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异化：国内乡村民俗文化游常态分析*
宁 威
(洛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洛阳 471934)
摘要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现代开发，使民俗文化向旅游资源转换的同时,表现为对物质民俗缺乏“灵韵”的工厂式再生产以及对仪式性、信仰类等精神性民俗的缺乏尊重的非本质加工，使民俗旅游业产生“大跃进”，出现仅满足浅层感官消费的传播异化。
关键词 ：节庆民俗；乡村；旅游；异化
节庆民俗文化的产业化和商品化，属于传统文化发展的时代适应性变革，从积极意义上讲，其本身是一种应对社会变迁的自我调节和基于时代的主动变化，借助于产业化过程中各种文化载体的实用性发挥和文化形式的实际展演，能够对节庆民俗文化起到传播和扩散的作用。通过产业化途径，各地借发展节庆民俗经济的契机，使民俗事象被收集、保存和共时性流动,各种民俗工艺产品和节庆文化饮食通过商业运作,转化成资本并反哺到文化本身，能够使面临沉沦、隐匿和消失的乡土文化传播开来，使民俗文化实现传播和承继，这本身是一项有益的举措。
但某些地方的乡村节庆民俗的现代重建，在产业化运作和商业化领域表现得过分地强调功利性开发，民俗文化资源在向旅游文化资源等方面转换的同时,转变成对民间工艺品等为代表的物质化民俗物品的工厂化开发，使民俗工艺品成为丧失文化品性、仅具经济“外壳”的商品。仅仅依靠工厂化出产的民俗衍生品残剩的表面文化特质在商品流通领域中运行，玷辱了其原生意义；有的地方对仪式性、信仰类等精神性民俗文化进行现代意义和审美的加工和表演化再现，使节庆民俗的文化价值转向门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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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作为泛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少具有文化价值、科学价值、道德价值、历史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政治价值等多个方面”[1]，“集中或单纯地重视经济价值已经对非遗的保护工作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甚至已经造成再次破坏。”[2]从节庆民俗文化的发生、发展的角度上看，作为一种族群根性的精神遗产，其文化载体价值、历史传承价值应该大于其经济产业价值，而目前这种“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理念统领下的民俗文化传播的异化，正在成为各地民俗旅游的常态，不容乐观。
一 、民俗旅游中文化传播的异化
(一)物质性民俗艺术衍生品：工厂式的复制化
“作为商品化的节庆民俗文化，具有了大众文化的特征，而这种特征表现为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特点。根据德国当代文化批评家本雅明的研究，当民俗艺术品被大量复制后，艺术独一无二的灵韵(aura光晕)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平庸的作品。”[3]
当海水浓度在1%以下时，实验组厚萼凌霄幼苗的长度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当海水浓度在5%-10%之间时，实验组厚萼凌霄幼苗的长度与对照组差异显著；当海水浓度在5%-40%之间时，实验组厚萼凌霄幼苗的长度与对照组差异显著。当海水浓度在20%以下时，实验组厚萼凌霄的根长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当海水浓度在30%-40%之间时，实验组厚萼凌霄的根长与对照组差异显著。其原因可能是低浓度海水的长时间胁迫导致厚萼凌霄种子细胞逐步形成适应性渗透调节，从而降低了细胞渗透势，用以保护厚萼凌霄种子，使之能够正常生长、发育[9]。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不无讽刺地说道：“作为典型的文化工业的产物，我们不再说它们‘也是商品’，他们现在彻头彻尾地就是商品。”[4]“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情况下，也会被灵活消遣着……，文化工业上的每一个产品，都是巨大经济机器的一个标本”。[5]
“在民俗旅游产品的开发中,代表地方文化特色的民俗文化被改头换面或任意仿造, 市场需求的导向性原则严重侵蚀了民俗文化存在的社会基础。”[6]各种各样的民俗文化依照一般顾客的审美需求被快速、大量的复制，各种节庆民俗文化用品被各种仅带有一鳞半爪民俗内涵的商品所取代，原来具有传统文化简洁、大方、古拙等形制特色的民俗物品因迎合现代文化工业语境下的低俗理解和低俗审美而被加以或“繁琐”、或“呆萌”、或“流畅”的配饰，用以博得附加利润。譬如，作为周秦文明发祥地的陕西西府地区，民俗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有泥塑、剪纸、木版年画、皮影、马勺脸谱、草编、雍绣等，影响关中平原和周边甘、宁等省，其传统泥塑民俗制品是以黑白素色为最美，现在却针对一些喜欢金银铜色的顾客投其所好，发展成为覆以烫金贴饰的泥塑，并以此抬高售价，使得像这样的泥塑产品沦为艺术上的低档品。有的民俗物件因订货量大而简化工艺，从而缩短生产周期进行赶制；有的传统节庆民俗用品，如杨柳青木版年画，不少作坊全面放弃人工刻版、调色、印刷等手制工艺，而采用机器制造，胶版轮印机印刷出来的门神、年画虽然精美，但缺少了民俗艺人独具匠心的心血倾注，且人物造型现代化，缺少神韵灵动。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文化本具有个体创作的象征性，是借助于文字、图画、物件等符号系统表达一定的意义，是创作者思想、品味、志趣以及个性的综合体现，文化因其创作者的感念不同而表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体现了匠心独运。而工厂式规模化的民俗工艺制成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化、批量化出产，也许会无形中导致了艺术再创作的慵懒，也会导致从欣赏者到购买者的审美情趣的泯灭。在印刷时代，当艺术创作付之于机器生产的标准化之后，文化成了僵化的模板，欣赏者成为欣赏“无灵”文化的商品购买者，人们被文化工业所裹挟、操控，直接导致整个社会审美力的平庸。
(二)精神性民俗仪式与活动：盈利性的演出化
为了有效地吸引游客、取悦游客,一些地方政府、旅游投资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纷纷上马“民俗村”“民俗园”等项目，而且不顾民俗文化的历史内涵, 不惜张冠李戴, 人为地制造出大量的与本地民俗文化相去甚远的水泥构件以及其他现代装饰材料构建起来的仿古、仿旧景观，破坏了当地民俗文化生态的地域本色。有些在民俗旅游景点修建神话传说中的八卦殿、龙宫、阴曹地府等景点，打着文化旅游的旗号虚构编造各种民俗典故,东拼西凑各种民俗传说，生拉硬套地给某些景点和物品“贴上”民俗风物的标签，形成鱼目混珠、真假难辨的假冒伪劣状况；有的县区为了发展民俗旅游，不顾当地现实条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农田变景区”“农产品变民俗产品”“农民变旅游从业者”的一系列号召性举措，这种产业式的“跨越式发展”无疑是50年代末“大跃进”的另一翻版。
各种节庆民俗仪式和表演，其本身作为乡村内部祭祀性、宗教性、礼仪性的群体规范而存在，在古代是一种娱神、娱人的活动，具有地域的内生性和群体认知、群体归属的作用。如果作为民俗旅游产业的观赏产品，经过商业化的声、光、电舞台式包装和趋从现代人简单消遣性感官审美的改变, 就会具有“表演化”的痕迹和性质。在不少民族地区的民俗村，专门有节庆仪式的歌舞表演等节目，以吸引游客，表演者甚至已经不是应招而演、赚取劳务费的当地村民了，而是专业、半专业的演出团体，年轻演员的表演虽然美轮美奂，但是仅是演出而非民俗实态，而且掺杂了大量现代艺术元素，扭曲破坏了一地民俗文化的原生性。带有盈利色彩的“表演化”导致民俗文化遭到“庸俗化”的腐蚀和破坏，破坏的结果是，即使是当地乡民也对本土文化产生狎昵和轻浮的感觉，逐渐缺乏应有的尊重，任由篡改而成为赚钱的节目。人们对待本土民俗流于粗糙而表面化的认知，落入“迎合”游客大众的媚俗境地，逐渐失去了捆绑在自身文化命脉上的应有兴趣和严肃信念。例如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县域民俗旅游展示中, 让本来已经不再戴白羊肚手巾、扎红腰带的农村人重新披红挂白, 以此来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这种文化操演, 它一方面表现出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优越感, 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逢迎, 结果使多种民俗文化在异化中欲活不成, 欲死不能, 苟延残喘。[7]
其一，伤时感怀，是婉约词人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主题。它充满着对时光流逝、生命消纵的叹唱和美好事物被摧残的伤感。稼轩的婉约词风格清隽委婉。例如《满江红·暮春》抒写伤春恨别的“闲愁”，特点是委婉但不绵软；细腻但不平板。
市场营销推广有待提高。胶州大白菜通过标准化种植，产品质量得到保证，但其市场宣传力度不足，国内部分省份地区消费者对这个产品品牌的认知不够。胶州大白菜以高于普通白菜几倍的价格，或不能被消费市场接纳，最终只能调整市场价格。
2.完整民俗文化的随意剪切拼凑
在民俗旅游过程中，不少地方用一种片段或缩微的方式来展示本来完整的民俗文化,使本来博大深厚、套路完整、仪程讲究的民俗文化活动演变为片段化的、短小的快餐式碎片，而且在有限的时段内拼凑完成对诸多民俗事项的模拟。例如山东胶东半岛的“海阳大秧歌”，完整的演出步骤有拜进、拜出，串街、走大阵，耍小场、跑阵式等，武术与舞蹈相结合，边唱边舞边耍，内容和场面异常丰富和有气势。但是不少表演队只表演一些简单的双人秧歌舞、单人耍刀耍棍等场面，至多翻一两个跟头，简单重复性动作加上锣鼓的配合，每次的动作表演仅三五分钟,根本没有体现出“海阳秧歌”原有的社火文化的精神实质，仅仅依靠“似乎热闹”的简短武打和插科打诨来吸引观众的叫好，表演动作“点到为止”，有时甚至给人“出工不出力”的感觉。不少旅游地方的民俗表演按上下午各时段表演数场，节假日场次多一些，这种以偏概全，只表演民俗活动中的高潮或吸引眼球的部分内容，使游客未能体会到民俗文化的丰富全貌，民俗文化的宝贵内容遭到了剪刀手的扼杀,成为意义断裂而连接不起来的碎片化躯壳。一些旅游景点为了招徕顾客，把祭祀表演类的旅游项目，故意突出仪式中最排场的一面，从而“压缩过滤掉了民俗的深层意义，使以前严格的程式变得简单化,丧失了生活本身的生气和活力, 也使生活中的原型变成了一些形象和意义的碎片。”[10]有的演出，“只要有游客付费，随到随演”[11〗，分时计费、分段计费，就像是快餐店里的点菜，观众匆匆看过，匆匆走起。
这些经加工后的仪式以及简化而形成的快餐化的节庆民俗活动，已经丧失了本来意蕴的自然、朴素、纯真,从原始信仰、情感维系、欢快志庆的精神层面跌落进“产业化名义”下的营利性窠臼，这些策划者本身就对民俗文化缺少应有的认知和尊重，“无知无畏”的任意切割裁剪，使民俗文化应有的背景内涵和逻辑程序遭受重创。
(三)景观民俗的“大跃进”时代
1.“商业表演化”的痕迹和性质
出于吸引受众的需要，那些土生土长的演示性民俗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被篡动，添加了现代元素和人为导演的拼接，充满了做作和虚假，在某些民俗村，原本属于仪式民俗和行为民俗的民俗活动每天按场次排演，出现了节庆的日常化，而日常化则导致司空见惯和平淡粗俗。在民俗村，一些比较正式的庆典、集会、社火、庙会等民俗和婚俗、寿俗甚至祭祀风俗，通过加以改编，搬上演出平台，天天演出。脱离了特定的节令、时段、历史背景和乡土。 为了吸引人，故意抛弃了传统的、严肃的仪程, 添加一些不南不北、不东不西的表演元素，成为一味迎合旅游者兴趣和需求动机的浅层次的演出产品。节庆民俗文化活动蜕变为一种日常经营活动，像婚礼、祭礼等，一天要演出好几场，演出者甚至出现疲惫倦怠以及敷衍了事的现象，各种仪式神圣不再。一些在节庆时期才出现和使用的民俗器物和用品也落魄为民俗村日常买卖的物件，失去了本该具有的内涵作用和仪、礼性。
节庆民俗文化产业化过程中，既要体现文化内涵，又要获取商业利润，二者聚合于同一个民俗文化事物中，会出现一些矛盾：首先，民俗文化的产生是非功利性的和非商业化的，是历史的农耕基因的积淀；第二，很多节庆民俗文化是具有祭祀性和宗教性的，而这些肯定是与物质利益相背向的、与金钱不相调试的。很多节庆民俗文化是农民群体创造出来并繁衍开来的，具有古拙的特色，但一经工厂化现代工艺的制作包装，则丧失了其原生的纯真寓意。
拿以民俗村为代表的民俗旅游来说，所谓“民俗旅游就是指人们离开其惯常住地,以异地民俗事象为主要观赏内容的文化旅游活动。民俗旅游以它与生俱来的民族性、地方性、文化性、参与性，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12]民俗旅游显然带有游客对文化性的追寻特征，也能体现实施者在展示民俗文化过程中的匠心独运和获利心理的有机结合，它表面上能够起到传承、传播民俗文化的作用，能够集中地展示节庆文化中的信仰和活动的风貌, 展示衣、食、器具等民俗物质文化，它能使节庆民俗文化“活”起来。但是在重开发、轻保护的模式下，我国乡土民俗文化面临着外来文化(西方民俗文化和经济发达地区优势乡土民俗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侵袭和干扰，异地文化对当地、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民俗文化的冲击，“导致民俗文化的奴化以及传统价值观的退化。旅游地生态环境尤其是人文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衰退，使民俗文化失去其生存的土壤。”[13]
此外，笔者还利用中国知网（CNKI）的检索发现，截至2014年4月，以“生态文明”为篇名的检索结果有23556篇，以“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为篇名的文献检索结果有182篇。通过文献数量可以发现，研究生态文明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但针对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四)民俗旅游的浅层“感官消费”至上
人造景观吞噬了乡民生活的自然状态，侵蚀了民俗文化生态的原生性。千百年孕育乡民生活的民俗文化经历了“金钱化”的洗礼，在“以致富为名义”的由头下，不断地被任意转换、切割、曲解，早已和物欲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上，一种文化的形成和传承需要千百年，而破坏它只需要几十年或十几年，只需打上所谓“开发”“致富”“利用”的标签而已。
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一是在于人民警察中个别人员对于继续盘问制度本身的错误认识和理解，不能够正确认识和理解继续盘问制度与传唤、先行拘留、拘传等强制措施的区别及适用条件。二是在于人民警察中个别人员对继续盘问工作时限的适用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根据《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了继续盘问的时限一般为十二小时，某些情形可以延长至二十四小时，特殊情形下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因此，适用继续盘问可以在时间限制上有更大的自由度。
对于很多乡村节庆民俗的一般参观旅游者而言, 他们在观看时并不问“俗”，所谓的参与和体验式民俗旅游只是一种个体猎奇的行为。对于很多旅游者来说，“只是看热闹”的现象相当普遍，不少人只是满足感官的“一过性视听需求”，或者等待回去通过“微信”、“朋友圈”向他人的炫耀，而不是去真正深入探求民俗活动隐含的文化底蕴。大部分游客并不是为了一种追寻民俗文化和节庆文化所体现的启思和哲理目的而来，也不是为异地的特殊地域性的文化差别而感到有特别的文化闪光点而思考，他们基本上是走马灯似的浮光掠影，游走中关注的是“拍照”，并不仔细地先行观察和品味，所走一路遇见的景观和活动没有映像在脑海中，而是存储在芯片上，等再去观看揣摩时，已经成为一种二手资料。手机照相代替了大脑记忆思考和眼睛观察，旅游者蜻蜓点水似地依靠以往朋友圈里他人的推荐或网上旅游小贴士而“验证式地”一关一关的过，咀嚼他人嚼过的东西，追求的是“我来过了”的效应，并不仔细地用心去观察。人们所关心的不再是民俗文化本身，而是注重游玩、如何花钱、如何享受，日程中充斥着消费主义的娱乐表演、广告和毫无思考的旅行。人们在旅游中发送微信照片，“晒”出自己游玩的行程，炫耀购买来的各种民俗小物件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饮食。他们感兴趣的是歌舞、杂耍以及采摘、钓鱼这些现代农业休闲的事物。
旅游开发者常常以市场需求和游客偏好为导向, 将质朴的“行为民俗”进行大量改造之后推上表演的舞台, 盲目利用音响、镭射等现代科技手段以及金属感和网络段子等流行元素来改造民俗文化的内容，这已成为民俗旅游开发中的基本方式。[8]“表演化”使得民俗文化的真实性褪色，经过重新编排、演绎的再创造，民俗文化形成一种好看、好玩的 “伪民俗”招揽顾客，其真实性内核被歪曲,民俗文化会因“失真”而失传。节日的意义也在故意的安排中改变了，甚至消失。 “当民俗旅游由于注入过多的商业因素而被高度组织化、场景化、舞台化之后, 民俗文化越来越被剥离原生的生存语境和土壤,被置于戏剧化的场景之中。”[9]这样的民俗表演虽然增强了艺术性, 却失去了民俗文化的质朴性, 使其变得虚假和肤浅，尽管现代化的服装、道具使表演场面精致、美轮美奂，但这恰恰破坏了民俗文化“接地气”的风味和本质，民俗表演中充斥了人为、有意、做作的“排练化”、时尚化痕迹。
乡村节庆民俗文化经过产业化的开发展示与项目化的策划运作, 虽然体现了文化与市场、资本融合的活力，但是这种融合过程中，如果民俗文化过多的表现为形态的娱乐化、内容的媚俗化以及作为文化的乡土民俗与“农家乐”的日益趋同化，所产生的负面后果不容小觑，迎合观众和顾客而会导致民俗文化的农耕性和本真性将逐渐丧失，历史性、地域性的特点将逐渐弱化、消散。特别是如果说节庆民俗文化过多地以追求利润的商业性面貌出现，或者对节庆民俗文化完全以文化工业式的模式操作，那么节庆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则会走向误区和死路。
由于表演化、快餐化导致民俗村的文化具有强烈的娱乐性以适应和迎合大众。而一般来说，通俗性的大众文化是基于娱乐基础上的消遣性和消费性文化，表现为浅层的感官刺激、感官愉悦和主动追求娱乐。如果缺乏娱乐性质，大众文化就会失去它的市场和受众。至于大众文化的社会教育、道德引领等其他隐性功能，也都是在消遣娱乐中实现的。各地的民俗文化村，以提供体验、饮食等迎合当下大众娱乐消费方向的方式，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够带给人们一种满足感，尽管各地民俗村地理风物不同，但经营模式无外乎是通过尽可能的文化娱乐化而最大限度地吸引游者而赚取利润，而如果追求文化的本真，则有可能导致“曲高而和寡”。
二 、秉承尊重观与文化观 ：克服民俗文化旅游发展异化的基本态度
(一)对于民俗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
民俗文化作为族群与地域特色文化的历史积淀和人文创造，小至村落大到国家，它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许多领域紧密关联，其价值对于族群整体记忆而言，事关源流、历史、声望与自信，对于族群生命力而言，则关乎繁衍生息、统合发展以及向心力。其中有关族群集体的宣德、规约与社会教化性内容，对于乡村治理文化软环境的培育和涵养有重要作用，生长在其中的族群个体可以形成强烈的归属感、认同感，对于群体可以形成强烈的荣誉感、凝聚力。从伦理上讲，民俗文化是国家民族的生脉，传承传播好民俗文化可以提升民众广泛的幸福感。过去千百年来，民俗文化早已渗透在乡民心中，构成了乡土社会的文化核心和精神世界，对民俗文化和活动的重视、依赖以及施行已成为人们面对时代变迁的生存智慧和应对规条，在乡村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
由于民俗文化的价值具有多方面的特性，社会转型期其经济价值在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功利化思维的操纵下超越了其文化价值。大量乡土文化唯“经济”论成为普遍现象，在利益的驱使下，在“各路文化军师”的指点和各种“掮客”招引来的“文化商人”的项目建议下，传统文化在资本的笼罩下以新的面目出现，成为搞活刺激经济、提高知名度、拉动第三产业的法宝。过去节庆民俗活动中的敬畏和感恩、激情和热烈以及发自内心的虔诚和民俗活动本身的寓意，全都荡然无存。“在这样的传承保护动机促使下，很多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内核并没有得到保护,只是片面地维护了一个传统文化的外在形式而已，与最初的宗旨相悖，”[14]不但缺乏对原生文化的尊重，反而成了对民俗的入侵、肢解、污染和亵渎。
(二)合理开发、注重培育：民间与政府等多种主体的配合支持
社会转型期乡村民俗旅游文化在“半耕农业社会”中所遭受的各种现代冲击，带来了迷茫和彷徨。也许越是难题，解决的方法就越简单：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要“用心去尊重”——这五个字就是一种面对危机的解决办法。“随着人们文化自觉意识的不断加强，文化断裂的伤痕将会渐渐愈合, 并建构出乡土文化新的生长机制。”[15]乡土民俗文化的承继主体在民间，是千千万万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珍贵的传统事物值得用心去尊重，让民俗文化回归乡土、回归乡民，在民间重新生根开花，起到经世济民的作用。特别是在乡村命运共同体的使命召唤下，应该更多地“以文化的眼光而非经济的眼光”去审视乡村民俗游，才是使乡村民俗文化面向未来，激活传承，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文化生态格局的正确态度。
在社会转型期的大环境下，要想更好地发展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应摸清民俗文化传承发展的规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者兼顾，既要做到保持民俗文化的基因和内核不变，还要做到与时俱进，提升传播效果。政府不但要追踪旅游业发展的前进方向, 更要探讨文化建设的策略性问题，尤其是发展旅游与建设本土文化之间的互构关系：应变突出功利色彩的“管”文化、“办”节庆为“种”文化，做好引领扶持，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农家乐、渔家乐以及体验性的民宿产业，在发展当地旅游的同时，“种下”乡土文化继续繁衍生息的文化种子，通过对乡村民俗文化资源的合理和有序地保护、挖掘与培育，既促进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又做到对本土优秀民俗文化传承更加持续永久地推动。
三 、结语
当下社会，在经济大潮的裹挟下，如果没有经济驱动力的作用，民俗文化不会自发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和创造力，这也不利于民俗文化的传承，会使其逐渐缺乏生命力。在保持民俗基因不变、内核完整的程度和范围内, 适当地对民俗文化加以商品化包装,民众是可以接受的。关键在于变革的尺度和分寸，既要遵循经济规律, 又要遵照文化法则；关键是不能动摇乡村民俗文化的根，不能过度娱乐化，不能转向以迎合肤浅低级消费为目的的庸俗文化，应注重其原生性内涵意义和时代价值。
现在不少地方的节庆民俗文化开发，使产生民俗文化的乡村聚落失去了景观的原真性和乡民性情的原生性，淳朴的民风习俗掺杂了商品交易过程中唯利是图的伎俩，大量杜撰出来的内容和演出形制的仪式歌舞，使民俗承继主体——村民或者成了拿工资的表演者，或者成了被拍照的对象——而每日“奔忙”，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瑰宝成为摇钱树。在民俗文化产业化开发过程中，各地盲目跟风，千篇一律，只考虑让民俗文化为经济服务，虽然刺激了消费和生产，拉动了地区生产总值的上升，而没考虑社会能为乡土民俗文化的可持续真正发展做些什么，缺乏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开发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利用，秉承尊重文化的基本观点也许是克服民俗文化异化发展的根本思路。
【设计意图】殊途同归，推导公式，进行方案比较，优选；在比较中，再次领会各种方案的思想方法，比较它们的优缺点，选择合适的方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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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项目： “中原地区乡土民俗文化危机与重建 ”(编号 2018-ZZJH-357)阶段性研究成果 。
收稿日期 ：2018-11-24
作者简介 ：宁威(1973-)，男，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与传播。
中图分类号 ：C 953;G 2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580(2019)01-0108-(06)
DOI： 10.19717/j.cnki.jjus.2019.01.024
(责任编辑 陈平生 )
标签：节庆民俗论文; 乡村论文; 旅游论文; 异化论文; 洛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