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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是元末明初名动天下的散文大师，明史称他与刘基“并为一代之宗”。其“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燕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①
宋濂一生著述颇丰，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应属其传记文学创作。他博闻广见，又善于传人叙事，曾为《元史》总裁，写了不少史传，但堪称文学作品的极少，本人略而不论。因此本文所论宋濂的传记文学，仅指其散传创作。据清同治年间所印《宋学士全集》统计，以“传”题名的散传有12篇，其他以“碑”、“铭”、“行状”，等为题的散传约280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当时都是无与伦比的。其中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即使与传记文学的开山老祖迁、固二人的作品相较，也决不会逊色多少。例如《秦士录》一篇，奇气横溢，清人称其“备极博揽之妙。班马当分一席矣”！②
一
作为一代文学大师和史学巨匠，宋濂对于传记文学不仅有丰富的创作实践，而且还作过一些理论思考，其中有不少正确看法：
（一）强调传记文学的功利性
宋濂受儒家正统影响，奉“文以明道”为真经，同时又受吕祖谦开创的“婺学”浸濡，认为“文辞与政化相为流通”，③为文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理。他创作传记文学并不是为了在远离尘世的象牙塔中孤芳自赏、自我陶醉，而是为了激浊扬清，弘扬一种“善”的人生境界。“然所谓善者何？尽孝以事亲，竭忠以事君，德义以提身，信爱以睦邻，仁惠以及民”。④
宋濂“遇人有善者必谨书之，将以诱民衷而树世防也”。⑤他在《徐贞妇郑氏传》中表白自己作此传的目的是“将以厉子职、树臣节、重名教、非徒作也。”总观宋濂62篇以“传”为题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是有为而作，其中颂扬“忠孝节义”的作品自不必说是为了“移风俗美教化”，⑥就连《王弼传》那样具有浓厚怪异色彩的作品，末了也还要发几句善恶有报的劝诫之言，赞叹一番王弼那种鬼魅不敢侵的浩然正气。
（二）注重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传记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司马迁为写《史记》，周游天下，寻访文化遗迹，收集史料，柳河东为写《殷太尉逸事状》，亲临段秀实任过职的邠州一带搜集其遗闻逸事，并访问退役老卒，以求“信且著”。宋濂继承了前辈们这种严谨的作风和求实的精神，认为“史氏之法，不溢美，不隐恶，务求其人之似焉。一毫不类，亦他人矣”。⑦这种真实性是为功利性服务的，他说：“古人作史，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劝惩？”
宋濂的许多传记相当严谨真实。他为李疑作传，事迹详尽感人，这是因为他“与李疑往来，识其为人”。⑧为写《谢烈妇传》，他亲监烈妇投崖处凭处吊。其他如《白鹿生传》、《吴德基传》、《宋烈妇传》等等，传主都是宋濂的亲友或同僚，作者很熟悉他们的行事，因此我们读这些传记时都觉得真实可信。
宋濂的散传并不要求每一个细节都符合生活实际，他并反对艺术的真实。《秦士录》中的邓弼能一拳打倒斗牛，能举起十人抬不动的石鼓，这显然是艺术夸张，但这种夸张更使人相信邓弼确实具有超人的神力，是一条汉子。
（三）崇尚平易而富于文彩的语言
平易是宋濂散文语言的总体风格。他一贯反对那种诘屈聱牙，“僻涩难知”⑩的语言。对于传记，他尤其强调文辞的平易，要求“文辞勿至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苟善恶了然在目，庶劝惩有益于人”。(11)宋濂的散传，大都明白晓畅，粗通文墨便能解悟。“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即令逝者有传，“而文辞不美者又不足以传。”(12)因此，宋濂很重视散传的语言美。他的许多传记，作得文彩风流，令人钦叹。如《无隐君子东阳陈公鹿皮子墓志铭》的开篇：
婺之东阳有隐君子，戴华阳巾，裁鹿皮为衣，种药银谷涧中。当春阳正殷，玩落红于飞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飞坠泉中，与其相回旋良久乃去。在此段中，既无生僻的字眼，也无晦涩的典故，一目了然。但平实中又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寥寥数句中，华阳巾、鹿皮、春阳、落红、流泉这些色彩各异的事物和谐地组成了一幅清丽诱人的人间仙境图。阅毕，不禁使人有隐逸之思。
除上述三点外，宋濂认为传记文学可分为“国史”和“私传”两大类，并认为“国史当略而私传宜详”(13)，这显示了他对于史传与散传分野的初步认识。宋濂还认为“传之为体虽不一，不过立论序事二者而已。”(14)这表明了他对传记文学形式特征的深刻理解。
二
宋濂自幼师从经学家闻人梦吉，后又投身于柳贯、吴莱、黄溍等江浙名儒门下，思想以儒家为主。元代佛道两教十分兴盛，僧道的地位远比儒士高。在这种浓郁的宗教氛围中，心胸博大，富于兼容精神的宋濂难免会受到释老的影响。“青田刘君基谓其主圣经而奴百氏。驰骋之余，取老佛语以资嬉剧。譬犹饫梁肉而茹苦荼，饮茗汁耳。”(15)因此，宋濂传记文学中凸现的思想蕴含是颇为复杂的。
（一）对清廉吏治的向往
元季乱世，“官做贼，贼做官”，贪官污吏多如牛毛。明初，贪污受贿的现象仍屡见不鲜。宋濂感叹清官难觅，良吏难得，于是为不少有嘉政的官吏树碑立传，表明了他对清廉吏治的向往。如《叶秀发传》写道：
高沙三十六湖，水高而田下，堤防不固，则千里一壑，民且无稼。秀发建石埭以疏水势，泄潴有恒，无干溢之病……特升朝奉郎，已而疾甚，力劾去贪墨吏。人劝其何自苦如此，秀发曰：“不可，吾死后，彼必残吾民以逞……卒之日，唯遗书籍数箧，弊衣一袭，至无以为敛。
叶秀发为官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死后只留下一件破衣和几箱书。他一心为老百姓着想，兴修水利，不顾病体力劾贪墨吏，不愧是清官中的典型。在《吴德基传》中，宋濂生动地刻画了一位爱民如子并颇具民主作风的父母官形象：
德基乃以宽化之，视民如子。民有诉，召使前与语，弗加咄斥。民有援丞裾相尔当汝，弗责也，有征调，召其大姓，坐之庑下，好言诱之，听人人自说便否。
（二）对理想人际关系的渴望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千百年来，真正能如此博爱的又有几人？而宋濂笔下的杜环和李疑，却堪当这种理想人格的楷模。杜环不顾家贫，毅然收养了一位陌生的老妇人，待之如亲母。老人“性偏急，少不惬意辄诟怒。环私诫家人，顺其所为。忽以困故，轻慢与较。母有痰疾，环亲为烹药，进匕箸。以母故，不敢高声语”。这样无微不至的照料，充分显示了杜环善良而热忱的品格。宋濂被他的事迹深深感动了，禁不住赞颂说：“虽古所称义烈之士，何以过！”李疑是金陵城中一个小客店的主人，“固贫甚，然独好周人之急”。宋濂着重记了他的两件事：一是收留并服待一位病重的外地人，死后为之送葬；二是将一个临产的罪犯之妻接回家中，“使其母子免受风露而俱死”。象李疑这样的义举，至今仍不多见。宋濂喟然长叹曰：“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吾伤流俗之嗜利也，传其事以劝焉。”这就充分体现了他对污秽现实的不满，对势利世风的诅咒和对理想人际关系的讴歌。
（三）对隐逸高风的羡誉
宋濂做过隐士，曾自号为“南山樵者”，“玄真遁叟”。“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16)因此，他对山林隐逸之士，情有独钟。为他们作的传记，更是栩栩如生，辞情俱佳。宋濂笔下的隐君子有两类：一是藏器待时者，如王冕、抱瓮子等；二是追求自由自适人生者。如白鹿生、竹溪逸民等。
元季政乱，芸芸众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揭竿而起者风起云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贤明之士“负经世之术，度时不可为，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时，未偿不欲任。仕而行所学，及物之功其少哉”！(17)王冕就是这些“卧龙”中的杰出代表。他自幼发愤苦读，终成硕儒。后南游淮楚，“北游燕都”，耳闻目睹了元政府摇摇欲坠的险状，于是预言天下将乱，“携妻孥隐于九里山”。隐居期间，他写了一部和《周礼》相似的书，设计了未来的政治蓝图。没过几年，群雄竞起，逐鹿中原。王冕看准了朱元璋，投在他的帐下。可惜不久就一病终天，真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宋濂为之嗟叹不已。从传中可以看出，王冕的隐居是不愿为元政府殉葬，是藏器待时，明哲保身。而优游于台阁，佐明君行仁政，立事功才是他潜藏在心底的政治理想。由于王冕的思想抱负和立身行事与宋濂本人十分契合，因而字里行间满蕴着景仰和赞誉之情。
宋濂认为世乱而隐，世治而仕是符含“出处之道”的，而“长往山林而不知返”，世治不出的隐者，是不懂“出处之正”的，不能称之为贤人。但事实上，他对那些追求自由自适的隐士，虽有微辞，更多的却是羡慕和赞美。他在《玉龙千户所管民司长楼君墓志铭》中写道：
彦珍在官，多悒悒不乐，叹曰：“人生贵适意耳，何至束缚驰骤如马牛然？”未几，解印绶而归。
象楼彦珍这样追求适意的人，宋濂是颇为赏识的，因为人生一世，“所难遂者，适意尔”。(18)出于对道家“达生任性”，“顺自然”行为方式的认同和疏旷个性的驱使，宋濂在出任前“累日不整冠。或携友生徜徉梅花间，轰笑竟曰；或独卧长林下，看晴雪坠松顶，云出没岩扉间，悠然自适。世俗生产作业之事，皆不暇顾。”(19)可惜这种闲云野鹤般逍遥自在的生活，在“待罪禁中”后，只能在回忆和梦幻中享受了。因此，对于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白鹿生，对于遗世独立的竹溪逸民，对于以酒为知己，冷眼看世界的严宗奭，宋濂都是非常欣赏和羡慕的。
（四）对人道、人性的理解和尊重
宋濂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而从来就不是那种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先生。因此，他在承认封建彝伦的同时，对人道和人性也表示了宽容。
宋濂替不少节烈之妇作了传。在传中，他对那些不幸的妇女表示了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他认为“妇人以节称，乃其至不幸也。与其执之死靡他之誓，曷若咏君子偕老之辞哉”！(20)又说：“夫妇者，相扶以相生也。相扶以生者，人道之常也。不幸遇夭折，临患祸，夫不获妇其妇，妇不得夫其夫，是岂人愿也哉？”(21)因此，他认为“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杀以从之者，失于过中。”(22)
宋濂还反对“割股疗亲”那种有害身心的苦孝之道。他认为“身者，亲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亲矣”。(23)
除上述思想外，宋濂的不少散传还宣扬了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教迷信，这是一个封建文人无法避免的局限。
三
宋濂的许多传记之所以生动感人，是与其高超的艺术成就密切相关的。
（一）善于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刻画人物形象。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长于肖像描写，寥寥几笔，便能传神写貌，使人物站起来。如描写邓弼：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仅仅十五字，一位英武绝俗的旷世奇才便浮现在读者面前，可谓深谙“画眼睛”的绝妙法门。宋濂在《白牛生传》中给自己画像只用了十个字：生躯干短小，细目而疏髯。而他那种和蔼可亲的儒士风度则已跃然纸上了。
2.能够撷取典型细节，恰到好处地点缀其间，于细微处见精神。在《太白丈人传》中，文中子与太白丈人相遇于山野中，在两人对话前，宋濂先对丈人做了一番细节描写：
弛担箕踞而坐，两手搔爬，眼视云汉，若四旁无一人者。写丈人“箕踞而坐”，显示了他对文中子这样的干进之士的傲视；“两手搔爬”既揭示了隐居生活的艰苦，又展示了隐士任性而为的魏晋风度；至于“眼视云汉”则暗示了丈人“富贵于我如浮云”的高洁志怀。就是这样三个小动作，太白丈人那种高风绝尘的精神面貌毕露无遗，足见作者笔力的深厚。在《亡友陈宅之墓铭》中，宋濂写自己拜访久别的好友陈宅之，“宅之大喜，屐齿殆将折”。这一细节与《晋书·谢安传》中折屐齿的情节有异曲同工之妙。《晋书》中写谢安折屐齿是为了讽刺谢安为显示“雅量”，故作姿态，矫情伪饰。而宋濂写折屐齿的细节是为了表现老朋友的惊喜之情，揭示出二人友谊的深厚。相同的细写，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不能不叫人叹为观止。
3.通过对比映衬的手法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在《李疑传》中，宋濂并不急于记叙李疑的感人事迹，而是宕开一笔，先对李疑所居之地金陵的世态人情作了一番详细的描述：
金陵之俗，以逆旅为利。旅至，授以室，仅可榻，俯以出入。晓钟动，起治他事，遇夜始归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贵钱数千，否必诋诮致讼。或疾病辄遣出，病危气息尚属，目睊睊未冥，即与弃之而夺其资。妇将产者，以为不祥，摈不舍，其少恩如此。
在这种薄情寡恩，唯利是图的风气中，能“出淤泥而不染”，实在是难能可贵，宋濂接下来才叙述李疑助人为乐的行为，就使人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李疑的人性，人情美。宋濂写杜环，也着意将他热心赡养老人的美德与弃母不顾的伯禽的劣迹对照描写，使人在善与恶、美与丑的鲜明对比中感受到杜环的高大形象，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弃恶扬善。
（二）宋濂的散传对自然景物的描写非常成功，不仅文辞优美，而且对人物形象起到了烘托的作用。
宋濂有“烟霞痼疾”，性爱游山玩水，往往乐而忘返。因此他深味山水田园之趣，见诸笔墨，也就能写出造化之神秀，可谓得“江山之助”不浅。如《抱瓮子传》中对隐士刘彬所居之地幽美景色的描绘：
予偿游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随地形高下为蔬圃约二十亩，凡可茹者，咸艺焉。傍列桃杏梨李诸树。时春气方殷，蔬苗怒长，满望皆翡翠色。树亦作红白花，缤纷间错，如张绵绣缎。心颇讶之曰：“是必有异！”因曳杖而降，冉冉至其处，气象幽爰，绝不闻鸡犬声。遥望草庐一区，隐约出竹阴间。
这段风景描写是按从上到下，从远到近的顺序展开的，因此景物虽多，但并不使人眼花缭乱。宋濂用优美的笔调绘出了一幅万紫千红的仲春图，不仅秀丽的景致令人陶醉，而且美好的自然环境烘托出了隐士人格的高洁。又如《竹溪逸民传》写陈洄月夜泛舟的一段：
所居近大溪，篁竹修修然生。当明月高照，水光潋滟，共月争清辉。逸民则腰佩箫，乘小舫，荡空明中，箫声挟秋气为豪，直入无际，宛转若龙鸣，深泓绝可听。
这是一段充满了诗情画意文字，与王维的山水诗画一意相通。修竹、明月、溪水、箫声共同构成一种清幽的意境，形成一种淘尽人间烟火的氛围，引发读者无限的遐思。修竹是虚心有节的，明月是洁白无暇的，溪水是清澈潺缓的，箫声是低沉婉转的，这一切似乎都已与隐士融为一体，是隐士人格的物化，因此，这段景物描写具有象征的功能。
（三）取材的小说化
1.在粗陈梗概的同时，穿插曲折有趣的小故事，使读者开心解闷，并从中揭示人物性格的某一侧面。如《胡长孺传》，宋濂泼墨如水，一连记叙了四个非常有趣的治狱小故事。这些故事至今已广为流传，现录其一如下：
吏言有奸事屡问弗伏者，长孺曰：“此易易尔。”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奸者讯之，辞愈坚。长孺佯谓令长曰：“颇闻国家有诏，盍迎之？”叱隶卒缚奸者东西楹，空县而出，庭无一人。奸者相谓曰：“事至此，死亦勿承，行将解矣。”语毕，吏唯而出，奸者惊咸叩头服罪。
这样审理案件，宛如顽童游戏，轻松有趣，令人捧腹，而胡长孺滑稽多智的性格特征也就活灵活现了。在《故中顺大夫北平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吴府启墓志铭》中，宋濂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民家有二女学浮屠法，扬言修然坐脱。无知氓竞奔凑之。府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府君谓其母曰：“吾闻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约以明日行火。”母亟来谢曰：“女幸生矣。”
这与西门豹治邺的典故神意相通，反映了吴府君破除宗教迷信的超人胆略。
2.在追求严谨的同时，常涂饰一些神异色彩，颇具传奇性。如写高僧李大猷的降生就充满奇情异彩。大猷的母亲“昼夜祷于观自在佛，夜梦一比丘尼乘白鹿抱婴儿授之曰：‘此福慧儿也，善视之。’既而有妊”，最后生下了他。又如在杨维桢的墓志铭中写诗人的降生：
当县君有妊，梦月中金钱坠怀，翼日而君生。
宋濂这样写并非宣扬迷信，而是为增添传主的神秘性，从而加强读者的兴趣。
四
由于宋濂卓越的艺术才能和优越的政治地位，他的文集在明代广为流传。他的传记文学对当时和后世的散传创作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
（一）促进了传记文学人物形象的平民化
宋濂以“传”为题的作品共62篇，其中以普通平民百姓为传主的计44篇，其余的都是以中下官吏为传主，而且主要还是县令县丞这样的芝麻官。在宋濂的笔下，有卖药的都市隐者，有开客栈的小业主，有卖笑的歌妓，也有“甑将生尘”的书生。对小人物的观注显示了宋濂自觉的民本思想和不自觉的民主思想。与那些“佩虎符，坐阜比”、“峨大冠，拖长绅”的达官显宦相比，平民百姓身上似乎具有更多的闪光之处，从他们身上，宋濂发现了自己苦苦追求的“善”的人生理想。“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野荠花”。继宋濂后，散传的作者开始把视点更多地投向小人物而远离了王侯之门。李梦阳笔下的商人梅山，袁中道笔下的关木匠，张岱笔下的艺人柳敬亭、医生鲁云谷等，都是平凡的市井细民。这当然与明朝中后期市民阶层的兴起有关，但一代文宗宋濂的示范作用岂能轻视？
（二）对传记文学的“生活流”倾向施加了积极的影响
与人物形象的平民化相适应，宋濂对日常生活作了生动的描写。在《闽二妇传》中，宋濂对贤母道真督促儿子念书的生活场面描写，尤为生动感人：
道真夜宿，火至四鼓，自起艺灯，呼儿诵书，坐其旁以俟。顷刻皆能暗记。黎明，命之出，送至齐门乃还。以宁爱书或忘食，道真拟匕喂之，任其恣观不掇。
宋濂对寻常小事的细致描写影响到后世的散传创作。归有光即以写日常琐事见长，如其《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尤其是《项脊轩志》中对大母形象的刻画，几乎与宋濂在《故叶夫人墓碣铭》中描写乌叶夫人形象的手法毫无二致，都是通过日常小事，平居对话来揭示祖母对孙儿的关心、慈爱和期望，朴实无华又真挚感人。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宋濂写下了极为辉煌的一页。
注释：
①见《明史·宋濂传》
②见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六
③见宋濂《欧阳文公文集序》
④见宋濂《生生堂记》
⑤见宋濂《周贤母传》
⑥见宋濂《王节妇汤氏传》
⑦见宋濂《赠传神陈德颜序》
⑧见《元史·揭傒斯传》
⑨见宋濂《李疑传》
⑩见宋濂《樗散杂言序》
(11)见宋濂《进元史表》
(12)见宋濂《会稽陈启墓志铭》
(13)见宋濂《题天台三节妇传后》
(14)见宋濂《题滑寿传后》
(15)见王祎《宋太史传》
(16)见《明史·宋濂传》
(17)见《元史·隐逸传》小序
(18)见宋濂《竹溪逸民传》
(19)见王祎《宋太史传》
(20)见宋濂《题李节妇传后》
(21)见宋濂《柳氏二节妇传》
(22)见《元史·列女传》序言
(23)见宋濂《孝子丘铎传》