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史学的始创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贡献论文,吕振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吕振羽先生又是一位非常谦逊的学者，极少谈论自己的学术成就。1963年初，他蒙冤秘密被捕，从此于中国史坛销声匿迹，他的著作也无形中成了禁书。象我这样60年代毕业的历史学专业学生，多少还知道吕振羽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对他的具体学术成就，也所知甚少。年青一代知道的就更少了。80年代以后，我们对近现代学术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逐渐重视，也有了较为公允的评价，90年代起，产生了一些研究吕振羽及其史学的专著，吕振羽的史学成就逐渐为人们所知。我对吕振羽先生的史学，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角度有所涉及，缺少专门研究。下面根据我学习吕振羽先生的著作和相关著作，对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一系列始创性贡献，作一粗线条勾勒。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于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最初阐发。形成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经过社会史论战，有了发展。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趋向定型和成熟。解放以后，由于社会性质的转变，确立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新的探索和发展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是李大钊，他对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史的最初研究和阐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开辟了方向。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始创者为郭沫若，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先秦史的最初的系统研究，奠定了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者的历史地位。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二位代表人物，便是吕振羽，这不仅是因为他发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时间，仅次于郭沫若，还由于他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时起，便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作出的一系列始创性的贡献。在郭沫若、吕振羽之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还有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
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由他最初提出和展开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始创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至少可以列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
儒学把人们制造的神话传说当成信史，将远古社会美化成黄金时代，这种盲目崇古的复古倾向，影响了中国人的历史认识长达2000余年。本世纪20年代，中国史坛在西方怀疑论哲学和清以来疑古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疑古派，大刮疑古之风。疑古派和疑古风反对封建史学的盲目崇古信古，在辩证史书和史料上有过历史性的贡献。但这种过甚的疑古风气，又给了人们一种历史不可信、更无规律可寻的错误历史认识。当时的风气所趋，使得人们对于远古社会的研究，无人敢于问津。似乎中国历史只能从有甲骨文字等文献可考的商代开始。再往前追寻，便只能是荒诞无稽。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郭沫若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只认中国历史从殷代开始。更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李大钊写过《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蔡和森写过《社会进化史》，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的材料及遗迹，只有极少的涉及。吕振羽发挥历史科学家的大智大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依据当时仅有的一些地下出土文物（仰韶文化，河套旧石器文化，周口店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遗址遗物），结合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对古文献中大量的上古神话传说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和研究，于1934年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作了一次大胆的尝试，“给无人过问的史前时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1]，揭示出原始社会从原始群团到氏族社会，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为母系氏族社会，传说中的夏代为父系本位的氏族社会，直到神话传说所暗示由血缘组织到地域组织的转变形迹，从而在盲目信古和极端疑古之外，另辟研究途径，以科学的方法结合出土文物，领会神话传说中所隐藏的古代社会的奥秘，第一次揭示出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基本轮廓，震动了当时的史坛。作为一部初创著作，《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自然有它的缺点和不足，然诚如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所指出的：“吕振羽的这一大胆尝试，不管其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但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前到无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从而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首开正确的导向，这是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立下的一大丰功伟绩。
二 首创殷代奴隶社会说
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在二、三十年代，这又是一个涉及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严肃的政治理论问题。当时人们认为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新生命派和托派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否认中国存在奴隶制社会。其中个别人承认奴隶制社会的存在，也是从他们的政治目的出发而玩弄的社会学公式，或者只是抓住个别特征所进行的推论，毫无科学性可言。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勾划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致轮廓。他认为殷代是金石并用时代，为原始社会的晚期，吕振羽仔细慎重地研究了有关殷代的文献和实物史料，在1933年6月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中，首次提出殷代经济为“奴隶制经济”。1934年发表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对殷代奴隶制社会说作了初步论证。1936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则对殷代奴隶社会说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阐发。吕振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严肃认真地考察了有关殷代史实，确证殷代不是金石并用时代，而是青铜器时代，并指出在生产领域主要使用青铜器，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见解，铁器的发明与运用是文明国家产生的前提和标志。吕振羽吸取了摩尔根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发展导致文明社会产生的基本立论，但又不为他们的具体论断所拘。希腊罗马等国因铁器发明而形成文明社会，吕振羽指出：“青铜器在相当的条件下，也似乎有仅次于铁的这种功用的可能”[2]。在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下，“殷代的青铜器所代表的生产力，曾创造出存在于社会内部之不劳而食的阶级，易言之，它曾完成了使社会内部之阶级的最初的大分裂的任务，而充任了国家之出现的主要因素”[3]。这在当时是一个力排众议的大胆而杰出的论断。吕振羽还指出，“从文字演进的程序说，甲骨文的文字，并不是所谓象形文字，实际而是已演到较复杂之声音文字阶段的文字”，这种文字乃是“文明时代的象征”[4]。吕振羽还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生产力作基础，考察了殷代的生产关系、阶级分化、政治上层建筑以至婚姻形态，力排时议，确认殷代为奴隶制社会，他写道：“殷代的社会，现下国内的历史家，几于一致的判定为氏族社会。若是用投票的方法可以表决，那我就再没有提出研究的必要了。无奈事实不许我们对感情让步，所以我还是不能不投一张反对票。我所以投反对票的理由，因为殷代不仅有很繁盛的畜牧，而且有很盛的农业；不仅在生产事业的范畴里及其他事务上都使用奴隶，而且有专靠奴隶为生的自由民阶级的存在。在上层建筑的政治形态上已经完全看不见古代民主主义的形迹，充分在表现阶级支配的机能”。“这些特征在甲骨文字和殷墟出土物中，也都能表示出来”[5]。 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吕振羽还结合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证殷代为具有东方特色的奴隶制社会。由吕振羽最先提出的殷代奴隶社会说，稍后便得到翦伯赞、邓拓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赞同。40年代，郭沫若写《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重新审视殷代历史，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承认殷代是奴隶制社会。其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殷代为奴隶制社会便得到大体一致的确认，而这一理论的首创者正是吕振羽。
三 西周封建论的最早提出者
解放以后，在提到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理论时，人们通常以郭沫若、范文澜并列，将范文澜作为西周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他对西周封建论的系统阐发，对完善西周封建说，确有重大理论建树和贡献，以他为西周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并非没有道理。但范老不是西周封建论的首创者，在他之前，已有多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过西周是封建社会，而西周封建论的最早提出者，正是吕振羽。吕振羽的西周封建论和殷代奴隶社会说是同时形成的，也是在1933年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中最先提出，1934年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进行初步论证，到1936年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加以系统阐发的。针对郭沫若提出的西周奴隶社会说，吕振羽提出：“西周的社会，虽然还有使用奴隶的事实存在；然在生产领域里，奴隶经济已退出支配的地位，而让渡给了农奴经济；原来的奴隶主，也已如实的让位给了封建领主。所以在西周，奴隶之被使用这一事实，那不过是前代的一点残余”[6]。吕振羽的西周封建说，主要从西周逐级分封土地，产生等级不同的封建领主和花园，形成封建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之阶级的属性，较前此奴隶制时代的土地国有之土地所有诸关系，乃表现为一种更高的形态”[7]；当时从事直接生产的主要的被剥削阶级，已经“不是和工具一样的奴隶，而是具有一半人格的农奴”[8]；剥削榨取的方式，主要是封建的地租劳役；至于“政治上之隶属关系，也完全在表现初期封建社会的一种形态”[9]。吕振羽还把中国封建社会独创性地划分为领主制的初期封建社会和地主制的变种封建社会（后来改为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其后，吕振羽又对他的西周封建论不断进行补充修订。解放以后，吕振羽还根据少数民族调查资料的启示，进一步发挥了西周社会形势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西周封建论。自吕振羽首先提出西周为封建社会的见解，不断得到马克思主义史家支持，到40年代，西周封建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已经占了优势。解放后，这一理论仍是中国古代社会分期最有力的主要理论派别之一，虽然此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吕振羽在这一学派中的地位不及范文澜，而这一理论派别的创始人为吕振羽，则是确定无疑的。
四 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理论奠定和最初划分
解放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的讨论，是紧接着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而展开的，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参加，最后由历史研究编辑部辑为《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讨论集》，于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场讨论实际上也是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有关问题探讨的继续，而最早为中国封建社会分期奠定理论基础，并作出了最初划分的，也是吕振羽。
1934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吕振羽在酝酿整个中国社会史写作时，已经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有过考虑。1936年出版《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后，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暂时中断，转而撰《中国政治思想史》。正如作者在本书“自序”中所说，此时他对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总算找出了一个粗略的系统”。这个“粗略的系统”便包括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见解。
吕振羽指出，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期研究，理论依据是质量互变规律，而中国封建社会作为同一社会形态的内部分期，其理论依据则是量变过程中的部分突变。他说：“在历史的发展全过程中，不断由量的变化而引起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又引入量的变化。所谓经常渐变的过程中量的变化一达到某种程度，渐变便停止，立入于一个飞跃的时代而发生突变。突变的结局，便是旧质的死灭，生质的代起；代起的新质，又引入新量的发展。同时，在每一次的突变未曾到来之前，在渐变的形成中，也不断的引起部分的突变”[10]。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后，本身社会形态没变的情况下，在其发展过程中引起部分突变，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内部分期的理论根据。
吕振羽还进一步提出，“在封建社会内部之渐变的过程中而引起之部分的突变”[11]，其具体表现和标志，则有统治阶级的变化，如从封建领主到封建地主；剥削形式的变化，如“自秦至鸦片战争前这一长的时期中，社会的内容性质，虽还是不曾改变，却也在继续不断的向前发展中。譬如从地租和赋税的形态来说，在秦代，大体上可说还行着劳役及现物地租和赋税；到汉代，地租和赋税，便都以现物为主要而表现出来了；一到唐代的天宝时代，在赋税的范畴，便开始表现出现物和货币之同等重要的事实；到明代，在赋税的范畴里，现物便完全为货币所代替。但在地租方面，直到这一时期末，还是现物占优势……劳役还常常存在着，可是它的重要性，是随时代的进展而渐次薄弱了的”[12]。封建社会中的部分突变，除经济基础领域的变化，还包括政治统治形式的变化等。
吕振羽正是根据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渐变过程中的部分突变原理，以统治阶级、剥削方式以及政治统治形式等变化为标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首先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历史分期提出了最初的见解。他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领主制的初期封建制和地主制的变种封建制（即专制主义的封建制）两个大的时期，又将领主制的初期封建社会划分为三个阶层：西周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过渡时期；春秋时期为初期封建制的发育和完成时期；战国为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过渡时期。从秦到鸦片战争前的变种封建制，即官僚主义封建制，吕振羽称为后期封建社会，又分为5个阶段：秦汉为专制封建时代的初期，即地主经济制的形成时期；三国魏晋南北朝为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扩大期；隋唐为地主阶级经济复兴期；宋元为专制封建主义的末期；明清为专制封建主义的崩溃期。到《简明中国通史》问世，吕振羽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研究更为细致。
由于人们对整个中国历史分期的见解并不一致，而且随着对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更为深入，吕振羽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见解，学者们当然不一定都能同意。但吕振羽的上述探索，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理论依据。最早提出的分期见解，则是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又一项开拓性贡献。
五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最早考察者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系统考察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解放以后引起学者们热烈探索的兴趣，发表了众多论著，60年代被称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事实上，这个问题解放前已经有学者提到并作过初步的探讨，如1937年邓拓发表的《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1945年侯外庐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学术史》都曾涉及过这个问题。而在中国最早考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则是吕振羽。吕振羽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是针对新生命派和托派的“外铄论”而提出来的。这种“外铄论”认为；中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就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吕振羽则根据历史事实提出，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了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吕振羽在1933年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中已经提出，中国“到清代的前半期封建经济已临没落，而开始跌入社会自身的突变的过渡期”，“历史的新因素已在形成的过程中”[13]。1934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则更为明确地提出：“在清代之资本主义未侵入以前的时代，中国之资本主义的因素，却已开始在孕育”，[14]只是后来被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绞杀，才走上半殖民半封建道路。可见，吕振羽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清代前半期的最早提出者。写于1936年而出版于1937年6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又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推前到“明清之际”。该书提出：“在中国史上，这种都市经济，经过宋元数百年之发展，到明朝的前半期，却因别的矛盾诸关系所给予的影响，即主要由于和中亚交通之断绝，及中国沿海海盗倭寇之侵袭，致都市经济转趋逆滞，并引起商业资本之向高利贷资本转化。然自英宗正统（1436——1449）以后，商业资本渐次抬头，至一千六百年代初，自葡萄牙等欧洲各国商人之来到中国，国际贸易之重新抬头，中国的都市经济便又加速的发展起来了。到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之一个重要因素；从而在另一方面已充分在发挥其分解封建农村的作用，致引起农村之加速的崩溃与农民之离村”[15]。他还从明清之际意识形态的变化论证了这一见解，认为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属于“布尔乔亚的政治哲学”。其后，吕振羽在修订上述著作及其它论著中，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了更为明确而精细的论述。可见，在考察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孕育着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因素及其向新社会转变这一理论问题时，吕振羽也是处于开辟者的地位。
六 最早系统具体地探索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学家，吕著《简明中国通史》是我国最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作之一。
吕振羽在1934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自序中便说过，他当时已打算系统地写一部中国社会通史，共分4册。可到第2分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写完，并于1936年出版后，因集中力量批评陶希圣，致力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通史研究暂时中断，然此时他实际上已经形成关于中国通史的系统见解了[16]。《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后，旋因抗战爆发，投入救亡运动，因此3、4两册未能即时写完。1940年秋，在《本国史研究提纲》的基础上，吕振羽开始撰写《简明中国通史》，上册于1941年2月脱稿，5月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时间略早于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上编。旋又因革命工作耽搁，本书下册到1948年5月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晚于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中编约6年。可以说，吕著《简明中国通史》和范著《中国通史简编》同为中国最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作，而吕振羽则是最早系统具体探索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学家。
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1版序言中自谓：“我的写法，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颇多不同。”他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把中国史看成同全人类的历史一样，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发展的过程来把握”。历来的封建史家写的通史著作，其中优秀的自亦有其价值，但实际上只是一些按年代或按人物排纂的资料汇编。一些资产阶级史家对通史的写法，因有了进化的眼光，较之封建史家有所进步，但依然只是按时间顺序从现象上罗列历史问题。吕振羽则在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把中国历史发展作为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来加以揭示，尽管仍有不够完美之处，其深度显然是以前罗列表象的通史著作所无法相比的。“第二，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自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系统地传入中国，到30年代社会史论战，除了极少数优秀著作，搬弄原理和抽象论断可以说是通病。这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刚刚传入中国时，也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发展阶段。1940年起，当时学界出现“学术中国化”的健康趋向，吕著《简明中国通史》和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一样，正是这种“学术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之一。本书不是抽象地谈论唯物史观的原理原则，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密切结合，按照历史顺序，从具体历史事实的陈述中，体现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趋向成熟的标志之一。“第三，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渗入”。本书贯穿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根据历史事实，如实而平等地予以介绍，这确实是吕著通史不同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通史著作的一个极为鲜明的特点。除了吕振羽本人所揭示的上述三点，由于本书上册写于抗日战争，下册写于解放战争时期，故而从基本内容上突出爱国主义，强调历史上的爱国与卖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突出阶级斗争，强调恢复人民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及农民阶级对土地的强烈要求等，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色。
吕著《简明中国通史》集中体现了吕振羽对中国社会历史过程研究的一系列创造性贡献，并对过去一些不够成熟的见解作了修订和补充使之渐趋完善，这不仅是他个人中国历史研究成果的系统化，并和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一起，开辟了中国通史研究的新方向。吕著通史在50年代，还是和范著通史同样受到重视的。60年代以后，由于吕振羽蒙冤，其影响便远小于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了。但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具体考察，吕著《简明中国通史》是中国最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之一，而吕振羽则是最早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学家，这应当是历史的结论。
以上是就吕振羽在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纵向发展的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这种开创性贡献，还表现在他对许多重要的历史分支领域所作的开拓性研究中。
七 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发展的开山之作
在中国，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是郭沫若。他对周易、诗、书以及卜辞、彝铭中思想资料的开创性探索，初步地揭开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面纱。而第一次系统完整地揭示出整个中国思想发展脉络的，则是1937年出版的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著作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当时的新生命派和托派，尤其是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些人当时也打着“历史唯物主义”招牌搞思想史，但陶希圣等抹煞各派思想的阶级实质，否认中国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具有很大的欺骗危害性。吕振羽参照马克思《剩余价值学术史》的编著方法，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和全过程着眼，根据中国思想历史发展的实际资料，来剖析和探索从殷商直至明清的中国政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他指出：“我的编著的体裁，首先把中国史全过程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社会阶段，把每个阶段又划分为其发展过程的各个时期；从各个社会阶段和时期之各种阶级及阶层的构成上去论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更把每个流派中各个思想家的思想作为其自己的一个体系去论究”[17]。这比以往仅从形式主义出发去划分思想派别，以及脱离社会孤立地谈论思想，显然深刻得多。
吕振羽经过研究，把整个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清理成三条主要线索，即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没落阶级或阶层的政治思想，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吕振羽还指出，依于阶级而分野的各种政治思想体系，又各有其作为认识出发点的哲学基础，由于统治阶级脱离劳动实践而剥削他人，故总是倾向唯心主义的观念论；而被统治阶级由于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他们的思想便不能不在作为认识论的唯物论下面统一起来。从我们今天的认识看来，这样的划分不一定完全令人满意。因为社会存在的范围，并非只限于阶级，而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而历史思想的内涵也远为复杂。但在30年代的当时，这种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洞察与剖析，却是极为大胆而独具创见的。比起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史著作，显然更为接近真理。
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虽然重点在于揭示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却为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最初地清理出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发展系统，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开创时期的第一部系统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八 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很多。最重要的国内问题，主要则有二个：一个是土地问题，这是当时的革命者所熟知的；另一个便是民族问题，诚如吕振羽指出的：“中国民族问题，从来还没有系统研究过。”[18]因此直到40年代“我们对国内各民族，尤其对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了解，还相当隔膜”[19]。吕振羽说的“从来还没有系统研究过”，当然指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加以研究。在吕振羽之前，中国民族史早就有过记载。封建社会修的各种正史中，多有关于国内民族史的记录。30年代还出版过多部中国民族史的著作。然正如吕振羽所说：“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各民族的研究，大都从侵略主义观点出发；国内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则大都从大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20]。尤其是当时由陶希圣执笔而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更浸透了大民族主义的毒素，为害甚巨。吕振羽决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于1947年2月撰成《中国民族简史》，同年4月由大众书店出版。
吕振羽在这部著作中，对自己以往著作中有关中国人种起源和民族问题的一些不妥之处作了修订，并对各种制造民族分裂和不利民族团结的谬说进行严肃批判。关于本书的资料来源，吕振羽在初版自序中指出主要有三类：第一是“自己在工作和行动中的实地接触与调查”所得；第二是“身历国内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同志们的口述”；第三是“在工作和行动中可能搜集到的一些书籍杂志等”文献。本书在资料搜集上采取了文献资料、口述史料与本人亲历与调查所得三结合的方式，这就比仅仅根据文献资料一种能够更加客观地观察问题。根据多种途径所获得的资料，本书认为，人类的起源可以是多元的，但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则是一元的。并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对所得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观察了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以及维吾尔、哈萨克等数十个民族的生产力状况、社会经济形态与阶级关系演进等历史发展，对之第一次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本书还在有关回族起源与演化，藏族起源于海滨等许多具体民族问题的论述中，取得卓越而独到的见解。吕著《中国民族简史》为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从而也使得吕振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
九 在史料学上，吕振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以探求历史的第一人
历史科学的发展，除了社会进步的条件，一是靠历史理论的进步，一是靠新史料的发现和史料来源的扩充。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除了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对整个中国历史过程和若干重要历史分支领域的发展提出的许多开拓性见解外，他在史料学上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比如，他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根据亲历所获资料和有直接民族工作经历的同志的口述史料，纠正了单纯依靠文献史料所得出的一些并非正确的看法等。而他在史料学上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他最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所作的开创性研究。封建社会里，儒学等以神话传说当信史，导致谬说流传。20年代大炽的疑古风，对盲目信古崇古的封建史学的揭露，自有其进步作用，其弊则在缺乏分析洞察的眼光，将古代神话传说弃之一边，以至无人敢于问津。实际上，古代人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很难对历史有真确的认识，他们通过神话传说反映出来的幼稚的以至荒谬的历史认识，从中也透露出远古社会的若干史影，如同吕振羽所说：“在各种古籍中所保留着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不仅能正确的暗示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意义，并且还相当丰富”[21]。对这些资料如果完全抛弃，也就等于放弃了对远古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所以，对神话传说，盲目崇信当然不可取，完全抛开也不是科学态度。针对这一部分史料，吕振羽认为，只要我们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一切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对于史料问题，不惟掺杂在真史中的伪的成分能够分别出去，即伪史中的真的成分，也不难分别出来，供正确的引用”[22]。
吕振羽以科学家探险的大无畏勇气，力排众议，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提出：“那些散见于各种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来源，我们虽不敢完全确定，但它们能代表历史上一个时代的实际意义，是我们敢于确定的”[23]。他对中国古籍神话传说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资料中所透露的历史意义，结合地下发掘的实物资料，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阐解，从而整理出了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不仅对疑古史观的弊端作了有力的批评，并且打开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而丰富的史料来源。正如荣孟源先生所说：“《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是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第一部书。后人研究中国历史，在古代神话传说方面，是沿着吕先生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24]。
如果我们更加细心地去探索吕振羽先生的史学成就，当能更多地梳理出他的独到而具有开拓性的成就，比如，他对商民族发展途径的探索，对中国古代图腾制度的研究，对回族史和藏族起源的研究，对海外华人史的研究等等，对这些较为具体的史学贡献，这里不一一列述了。
以上开列的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的开创性贡献，很多是前辈学者和有关专家已经作出了专门研究的。如刘茂林、叶桂生的《吕振羽评传》、朱振惠的《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以及吴泽先生等的论作。也有些是我勾稽出来的。这里将吕振羽的上述始创性史学贡献集中在一起，加以论述，便能使我们更加清楚而明确地看出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杰出地位。历史和时间是最公正的评论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形成、发展和壮大作出过贡献的，有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还有更加众多的史学工作者。历史同时还证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位开山大师，吕振羽则是仅次于郭沫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二位开山大师。这决不仅仅是因为吕振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出版的时间仅次于郭沫若，而且是由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作出的一系列始创性贡献而奠定了他的这种历史地位的。
注释：
[1]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初版自序。
[2][4][5][6][8][9][12][14][21][22][23]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40、44、36—37、47—48、48、49、54、59、81—82、7、82页。
[3][7]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不二书店1936年版，第34—35、205—206页。
[10][11][15]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黎明书店1937年版，第2、6、491页。
[13]转引自朱政惠著《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
[16]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自序》中提到：“本来，在一部较系统而正确的中国社会通史没有产生前，无论中国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法制史等的研究，要那些对中国社会史没有素养的学者去担任上述各别部门的研究，诚无异“大海捞针”，难以摸索着条绪的。……恰如我是一个专攻中国社会史的人，并无论正确与否，总算找出了一个粗略的系统”。
[17]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自序》，黎明书局1937年版。
[18]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三联书店1951年6月版。
[19][20]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1947年初版序。
[24]荣孟源：《悼念吕振羽先生》，《史学集刊》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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