的装饰，对学术研究、城市建设、文化知识的普及推广和地方文化的传播起到良好作用。 (二)吴越音乐考古资源的次生型应用前景 所谓音乐考古资源的次生型应用是指根据考古资料所呈示的科技成果、文化理念，进行整合及创造。目前这方面的运用最突出地表现在科技研究和音乐表演两方面。 在科技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出土的先秦钟磬礼乐上。在钟磬礼乐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古代音乐科学技术成果，被重新运用到钟磬制造或文物修复中去。古代钟磬所蕴含的科技含量非常高，从合金材质的选配、钟体构造、磬体结构、调音工艺等技术，乃至古代青铜乐钟的双音技术，都蕴涵科学原理。这些研究成果很多已发表在一些专著及学术期刊中。曾侯乙编钟出土后，这方面的研究进展迅速。吴越音乐考古资料中的句鑃、越系圆钟等新的旋律乐器中蕴含着怎样的科技信息?吴越地区的编钟、编鎛，在科技含量上与中原相比又有哪些相殊之处?只有更深入地了解与认识这些音乐考古资料及各项技术，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更准确地进行文物复制、复原或修复。 乐器是用来演奏音乐的发声器械。古代的音乐难以再现。考古发现的乐器虽然不能奏出古代的音乐，但其所发出的声音(声响、音响)应该说是与古代基本一致的。利用这样的音响，进行音乐的创作和表演。在这个方面，国内诸多团体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在复制工作一次次取得成功突破的同时，湖北省的音乐工作者迅速看到了这些两千多年前的古乐器在现代舞台上的价值，“1983年，武汉音乐学院与湖北省博物馆合作，在全国首次将曾侯乙墓出土的全部古乐器推向了当今舞台……紧接着，湖北省博物馆、楚乐宫、巴蜀乐宫、随州、黄鹤楼、楚天台、襄樊等地，一个个编钟古乐展演团相继成立。”[21](p.152)这样的趋势很快越过湖北省的省界，中央民族乐团、南京民乐团、河南省博物院等全国各地的歌舞团、民乐团、音乐学院、博物馆相继增设古钟演奏的表演内容，同时，为这些乐团创作、改编的古乐曲目也越来越丰富，产生了《楚商》《编钟交响乐》《天地人》等一批配有钟磬乐的有影响的作品。而包括创作、编配、排练、演出在内的各环节事实上都与音乐考古资料本身的特性直接相关，也只有较全面的对这些音乐考古资料进行了解，才能更好地运用在最终的音乐表演上。 音乐考古资料在音乐实践中的运用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能融经济、文化、教育三大资源的意义于一身：演出多为旅游景点的收费项目，往往有着可观经济收入；古乐演奏也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传播路径；同时还能起到普及音乐艺术教育与音乐知识，弘扬民族文化、陶冶人们性情的作用，一举多得。这些考古资源中所含的历史知识和文化信息，甚至可直接应用到文化建设与教育事业中去。吴越音乐考古资料在这方面的应用尚未起步，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相关的研究成果会有效地运用于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中。 (三)吴越音乐考古资源的续生型应用前景 续生型应用是前两种运用的延伸，即指利用出土吴越乐器的代表性特征设计制作产品。相对于上述两种应用方式，这种应用方式涉及面更广。这里拟以其他地区音乐资源应用为例，进行初步探索。 续生型应用最典型范例是城市雕塑作品，国内已不乏这样的运用实例。如湖北汉阳月湖公园乐器雕塑曾侯乙墓编磬、云南民族艺术馆前的大铜鼓、云南民族艺术村前大道上一个接一个的乐器雕塑等等。还有的虽非雕塑，但非常巧妙的将乐器的整体外形特征运用于产品中。如西安秦始皇陵外的路灯外罩用的是纽钟造型(图27)，无锡中国民族音乐博物馆外墙的壁灯外罩也是甬钟造型，还有西安公园中、大街小道上的鼓形石座等。 当然，元素运用不一定局限于整体搬移式的运用，更多时候应该只是一些典型特征的提取。这种元素运用的实施可简单分为以下4种情况：1.用于建筑；2.用于景观；3.用于装饰；4.用于实用体。
图27 西安秦始皇陵外的甬钟造型路灯
图28 安徽淮南市山南新城区的“乐器房子” 1.用于房屋建筑 较为突出的两例是河南艺术中心建筑(图29)和安徽淮南市山南新城区的“乐器房子”(图28)。前者主体5座建筑据古埙造型设计，中有两堵墙面为排箫造型，中立一骨笛形状的塔楼，在气势恢宏、合理美观的现代设计基础上，将浓浓古韵镶嵌于其中，设计理念独树一帜；后者别开生面，用一整台形状逼真的三角钢琴造型作为主体建筑，前方立一巨型的、内设楼梯的大提琴造型玻璃构架，大方而精致，悦人眼目。将乐器造型用作建筑，虽然观赏性很高，但设计难度大、成本高，且并非所有乐器都合适；但如果将某些文化元素用作建筑的组成部分，其应用前景更为广阔。如无锡市中国民族音乐博物馆的大门采用曾侯乙编钟钟架造型就是一典型的例证。浙江绍兴306墓的铜乐伎屋本身便是一建筑模型，更具有可实施性，这样的古建筑样式完全适合作为一种公园的景观建筑。 2.用于环境艺术 音乐考古资源用于环境景观应用实例较为常见。如前文所说的汉阳月湖公园乐器雕塑有曾侯乙墓编磬，还有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的钟磬塔、鼓墙和公园内下沉广场地面的琴弦；广州增城广场虎座鹤鼓舞雕塑用虎座鸟架悬鼓等。还有河南艺术中心音乐厅外的五线谱地表、无锡阿炳故居前的《二泉映月》大乐谱等，虽不是音乐考古方面的元素应用，也是音乐艺术元素成功应用的理念体现，可为借鉴。音乐考古资源的环境景观应用，可行性大，应用前景广阔。它既美化了城市环境，又能起到民族文化的传播和教育普及作用。
图29 河南艺术中心建筑
图30 浙江绍兴306墓的铜乐伎屋
图31 浙江绍兴306墓的铜乐伎屋越筝伎
图32 浙江绍兴306墓的铜乐伎屋击鼓伎 但是，吴越音乐考古资料的应用实例尚待开发。在吴越音乐考古资料中，不乏深邃的文化底蕴，鲜明的民族特色，美观大方造型风格和绚丽多姿纹饰图案，无论是形制统一的垂叶纹句鑃、无锡鸿山墓的三足缶、环首钲、鼓座老虎墩的双旋甬钟，还是南京江宁许村铙、北山顶錞于及者减钟、能原鎛等，均有着潜在的发掘利用价值。江浙地区各城市的公园、广场、公路及小区空地，均为应用的广阔空间。 3.用于器皿装饰 音乐考古资源用于器皿装饰已是常见的做法。这类应用以器皿的装饰、小商品或礼品的设计形式出现较为普遍。如有乐器形状的饰品、挂件及衣物上的图案设计(图34)，上文提及的西安秦始皇陵外的纽钟造型路灯外罩，无锡市中国民族音乐博物馆外的壁灯，西安华清宫内羯鼓形状垃圾桶(图35)、乐器形状的砚台等。这种运用能得到较好的社会评价和经济效益，值得探索。吴越音乐考古资料中的特色元素，除上述器物的整体造型之外，还包括青铜乐器上的铭文、图案和色泽，都可做为一些产品的设计元素。
图33 河南艺术中心建筑音乐厅外的五线谱地表
图34 衣物上的图案
图35 西安华清宫内羯鼓形状弃物箱 吴越音乐考古资料元素运用的广阔前景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开发工作之上。这方面成果的运用，还需要设计人员对这些资料的深入认识，方可通过他们之手转化为社会的产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吴越音乐考古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并尽可能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研究成果提供给社会，提供给专业设计人员，让这些资源运用在上述所及各个方面。 四、结语 吴越音乐考古资源的调查和研究是中国音乐考古学领域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中国音乐史乃至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吴越音乐考古资源都是不可或缺的材料。 1.吴越音乐考古资料统计 吴越音乐考古资源十分丰富，出土乐器主要有甬钟、镈、纽钟、铙、錞于、编磬、钲、铎、句鑃、缶、琴、筝等13种，其中，铙5件、甬钟97件、编磬83件、镈73件、纽钟59件、錞于30件、钲10件、铎5件、句鑃134件、越系圆钟127件、缶3件、鼓及鼓座8件、琴筝7件。 2.吴越音乐考古资源的学术价值 吴越音乐考古资源使我们对缺失的先秦吴越音乐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吴越与中原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吴越地区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亦有严格的礼乐制度、乐悬制度。不过，吴越地区的音乐文化亦存与中原地区明显的不同之处，有自身鲜明的特点。还应该注意到，吴音乐文化与越音乐文化之间既有共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3.吴越音乐考古资源的现实意义 吴越音乐考古资源对于弘扬中国民族传统、保护音乐文化遗产、丰富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以及对地区经济的开发利用和文化教育建设等均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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