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印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影响与对策_中美关系论文

美印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影响与对策_中美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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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天然盟友到战略伙伴

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追溯到2000年3月克林顿的南亚之行。两国在“印美21世纪展望”中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已进入新的阶段,即政治互信和经济互利阶段。而且,双方还同意通过广泛的高层会晤以及各合作领域工作小组的交流把双边对话制度化。同年9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美并在美国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时,重申了他在1998年提出的美国与印度是“天然盟友”(natural ally)的主张。

布什上台后继续实行对印倾斜的政策。当时共和党政府的许多高官频繁使用“转型”(transformation)一词来形容美印关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把美印之间关系的转型称为是从“相互疏远的民主”到“彼此接触的民主”。

九一一事件是美国全球战略和南亚政策的转折点。印度迅速和前所未有地向美国提供全方位合作。作为回报,美国也向印度做出了友好表示并提供了大量援助。

2004年,美印关系的转型加速进行。1月12日,美印两国宣布了被视为两国关系转型里程碑和未来发展蓝图的“下一步战略伙伴”(Next Steps in Strategic Partnership,NSSP)倡议。双方同意扩大在三个特别领域的合作,即非军事核活动、民用空间项目和高技术贸易。此外,还将扩大有关导弹防御的对话。这一“三步曲”或“四重奏”是美印战略伙伴的主要内容和最新进展。布什称之为“美印关系转型的里程碑”,而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则称,“我与布什总统达成的战略伙伴展望现在变成了现实”。

(二)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经济与安全双边合作

在战略伙伴框架下,美印在经济和安全领域进行了实质性的合作。

在经济领域,美印之间的贸易在90年代稳步增长,印度对美出口增长尤其迅猛。目前,美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2003年,美国对印度的出口为50亿美元,从印度进口为130亿美元。2003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净值达到55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来自美国公司。随着印度投资环境的改善,来自美国的资本还将有大幅增加,特别是商务处理外包业务(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s,BPOs)。高技术合作是NSSP的一项重要内容,其范围涉及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双用途技术等。一些分析家认为,随着美国在高技术领域对印度出口限制的取消,美国事实上已承认了印度的核大国地位。

在安全领域,2004年6月美印防务政策小组(US-India Defence Policy Group)举行会议,商讨有关防范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开展进一步的联合军事演习计划以及向印度出售武器的可能性。自2001年9月以来,美印广泛开展安全合作,除联合反恐外,还包括军事演习和武器出售等。

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安全合作的不断升温,必然会对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一方面取决于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国对它的看法和反应。下面将主要通过分析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和中美关系中的印度因素来考察这种影响。

(一)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回顾冷战,我们可以发现,中印关系起伏不定,而美国则在不同时期与两国中的一个结盟以实现其遏制苏联的目的。

建国后中国和印度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印度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另一方面,中国对印度的不结盟政策表示赞赏和支持,尽管这一政策与美国的结盟和遏制政策背道而驰。中印间的友好关系在1954年双方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1955年共同参加亚非会议时达到顶点。然而,中印之间却从未结盟,更不用说反美同盟。相反,国家利益的不同和地缘政治的对立最终使两国间出现1959年的西藏问题和1962年的边界争端,并因此结束了5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友好关系。虽然美国将中国视为在亚洲的主要敌人,但却从未把印度看作敌手,相反还相对容忍印度与美国的全球对手即苏联的紧密关系。总之,“美国对印政策的强硬程度与中印间的信任程度都从未达到能让印中携手反对美国的水平”。

在中印关系最困难的60年代,美国站在印度一边反对中国。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时,肯尼迪总统曾派遣美国航空母舰前往孟加拉湾,以示对印度的支持,并向印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中印之间的对立却并未使印度加入美国的反华阵营,而且,即使在冷战正酣的年代,美国也未把印度看作一个必要和可靠的反华平衡力量。

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美国从以前的亲印转变为亲华。在南亚、亚洲和整个世界,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一个美—中—巴合作与印苏同盟的对峙变得非常明确。当中国与美国走到一起对抗其共同的头号威胁苏联时,印度也离开了美国转而与苏联结成紧密关系以对抗巴基斯坦。也就是说,中国与美国(及巴基斯坦)合作和印度同苏联结盟都主要不是针对对方的,而是分别为了对付苏联和巴基斯坦。

冷战结束后,中美印三国调整了相互间的关系,从而改变了战略三角的形态,在中印关系中,美国的重要性逐渐突出。总的来说,冷战结束后中印关系和美印关系都有很大改善,而中美关系却像冷战时期的中印关系那样起伏不定。主要原因是美国把崛起中的中国而不是把衰退中的俄罗斯或上升中的印度作为其经济、政治和战略上的主要挑战和潜在威胁。不过任何两国反对另一国的同盟却都被证明是暂时的、低效的或甚至是不可能的。首先,90年代早期关于中印俄三角抵抗美国霸权的可能性的讨论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爱好”更多是理想主义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其次,作为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一种表现,两国曾签署联合声明对印度的核试验加以谴责,甚至几近达成“一项避免南亚核军备竞赛的战略”同盟。但这种努力的影响是短时间的,其结果也不乐观。再次,虽然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密函中引用“中国威胁论”作为印度核试验的理由,试图离间中美关系,但并未奏效。

九一一事件后的国际形势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提高了中国在三角中的地位。在美国看来,中国已从“一个主要挑战者”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合作者,不论是在应对像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这样全球性长期挑战方面,还是在解决像朝核危机这样棘手的地区安全问题方面。同时,美国和中国现在对巴基斯坦负有共同的责任,因而在南亚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这是中国在三角中的主要获益”。此外,九一一事件后,随着中印两国在反恐问题上共识的增加,印度也减少了对崛起的中国及其威胁的担心。考虑到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引人注目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和印度的利益被同等地考虑,美国完全可以在中印关系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二)中美关系中的印度因素

相对于美国在中印关系中的作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美关系中的印度因素是次要的。这部分是因为印度在三角中相对较弱,其战略资源被限于与巴基斯坦的对立。即使九一一事件后,“新德里仍发现很难把经济潜力转化为政治和战略影响”。因此,印度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对中美关系发挥重大的影响的程度。但是,不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后印度总是想在其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不过,印度也从未放弃从中美对立中获益的企图。1998年印度核试验时,印度就曾以“中国威胁论”作为借口。而在中美关系因1999年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和2001年撞机事件陷于低谷时,印度却趁机向美国靠拢。

但是,迄今为止,“印度和美国都不愿意建立一个公开反对中国的联盟”,“两国都不认为中国的崛起已构成现实的威胁从而有必要建立一个对抗这种威胁的战略伙伴”。然而,一个反对中国的美印同盟仍是一种可能性,并会在任何一方与中国发生冲突时成为一种优先选择。

如前所述,以往美国并没有把印度视为一个反对中国的有效平衡者。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随着印度的崛起、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和印度在中美关系中作用的上升,印度有可能成为美国用来平衡中国的一张“牌”。

总而言之,美国因素在中印关系中是积极还是消极将取决于三个要素: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的政策,中国和印度的反应以及中印关系的质量。而印度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效力则一方面取决于印度把经济潜力转化为政治和战略影响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美关系是对立还是接触。

(一)中国与美印的共性和分歧

总体来说,中印之间对美国有一些共同看法和相似立场。在全球层面,中印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有大致相同的立场,反对把过高的劳工和环境标准等纳入国际贸易协定,而美国对此持相反意见;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支持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国际社会的平等、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和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而这与美国的战略目标相违背;作为文明古国,中印两国强烈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与美国倾向于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不一致。在地区层次,作为亚洲两个主要大国,中国和印度都在力图避免地区外大国(主要是美国)主导本地区,并在建立亚洲共同体方面有基本相同的利益。两国也都不愿意看到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同盟及其在周边的军事存在。在双边层面,中印作为两个最大的转型中的社会,在对人权的看法上基本一致,并与美国存在分歧。这些共性是中国与印度成为战略伙伴的潜质,虽然尚未转化为紧密关系和实质性的合作,但这也足以牵制印美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美在对印度的看法上也有相同之处。比如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中美作为公认的核大国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成员和维护者,而印度还处于这一机制之外。在印巴冲突问题上,中美对巴基斯坦的看法比印度更为积极和乐观,印度更愿意将巴基斯坦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在南亚问题上,中美都感到有责任在南亚地区稳定(不管是否涉及克什米尔问题)中发挥相应的作用,但印度却在努力排除任何地区外力量的干涉。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尽管新的成员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国际社会这一权力中心,但中国和美国都不愿意给这些新成员(包括印度)以否决权。这些共同点也许还不足以使中美间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却是制约美印把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推向对付中国的重要因素。

与印度和美国的这些共同点为中国带来一些战略空间,从而有机会阻止美印关系从战略伙伴最终转变为针对中国的战略同盟的任何可能性。

中印在对美关系上有明显的不同看法和利益。共同崛起的地缘政治现实使中印成为争取美国的天然竞争者:从有形的贸易和投资到无形的合作和帮助。由于美国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比一个上升的印度更具挑战性,因此这两个亚洲大国在美国的战略议程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当然,美国最希望的仍是能够“在同一饭局中既尝印度咖哩,又吃北京烤鸭”,也就是可以随意选择支持一方而反对另一方,或至少能利用中印间的不同和分歧抵消它们任何可能的反美努力。

中美有关印度的不同看法和利益主要集中在印度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上。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称印度是“地区超级大国”,其战略利益“覆盖从非洲之角到西亚、中亚、东南亚及更远的地区,并包括整个印度洋”。对此,中美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对中国来说,印度从南亚大国崛起为具有全球抱负的亚洲大国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中国欢迎印度在亚太地区发挥更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以部分平衡美国的影响和单边主义,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多极化;但另一方面,崛起的印度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竞争者,双方的利益和影响从南亚、西亚、东南亚、中亚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已经或即将相撞。对美国而言,一个崛起的印度的挑战是非常有限的。在亚太的多数次区域,美印比中美更为接近。不过,尽管中美关于印度的分歧只是双方现存分歧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足以使双方在关系紧张时分别争取印度站在自己这一边。

(二)中国的战略和政策选项

美印在南亚和印度洋的战略伙伴关系及美日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军事同盟,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新的大国游戏中的两个最主要的安全关切。不断加强中的美印安全关系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上升的影响是一个潜在的制衡力量。事实上,在五角大楼和国会山都有不少人已经提出把印度作为制衡中国的最佳候选。关于“亚洲版北约”、“美印安全同盟”和“美印日战略三角”的言论也经常可以听到。这在印度国内也有不少响应者。

基于对上述共性和分歧的分析,中国应同时考虑其对美国和印度的关系,或更确切地说,在一些问题上,中国应思考对美政策中的印度因素和对印政策中的美国因素,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可能相反。

在中美关系方面,由于中国对美国而言在全球和亚太经济发展及大多数安全问题上比印度更为重要,因此中国可以并应该:

第一,扩大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和中国在美国的经济影响。中国可向印度学习,加强华裔美国人在美国政府的游说。这可以确保在美国发展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时,中国至少能维持基本的影响力;第二,深化中美之间在安全上的相互依赖。与美国在全球打击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上继续合作的同时,中国应更多地寻求两国在非传统和次区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第三,努力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上和平共存。在争取美国接受一个崛起中的中国的同时,中国最好也适度改变过去强烈批评和反对美国霸权的做法,适应美国目前的霸权地位和影响。这将减少美印从战略伙伴转变为针对中国的战略同盟的机会和可能。

在中印关系方面,中国作为印度的邻国,比美印间有更为紧密的历史、地缘和文化联系。中国是印度在实现其国家目标时更为关键和可靠的国家。因此中国可以并应该:

第一,增强中印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不论是在双边还是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上。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印在许多领域既有合作潜力又有竞争可能。印度的软件和服务业与中国的硬件和轻工业就是有待合作的领域。这将有利于消除政治疑虑和安全担忧。中国与印度或美国都缺乏军事合作,但美印防务关系却在不断强化。因此,中国就有必要利用美印经济关系的相对薄弱,同时加强与印度和美国的经济关系,以突出中国在中美印三角中的经济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安全方面的不利。第二,增进安全上的互相理解。中印都更应对对方的安全关切给予更好的理解,如印度对于中国在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东突问题上的关切,中国对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中国与巴基斯坦和南亚较小国家间军事关系的关切,双方都需要沟通和交流。这种安全理解对于建立互信非常必要,并可防止美国利用中印间的对立为其战略利益服务。第三,把双边历史和文化上的共性转化为实质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经济上,中国和印度可相互学习和交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中国应借鉴印度渐进式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势,如较强的银行体系、较高的资本效率、较好的制度框架、更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和强大的私人企业。政治上,中国可以加强与印度在全球贸易、环境、人权事务上的协调和对话;军事上,除了建立边界地区的信任措施,还可寻求地区合作的机会,重点应放在打击“三种势力”和维护印度洋海上航线安全上。这些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的合作将有利于中美印三角更趋平衡。

摘自《当代亚太》(京),2005.5.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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